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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
内容提要 明代山西、陕西商人在扬州的盐业活动事例极为丰夥，值得注意。时人的记载表明，明代扬州盐商的主体并不是如人所说的早中期就是徽州盐商，而是山西、陕西商人与徽州盐商并驾齐驱，难分伯仲，而且在徽商群体中，休宁商人较之歙县商人似乎毫不逊色。无论山陕盐商还是徽州盐商，其经营方式、资本积聚路径基本一致，均是先在他地他业经营，而后转向淮扬经营盐业，获得更大发展。山陕和徽州盐商虽是淮扬盐商的主体，但未尝囊括无余，其他地区的商人也曾参与其中。在扬州的徽州盐商尤其是歙县盐商实力最为雄厚，则是明末以后之事，而并非在明代早中期。
关键词 明代 扬州盐商 地域结构
关于明代活动于扬州的各地盐商，朱宗宙先生于二十多年前撰有《扬州盐商的地域结构》长文，认为扬州盐商非扬州当地人，而是由多个地域性商帮组成的群体，组成扬州盐商的，有陕西、山西、徽州、湖广、江西、浙江、江苏等地商人。
后来汪崇筼先生撰有《明清徽商经营淮盐考略》一书，认为朱宗宙先生的论文曾列举许多材料以考证陕西盐商和山西盐商在扬州的活动情况，但其中只有一条是称明代正统朝进士陕西三原人王恕“他家族中有盐商”，其他史料则基本是涉及明中叶以后，乃至清代的人和事。汪先生实际上诟病朱先生未曾引用相关资料。汪先生提出，有关山西、陕西商人的研究，论述涉及明初的内容很少，且属泛论一类，其中均未列有某个具体西北商人已于明初经营淮盐的史料。汪先生依据材料，进而提出“徽商应是明前叶的淮商主体”。
前人的研究确实未提供明代早期山西、陕西商人在淮扬地区活动的具体事例，汪崇筼先生的指陈是事实。但汪先生所引材料，于明人文集只涉及汪道昆《太函集》一种，于其他明人著述概未提及，不免过于狭隘。但既有研究未曾列出具体事例，并不说明山西、陕西商人未曾在淮扬地区从事盐业，不能证明只有徽商才是明前叶的淮商主体。
为说明问题，今胪陈明人文集等文献所载事例，考察明代各地域商人在淮扬地区从事盐业之一斑，期能深化相关研究。
万历时，官至兵部侍郎的徽商子弟汪道昆说：“大司农岁入四百万，取给盐策者什二三。淮海当转毂之枢，输五之一。诸贾外饷边，内充国，戮力以应度支，顾岁计率三五以为期。”
盐税是明代最为重要的税收，从事盐业的多是“上贾”，资本要厚，两淮盐商尤其如此。而追踪这些盐商的地域来源，时人锺惺称：淮扬是盐策地，“秦、晋与新安人错处之，狎其土矣”。
徽州商人与山西、陕西商人一起，构成明代淮扬地区盐商的主体。
早在万历后期纲运法之前，徽州商人向两淮集中转向盐业的势力就很明显。汪道昆在其《太函集》中多次提到，“邑中上贾贾盐策，都淮南”，“上贾栖淮海，治鱼盐”，“淮海为天子外府，上贾居之”，
“今上贾贾淮”
。
淮扬盐业中的“上贾”，徽州歙县商人极为突出。李维桢说：“自陪京而北，江南一都会也，贾人煮汇钱紧，资巨万，仰机利而食，不皆善富。自陪京而东，歙一都会也，其民行贾四方，唱棹转毂，以游万货之所都而握其奇赢。”
如汪道昆所记歙县巨富，即溪南吴氏，棠樾鲍氏，竦塘黄氏，岩镇汪氏，均以经营盐业著称于时，而且往往世相婚姻，将巨额资本汇集在盐业尤其是两淮盐业。
歙县商人。歙县盐商在两淮经营确实很早。《率东程氏家乘》记，程维宗早在洪武末年，“崇构精舍于率东以居，任委老成数辈，输粮于边，以给军储，请盐于官，以足群费，扩弘土田，以资储积之末，拓集农佃，以备力役之繁”。
正德时，汪道昆之祖父汪玄仪，“客燕代，遂起盐策，客东海诸郡中。于是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受贾，凡出入，必公（指汪玄仪——引者注）决策然后行。及功既饶，或者且加功数倍，公意甚得，未尝自功。……部使者视盐策，必召公画便宜，有司籍名，遂以公为盐策祭酒”，
“橐装客燕代，遂大起盐策，游贾东海诸郡中，以其策资诸从昆季，咸沃饶，数推公为盐策祭酒”
。是经营淮盐崛起而为歙县大商人。汪玄仪后来“由瓯括徙钱塘，业滋厚矣”，
转移到浙江，继续经营盐业。汪道昆的伯祖“贾瓯括，骎骎起”，其子“由瓯括徙钱塘，登上贾矣”，其孙“受贾，转入淮海，家愈益饶”。
汪道昆的叔祖及其三个儿子均经商，长子和三子经营于“东省”，或“关中”，次子“独就常山为市”。
汪道昆的叔父汪良植，“从父贾武林，无苟訾笑。父老以政听公兄弟，公得自便持筹而算，万不失一，所赢得十倍。……盐策使立为市正，谨修其法而审行之。征发期会，诸贾人禀承恐后”。
