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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队 宗晓垠
内容提要 仰山作为徽州休宁县一座并不知名的山峰，在明代以前几乎没有多少佛教史迹可寻。明朝建立以后，特别是进入明中期，在地方社会的努力下，包括在文献上嫁接江西仰山相关佛教史实而成《仰山乘》、地方僧俗对于仰山佛教景观的营造等，仰山逐渐发展成为一座具有相当区域影响力的佛教名山，并成为明代徽州区域佛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可见地方社会对于区域佛教名山形成的影响。与此同时，仰山佛教名山的形成也构成了明代徽州地方“区域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窥见佛教中国化、区域化及传统中国区域化的些许问题。
关键词 仰山 佛教名山 区域佛教系统 区域化
名山信仰不仅是中国佛教克服“边地情结”的努力，更符合中国文化优越感的“中心梦”。
基于区域社会的相应心理需要，历史时期各类名山信仰在各地曾不断被加以营造，并因此成为历史时期中国各地“区域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由于各地社会环境的差异，佛教名山在各地的形成过程亦千差万别，有的是顺势而生，有的是逆时而动，其中之复杂性与多样性亦正体现出历史时期佛教“中国化”、“区域化”及中国自身“区域化”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徽州为例，自南宋以降，其不断被塑造为理学重地，至明代以理学治国，更是成为士子们心目中的理学圣地，佛、道二教不但难以入流，甚至为徽州主流社会所摈弃。然而，历史终究是多面的，即便是在理学大行其道的徽州，作为中国化最为成功的外来宗教——佛教也成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明代仰山佛教的兴起便是较为典型的案例。而从记载明代徽州仰山佛教的主要文献《仰山乘》我们不难看出地方社会在营造仰山这一佛教神圣空间过程中的努力。
仰山，又名莲花山，位于休宁县境东南。《读史方舆纪要》载，其位于“县东南五十七里，穷源深谷间，一径萦纡，陟而复降。其中平衍，群山环拱，状若莲花，亦曰莲花山”。
现可考最早有关仰山的文献记录为明弘治时所修的《徽州府志》和《休宁志》，其后徽州府与休宁县所纂修的地方志、清代所修地理总志之中对仰山皆有文字记载。
寺志作为以某地或某山、某寺为范围的佛教史籍，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中国佛教寺院山林修志，肇始于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后经隋唐、两宋时期的发展，至明代时已逐渐定型、成熟。现存的寺志，大多作于明、清两代。同前代相比，明代佛教方志著述数量多，目前保存下来的有80余部。其不仅改编了传统方志体例，提出不少有关史学撰述的真知灼见，在结构布局、撰述意识等方面也逐渐规范成熟。方志编撰者在前人基础上，结合修志实践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也为清代佛教方志的繁盛提供了理论基础。
对于仰山史迹记载较为系统的史料为《仰山乘》。《仰山乘》五卷修撰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编修者为休宁人程文举。
关于佛教方志的修撰动机，加拿大学者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一书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明代佛教与士绅的关系，认为“士绅作为社会精英他们通过动员地方境域中的文化和社会，以及经济和政治的资源来支撑其统治地位”，并设立“士绅—捐赠—寺院—权力”的结构。因此，卜正民认为地方士绅撰述佛教方志是“最有声望的、耗资最巨的文学捐赠行为”，以此“建立地方事件和成就的记录”。
