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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关于生活必需品的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概括是对人类社会处于短缺状态的最为简略的勾勒。从人类的消费水平看，自亚当·斯密开创经济学理论至20世纪初，人类社会尚处在物资短缺时期。这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增加供给以满足市场需求。由于物资处于短缺状态，供给不足是常态，经济主体生产的产品基本都能被市场接受，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增加供给。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弗朗索瓦·魁奈等都把如何弥补供给不足作为经济学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并提出了经济理性人、分工理论、竞争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等相关经济理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实际上是在物资短缺时代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社会供给的理论。让·巴蒂斯特·萨伊的萨伊定律更是对短缺时代经济现象的诠释。
简言之，短缺时代的经济学研究围绕着增加产品供给、提高供给效率这个主题展开，学者们从增加供给的角度出发，运用他们提出的理性论、分工论、竞争论来阐述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来源。
所谓理性（Rationality）是指人能在特定的外部边界条件下，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经验和信息，找到与收入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相对应的边际最优解。
按照理性的定义，改善边际最优解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改善外部边界条件，二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经济改革和制度、组织、技术创新是从改善外部边界条件入手，使人的理性得到更为充分的释放；教育和培训则是从增加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信息入手，使人的理性得到更为充分的释放。
理性论认为，生产（供给）者和消费（需求）者具有自利性，他们以追求收入或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将生产可能性尽可能地发挥出来，并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这种追求收入或效用最大化的自利性，会使生产处于最充分的状态，会使消费处于最合理的状态。理性论的提出为短缺时代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解释，并经受了历史检验，成为绝大多数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前提和假设。出于追求收入（或利润、效用）最大化的自利性，劳动力会根据工资价格高低增减劳动力供给量和调整劳动力供给方向，企业会根据产品价格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比较，调整各种要素的投入量和产品的数量，从而实现包括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达到供给最大化。所以，经济主体的理性是实现社会供给最大化目标的动力和来源。
让尽可能多的人凭借理性做选择，是让他们的理性充分发挥的基本手段。历史上的原始公社解体、当今中国的农业分户经营、企业划小核算单位，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更充分地按照他们的理性做事，这也是这些做法都能取得实效的重要原因。
分工（Division of Labour）是指劳动者都从事特定的工作，以提高熟练程度，减少作业转换的时间损耗，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供给水平。分工包括基于行业分工的工作专业化（农业由种植养殖一体到种植养殖分工，种植业由各种作物一体到各种作物分工，养殖业从各种养殖一体到各种养殖分工）、基于作业分工的工序专业化（由每个人承担所有作业环节到各个环节分工）和基于地区分工的区域专业化（由各地区都混种到水稻带、小麦带、玉米带的形成）三个方面。劳动者之间的交换会随着分工程度的提高而增多。因此，要从完善市场体系、交通体系等方面入手，尽可能地降低由分工衍生出来的交易费用，以提高分工的有效性。
斯密认为，增加财富的条件和途径主要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劳动力人数两种，并按照提高劳动效率是增加产品供给的基本举措、劳动分工是提高劳动效率的基本举措的逻辑，提出了专业化最为有效的分工论。他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个人完成所有的制针工序，一天做不了几根针；如果几个人合作分工，就会因工序转换时间的减少、特定技能熟练程度的提高和有利于技术改进三个方面提高劳动效率，平均每天可以做几千根针，产出和供给就大大增多了。分工的根本原因是人们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自利倾向，劳动者的生产技能越单一，社会上需要进行的劳动交换就越多，以至于交换成为一些劳动者的专门技能。这样的分工显然会促进总供给的增加和财富的积累。为了降低流通费用，斯密提倡发展陆运和水运，以充分借助自然力的作用。在斯密专业化思想的基础上，李嘉图根据比较成本学说提出了国际分工论。所谓国际分工论就是各国都应按照“有利取重”“不利取轻”的原则生产那些相对成本较低的商品，通过贸易用本国生产的商品换取本国需要而由他国生产的商品，就都可以从中获得好处。比较成本学说的经济实质是，各地区都生产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并进行交换，就都可以以较少的劳动量交换到自己需投入更多劳动量方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就都获得了更多的使用价值。
简言之，分工论的完整含义是，劳动者、企业和国家进行职业分工、工序分工和地区分工，完善契约制度和构建能最有效地借助自然力的交通运输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增加总供给和促进社会财富增长。这些观点也是我们现在倡导农民职业化、作业专业化、贸易国际化和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作用的理论依据。
竞争（Competition）是指参与竞争的个人或群体按照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规则争夺有限的机会或市场份额，实现个人和群体利益的最大化，从而达到经济增长的最有效和社会总供给的最大化。经济竞争是社会竞争而不是自然竞争，政府没有能力化解机会的稀缺，但有能力保障争取机会的公平，这是我们强调公平竞争的主要理由。
