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方志是中国特有的记载一方历史、地理、物产、民俗和人文的文献资料，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即言：“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它是系统记述一定区域内自然和社会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文献，具有存史、资治和教化三大功能，是了解地方文化的重要依据。中国传统戏曲晚熟，因其“托体”稍卑，在古代的社会文化地位不高，起初并不被官方和士大夫所重视，所以传世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少，这给我们研究戏曲在某一区域范围内的表演形态、传播方式和接受情况等带来极大的不便。然而幸运的是，在古代方志中，编纂者有意或者无意地收录了许多关于地方演剧的史料，反映了一些民间演剧活动的具体事象和活动详情，正好可以弥补这一遗憾。

王琳的《清代及民国方志演剧史料研究——以晋、冀、豫地区为例》，就是以“地方志收录演剧史料”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是她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改和增补而成。近年来，许多学者逐渐注意到方志所载演剧史料的重要价值，也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但对方志所载演剧史料进行全面性、系统性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该著作首次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方志收录演剧史料的规律与成因做了分析，从方志本身的编纂体例与特点出发，梳理了通常分布在以风俗志、祠祀志、艺文志等为首的七大门类中的演剧史料，并结合方志撰修的持续性、政治性、地域性特点分析演剧史料的收录规律，既具有学理性和系统性，又方便其他研究者按图索骥、查阅资料，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著作。

该书以《中国地方志集成》收录的河北方志162种、河南方志159种、山西方志173种，凡三个省的494种府县志为研究对象，从中勾稽出了共1698条演剧史料，内容翔实，覆盖面广，信息量大，这大概是目前对方志中演剧史料做专题研究的成果中，最为全面与庞大的一次资料整合了。更为可贵的是，面对这些浩繁的文献资料，作者并没有深陷其中，为其羁绊，而是将这些资料条分缕析，从文献学和戏曲学的双重视角出发，对所搜集到的方志演剧史料进行整合研究，并做了深入的学术探讨。

首先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方志所载演剧史料进行研究。著作从地方志本身的修纂原则出发，探讨方志收录演剧史料的规律与成因。方志收录大量演剧史料，除了受其本身编修上坚持“一地情况之总览”原则的影响，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这是以往相关研究不曾关注到的一个空白。事实上，方志中的大量演剧资料正是依赖于“礼乐文化”才得以保存。其收录规律不只体现出儒家“崇礼以作乐”的思想，在一些被当作反面教材而收录的演剧资料中还体现出“以礼节制乐”的原则。民国“礼崩乐坏”更促使戏曲改良运动的出现。方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戏曲与礼教、戏曲与民风民俗、戏曲与社会变革之间复杂关系的写真。

其次是探讨了演剧史料本身所反映的戏曲史问题。地方志作为一地情况之总览，所谓“志属信史”，它蕴含着最贴近民间演剧的资料记载。民间演剧活动首先构成了一个诸艺杂陈的大环境，以闹热性为本质属性。戏曲演出置身其中，作为主流表演形式，是支撑与繁荣民间演剧的中流砥柱。其与民间诸艺的关系十分密切。戏曲起兴于歌舞，专于演故事，汇聚种种伎艺而成。成熟之后，民间诸艺纷纷受其影响，却又各自独立演出。“歌舞”、“演”、“故事”与戏曲之间由此而存在复杂的构筑和分解关系，而这个关系始终融合在诸艺杂陈的闹热环境中。

作者以晋、冀、豫地区的方志为例，从环境、戏曲本体、演员、观者四个方面来研究，使民间演剧有了立体化的呈现。最后从空间视域对民间演剧活动加以阐释，由此得出的一些结论颇具价值。如她提出，演出空间并非只有物质属性，还有隐伏于其上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物质演出空间在固化与随性间变换，社会文化空间亦有着不同时代的烙印，这些皆浓缩进戏台称谓中，而民间演剧又与“社”、“会”组织密切相关。凡此种种，均为我们研究方志所载演剧史料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路径。

总之，这本著作在学术方法、思路和研究对象上都有较大的创新性。在文献利用上，选取各种地方志史料，既切合民间演剧研究的需要，又拓展了戏曲研究的文献使用范围，创新了传统戏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作者将研究问题集中在前人关注较少的民间演剧上，如“礼乐与戏曲”、“诸艺杂陈”、“土客杂处”及“多元戏曲空间”等问题，拓展了传统戏曲研究的范围，为揭示民间演剧的本质、规律及特征提供了新的思路。

但是，面对如此丰富的演剧资料，碍于篇幅的限制，还有一些问题作者未能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讨，这就使得个别地方在内容上略有资料堆砌之嫌。不过我相信，随着后续研究工作的展开，作者一定能继续深入地挖掘方志所载演剧史料的文化价值，以丰富我们今天对传统戏曲研究的视野和路径。

王琳自硕士研究生开始，就跟着我进入古代文学专业学习，而后又随我继续攻读戏剧与影视学的博士学位，凡六载，不可谓短矣。她勤奋好学，独立善思，性傲而敏感，内秀而谨严，读博期间就发表了数篇颇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博士论文又知难而上，选择文献资料多、整理难度大的古代方志为研究对象，寒来暑往，几易其稿，总成三十余万字，实属不易。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古代文学方面的基础和优势，使得自己的研究具有了相当的深度和厚度。可以想见，今后随着学术平台的提升、学术视野的扩大与学术积累的精进，她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会有更加令人期待的表现。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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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2日于古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