而曹刚华通过爬梳文献，对明代各佛教方志撰述目的进行定性考察，对卜的观点进行了商榷。他认为“明代地方官宦、文人居士撰述佛教方志的动机较多元化，既有弘扬佛法，能仁义好施之心，也有表彰山林、教化风气、展示个人史学兴趣之意”，晚明士绅社会的形成与佛教方志之间的联系是“多种因素相互交融的结果”。
至于《仰山乘》，其序文之中也记载了此书的编撰缘由，万历三十九年，休宁士绅程文举、程光先游赏此山，留恋一月有余，深爱此山灵秀，“祖师有法，道场有灵，诚四姓之宝所也”。但“两人方问僧尼，山志且未逮”，于是程文举深憾仰山无志书记载，便同仰山石公（按：即仰山寺僧释文石）共同合作编辑《仰山乘》，其目的正是“居士身能仁也，弘法施心作不朽业”。
在体例上，《仰山乘》五卷多采用传统方志撰述的方法，在内容结构的编排上，主要为序、图、志、传、语录、诗文。其卷一分为祖像、缘起、山图、山志、殿宇、圣像、帧子、经幡、土产、田赋、高僧、建制、檀施、感应十四节，记载了仰山的历史、地理与寺院的发展情况；卷二为仰山历代高僧语录；卷三、卷四分别列为文部和诗部，辑录了各地士人官员、文人墨客游仰山时所做的艺文诗词；卷五为附录，收录当时仰山寺所存的部分佛教文书。
然而在内容上，《仰山乘》则只是“半真半伪”之书，其部分文句、段落和篇章中所描述的仰山实则是江西袁州宜春县之仰山。关于江西袁州之仰山，《太平寰宇记》有记，仰山“周回连延一千里，高耸万仞。夏有云气覆其岭上，雨即立降；冬若微阴，即停积雪。峻险不可登陟，但可仰观，以此名焉”。
《大清一统志·袁州府》记载，仰山“在宜春县南八十里，周数百里，高耸万仞，府之镇也。其最胜者曰集云峰。山中石径萦回，飞瀑湍驶，夐异人境。山下有唐郑谷读书处。又小仰山，在县南三十里。一名水晶山。晋邓表修炼于此。又名邓表峰”。
仰山“山下有寺，曰太平兴国禅寺，及二神庙，旧传二神捐地与小释迦结庵于此”。
康熙《袁州府志》中辑录有《仰山事实》部分文字：仰山为府巨镇，其神最灵，传所谓名山大川，能出云雨，以利一方者欤。自唐迄今，祠祀千余年，观昌黎诸名贤祝文可知也。宋有孚惠实录，今稍存其事，以备考览。
从《仰山事实》与府志中所收录艺文来看，如韩愈这样“抵斥异教、风节凛然”之人，也不得不在任职袁州时诣仰山“致敬于神，荐劳祈报”。“唐会昌初建祠于仰山之阳，宋加王封，元丰二年赐额，为孚惠，豫章黄庭坚书，元重修。袁人事二神至谨，祷无不应。本朝封大仰山之神，每岁春秋二仲月，府官择日诣庙致祭。”
仰山之灵及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袁州仰山从晚唐开始也逐渐发展为佛教圣山。晚唐至五代，慧能禅宗经青原、南岳两系进一步分化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家。其中沩仰宗是五家之中最早建立的一个宗派，开创者为沩山灵祐及其弟子仰山慧寂，多流传于湖南、江西，袁州仰山便是其道场之一。由于门庭宗风孤峻，沩仰宗入宋之后不再流传，是五家禅之中创立最早、也最早衰亡的一个宗派。
以上可见，袁州之仰山不仅同徽州休宁之仰山同名，二者也具备相似的文化特质。对于休宁仰山而言，除了旧传萧梁时宝志公至此开山外，隋唐至两宋之间的一段历史皆湮没无闻。在旧史难考而又欲编修新志的境况下，袁州仰山则为休宁仰山的山志编修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于是，程文举在编撰《仰山乘》时，将部分袁州仰山的事迹和材料加以利用，嫁接入休宁仰山的历史之中，如《仰山乘》卷一“祖像”“缘起”之中将慧寂禅师撰为仰山寺的祖师之一，并引用了唐乾符年间慧寂禅师至袁州仰山开山的事迹，卷二中也辑录有大量慧寂禅师的法语。这样操作，不仅充实了《仰山乘》的内容，而且使仰山于开山传说之后的历史在文献上得到较好的“延续”，一座佛教名山的发展历程因此在文本之中得到了完整的展示。当然，这一结论尚属臆度，亦需材料进一步佐证。
相传仰山于萧梁天鉴年间由名僧宝志公开山弘法，弘治《徽州府志》记载仰山“有宝公祠在焉，水旱祷之皆应”。