这个汪良植，卒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后来李攀龙为其夫妇撰写墓志铭，说他早年“自燕代请盐策，客东海诸郡中，而昆弟子姓十余辈，亦因受贾从公。公既饶，弟姓亦各数傍，然后报成于父也”。
歙县岩镇汪氏是明中后期在淮、浙等地从事盐业的大商人家族。
溪南吴氏。吴继善，“以贾起家”。正德时，其子自宽，“受贾山东淮海间”。
正德、嘉靖时，吴双松者，“尝挟轻资走燕冀，占盐策，时废居，为国家实塞下粟而牟其羡，其殖产甚丰矣”。
嘉靖时，吴太公者，“世受贾，倾淮海”，后其仲子“骎骎累巨万”。
吴立卿，名士道，“世受什一，贾广陵”。
竦塘黄氏。正德时，“贾淮扬”。
丛睦坊汪氏。汪宗惠，兄弟三人，“以盐盬起”，“贾淮南，立信义不侵，为然诺，诸贾人推为祭酒，重其言如九鼎”。
歙县其他地方其他姓氏业盐者也极为繁夥。如程仓，挟遗资，因俗时变，不规规什一之利，“以游江淮，北溯燕代，十余年成中贾，又二十余年成大贾”。
程君者，年幼即从其舅“江淮间为下贾，已，进为中贾。属有外难，脱身归，则转资湘楚，稍稍徙业二广，珠玑犀象香药果布之凑，盖不数年而成大贾。门下受计出子者恒数十人，君为相度土宜，趣物候，人人授计不爽也”。
程准，“从广陵治盐策，究悉利病，所条画，当事无不称善，推为祭酒。淮南厄北商于险要倍称之息而哄”，程准平之。
歙县岩镇人，潘周南，“客金陵、广陵”，死后为诔为挽为铭的东南名人多达数十人，
是在扬州等地经营盐业的巨商。李时昆，其祖“贾江都，以其籍自占，又为江都人”。时昆也“走江南，依从父习贾事”。后“贾愈饶”，入粟为王官，而“贾益大振，更事盐策”。
嘉靖时，潘汀州，“家世用陶”，而汀州“代贾真州”，“独与时逐，与用盐盬，或用橦布，或用质剂，周游江淮吴越，务协地宜”，成为“上贾”。
其父“贾昌江，居陶器，分道并出，南售浙江，北售銮江”，而其弟潘仕，因天时，乘地利，务转毂，与时逐，“以盐策贾江淮，质剂贾建康，粟贾越，贾吴”。
潘汀州兄弟二人，因时制宜，务协地宜，多种经营，但致富的主业显然是盐业。潘延年，“以下贾累积高资……客淮南”。
嘉、万时，郑梦圃者，少读书，其母以父兄故业勉励之，“念金陵淮阳往来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四十年，无何，拥高资不啻倍蓰，什佰于前矣”。
这个郑圃，“以盐策起家，负长厚声”。当家中落时，其妻吴氏“辄倾橐中装为行资”，而郑梦圃得以肆力积著。其两个儿子，“察长公之精计算也，次公之任读也，其贾荆楚，游辟雍，各以材受职”。
显然也是盐运水商。
棠樾鲍氏。正德时，鲍冕之父，“贾淮洛”，冕以童子从。
歙县方氏。方君在者，父客死真州，君在接续在彼经营，“中市一廛以受转毂，与时化居，乃为之画便宜授成。诸弟既息子钱与母等，析而为之三，弟各主六，赢得过当”。
方大经，经商“走陈亳、维扬间，以为维扬，江淮绾毂其口，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居五年稍赢”。
嘉靖时人黄锺，其祖“以积著倾邑里”，其父“息故业而倍之”，其本人“乃从仲兄贾婺，贾台，贾瓯，贾括，贾姑孰，贾淮海，贾金陵。卜地利则与地迁，相时宜则与时逐。善心计，操利权如持衡。居数十年，累巨万”
。淮盐与浙盐，是其经营重点。
大塘人胡汝顺，“贾和阳、淮海间……三年得倍称之息”。
水南里汪道斐，“父贾池阳，以心计佐父，业渐起。已，治维扬盐策”。
曹溪南吴正宸，“从兄贾淮海治盐策。诸贾人率恃邪赢，即收厚实，亦致博祸。公幅利不冀非望，得廉贾之五，而或过之”。
明人描述徽州盐商，往往首称歙贾，入清后，歙县志书自我标榜“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是以今人提到两淮徽州盐商必歙贾是称。其实在明代，同府休宁县的商人，虽然以典当商、布商著称，但在淮扬活动的休宁盐商，较之歙贾未必逊色。
汪道昆说，“海阳多上贾”，
“海阳故多大贾”。
“上贾”“大贾”，即指盐商。
嘉靖时，休宁泰塘程得鲁，“从父贾淮扬间。淮扬，诸贾人治盐策，谈知于尺寸，而锐思于毫芒。君得其粗粗，未有加也，而资日愈饶，诸贾人窃怪之。诸贾人阑出水乡盐缘，其间得所欲，息且十倍。君厉声数之曰：舞知以巧法，蕴利而生孽，不骈首死狱犴不止也。后卒如其言。君业已与千户侯等”。
何氏，迁休六世何政，“何季公者，名积，字良庆。……再迁休宁，凡五世为兆义。兆义生政，景皇帝时，用盐策起，应诏输粟塞下。值虏大入，猝获良马以免。顾橐中装百金耳，乃即归而废著以复，是瓦解之术也。何以称少有斗智，即百金不犹当奇胜邪？遂返塞下。居数岁，果再致万金”。到何积时，“兄弟与俱遍游江、淮、吴、楚间，所至雍容为闾里率，相矜以贾，咸谓季公有家约也。……然闾里期功待公举火者十数家，未尝以居常谢客为解也”。