竞争作用的发挥同样需要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地方政府可以从改善公共设施入手为辖区内所有企业提供支持，但不能采取扶持辖区内特定企业的举措。企业不能以降低产品内在质量和成本外部化等方式破坏公平竞争的规则，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所以，颁布产品内在质量和环境的标准、严格查处企业破坏公平竞争规则的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是各级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
竞争论认为，竞争是最好的激励机制。它的基本逻辑是，用内生的员工竞争、企业竞争、集群竞争挖掘市场主体的潜力和积极性，能最有效地提高供给效率和增加供给。（1）员工竞争。企业可以通过奖罚和优胜劣汰来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形成企业竞争优势。（2）企业竞争。外部压力会激励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获得内部规模经济效益，降低分摊到产品中的引进技术、财务管理、风险承担、研发等成本，形成竞争优势。（3）集群竞争。大企业大多以形成内部规模经济效益的方式提升竞争力，广大中小型企业主要以空间集聚形成并分享外部规模经济效益的方式提升竞争力。不同的企业集群之间的竞争拓宽了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途径，这种新的竞争方式同样有助于提高供给的效率。
短缺时期的主流经济学认为，供给最大化是借助于人的自利性、劳动者分工、劳动者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实现的。政府的职责是制定规则（法律法规），并惩治违规和违法者，确保所有人都按规则行事，所以用“守夜人”来比喻政府的职能是非常贴切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短缺时期的产品供大于求是短暂的现象，没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研究。然而，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品供给的增加，人类社会进入到生活资料相对丰富的阶段，以供过于求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呈现出发生的频率加快、过剩的程度加深、覆盖的范围加大的趋势。到了20世纪30年代，供过于求成为常态，产品滞销、工厂倒闭等现象层出不穷，芝加哥、底特律等大城市里的工人失业率高达80%。由于旨在解决短缺问题的经济理论无法应对全球性的“大萧条”，客观上需要经济学家进行理论创新。在这一轮理论创新中最为成功的是凯恩斯。
凯恩斯认为，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举措是增加有效需求。他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刺激有效需求的基础上。凯恩斯认为，在产品丰裕的社会中，总产出和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有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增长。“大萧条”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由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货币流动性偏好三个基本因素造成的。其中，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是指增加投资的收益增量越过最初递增阶段后的递减，会削弱企业家的投资兴趣，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指居民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造成消费需求不足。货币流动性偏好是指人们保存一定数量货币的愿望。货币同其他资产相比在使用上具有灵活性，因此人们都喜欢在手边保持一定数量的货币。银行利率越低，人们手边持有的货币就越多，造成资金供给不足；银行提高利率有助于吸纳这部分货币，但利率提高会造成企业家贷款意愿下降，同样会造成投资需求下降。
凯恩斯按照总需求决定总供给的假说，提出了增加有效需求的对策：增加公共支出，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调节收入分配，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增加消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降低货币流动性偏好，进而增加消费。凯恩斯认为，做这些事情都离不开政府。
为了刺激投资需求，政府需要增加对公共品的支出。公共品不仅不具有排他性的特征，还具有乘数效应的特征。虽然政府的公共品投资改变不了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但它可以影响投资效率的变化，从而刺激投资需求。由于公共品有可能刺激所有企业的投资需求，所以它具有乘数效应。
为了阐释投资变化与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凯恩斯提出了投资乘数公式： K =1/（1- r ）。在公式中， K 为投资乘数， r 为边际消费倾向。该公式的含义是：在特定的边际消费倾向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增量将是投资增量的 K 倍。只有边际消费倾向为零时，投资增量的乘数为1。凯恩斯根据政府投资的增加会引起国民收入成倍增长的“乘数原理”，论证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凯恩斯还主张以温和的通货膨胀提高物价和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就业和工资总额，促进消费，扩大有效需求。此外，凯恩斯还基于各种资本品的边际效率的变化范围要远远大于利率的变动范围的分析，阐释了国家担负起直接投资责任的合理性
。
从乘数公式可以看出，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越大。凯恩斯提出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建议如下。第一，调节收入分配。由于富裕的人新增的收入很少用于消费，而贫困的人新增的收入大部分会用于消费，他主张用累进税和遗产税等工具来缩小收入分配不均的幅度，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第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凯恩斯主张建立各种社会保险与救济制度，消除个人为应对各种意外而不敢消费的现象，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第三，减少收入的波动性。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长期收入的前景来选择他们的消费水平的。长期收入前景是指个人在好的或坏的年景下平均得到的收入。所以，减少收入的波动性也会提高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