然而从现存文献来看，明代以前仰山佛教的相关记录已鲜有遗存，在明万历年间，仰山佛教的起源状况只存于休宁民间记忆之中：“仰山所自名来余相传于耆，旧曰仰山乃高僧之名，所崇之神则宝志公也。”
至元末兵燹，仰山佛教再次受到破坏，“复为荒莽，樵者蹂为乌薪之窟……俗人主其香火”，而后又有“堪舆家睥睨其地，故豪右谋为窀穸”，仰山之地多被地方豪右建为墓地。
明代建立后，仰山地区的佛教也开始走向复兴。明太祖时期仰山建有灵谷寺，“然人迹不通，不能居人，徒有空祠耳”。
此后为了重建仰山寺庙，地方士绅于隆庆三年（1569）延请僧人守静暄公主持仰山佛寺事务。此后暄公及其性玉、性觉二徒便合地方之力，沐风栉雨，披荆斩棘，精进佛法，在不懈努力之下逐渐完成仰山寺的重建。仰山寺“为之不十余年，撤旧鼎新，遂成一大道场，如天降地涌，四境之内，人人知有三宝矣”。
万历三十七年，仰山寺受朝廷赐额为真觉禅寺，守静暄公退院后所居龙山庵也受赐额为龙山禅寺。在此期间，又多有受皇帝和太后的赏赐。《仰山乘》中具体记载：
至隆庆三年，山麓吴、毕、程三旧姓聚而议请守静暄公主其庵，庶可息谋者之妄。寻闻曾有雷火所警，于是暄公偕二徒性玉性觉至。仅有破殿朽柱如拱、铁钟一口，是正统九年典史杨谦铸。庭宇堂庑皆苦竹荆艾所芜据，曩成化年前，有宝公祠、观音殿、钟楼、寝室遭回禄，后悉属于乌有。先生兹唯有覆苫圮壁，朽故劫灰耳，是以暄公师徒伐石辟土，诛茆剪棘，构小楼四楹，栖禅为堂，四楹奉佛。然暄公居山魈石怪狐窟鬼燐之区，昼则力役作务，夜则跏趺持诵。一夕有山君绕身而吼，暄公与二徒诵佛持咒不缀，兽亦心善，掉尾而去。师徒在山，木食草衣，卧莘枕石者十五年，则四方祷旱求嗣者往往，孚信络绎，朝香请烛，无不感应，以故仰山之灵益聆响矣。万历十二年，暄公老矣，捉杖下山觉疲焉，遂以仰山属于玉觉二师，而自退主龙山庵，不慧尝作《退院记》镌石矣。二师守暄公执范，谨持戒律，精进佛事，不少懈怠，故众日益聚，道日益广，寮舍日益窄隘。……然檀施之首，赖吴刺史继京撰疏乐助，为之嚆矢，故得成其法界也。……予内弟吴应焌在鸿胪，与觉公善。由是巳酉冬，觉公因夜台、遍空二衲子直抵帝京，谋诸鸿胪，获附奏请额蒙恩敕赐仰山为真觉禅寺，而龙山庵为龙山禅寺。
在仰山寺重建的过程中，寺内驻锡僧人会同地方一方面对仰山周边山势地形加以利用，另一方面通过人工开辟施建各类形式的建筑，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加仰山及周边的人文建筑，从而拓宽了仰山寺的人文空间，使得仰山由“僻居一隅、幽深叵测、人迹罕至”的荆莽之地逐渐变为信众、游客纷纷往来的香火鼎盛之地。在此过程中，仰山寺佛教文化的物质承载得到不断增加，仰山周边同一空间范围内人文景观的分布密度在重建过程中不断增加，自然景观与佛教文化的联系也日益丰富。文化景观的构建为仰山地区的佛教文化影响力扩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进而吸引文人墨客前来观光游赏、吟诗作画。其中，《仰山乘》中所载名胜便达39处。
在地方官、士绅和仰山僧人的不断经营之下，不仅仰山寺得以重建复兴，仰山之名也由近及远不断得以传播。程光先为《仰山乘》所撰序文中开篇即叙：“吾郡盖有三神山焉，黄山大而嵲，白岳秀而奇，仰山幽而峻，三山鼎力，古来隆替。”
此时晚明名僧憨山德清也有感于仰山之灵，特云游至仰山受戒，《憨山老人梦游集》中有记：“本源觉重兴仰山道场，三十余年，幻出种种庄严，皆自心力，诵《圆觉》《梵行》二经，亦二十余年，精持净行，皆从宿行般若中。今礼匡山，请授大戒，拈香请说《圆觉》大义。”
此外，不同时期徽州地方志的记载差异似乎也能够体现出同一境域内仰山地方形象的差异。南宋罗愿的《新安志》对休宁之仰山本无任何的记载；仰山寺重建前弘治《徽州府志》、嘉靖《徽州府志》中仰山“一名莲花山，诸山环拱，形如芙蕖，有宝公祠，旱祷多应”；
至清代康熙《徽州府志》中仰山“在县东南七十里，由汊口环佩水东行，过方山，历凹下，至茶园，即仰山脚也，登者如猱，升木壁斗，绝任趾不任踵，直不可径，则绕折蛇行，号十八盘，进憩白牛亭，前渡剪刀门，时时扪石为固支杖以防及，绝顶稍东折下数十百武，平衍夷旷，殿祀宝公。寺扆峰而南有龙泓，旱祷辄得甘澍，群山环拱，若莲花，故又曰莲花山。楚僧蘖庵驻锡于此五年。蘖庵即明给谏熊开元也。”