休宁县内最具富名的是商山吴氏。嘉靖时，吴继佐“两世以巨万倾县，出贾江淮吴越，以盐策刀布倾东南”，在杭州有店铺，在扬州有别业。
正德、嘉靖时歙县长原人程季公者，“东吴饶木棉则用布，维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策，吾郡瘠薄则用子钱。诸程聚族而从公，惟公所决策。脱不给，公复为之通有无。行之四十年，诸程并以不资起，而公加故业数倍，甲长原”。
榆村程氏。程绣，其父授钱二百千文迫为贾，程绣乃召长子爵，“俱走吴会江淮间，几十年而起家。……以十余年而族贾推为祭酒矣”。
休宁县其他姓氏在淮扬经营盐业者也极为繁多。如正德、嘉靖时，吴钏，“既长，贾真州……商车结辙于门”。
嘉靖年间，吴宗浩为经营盐业，以重金攀附寿王李祐榰，方获成功：“寻为入粟助边，拜迪功郎。……治盐策维扬……一时祭酒拥以为重。”
西门汪姓，“率用盐盬起”，有人年少时“辄当室，遂贾淮海，坐致不资”。
嘉靖时，金赦，“从父贾淮海，起盂城。父授之成，贾骎骎起。……积二十年，业大起”。
盂城在高邮县。金赦随其父两代人在淮扬之地经营盐业。宣仁里人王全，“蒙故业，客燕赵齐楚间。卒入浙，用盐盬起。部使者立承事为贾人祭酒”。
中市人金瑭，其父“用盐盬起家，客淮海”。金瑭成人，“从父贾淮海……深中重发，发则皆当于人心。淮海人以为贤”。
程惟清，受父命，“遂以盐策贾荆、扬，以居息贾京邑”。
金塘，从事科举，业将成而弃去，“从其父雪峰公商大江北，盐盬芦石，往来淮扬间”。
黄姓，“起家盐策、质库，江以北靡不推毂黄次公者”。
苏萝源者，起家什一，“其大者尤在淮楚，淮为东南财薮，顷鹾使临扬召问机宜，诸商罕有应者，公毅然条对甚悉，使者是公言，率举行焉。楚之役若伐石，祛宿蠹，扁舟济病，涉一切布利除害事宜，俱公为政，诸商无不推公牛耳也”。
此人不但经营盐业，从事运商活动，而且为盐政部门施政出谋划策，颇得官方信任。吴少公者，世业贾，至其出道时，家业益饶。据说，“少公始下贾耳，治产积居，与时逐，贱征贵，贵征贱，以所多易所鲜，若水之趋下，若猛兽鸷鸟之发而后贾乃称豪。铸山煮海，转毂百数，船长千丈，子贷金钱万贯，贩谷粜万钟，山居千章之材，带郭千亩，亩钟之田，僮手指千，而后贾乃称侠”。
盐业也是其发财的主要行业。程观所者，“名噪吴、浙间”，“遐迩若大江南北及三吴两浙之区无不慕公芳名厚谊”，
“其居乡则乡之人推为祭酒，其流寓则自池阳、桐官、芜阴、姑孰之地，江以北由真州达于神京，闻观所之名，若不胫而走四裔也”。
盐业也是主业。吴时行家，其父以贾发家，其叔殁于楚，其仲兄时言，最初多折阅，万历十五年（1587），“挟资往楚，携二僮与俱，兄身居楚而遣僮转毂淮海间”。
吴时行家族显然是经营淮楚之间盐业的运商。方氏，自方立通立道兄弟之曾祖父“以资雄淮右”，至其父毓宇公“昆季益恢遗绪而光大之”。毓宇公则“弱冠从父客淮上，斗智争时，百不失一，诸宿贾靡不心折焉”。
这是休宁的一个世代淮盐家族。嘉靖、万历时人赵宏，其父“故以鹾起家”，殁后，即自为“家督，不得已乃弃儒董鹾事”。
林塘里人范鍷，“以盐策起家”。生子范濠，因父病，家业中落，乃放弃学业，“之淮阴，因故业而息之”。父母病逝后，“乃发愤挟母钱走淮、扬、吴、越，踵白圭、计然家言，而操其奇赢。适有天幸，可十载而訾大拓”。
汪本湖，其父挟两个养子，“贾江淮间，累数万金”，后本身也在真州经营。
金茂，科举不中，“乃用盐策贾淮海上”。
隆阜人吴天敬，“诸兄经营江淮吴越间”。
万历时人李维桢记其家乡京山县，说：“吾邑环山为城，民呰窳无积聚，率仰给外贾。贾人什九新安，新安什九海阳，海阳则余氏强半。”
又说徽州程姓，“以什一之业冠带衣履天下，而楚最盛。其以籍自占于吾邑者可三百人，而万昌公子孙最贤”。万昌公开始游楚，乐其风土而居之，“治产积居，比于封君。至其子孙息益饶”。李维桢又记京山县邻近的竟陵，嘉靖、万历时程家“维扬有盐策，竟陵有居货，新安有督亢田，监奴少，其主怀二心，公往来吴楚间，勾稽营综，若不能分身缩地者”。
按李维桢的说法，其家乡一带最为活跃的商人是徽州商人，徽商中绝大部分是休宁人，休宁商中半数以上又是余姓，此外程姓也较多。“维扬有盐策，竟陵有居货”，京山、竟陵一带，均是淮盐销地，休宁余、汪等姓商人显然在经营淮盐的销售。
万历时，徽州人程凝之，其父庄所公，“亦以盐策居维扬为祭酒。有边商所为不法，妨内商者，人莫敢问。公辱之市，伏之”。时在同地经营的大同盐商昝思兰，十分欣赏其才干，将女儿嫁之，
徽商与晋商联姻，翁婿同时在扬州经营盐业。
汪道昆说，歙县“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贩绸则中贾耳”。
