1844年5月24日，是人类传播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画家出身的美国科学家莫尔斯（Samuel F.B. Morse）在首都华盛顿，当着众多名流的面，演示了自己发明的有线电报传输装置。当参观者到齐后，他在一只电键上按出一串嘀嘀嗒嗒的电码，等候在巴尔摩城的人把这串电码翻译出来，就变成这样一句话：“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What God hath wrought！）刹那间，围观人群一片欢呼。因为这是有史以来发出的第一份电报，从此人类的传播活动又揭开一页崭新的篇章。“电报一笔勾销了人类交流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之间的障碍，使信息从时空中脱离出来，远远超过了书写和印刷文字的传播能力。因为电子的速度并不是人类感官的延伸，而是完全脱离了人类的感官。它把我们带入一个同时性和瞬间性的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经历过的。”不仅如此，电报的问世也对人类社会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极而言之甚至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对此，加拿大传播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经论述道：当人生活在电子的环境中，他的本性改变了，他的私人属性融入了社团整体。他变成了一个“大众人”（Mass Man）。大众人是在电子速度下产生的一个现象，不是有形的量的现象。大众人最初是在无线电时代被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但是，随着电报的出现，它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悄悄诞生了。

吴伯凡先生说得好：“在人类发明电报之前，‘通信’问题基本上等同于交通问题。”比如，当时最快的传讯方式就是驿马快递，所谓“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烈火照狼山”“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等，都形象地再现了驿马快递的情景。而由于电报的出现，时空的距离被大幅度压缩，人们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与感知方式，随之发生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变化。

对于这一变化以及相应的一系列社会历史“转型”，美国著名的媒介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从其首创的媒介生态学角度做了富于哲理意味的阐述。在他看来，电报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而且更深层的意味还在于它彻底改变信息所负载的内容，从而最终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举例来说，与印刷术完全相反，“电报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于是，“久而久之，经电报描绘过的世界开始变得无法控制，甚至无法解释了。报纸上一行行有序而连贯的文字逐渐失去了帮助我们获得知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了解’事实开始有了新的意义，因为‘了解’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事实的言下之意、背景知识和与其他事实的关联。电报式话语不允许人们进行历史的回顾，也不鼓励深入的分析。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另外，电报生产了大量同一般人的生活毫无关系的信息，结果导致了所谓的“信息—行动比”的变化。在此之前，在口头文化与印刷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以及其他技术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活动能力的问题”。 W46DsTe0lKEDkPomIwsY+qZGyD7WqIW67CB7nlICvOlv41ajsMuRc5KhCzSpTp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