从地方志文献记载的差异来看，在经历了寺院重建之后，仰山不仅佛教得以复兴发展，人文景观也有所加强，山川河流等自然景观的精神人文属性都得到进一步的创造与开发，以更加清晰有形的形式得以呈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辅相成。
至泰昌改元冬十二月，仰山僧人静光至匡山（即庐山）受戒，同憨山德清讲述了佛门文物——三幅梁宝志公画像散落民间，受毁而不坏，又被相继献至仰山寺的神迹。而后此奇事为释德清详细记录，撰为《新安仰山宝志公画像感应记》，收入其《憨山老人梦游记》之中。此外，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对熊开元驻锡仰山一事又有所记载：
嘉鱼熊开元号鱼山，天启乙丑（1625）进士，与金正希姻娅友善。崇祯时为给谏，劾辅臣周延儒，廷杖遣戍，直声大著。后为僧，号蘖庵，常住休之仰山。楚僧蘖庵柱锡于此五年，僧俗礼谒，随人提撕，或禅悦，或忠孝，或经史艺文，率人人惬心去。康熙甲寅，闻闽警，怅然曰：“此地将乱，不可以留。”遂去姑苏数年，卒于花山，葬徽州黄山之丞相原。
入清以后，仰山佛教的发展情况在文献之中更是难寻踪迹。至雍正元年（1723），许显祖编修休宁《孚潭志》时，同仰山真觉寺同受赐额的龙山禅寺已经荒废。
而仰山真觉禅寺已完全不见于文献记载。从文字记录的演变历程之中，似乎也可见仰山佛教的式微。
佛、法、僧是佛教的三宝，僧即僧人。高僧更是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时空分布研究历来则是宗教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介永强于《历史宗教地理刍议》中认为高僧籍贯的地理分布是历史宗教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张伟然认为对于佛教地理进行分层次研究大致有三个层次，即作为基础的佛教信仰方面，这是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的；处于核心的宗教实体层面，这是相对于僧侣、寺院、僧团组织而言的；层次最高的佛教学术层面，这是相对于高僧大德而言的。
考察高僧大德也即研究仰山历史佛教地理的重要环节。
对于佛教名山而言，高僧大德的存在对其发展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僧行脚，必谒天下名山道场，而顶礼诸佛菩萨莲台。意非名山不足以招高僧，非高僧讵能谒诸名山，是为名山高僧直为表里者。”
前文已述，仰山寺于明中叶重建前的历史在文献之中已难寻蛛丝马迹，于明亡后的历史同样难以查证，故本文所考察的仰山僧人集中见于《仰山乘》。其所载高僧籍贯等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仰山高僧籍贯分布等情况
续表
由表1可见，《仰山乘》所载高僧共有15位，集中生活于嘉靖至万历时期。而籍贯可考者共有12位，从明代省域分布来看，5位来自南京，1位来自京师，1位来自湖广，1位来自四川，又有4位来自西域的僧人同时挂单仰山。可见，仰山重建之后的驻锡高僧大多来自南方地区，且籍贯可考者大多为外籍僧人。
仰山虽仅于明代中后期重修复兴，但从驻锡僧来看，其在南方地区也颇具影响力。比如雪浪法师，既是当时佛门讲师的翘楚，也是晚明僧诗创作的领头人物，他的佛法造诣和诗歌创作均为当时一绝，其讲演佛法、弘扬义学三十余年，“尽得华严法界圆融无碍之旨”
，《楞严经》《圆觉经》《般若经》皆为其所善讲。其学早承华严、唯识二宗，后也修习禅宗。雪浪洪恩在讲经说法方面的修为颇高，钱谦益评价为：“掖无极之道以济度群有，而法道焕然中兴……及师出世，照遮双显，总别交光，摩尼四现，一雨普沾。学者耳目错互，心志移夺，如法雷之破蛰，如东风之泮冻。”
又如癯鹤禅师，为雪浪弟子，“优于讲解，兼擅才笔”。
雪浪洪恩在《跋悦公四十自祝偈》中称其“可谓以丽藻之词锋，寓西来之密印。虽无心于工，自然合作，言言字字，如鲛目泪流、蚌肠珠剖，映夺今昔矣”。
