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初步揭示了人类进化的发展过程。

森林古猿生活在大约2300万年前到1800万年前的森林之中，被恩格斯称为“攀树的猿群”，是从猿到人的第一个阶段，其体质特征界于猿类与人类之间，跖骨尚未特化，既可向猿类的方向进化发展，也可向人类的方向进化发展。

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结合化石和周边的地层资料可以判定，腊玛古猿生活在1400万年前到800万年前，一般在森林的边缘或林间的空地活动，属于一种向着适于在开阔地带生活变化的古猿。同类的化石在中国云南省禄丰、开远遗址，以及土耳其安那托利亚地区、匈牙利路达吧尼亚山区也有发现。据科学家推断，腊玛古猿可以初步用两足直立行走。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腊玛古猿属于“正在形成中的人”。

到了直立猿人时期，最早距今大约300万年前到200万年前，出现了恩格斯所称的“完全形成了的人”，后来还包括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元谋猿人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的中国云南元谋一带，因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所以命名为“元谋直立人”。“元谋”一词，出自傣语，意为“骏马”。根据出土的两枚牙齿、石器、炭屑，以及其后发掘出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证明他们是能制造工具和使用火的原始人类。蓝田猿人生活在距今115万年前到70万年前的中国陕西蓝田一代，因发现地点在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故命名为“蓝田人”。“蓝田人”化石是一个30多岁女性的头骨，被认为是目前亚洲北部所发现的最古老的直立人。与化石同层，还出土了以三棱大尖状器为特色的石器，并发现了用火遗迹。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约70万年前至20万年前的中国北京周口店一代，先后发现了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还有大量的石器和石片。198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科学家研究认为，北京猿人会制作各种工具，以打制的方法制作石器；并通过使用工具狩猎和采集，学会了火的使用和管理，过着群居生活。

从猿到人的转变，意味着从动物传播向人类沟通的巨大转变。在语言产生之前，人类的祖先经历了漫长的原始传播时代，学者称之为“前语言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传递信息的方式与动物传播还没有本质区别，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声音吼叫等，都是最基本的手段。语言的产生，才是人类摆脱蛮荒走向文明的开端。

语言作为人类沟通历史进步的第一座里程碑，又是怎样出现的呢？关于这个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人类进化的历史何其漫长，现有的科学水平还无法还原人类进化史上的诸多细节。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人先贤就曾对人类语言的产生充满兴趣。被西方人尊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曾记述这样一个故事：

普撒美提科斯成为埃及人的国王的时候……把普通人的两个新生的婴儿在一生下时交给一个牧羊人，叫他把他们放在羊群当中哺育，哺育的办法是命令不许任何人在他们面前讲任何一句话……这样命令的目的，是要知道在婴儿的不清楚的牙牙学语的时期过去以后，他们第一次说出来的话是什么……一天当他打开他们屋里的门进去时，两个孩子都伸出双手向着他跑来，嘴里发出倍科斯……普撒美提科斯于是便亲自听到了他们说的这个词，并着手研究什么民族把什么东西称为倍科斯。结果他发现倍科斯在普里吉亚人那里是面包的意思……

显然，这种探究语言起源的方法太过冒失，但也足见古人对语言起源问题的极大兴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1900～2002年）将语言起源的问题比作“孩子是何时首次认出自己的母亲” ，以说明音声语言是转瞬即逝的，准确判定语言产生于何时，是十分困难的。

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1907～1987年）在其名著《传播学概论》中，列举了一些关于人类语言产生的理论猜测 ：

有些猜测引起了一些有独创和有趣的名称。例如“汪汪”理论，这个理论表明，言语是通过模仿自然的声音（如狗叫、雷鸣或波涛）形成的。再如“感叹”理论，这个理论试图说明讲话是由偶然地表现感情——疼痛的、高兴的、害怕的、满意的——所产生。有一整套理论是根据这样的假定形成的，即，言语之形成是与身体其他动作密切相关的。有位苏联学者推测，最初的言语声音仅仅是姿势的伴随物；在声音可以分离开来以后，它们保留了姿势的含义。

其他理论家提出了“唱歌”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言语是从原始的没有言语的用以传播感情和欢庆事件的歌中演变出来的。还有人提出“哟-海-嗬”理论，认为言语是用力使劲时发出的呼噜声演变出来的。还有“约克-约克”理论，认为言语是在刚好与特别重要或特别兴奋的事件有关的时候发出的偶然性声音演变出来的。例如，也许一个渐渐具有人的属性的动物在咬一只特别美味的蛤蜊时，像运用他身体其他部分一样运用他的发声系统，刚巧发出“约克”的声音，从此，在他的记忆中，“约克”就同蛤蜊或某种好吃的东西联系上了。

关于语言的诞生，有一派认为不管怎样它同工具的发展是相关的。对这种说法，很少有什么语言学家表示异议。原始的工具如用于切割或刮刨的锋利石片，可能早在一百万年前就存在了。当最初的猎人手里拿着工具时，他必然发现很难做出某些姿势，而这些姿势在有语言之前却是非语言传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他制作出矛或刀以后，他就可以去打猎。住在黑暗的洞穴里，晚上出去狩猎，他必然发现，声音信号非但不是他的主要活动所附带的，而且有可以取代视觉信号和姿势的许多的功能。因此，他学会了像运用双手一样熟练地运用发声机制。

……这些理论都认为，某些正在渐渐具有人的属性的动物已经开始把某些经验或行为相联系。这些声音选择了使它们与之联系的原来的经验中的一部分含义。

对人类语言进行溯源，其实就是对人类沟通进行溯源。目前，学界有一些公认的看法，即人类沟通与社会或者说语言与社会是同时出现的：“因为，归根结底，语言的需要来源于交流的需要，而交流的需要正是群体互助的需要。当人类还处在各行其是的状态中，当他们还是分散的个体时，语言就是多余的。只有当他们需要组成社会群体，以共同应付各种自然与社会问题的时候，才需要一种共通的媒介，这就是语言出现的现实基础。” 语言产生的背后，有一股强大的进步动力推动着人类掌握这种灵活有效的沟通手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最基本的创造性活动“劳动”是产生语言的根本动力。

早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就在《自然辩证法》中详尽地论述了“劳动”对人类进步的非凡意义。恩格斯提出：“只是由于劳动，由于总是要去适应新的动作，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经过更长的时间引起的骨骼的特殊发育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不断以新的方式应用于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以致像施魔法一样造就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 与此同时，语言从劳动中产生出来。“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 恩格斯认为，劳动在人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类社会及其以语言为核心的信息沟通系统，正是在这种不竭动力的催生下，日趋进步和完善。 Gsz7HHpvdlYkReu54rZyq9t7JM9FVPfHpmRQMPB8aflWCuiACHKo5I07NtRAIG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