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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看，短缺、过剩、滞胀这三个具有鲜明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现的。中国的这三个阶段是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出现的。这是中国经济不同于其他经济体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三个阶段的出现既有先后顺序，又交织在一起，则是中国经济不同于其他经济体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如果说改革初期主要面临的是第一类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同时面临前两类问题，以第一类问题为主，现在则同时面临上述三方面问题，以第二类问题为主。
生产效率低下、物资普遍短缺和民众生活贫困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本短缺、市场要素不完善，无法凭借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来发展经济特别是工业，无奈之下，中国选择了在宏观上控制各种要素和产品价格，在中观上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在微观上限制经营主体“人、财、物”和“产、供、销”的自主权的举措，在短期内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令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成就。然而，要素和产品价格扭曲造成生产效率低下，人均农产品和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幅度甚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并未缩小。1978年，中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43.4元、133.6元，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67.7%，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320斤、棉花2.25斤、油料5.45斤，肉、奶及水产品等农产品供给也远不足以满足居民需求。由于工业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生活资料相当匮乏，城镇居民凭票购买基本消费品，农村居民连政府配给都没有，供给保障程度更低。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短缺问题，中国从减少政府管制、向集体经济组织和企业赋权与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入手，采取了一系列激励经济主体积极性的举措，将被计划体制压抑的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出来，将企业的创新活力激发出来，资源配置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1）发挥劳动者积极性。改革开放前，绝大多数劳动者作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员，只有按照指令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而没有选择职业的权利，更没有配置资源的权利。改革初期，为了充分发挥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农业以家庭经营取代了集体经营、工业划小了核算单位。这些着眼于激励更多人的积极性的政策，释放了被计划经济体制压抑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我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是改革前的2倍以上，这主要是改革的贡献。例如林毅夫的研究表明，1978～1984年农作物总产值增加了42.23%，其中将近一半（46.89%）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
（2）细化劳动分工。随着劳动分工越来越细，机械的通用性变弱了，专用性变强了。过去的工人大多使用通用性很强的机械加工各种各样的零件，现在的工人大多使用专用性很强的机械生产特定的零件。生产的效率和精准性大多依赖于电脑编程，而不是个人常年积累起来的经验。
与这种趋势相对应的是，生产单个产品的企业越来越多，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的空间集聚效应越来越显著，专门生产一种产品或一类产品的工业园区越来越多。细化劳动分工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提高劳动效率的主要途径。
表1-1 改革开放前后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率及恩格尔系数变化
（3）促进市场竞争。以价格的双轨制、发展民营经济与改革国有企业相结合等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发挥了价格机制的作用，调动了民间资本的活力，避免了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在转型期的崩溃及其带来的后果。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的适时提出，进一步调动和激发了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活力。
（4）放松政府管制。为了放松自上而下的政府管制，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我国实行了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责关系的分税制改革，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最重要的改革是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政府管制。先是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取消了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管制，给予农民在农村发展乡镇工业的权利；后来又放松了户籍管制，允许农民离土又离乡，赋予农民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权利。我国劳动力由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的转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
我国采用的不断深化的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使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由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依次进入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38430亿美元。中国经济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为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有力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均高达13%，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7亿人，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由97.5%降至7.2%
，居民消费结构逐渐升级，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了37.1个和26.9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居民收入迅速提高，购买力和消费欲被逐步释放。解决了温饱的国民感觉到了选择商品的快乐，开始购买时装、珠宝首饰、新潮家具和各种新式的生活用品，彰显自己的个性，追求消费的质量和生活的乐趣。
进入21世纪，居民消费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看电视剧、小区跳舞、公园练操等娱乐方式已满足不了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健身房、游泳馆、台球厅、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受到人们的喜爱。去全国各地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出境游也逐渐升温。
随着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出现的多层次、多维度和多样性的变化，“绿色消费”“健康消费”“个性消费”逐渐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网购、团购成为引领新潮流的消费模式，无公害蔬菜、绿色有机食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个性化定制、自定义改造的消费模式日渐兴起。