仰山驻锡僧多为外籍也可见休宁仰山佛教文化的包容性。明清时期，随着徽商的外出，徽州通往外部的多条水路通道得以开辟，使得交通较以往更为便捷。徽州西南与江西饶州府接界，东南与浙江开化、淳安、临安为邻，东北则临近应天、镇江、常州等地。便捷的交通、社会上的好游风气自然为吸引更多的高僧至仰山道场修行、游历提供了便利。受晚明世风影响，僧人多好出游。再加之仰山寺的修建多受当地士绅与官员的支持，更有皇帝与太后予以恩赐，其知名度因此大受提升，这也便利了仰山佛教文化的发展。“故远则摩竭、于阗、乌斯藏诸国，近则五台、峨眉、少室、南海高僧接踵而至。”
如果说高僧是佛教的福田，那么，信众就是佛教的施主，二者共同构成了佛教文化系统最为重要的两端。信众的多寡和施舍，主观上与其事业的成功与否有关，客观上则与其所处地域的社会经济和民间习俗相关。正因如此，宗教往往为了争取信众而不断规范、调整着自身，信众对宗教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佛教在江南受惠于施主是巨大的，反过来，施主对江南佛教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可以说佛教事业的基础是通过施舍才发展起来的。”
前文已述，仰山的重建是在休宁地方士绅吴、毕、程三家主持之下，议请守静暄公师徒而展开的。而徽州本为“四塞之地”，寺院重建之初本无产业。对于仰山而言，寺院要生存，佛教要发展，除了寺院僧人的开辟和经营外，地方上施助也极为重要。《仰山乘》中修有《檀施》《感应》二志，收录了仰山所受施舍、所现灵应。
宋元之后，佛教的发展渐趋民间化。对于民众而言，佛教信仰不仅给予信众脱离苦海的希望，缓解人们对死后地狱煎熬的恐惧，而且在人生面临现实困境之时提供了一条看似极为实用的解决途径。仰山历史遗存下来的志公传说也进一步便利了仰山寺争取信众。这些信众，既包括前文中所述至仰山游览、修行的士绅文人，也包括普通百姓。仰山位于“深山穷谷之中，大众日繁而耕种不给，虽木食草衣，徒克口体。非借十方檀施，何能宫殿巍峨，金像煊赫，集为焚修梵诵之所也？实赖檀越得成。法界凡有财施，识之不忘，故作檀施志。”
由此可见，正是在信众的支持之下，仰山才得以进一步新建寺院并发展起来。《仰山乘》中《檀施》《感应》二志共收录有信众施助记录10条、神灵感应记录12条（见表2、表3）。
表2 仰山佛教檀越情况
表3 仰山佛教感应情况
从表2、表3中可见，仰山寺檀越分布于休宁各地，多为施舍金钱、物资，帮助兴建寺庙。在多方施助之下，仰山寺的建设得以逐渐完善，而施主也因此便利了自己和家人至仰山烧香拜佛和做功德。如吴继俊于万历十六年这一“大荒年”时“发心施白银三十两以济山寺”，
可谓是在仰山寺乃至休宁县困窘之下援助寺院。又如吴怀保，“施寺前二坞田地共计十八亩，又施白银四两开做卓锡泉，以便行人口渴饮水者，又施银十一两于卓锡泉上造亭一，所以便行人憩息者，名曰甘露亭”。
不仅施舍田产作为寺田，而且出资修缮山泉、修建亭台供往来信徒与游览者休息，以此推动寺院建设。正是在休宁多方支持下，仰山寺在重建后便得以充分发展。
关于中国佛寺的社会功能，20世纪30年代何兹全先生将其分为三类：（1）劝化人民；（2）对人们之保护与教育；（3）救济贫穷。而后全汉昇先生也撰文加以补充，并分为四类：（1）济贫赈灾；（2）治病；（3）戒残杀；（4）慈善事业的宣传。
明清时期，佛教的发展进一步与民间相结合，佛教信仰的实用主义要求在民间进一步提高，明代王汝之便说：“同乎百姓日用者为同德，异乎百姓日用者为异端。”
此外，“江南众多的杂神淫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地实用主义崇拜倾向的盛行。特别是在江南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不断有新的行业和新的社会阶层分化出来，这就产生了更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和由此带来更复杂的精神关怀需要”。
