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概括,托夫勒将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归结为三次浪潮的洗礼。“第一次浪潮”是“农业文明”的浪潮,发生在10000年前,是人类从原始渔猎社会到农业社会的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转折,历时数千年;“第二次浪潮”是“工业文明”的浪潮,发生在300多年前,工业文明打破了古老的农耕社会结构,形成了人类历史的第二个转折点,工业文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达到顶峰;随后,一个新的文明浪潮席卷而来,“第三次浪潮”则是“信息文明”的浪潮,“建设新的信息领域,为工业文明的环境输入智慧的关键是电子计算机”,它向工业文明的法则发起冲击,引起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心理等各个领域的变化,从而开辟人类社会发展新的图景。
20世纪80年代,施拉姆曾提出过“最后7分钟”的理论。施拉姆认为,如果把人类漫长的进化历史设定为100万年,假定这100万年等于1天的24个小时,则1小时等于41666.67年,1分钟等于694.44年,1秒钟等于11.57年。如此算来,在这“一天”里:晚上9:33出现原始语言(大约10万年前);晚上11:00出现正式语言(大约4万年前);晚上11:53发明文字(约3500年前);午夜前46秒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15世纪40年代);午夜前5秒电视技术公开表演(1926年);午夜前3秒,电子计算机、晶体管、人造卫星陆续问世(1946~1957年)。据此,施拉姆感慨地说,这一天的前23个小时,在人类传播史上几乎全部是空白,一切重大的发展都集中在这一天的最后7分钟。
瑞士哲学家艾赫尔别格也曾表述过类似的想法,提出过“最后5米”的理论。他提出,人类60万年的进化史好比60公里的长跑,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祖先行走在黑暗的道路上,在布满荆棘的丛林中蹒跚求索。走到59公里的地方,出现了原始工具和史前洞穴壁画;走到58公里的地方,有了农业的景象;离终点还有200米,穿越的仍是古罗马的堡垒;离终点还有100米,目之所及还是中世纪的建筑;离终点还有50米,才遇见达·芬奇;离终点还有10米,人类日常生活还在使用油灯;但是在最后5米冲刺的时候,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高楼林立、汽车轰鸣、五光十色。
托夫勒当年曾提出过著名的“第800代人”假说——就人类最近的5万年历史而言,大约每62年是一个代际的更迭,那么地球上大概生活了800代人。在这800代人的历史过往中,前面650代人都是在史前的山洞里过活;第730代人开始使用文字,第794代人掌握了印刷术,第798代人发明了电动机。而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绝大部分的物品和技术,都是第800代以后的人们创造出来的。
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1706~1790年)曾说:“科学的迅速发展使我有时感到遗憾——我出生得太早了。我们无法想象人类驾驭大自然的能力在一百年、一千年以后,能达到怎样的高度。”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据媒体报道,1998年3月6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东厅举行的千年晚会上,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发表了题为“想象与变革:在下一个一千年中的科学”的演讲。霍金认为,在最近的200年中,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指数型的增长态势。照此发展下去,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如果把出版的书籍一本接一本地排列起来,需要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跑动,才能跟上队尾。
美国学者H.H.弗雷德里克曾做过这样的测算:如果以公元元年人类掌握的信息量为单位“1”的话,那么信息量的第一次倍增用了1500年;第二次倍增用了250年;第三次倍增用了150年;第四次倍增用了50年,这是进入20世纪以后发生的事情。在这以后,倍增的速度突然加快,到了20世纪50年代,只用了10年时间就实现了倍增;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倍增的周期缩短为5年;此后,倍增的周期缩短为5年至18个月。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速度,如果以5年为周期来计算的话,就意味着在未来不到70年的时间内,人类积累的信息量将达到现今信息量的700万倍。当信息量的爆发式增长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将因此发生改观;人类的社会结构和形态也随之变革,“信息社会”已经到来。
信息爆炸、信息技术加速度发展、社会结构变革,人类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在一次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有人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骑着一匹快马在街上飞驰,马蹄声声,一路狂奔,骑手不得不紧紧抓住缰绳,不敢有丝毫松懈;街边的路人问骑手,“你去哪儿?”骑手回答,“我不知道,问我的马吧”。这匹飞驰的马就是科技,包括信息技术。 在信息社会,人类迎来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和无限可能性,也面临着不确定性的风险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正如一个现代寓言故事所描述的那样,在一架飞越太平洋的飞机上,飞行员向乘客报告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另一个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正以每小时700英里的速度飞行,飞机上的一切装置正常运行;坏消息是我们迷路了。正如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所言:“这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形象,一个将自然完全变形或转换成人为技术的世界。它已经近在咫尺,我们的电子时代已经伸手可及这样的世界。诗人马拉梅认为,‘世界的存在终止于书中’。我们现在已经能够超越这一局限,可以将整个世界的场景迁移到电脑的储存器之中。”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信息社会”这个称谓经由两位美国学者的宣扬而影响到全世界。美国社会学家D.贝尔(1919~2011年)提出了著名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其著作《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以生产技术进步为核心,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大阶段。D.贝尔做了这样的分析:“在前工业社会里……占压倒多数劳动力从事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矿业在内的采集作业,生活主要是对自然的挑战……工业社会是生产商品的社会,生活是对加工的自然的挑战。在这个时代,技术化、合理化得到了推进……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社会。因此,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体力劳动或能源,而是信息。” 施拉姆认为:“我们正进入另一次信息革命。某些当代历史学家称它是一次‘信息革命’,另外的人称之为‘信息时代’。但越来越多的观察家正开始把变化的深广度看成是革命,把信息看成是工业化以后时代的主要的力量来源,正像土地、能源和机器是过去两次革命中的主要资源一样。” 施拉姆提出,这个信息时代的标志有三个:第一个是一种新传播技术的爆炸;第二个是信息生产的巨大增加;第三个是劳动力分配的重大变化。
一般认为,信息社会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在信息社会中,以高新科技为核心,信息或知识产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取代传统的制造业;信息生产和传播者日益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主体,取代传统的机械操作者;经济交往中的交易结算主要依靠信用来完成,取代传统经济生活中的现金;经济贸易的阈限扩展到全球,跨国贸易和全球经济融通成为常态。
很显然,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核心的社会资源,“信息就是力量,经济信息就是经济力量。信息具有经济价值,拥有储存和处理某种数据的能力,也意味着对别国的政治、技术上的优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