为刺激经济复苏，凯恩斯提出了反周期政策，具体措施如下。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是增加政府购买水平，提高失业补助和救济金，增加总需求；二是减税，给公众多留一些可支配收入，增加总需求。在货币政策方面，一是在公开市场买进政府债券，将货币投放市场，借助商业银行的货币乘数作用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使利率下降，以刺激投资，增加总需求；二是降低贴现率，鼓励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增加借款，向公众和企业增加贷款，使货币供应增加，利率下降，刺激投资，增加总需求；三是降低银行法定准备金率，增加货币供应，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增加总需求。
IS-LM模型与菲利普斯曲线是凯恩斯主义者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工具。IS-LM模型与菲利普斯曲线很好地说明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即高通货膨胀率能降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导致失业率上升。其原因是，货币市场将通过利率影响产品市场上的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而产品市场决定的国民收入通过货币市场的供需影响利率。也就是说，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同时收入与利率在相互作用中确定。例如，实施增加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购买的增加会增加总需求，从而刺激私人部门投资，促进经济复苏。这样，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再如，实施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供给的增加会使利率下降，而利率的下降会使私人部门增加投资，这样，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增加总需求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这是他们提出反周期调节的理论依据。
20世纪70年代，滞胀成为一种经济常态。这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如何解决滞胀问题，成为经济学家的新任务。
滞胀（stagflation）是指经济停滞（stagnation）、失业和通货膨胀（inflation）同时出现的现象。通俗地说就是物价上升和经济停滞并存。滞胀这个词是由英国政治人物伊安·麦克劳德（Iain Macleod）在1965年的国会演说中提出的，并将其定义为失业率与通胀率之和。经济学家通常认为，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是不可能并存的。凯恩斯的解释是，在资源尚未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扩大总需求能增加就业且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在资源已经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的过度需求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此时就业是充分的，即有失业时无通货膨胀，有通货膨胀时无失业。过度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上型的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事实。
（1）财政支出结构变化。政府的财政支出最初主要用于具有乘数效应的公共项目。在建立福利国家的思潮的影响下，政府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各种福利开支。增加福利支出能稳定总需求，但福利支出不像公共项目那样具有乘数效应，它只是弥补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使失业者不急于找工作，使经济萧条时期物价不下跌，使居民提高了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政府提供的福利越多，居民的就业意愿就越低；政府增加福利是以增加税收收入为前提的，而征税越多，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就越低。由于福利范围的扩大和福利水平的提高既加剧了通货膨胀又弱化了就业意愿，这是形成滞胀的原因之一。
（2）工会和大公司垄断。工会和大公司是社会中的两大垄断力量。其中，工会控制着劳动力的价格，大公司控制着商品的价格，这种控制造成工资易升不易降的工资刚性和物价易涨不易跌的价格刚性。势均力敌的两大力量在劳资谈判中都会强调对方价格上涨而要求提高自己的价格，从而造成工资和物价螺旋上升。工资率上升的刚性越强，公司雇用劳动力的积极性越低，由此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同理，大公司凭借垄断提高物价水平会对通货膨胀施加影响。这是形成滞胀的第二个原因。
（3）能源和农产品短缺。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农产品供应短缺和价格暴涨推动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没有促进生产发展、促进就业，反而使一些与石油、农产品相关的生产部门成本上升过快而造成产品销量下降、生产萎缩、失业增加，出现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并发症，这是形成滞胀的第三个原因。
国家过度干预经济，束缚了经济活力，是滞胀的根本原因。在这方面政府可采用的措施是：减少政府干预，减轻税负、缩减福利开支。政府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方面可采用的措施是：稳定货币供应量、削弱工会和大公司对工资刚性和物价刚性的垄断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稳定货币供应量和减少政府干预。
（1）稳定货币供给量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即使利率过高触发经济危机，也不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如果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可以抑制通货膨胀。
（2）能源和农业政策。限制石油消费，开发新能源，保证能源供给的稳定性；推进绿色革命，保障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制止因石油和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加剧的通货膨胀。
（3）福利支出政策。对低工资收入家庭实行有差别的收入津贴政策；把福利支出与技术教育、劳动力再训练结合起来。
（4）收入政策。一是政府、企业和工会三方自愿协商工资的增长界限；二是实行硬性管制，直到冻结收入；三是在工资增长界限内，用减免所得税来奖励企业和个人超过界限的加税。
（5）人力政策。一是劳动力再训练，解决不同工种互相替代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或失业人员，训练他们学得一门专长，以满足企业的需要。二是帮助劳动力迁移，把劳动力从多余地区迁到短缺地区，解决劳动力流动问题。三是对那些不愿到艰苦地区的劳动力提供帮助或优惠的经济政治政策，激励他们去边际产出更高的区域（如美国西部大开发），增加供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