从《仰山乘》中可见的感应事迹来看，仰山寺多依托原本便有的志公传说，将其树立为保护地方的神灵。因此，来自休宁各处的信众在患疾或无嗣之时多祈求于仰山寺，地方官同士绅为防旱保收也多祈雨于仰山。在诸多事迹灵验之下，仰山佛教信仰不仅在普通百姓之中号召力不断增强，在更多的地方官员、士绅阶层中也得到进一步传播，四方功德来酬者则不断增加。
不过，仰山佛教信仰也同样表现出比较强的地域性特征。一方面，仰山佛教历史文化积淀少，重建后兴盛时间短，故其佛教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仅仅局限于明隆庆之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很难在这样短的时段内扩展更大的影响力进而建成在地方之外还有广大信徒的佛刹；另一方面，仰山佛教在民间信仰层面多依赖于仰山民间社会相传的宝志公传说，而此传说的盛行范围只囿于休宁本土，其社会影响具有极强的地域性。而作为受多方塑造的仰山神灵，宝志公除民间口耳相传于萧梁时至此开山外，文献之中再无其他事迹，故此为休宁人所认同的传说很难被外界社会广泛接受。因此在信众层面，仰山佛教缺乏足够的动力将其佛教影响力辐射至休宁之外，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仰山作为徽州佛教名山，而信众只局限于休宁本土的现象。
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既有典型性、又具普遍意义的地域文化。明清两代是徽州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出现的阶段性发展，与历史环境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密切相关。
同理，仰山地处古徽州，其佛教文化的塑造、发展与演变与明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脉络相关，更与徽州小区域历史社会发展脉络息息相关。《仰山乘》中所收录诗文甚为丰富，不仅种类多样、内容丰富，而且数量可观。从创作时段来看，其所收集的诗文大多创作于明代中后叶，具体时段即隆庆仰山重建至万历《仰山乘》纂修时期。从收录诗文内容来看，各类诗文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历史时期仰山的沿革和掌故，而且对以历史地理学角度分析仰山佛教文化的塑造与演变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仰山乘》中收录艺文共47篇，作者21人，其中梁武帝、李太白为宝志公所做的3篇赞文只是因仰山地区的宝志公传说而收录入内，不应予以考量，故实际艺文应有44篇，作者19人。而《仰山乘》中所收录的诗歌作者共有56人，诗歌数量合计有131篇。综合统计来看，《仰山乘》中所见诗文涉及记、传、序、铭、疏、诗、偈等文体，共有175篇，诗文作者合计65人，去除籍贯不可考5人，尚有60人。通过对《仰山乘》诗文作者的籍贯进行考察，我们可以从另一侧面了解明代仰山佛教的空间影响。为方便统计，现列表4。
表4 《仰山乘》所见诗文作者籍贯分布
明代沿袭元代的行省制度，宣德三年（1428）后，全国统分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二京为京师和南京，即北直隶与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三省，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如表格所示，《仰山乘》中诗文作者籍贯可考者计有60人。按照省域分布来看，此60人分布于南直隶、浙江、江西与湖广四省，南直隶最多，共有54人，占诗文作者总人数的90%。按照籍贯来看，徽州府所占人数最多，合计45人，占比75%。这表明游览仰山的文人多来自徽州本地和周边苏州、应天等经济发达、同徽州关系较为密切的江南地带。