基本需求解决以后，有效需求不足及其衍生的经济问题逐渐凸显。一是有效需求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用于储蓄的比例越来越大。储蓄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5.6%持续上升至2005年的75.88%和2014年的76.31%。这是近年来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的来源之一。高储蓄率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阻碍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二是产能过剩。例如，2015年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率为67%，玉米等农产品出现产量大、库存大、进口多的问题。三是供需脱节。一些企业的生产缺乏严密的监管，无法保障产品质量的稳定性，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被消费者认同，以致出现了中国消费者去国外抢购马桶盖、电饭煲、奶粉等事件。
针对结构失调、产能过剩的问题，我国采取了两类措施，一是推进市场化改革，二是从增加公共支出入手刺激有效需求。
（1）增加公共项目支出。为了发挥公共项目的乘数效应，撬动个人、企业的投资需求，2006～2015年，中国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由低于收入3.4个百分点转换为高于收入4.8个百分点。2008～2010年，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面投资4万亿元。高铁“四纵四横”网络、高速公路网络和机场网络的形成对刺激投资和消费的作用已经开始显现，并将继续显现出来。毋庸讳言，个别国有企业用这部分资金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竞标，拉动地价上涨进而房价上涨，导致房地产市场过热，造成了负面影响。
图1-1 1978～2014年中国居民储蓄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2）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国家以试点的经验为基础于2006年在全国推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具体包括低收入人群保障制度、农民养老制度、城乡养老保险并轨制度、大病统筹制度等，规范和完善了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制度，降低城乡居民的风险预期，激发他们的投资需求和边际消费倾向。
（3）扩大落后地区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鉴于落后地区投资和消费的边际需求更大的事实，国家采取了下列政策举措：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调整累进税税收标准、取消农业税、加大农业补贴力度特别是对贫困区域和贫困人群的扶持力度，将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和消费需求激发出来。
（4）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公益林生态补偿等生态工程，一方面推进森林、草原的生态修复和大江大河的生态治理，另一方面为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农牧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进而激发他们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中国采取的扩大有效需求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贡献率达30%以上。二是投资规模大幅提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2000年的3.29万亿元增加至2010年的25.17万亿元，增加了近7倍，占同期GDP的比重由32.99%提高到61.55%。201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1.20万亿元，相当于同期GDP的80%。中国的股市、债券市场规模迅速扩张。2015年，中国债券市场规模近40万亿元，是2007年（12.6万亿元）的3.2倍。股市、债券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张，丰富了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增强了企业的投资需求。三是居民消费水平快速提升。2000～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分别在4998元、1670元的基础上增加了2.33倍、3.54倍。同期，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由0.5辆增加至21.5辆，增加了42倍。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洗衣机、电冰箱、移动电话、计算机等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均有显著增加。例如，2000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洗衣机、计算机拥有量分别为28.6台、0.5台，2012年分别增加到了67.2台、21.4台，分别增加了1.35倍、41.8倍。四是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2000年的24.8平方米增加至2012年的37.1平方米，增长了近50%。
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供给效率、释放有效需求、消除部分产能和部分产品的过剩问题。前者如农产品，后者如钢铁产能过剩、房地产过剩。但是，现实中也出现了滞胀的苗头。所以，消除潜在的滞胀风险，也是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是增长趋缓。自2012年始，中国经济增速跌至8%以下，2015年进一步跌至6.7%。据分析，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疲弱，政策放松的空间受到房地产价格、通货膨胀和众多体制性因素的制约，发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经济政策空间较小，经济增速7%将成为常态（刘世锦，2014）。
二是产能过剩。《中国企业家》于2015年11月底的调查显示，中国企业的设备平均利用率为67.8%，其中制造业企业的设备平均利用率为66.6%，比2014年的设备平均利用率下降了4.4个百分点。
三是就业困难。一是工资快速增长引起机械对劳动替代造成的就业困难；二是大学生高不成低不就造成的就业困难；三是依赖长辈或政府福利引发的就业意愿下降。
四是价格上涨。工资刚性和物价刚性引发了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比如油价，国际价格上涨时紧紧跟上，国际价格下跌时却找出种种理由不降；房价顶着国家逆调节政策不降反升；蔬菜、肉类等产品价格易涨不易落。此外，还有政策向资源富集地区让利引起的价格上涨，粮价只涨不降的政策引发的农产品价格上涨。
为了化解滞胀风险，中国正在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主要措施有三条。
（1）减少和改善政府干预。一是缩小干预范围。放宽对以企业为主的创新主体的管制，简化或减少行政审批手续，下放审批权限等。凡是政府能做，企业和社会组织也能做的事情，交给企业和社会组织去做，政府只负责公共品供给，比如政府只管公共领域的土地征用。二是提高干预的有效性，即通过专家咨询制度和公民听证制度来提高干预的准确性。三是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即通过竞标制度和公示制度来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
（2）减税。为了刺激企业和个人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国家以部分地区部分行业试点为基础于2016年5月1日开始在所有行业实行“营改增”的减税政策。“营改增”的实质是消除重复征税，进而降低企业税负。在2012～2015年的试点期间，“营改增”累计实现减免税收6400多亿元。此外，国家还对托儿所、幼儿园、养老机构提供的保育、教育、养老等服务，金融机构提供的农户小额贷款、国家助学贷款等服务实行免税。
（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一是通过劳动力就业培训、素质教育、职业教育等措施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二是培育劳动力和技术要素等市场，促进人力资本的竞争；三是改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的环境，使所有有创新意愿的人都有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2016年第一季度经济发展好于预期。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消除滞胀的措施才刚刚实施，现在还不是评价它们效果的时候。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滞胀，改革的重点仍应该放在刺激有效需求方面，使中国能够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中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翻一番和翻两番，才能真正成为发达经济体，成为发达经济体中的佼佼者。当然，无论是翻一番还是翻两番，都不是GDP翻一番和翻两番，而是GNP翻一番和翻两番。所以，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分析必须立足于全球，而不能仅仅立足于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