经营盐业需要资本最大，一般需要积累扩大的过程。徽州盐商从业淮扬，其资本来源大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席丰履厚，依赖家资。如歙县黄莹，正德、嘉靖时人，是两淮大盐商，观其先世，“世货鹾两淮，甲于曹耦”。
歙县吴彦先，嘉靖、万历时人，经商淮海，而其家“七世业盐策”。
汪道昆友人方用俊的两个弟弟，“席故资，治盐策，都广陵”。
另一种是先在他地经营其他商品，积累资本到一定程度后，往往转移至淮扬从事盐业，做大做强。如正德、嘉靖时歙县黄锜，先在苏州积累，“累资镪镪，骎骎向盛，乃货鹾淮扬间”。
汪氏，让三个儿子继承父业，“贾闽、贾吴，业骎骎起。以盐策贾淮海、江汉，并起不资”。
汪道斐，佐父经商池阳，“业渐起，已，治维扬盐策”。
溪南吴良儒，在松江“以泉布起”，先“收责齐鲁，什一仅存”。后离开松江，“挟千金徙浙，寻为盐策祭酒”。又与浙江诸大贾约：“吾故将以与国盟淮南，挟巨万往”，在淮南经营。
溪南吴汝拙之父，“以贩绸起博平，业既饶”，汝拙长成，则到淮北经营盐业。
汪道昆赞赏的大商人潘次君，原来在南昌贩卖瓷器，后以盐策贾江淮，开典当于江浙。
休宁人汪昱，“南贾越，北贾燕，不数年而获利既倍”。后来认识到经营铁冶业会伤地脉，主张改业。乃改在仪真经营盐业，“所在推为盐策祭酒……鼓棹之楚……而业益饶”。
既改营盐业，又兼营水商的销盐业务。汪太公者，早年随两兄“受什一，饶心计，狙侩莫能欺，口不二贾，市者麇集，所得过当”，其地在滁阳。后“治盐策，遂至巨万”。
丛睦坊汪琨，其父“既服贾，察三子能修其业，则释业授之。于是贾闽、贾吴，业骎骎起。以盐策贾淮海江汉，并起不资。……凡诸出纳，必矜取予，尝贷母钱市盐数万，赢得可数千金”。
也是先在他地经营别业，积累资本到一定程度后，转移到淮扬经营盐业。嘉靖、万历时丛睦坊人樊传德，年“十六游中州，至于杞……遂受廛，以其资行贾。久之益饶。然积而能散，振人之厄，好义声闻四远，归之者嗔咽。其门累巨万矣，则徙广陵，治盐策，其饶复倍杞，而好义滋甚”
。长龄里郑氏，正德、嘉靖时郑天镇，“少服贾，以铁冶起建安”，去世后，四个儿子仍业贾，“转毂江淮间，居然拥素封，致巨万矣”。
潜川汪氏，嘉靖时上林公者，代两兄当家，“息故资，五倍有加。南贾淮海，北贾幽燕，业隆隆起”。
洪源人洪氏，正德、嘉靖时洪什，母命其商，乃商于吴越，“递出递困，亡故资”。其母脱簪珥佐助，“乃复举盐策，入楚……由是骎骎起矣”。
寒山方勉弟，“父贾中州，折阅不能归”，辍学“从父贾中州，坐列贩卖，操其奇赢。久之，积贮倍息”。后以中州距家遥远，“改而受盐策贾淮南，谈知于尺寸间，窥窬于分毫之际，虽老宿无以逾也”。
篁墩江氏，江才生，“从兄客钱塘，服下贾，复不利。……遂辞其兄，北贾青齐、梁宋，业日起，归而治盐策钱塘”，后“阴属二子徙业广陵”。
岩镇人潘
，先在景德镇经营陶器，采购瓷器皆精良，后转毂百数，贾梁陈魏赵间。“已，用盐策贾淮南，致巨万，真州人号上贾矣”。
嘉靖、万历时，大名鼎鼎的书画收藏鉴赏家歙县溪南吴国廷用卿，其兄国逊，“营什一，始金陵，继广陵，继海陵，继吴门，继武林，遂称中贾”，靠了国逊在江浙经营盐业的巨额收入，才能入京大事搜罗书画鼎彝珍物。
休宁人程善，先是经商嘉定，后“自维扬密携五百金归”。
显然也是经营棉布积累资本，而后再营盐业。嘉靖、万历时人程诠，意识到杭州、苏州是东南都会，“俗雅好事，业多贾，可用吾所长”，遂在两地经营。其经营之方在“观时变，节狙侩，较诸贾为廉，而赢得过当”。后来，“贾淮扬，治盐策。诸贾人为奸利不可胜原，公独守故常，日计若不足，久之，诸贾人犯禁相坐，惟公不染于辞，而收倍称之息”。
嘉靖时吴文汉，以妻子妆奁之资银20两，走景德镇为陶贾，“得倍称之息”。其舅氏赞赏再行商策略，“出万缗主盐策淮上，淮上人争赴之”。“先是，河盐盛行，递至递掣，而贾人病。翁白当事者行两季三单之例，贪贾为私捆牟利而官病。翁复请严其禁，上下便之。诸贾人高其识，推翁祭酒。其后作奸犯科者肆行，盐策大坏，众乃追思，藉令吴翁而在，宁至是。”
祁门善和里人程神保，少年时即从其父贾济南、下邳间，崭露出经商才能。结婚后，其妻以簪珥银30两赞助，贾峡江。后贾闽，“久之，累资七百金”。贾楚，楚地连续五年灾歉，所放贷款无还，“仅得百金而归”。又“走南海，市海错，往来清源、淮扬间。复如楚，资用复饶”。后来又贾大梁，贾通州。
小本经营积累资财到一定程度后，才在淮扬经营盐业发达。颇有盛名的婺源三田李氏，李世贤者，业儒不成，念父苦治生，弃而“从诸父贾云间、白下，心计过人。已，治盐策，货荆楚。数为上官陈便宜，上官善之，使领袖其曹”。