徽州及周边地区文人游历仰山，留下多篇诗文，这是由仰山寺重建、仰山佛教复兴所直接推动的。前文已述，自隆庆后，仰山历任驻锡高僧沐风栉雨，修缮寺庙，逐渐复兴仰山寺宇和佛教文化。此举也得到了当地士绅、官员乃至明廷当局的支持。在此情形下，明代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逐步发展、徽商的崛起与徽州宗族在本土影响力的提升则进一步为仰山的兴盛发展提供了便利。随着仰山周边景观的开发，仰山寺建置的增多，仰山地区佛教文化影响力也得以逐渐扩展，由徽州至周边地区的人们对仰山佛教的社会认同感不断提升。一方面拥有秀丽的山水风光，另一方面又有道场供人参禅礼佛，在此基础上，仰山自然对文人雅士们保持着一定的吸引力，也促使了多篇诗文作品的产生。
明中后期文人有好游风尚，也同仰山自然景观的开发与佛教文化的繁盛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明代中后期统治昏暗，江南士人受之影响尤深，加之受当时心学思潮的影响，众多文人纷纷寄情于山水之间，从自然风光中寻求心灵慰藉，以使精神世界有所寄托。“比起前代来，晚明文人不但只是一般地好游，更进而耽于山水，好游成癖，甚而成痴。……这是前所未有后所罕见的现象。”
仰山自然风光秀丽，“峻岭绝
，有摩天插汉之势，山形绝肖莲花，故曰莲花山。曲折逶迤，多为云霞蔽亏。飞泉百道，汇流东下，稍夷则注，陡则悬瀑中，多穷岩绝壑，虎穴龙渊”。
如此风景，为当时的文人墨客游赏玩乐和游记散文的创作提供了绝佳的素材。
另外，仰山毕竟是明代中叶后重修的佛教道场，除地方上拥有宝志公传说外，其历史积淀较其他佛教名山少之又少，故不可与同位于皖南的九华山、黄山等佛教名山等量齐观。受明末清初战乱袭扰，其兴盛发展的时间仅有几十年，发展历程相当有限，在复兴过程中所受的外部支持也主要为休宁本地士绅和官员，所以仰山佛教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虽然至仰山驻锡、挂单的高僧多为外籍，但对《仰山乘》所见诗文作者籍贯的考察可以发现，来此地游览礼佛的文人大多为徽州本地人，其中又以休宁当地人占绝大多数，可见仰山佛教文化的核心影响力基本局限于休宁当地，并以较小规模逐渐向徽州及周边地区扩散。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延绵两千余年，至今不绝，究其原因，无疑是其较好地完成了中国化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佛教在中国的“区域化”可能更为重要。
而由于中国地域的广大以及各地实际的差异，其亦需与传统中国不断延续的“区域化”相适应。其适应传统中国各地“区域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其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过程。与此同时，传统中国的各地在其各自“区域化”的过程中，对于相关社会文化要素的改造利用也是其“区域化”的必需与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仰山佛教的发展正契合了这一历史进程。尽管仰山在明代以前并无多少佛教史迹，就其在徽州的地位而言亦无法与同时期的黄山白岳相比较，然而在僧俗的多方努力下，依然营造出了一个至少可以满足相对狭小地域空间民众精神需要的神圣空间。尽管其存在时间及社会影响均相对有限，但作为徽州佛教史及徽州地域演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理应对明代仰山佛教的发展予以足够的重视。
附表1 《仰山乘》所见艺文作者情况
续表
附表2 《仰山乘》所见诗歌作者情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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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