这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可以想见，明代中后期，徽商将在其他地方其他行业中积累起来的资本转移投向了两淮盐业。这种转移通常是家族、宗族性的，所以万历后期人袁世振称淮北盐商“一窝则父子兄弟相守，一行盐之地则姻娅亲戚相据”。
这就使得徽商的力量更为集中，两淮徽商的实力更为雄厚。这也正是其时徽商较之山西、陕西盐商在两淮势力更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使改从盐业，也大有讲究，两淮所需资本最巨，市面最大，获利最厚，真正的大商人最终多趋向在那里经营。汪道昆的从父良榕父子的经营，极为典型。良榕“以盐策贾瓯括”，归老授其子长公道
才数千金。道
“酌天时，察物情，量军兴缓急，先事而为之计，得息三倍”。又认为浙偏小，不足其长袖善舞，而淮扬之地舟车四达，可以舒展。乃将资财的三分之一畀季父，让其仍在浙江经营，而以三分之二之财入淮，又有人知其能，将资本附在其名下，“不数年，乃大赢。父大治第宅，费不资，悉倚办长公。长公亦入资为郎”。
正德、嘉靖时歙县溪南吴尚泽，“故以盐策贾长芦”，久之业削。其两个儿子吴珽、吴琪从父业，“受贾代行……戮力并起”，而“居积既饶，则又拓而贾淮海。……凡诸利病，面质部使者，画便宜，所部虚己纳之，引为盐策祭酒”。
嘉靖时溪南吴继善之所为，更为典型。吴继善意识到，其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贩绸则中贾耳，“乃去之吴淞江，以泉布起”。后更明白“世贾以盐策为桓文，淮茅而浙殿也。吾其伯浙，卒之胥命于淮”。于是“去吴淞江，则挟千金徙浙，寻为盐策祭酒。浙诸大贾，皆列雁行”。到此境界，吴继善又对众商说：“吾故将以与国盟淮南，挟巨万往。”
要到淮南去再创宏业。
山西、陕西商人在两淮经营盐业，时代上不会晚于徽州商人。对于明代山西蒲人商人活动的地域与经营的行业，嘉靖、万历时蒲州人张四维总结谓：“凡蒲人贾于外者，西则秦陇甘凉瓜鄯诸郡，东南则淮海扬越，西南则蜀，其相沿若此耳。”
观其活动范围，毫无疑问，山、陕商人是以输粟入边、开中行盐为主业的。
康海（1475—1540），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官修撰。有《康对山集》等传世。韩邦奇（1479—1555），陕西朝邑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有《苑洛集》传世。温纯（1539—1607），陕西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有《温恭毅集》传世。来俨然，陕西三原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官至兵部主事。有《自愉堂集》十卷传世。这些明中期的陕西籍官宦，在他们的文集中，均陕西商人经营淮扬盐业的传记，而既有研究殊少征引。今结合湖广京山人李维桢的《大泌山房集》等明人载记，撷取相关事例列举如下。
明代后期的陕西商帮，最为出名的是西安府北部的泾阳、三原县人和同州府朝邑县人以及凤翔府人。如凤翔寺前镇人眭浩，“永乐间商于汴”；其子眭敖，“少习举子业未就，乃纯艺黍稷，远服贾，家遂饶裕。成化中，携行货过临清小滩”。
西安府咸宁人张
，“成化时，中淮鹾数千，皆身往营置，靡有后愆”，并与兰州商人曹佐合伙经营，数年未爽毫发。
而朝邑八里庄，“庄虽数百家，俗竞艺黍稷，远服贾，鲜修文学”。
朝邑大庆关“西河子之乡万金家，皆习商贾”。
张伋，“有嗣子某服贾广陵，赢至数千金，稍不若训，即弗子”。
明后期三原人王经济，家“世多贾”，其本人“尝客姑苏、维扬”。
嘉靖时泾阳人许氏，“稍长，修父之业而息之，贾西宁垂二十年，无二贾。……而西宁贾输刍粟，率中盐策维扬”。其弟朝阳客死维扬。
嘉、万时，三原人高尚信，是县中有名的“大贾”。其成人后，“携资游蜀中，意不自得。乃与诸从子走湟中、西夏，尽以资易菽粟，入储边帑，而领部檄收盐利于淮、浙。如此数易，资大归，君与邑中巨富人埒矣”。
吏部尚书王恕的后代，嘉、万时人王
，其舅梁君，“拥重资淮扬间”，请其主持盐业事务，王
“一一为画计，诸受计者多叹服。时治鹾使者行疏通法，商随倚以营私，名曰‘超掣’。或拉君，即谢弗往。诸商大有获，乃诮君不听吾而失还厚利。君笑应曰：吾弗得鱼，幸有吾荃，若视吾荃在否，不患不得鱼也。有识者以君言为是”。
同时代三原人梁炜，先业儒，在扬州多从名公先生游，后来改从商，其铭文称：“竟以家人事倚办鱼盐故业，群从中推君为主，于是谢儒为贾。梁故富厚，号巨万，先世主计者为君叔父征仕公。征仕公于贾策利无遗，裒然魁师，老而授策君。君筹画征逐，悉守条规，利益归，积用益厚。然所入悉输于公，未尝私一缗箧中，故群从亡不心服爱慕之者。”
此人学儒无成，却学得全部家传贾术。又有同时人梁选橡，不愿绍故业业儒，而“服贾江南北，用盐策起，后先垂四十年”。其人“智识过人，诸贸迁赢绌，一经筹计，率奇中。又多任人，人受策公，各大有获，遂居积累万金。人言公所至有天幸，殆非尽然。盐故有制，载令甲，无敢逾越，险狡规利，望外贿，上下为比周，别创为一法，名曰‘超掣’。超掣者，压定序而先之也，获利厚寻常以倍。一时乡人争先为超掣，咸来邀公。公不可，曰：善贾者不收近利，善保者不身尝法。以若所为，利即厚，孰与资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图未必然。且盐与他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视若曹之败也。谢诸邀者。诸邀者小有获，相与诮不从我而失厚利。未几，首事险狡，以乱制服法，公乃始大笑，不幸吾言中，倘吾不自主，而罹其中，必且推首事，身蒙祸而众厚利，吾不能为若辈愚若此”。
凤翔县人袁某，“用盐策贾淮南，每归，取金偿母，甘毡费而后及他事。已，输粟甘镇，有令出帑金募更市粟”。
明末，有明中期名臣三原人王恕之族人，“父某，徙白门业盐策，家富巨万”。
明末三原人申凤鸣，在乡慷慨多义举，“既抵扬州，业盐策，得廉贾五利之术，家以大昌”。
泾阳人张洋，贾朔方，至其子张植而富。植子张巍，“计无如用盐策便，输粟塞下，而大引鬻于淮南北浙东西，訾数巨万。睨其橐曰：吾倍陶朱公多矣。……邗沟大涨，荡盐艘几万金，报至，公方与客棋，不答而终局”。
看来泾阳张家在扬州的盐业市面甚大。嘉靖时，泾阳西里人刘文明，其父倦于贾，乃请继父业，“得千金，以盐策贾塞上广陵间，不数岁赢得过当。……暇则阅诸史若阴阳农圃医卜星相诸家，而锐意当世之故，九边要害机宜茶马屯盐利病甚晰。嘉靖末，盐法尼不行，公谓弊在工本，工本汰矣，复不行，公筹之曰：当有伪引阑出入耳。意如所料”。
嘉、万时三原人温朝凤，“稍长，母若兄命之贾，服用无赢副，挟资甚微，顾独饶心计，不数年息十倍”，经营活动中，“所过蜀楚燕赵吴越齐鲁韩卫”之地。
大约也经营过淮盐。从明初到明末，陕西商人始终活跃于从事两淮盐业的经营。这些商人，大都是入粟西北边地，赴淮、浙盐场支盐，从事开中制下的盐业贩运的。
陕西盐商的经营路径，与徽州盐商相似，大多先在其他地区从事其他行业，而后向淮扬转移从事盐业。
明代山、陕等西北地区缺少棉布，所需主要靠从江南输入，而结营棉布资本要求较低，从而成为山、陕商人经营活动的起始行业。明后期，人称陕西“三原俗相矜市布”。
三原人温纯的文集中，就有诸多其乡人在苏松经营棉布的事例。如由三原迁往泾阳的嘉、万时人师从政，自少年时起即“操钱千市布崛起”，而其乡人“以君为椎也，争赍子钱贾吴越，往来无宁日，其息倍。已，又出捐子钱贷人，其息亦倍。久之，用盐策贾淮扬三十年，累数万金。喜曰：‘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遂以盐策听子若孙，自归宁”。
三原另一师氏，号南庄者，随其父“往来姑苏、于越诸处，贸迁有无。又以其赢，任人转生息，所收甚厚”，后“客淮扬久，观万货，大约用盐起。二子者，相递为客与家，客与家诸方略一一听公指授。至公老而居积，不啻巨万，人言二子哉。然非受公擘画，弗克以也”。
同时期三原人员维新，“稍长，小贾邑市。已，贾吴鬻布……家日起。已，贾淮扬治盐策。……铢累寸积，不数载资起万”。
同时期三原人王一鹤，与其诸弟，最初出贾，以其名“贷子钱市布邑及吴越无间言，资日起，犹共贾共居。久之，用盐策淮扬，亦无间言，资益大起”。
王一鹤同父异母弟王一鸿，“早年家徒四壁，立意气轩轩若缠十万缗，常佐长君化居吴越间为布贾。已，稍赢，则又转而鬻贩江淮间为盐贾，家遂大起”。
石象，原来经“商三原、会宁间，已，用盐策起资淮上”。
这里举述的六例，有五例是先在吴地经营布业，有一例是先在西北经营他业，而后均转移两淮经营盐业。布业可赚稳利，成为陕商积累资本从事大规模商业经营的起始行业，但利润不丰，因此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陕商又多转营淮盐等厚利行业。从明中后期韩邦奇、温纯等人的描述来看，陕西盐商大多从经营布业开始，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转而从事盐业，这可以说是明代陕商特别是三原商人经营上的一个特点。
山西蒲州盐商在淮扬的活动情形，万历时官至大学士的山西蒲州人张四维的《条麓堂集》中，有关记载较多，温纯的《温恭毅集》等也有一些。今一并列举如下。
张四维记，山西蒲州地狭人众，“其挟轻资牵车牛走四方者，则十室而九，商之利倍农”，
“蒲俗善贾……蒲人之占贾者，唯淮扬为众，若青沧之盐，占之则自近岁始”。
按照张四维的说法，蒲州商人最为活跃的地区和行业，无疑是两淮的盐业。蒲州人王瑶（即官至宣大等地总督的王崇古之父），其父累试不第，家业中衰，乃经商。弘治九年到河南邓州。王瑶随其父“贸易邓、裕、襄、陕间，而资渐丰”。对照明中期大学士李贤的说法，王瑶经营的大约是河南、湖北的大宗产品小麦、麦曲之类。弘治十八年，其父转移到鲁地经营，“山地产竹木麻漆，公取良产治器用中度，至今士人式之”。正德中，其父归家，资财逐渐耗费，而王瑶“行货张掖、酒泉间，又尝同诸商依酒泉兵宪陈公赴河西”，大约从事中原与西北边地之间的贸易。至此，王瑶“复货盐淮、浙、苏、湖间，往返数年，资乃复丰”，完成了向盐商转换的过程。嘉靖元年其父逝世，王瑶与弟侄“独取长芦引数千寻赴长芦守支，未获”。晚年，“每念诸兄弟无依，虽在京师，犹以盐引经营以资其用”。嘉靖二十九年去世，“远近吊者几千人”。
看来，王氏家族后来一直从事淮盐和芦盐的贩运。又如正德、嘉靖时河中人王良器，“奋厉营四方，西走张掖、酒泉，南逾荆襄，下吴越淮泗间，善能逐什一而权其子母。久之，起高资”。
正德、嘉靖时人范逵，当开中法难以维持之时，却认为是觅利的大好时机，“遂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计储偫蓄散盈缩，以时废居，而低昂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久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积缗钱以万计”。
蒲州人席铭，幼习举业不成，又不喜农耕，说：“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懋迁居积，起家巨万家，而蒲称大家，必曰‘南席’云”。
由其活动范围，对照其乡人王瑶之经营，此席铭大约也曾经营过两淮等地盐业。展玉泉，“游货瀛博之墟，贸市海鹾，以为天子转输于边，而以计赢缩，雅与时逐，甚获什一之利。居无何，其所积遂丰，轻财重施，坦率乐易，凡商于兹土者若干人，罔不祗敬玉泉君者”。
正德、嘉靖时，大通厢人赵进庵，最初业儒，无所成，“遂南浮淮泗，时废居廛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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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永丰厢人徐昂，善于治产，“贸迁南北，往来秦豫、吴会之境者……居货四十余年”。
徐杲，家世业商，尝“游金陵，溯吴越，西走陇益，居货岐山、池阳之域雍凉诸郡，稍稍遍历焉，废居通滞，能
时之高下而牟其赢利”。
张四维的叔叔张遐龄，时当嘉靖，“商游吴越，闻于时。年幼气锐，既连不获牟大利，乃南历五岭，抵番禺，往来豫章、建业诸大都会，凡六七年，而资益耗”。
弟弟张教，与经营淮盐的歙县吴珽兄弟一起“居货沧瀛，共朝夕而雅相好也”，
也是个大盐商。看来张四维家族也曾经营过淮盐。
张四维描述当时行盐情形道：“令甲榷淮、浙鹾利以佐国计，凡商人占淮、浙盐者，悉令输粟甘肃、宁夏等边，给通关领引，而守支于淮、浙，谓之飞挽。然自开中以及支给旷日延及，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警，而盐利又时有朓肭，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率。”
由上引事例来看，开中法改革后，将粮食输往边地，而后获得贩运盐引，到淮、浙盐场支盐的主力，仍是山陕商人。
明代在淮扬地区角逐的盐商，以山陕和徽州商人为绝对主角，但其他地区的商人也有一些。朱宗宙先生在其《扬州盐商的地域结构》一文中，列为“其它地区商人”，而所谓其他地区商人，“是指江西、湖广、浙江、江苏等地区的盐商”。
未免遗憾的是，于明代其他地区的盐商，朱先生只举了江西南昌盐商谢昆一例，以致被汪崇筼先生诟病，称“朱先生引用大量史料，分别重点论述陕西、山西、徽州三大盐商群体在扬州的活动情况，而对于湖广、江西、浙江、江苏等地的盐商，则因史料不多，只能将其合为‘其它地区’一类，且所论篇幅有限”。
朱先生确因相关材料不多，未曾多举事例，但“其它地区”在淮扬地区活动的商人确实也有一些，值得注意。
如江西商人。万历时湖广京山人李维桢说：“竟陵东七十里而远，有聚曰皂角市，故风后国也。市三千家，中具五方之民，商贾十九，而新安为最盛。余所知有郑明甫者，歙中坞人，少贾豫章，壮贾楚，遂家于市。”
又说：“竟陵东六十里聚曰皂角市……市可三气家。其人土著十之一，自豫章徙者七之，自新都徙者二之，农十之二，贾十之八，儒百之一。自豫章徙者莫盛于吉之永丰，至以名其闾。而永丰莫著于刘氏。刘氏……入明，七代孙纯正贾楚，乐市之土风，因家焉。”
竟陵在承天府潜江县西北，靠近京山县。由按李维桢所记可知，竟陵皂角市是一个移民市镇，从江西永丰迁入者占三分之二以上，这些移民以经商为主，商人则以徽商为主。皂角市迁入这么多江西永丰人，其地又以经商为主，且地属淮盐销地，永丰人自然经营盐业者不少。此是江西群体盐商。此外，有关江西盐商的零星事例也有一些。嘉、万时吉水人罗胜梯，其祖父罗鉴，“以盐策游楚澧州津市，信义为众所服从者如云，因徙家焉”。胜梯以早失父从贾，“计操奇赢，与时化居，业骎骎起”，“有别业在广陵”。
汪道昆记，徽州人程汉阳为南京工部主事，“时江西大贾豪仪真”。
仪真最突出的商人是盐商，此“江西大贾”自然是经营盐业的江西巨商。
如江、浙商人。两淮盐场在南直隶今江苏境内，苏州、松江等府又行浙盐，徽州盐商在江、浙盐场最为活跃，但当地人自然也有从事盐业者。如钱氏，世居杭州，“入明洪、永间，有讳文通者，徙松郡”，遂为松江人。文通死，其妻子冯孺人“抚藐孤，倜傥亢宗，推江淮贾中祭酒，是曰松溪居士，竟以信义起”。
可见明初南直隶松江府人即有经营两淮盐业者。天启初年，官至江西布政司参议的钱塘人黄汝亨记，其南京的弟子鲍良思之父松亭翁，“担囊握算，服牛駋，奔走吴楚扬粤之郊，不十年，富埒封君，身膺王爵”。
万历时，冯时可说：“海陵人习贾，寝处其大，靡徙业，故素封累累相望然。其人大都效师史曹邴氏取赢。”其地有吴玄獬者，“挟资贾燕，贾赵，贾齐，贾梁，节驵会武，切文持变，化有概，居久之，业益拓”。
海陵即泰州，显然当地人习于经营盐业。如嘉靖时南直隶和县人方茂，读科目书不就，“去而操巨资鬻盐淮扬间，资大起，又督家僮种作城西南田，岁积谷千百斛”。
浙江商人则如嘉靖时宁波人陈武，“溯江淮，入燕代，遍历方国，各以其地之宜，赍用浸然，游道广矣”。
明代开中法始行于洪武年间，其基本形式是：户部根据边方或所需纳粮地区官员的报告，经向皇帝奏准，榜示纳中米粮的地点和仓口，公布上纳米粮额数及所中盐运司的盐引额数。上纳米粮的商人根据户部榜示的开中则例，自行选择所报中的盐运司，然后到指定的仓口报中，上纳米粮。仓口官给予仓钞，再由管粮郎中填发勘合，商人据此到指定的盐运司比兑，由盐运司指定盐场支取盐货，运至指定的行盐府县发卖。
在这种制度下，纳粮获得盐引是关键。陕西商人或就近籴粮上纳，或就地屯种粮食上纳，有地近和地利之便，因而就情理而言，早期淮扬地区的盐商当以山、陕商人特别是陕西商人实力最为雄厚。如果本色开中运行正常，山、陕商人无疑会维持这种优势。
从明人文集所载大量事例考察，明代早中期，确实已有陕西三原、泾阳等县和山西蒲州、大同等地的众多商人活跃于淮扬盐业中，与徽州盐商展开商业竞争，而且山西蒲州盐商最先活动的地区就是淮扬，由此山、陕盐商在淮扬的时代，较之徽州盐商，很难说孰先孰后，在明代早中期，也看不出他们的势力孰大孰小。其经营方式，无论是山陕商人还是徽州商人，基本相同，均有先在他地他业活动积累资本，而后转移到淮扬地区改营盐业增大商业资本的过程。山陕盐商和徽州盐商确是淮扬盐商的主体，但其他地区如江西、江浙等地商人也参与其中，如果考虑到盐斤的转运和分销，这些地方商人当有一定实力，不容小觑。
考察明代淮扬地区各地盐商的活动，也可得出这样的认识，即徽州商人并不是在明初就具有优势成为主体的。风云际会，徽州盐商在明末以至清代逐步发展壮大一家独大，则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盐业经营管理方式的较大改变。其具体内容及其消长过程，请参见前此拙文。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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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1《进庵赵翁八帙
恩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51册，第5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