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二 办学校
在近代西方，学校的设立和教育的普及与基督教有密切的联系。正如传教士林乐知所表达：“欲化民之陋而使之文，非兴学校不可也，欲祛民之愚而使之明，非广教道不可也。且学与教相为表里，西国教堂学堂并列，几于无地不然，有时兴学之事，即掌于传教人之手矣。不但此也，无论教道学术，皆男女并重，安见有西国之女孩，不入学堂读书，或不入教堂闻道乎，此西国教化所以日兴也。”
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是要传授和研究宗教知识，但同时也不排斥世俗文化和科学知识，因为基督徒相信美善的力量和一切智慧均来自上帝的赏赐。所以，传教士一旦在某地设立了教堂，与之相应的医院和学校也会迅速地兴建起来，教堂、医院、学校成为基督教现实机构的“三位一体”。
根据《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对当时教会学校情况的统计：江苏省（包括上海）宣教师驻在地70%设有教会高级小学，仅次于山东省的75%，位居全国第二；54%设有教会中学，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东北三省的60%。江苏省有教会初级小学354所，总人数为11550人，男女比例为1.8∶1；教会高级小学120所，总人数为16565人，男女比例为2.5∶1。由初小升入高小的学生比例在全国最高，为44%。江苏省教会中学有51所，中学生总数为3323人，男女比例为4.4∶1，江苏一省的中学生人数相当于内地十二省中学生人数的总和，居全国第一，主要分布在该省十三个城市里。
江苏省教会高等教育事业也居全国首位，上海、南京、苏州三处共设有5所教会大学，有男女学生约700余名。
这些数字和事实充分说明江苏省基督教教育事业起步较早发展很快，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
儿童教育是培养人和造就人的第一步，女子教育乃儿童教育成功的前提和条件，因为女子将来要成为母亲和儿童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传教士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林乐知在他所办的教会刊物中大力提倡早期教育，它不但自己在上海的林华书院创办接受儿童的义学，而且号召各地的教内外人士也响应兴办。
他在《论中国亟需设立幼稚园》一文中较系统地论述了儿童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人群不欲进步则已，欲求进步，其必自儿童教育始。”而且，将福音的种子播撒在儿童心里，将来必有大的收成和结果。林乐知坦言：“吾党劝道华人之法，惟幼稚园之收效为最大。吾知其必置他事于缓图，而以是为先务，非吾之过甚其辞也，幼稚园之设，即以道德救儿童者也。”关于儿童教育的特点和方法，他也明确指出：“儿童年龄在七岁以下，断非书籍所能导引其能力，即在七岁以上，其收效亦仅矣。既知儿童之愿欲所存，即可教育儿童，亦必合于儿童之性质而后可。是何也？则游戏是也。盖儿童之视游戏，一如其视饮食，其宗教在是，其世界在是，一切事物无不以是为中心点。”
林乐知也非常重视女子教育，他的《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一文强调：“欲谋男子之教育普及，非先兴女学不可也。”
1892年，他与海淑德（Laura Askew Haygood，1845-1900）女士在上海创办了中西女塾。1901年毕业于中西女塾的史凤宝女士在《中华亟需内助之德》文中指出：“泰西教化兴盛之国，读书识字，无间男女，故生女必学，视为固然，宜其所学，往往高过男子，以是为内助，不啻家有谋主焉，既生男女，不啻家有师保焉。……今西国知中华之亟需者为女塾，故特草创诸女塾，以为前导，冀我华人士，逐渐添设，日臻美备。然其意非欲女子争胜男子，以博一旦之名，惟欲女子皆能自尽天之所畀，以为邦家之光，以端教化之源耳。”
可见，母亲的教育对孩子培养和成长影响重大。
1846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在上海虹口设立基督教男塾，成为江苏地区的第一家教会学校。
上海之外，江苏境内的教会学校较早的就是同治六年八月（1867年9月）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斯米德在苏州所创立的两所学堂。1868年，苏州北长老会的鲍华甫教友给《教会新报》的信中写道：“斯米德先生与弟自客岁八月中至苏立教以来，诸事尚可，传道蒙天父恩护无阻，现有五人入门，再有学堂二处，学生共计二十余人，每逢主日听道者不下三四十人之数。”
这可算为苏州最早的教会学校。1869年，来苏州传教的监理会传教士蓝柏夫人在家中招收了十二名女孩，每天摇头晃脑背诵一段课文，散课时还可以领到十文铜板，作为因读书而荒废家务的补偿，读书给钱成为早期教会办学的一个特色。1871年，从美国学习回来的监理会医生曹子实在苏州葑西的十全街租教友殷勤山之屋开小学一所。第一年只有学生两名，一个驼背男孩和一个女孩。1874年，另招一班宁波学生充数，始逐渐发达。这所学校在苏州有一定的影响，“不特为教会兴学吴中之滥觞，抑亦为吴中兴学之先驱。”
1884年10月美国北长老会在南京莫愁路创办明德小学，1891年在户部街又创办益智小学。1894年美国美以美会在南京估衣廊创办汇文小学。1896年和1899年美国基督会也在南京创办小学。以后，江苏境内其他地区也相继创办小学。不包括上海，1949年前江苏境内有教会小学60多所。
与儿童教育相伴的女子教育在江苏也蔚然成风。1883年，监理会传教士潘慎文的夫人卫女士在苏州天赐庄创办冠英女塾。1891年，监理会女传教士金振声来苏州在申衙前（今景德路中段）创办男女兼收的义务小学，1896年移至长春巷分设男塾和女塾。1901年《教保》杂志记载：“苏垣长春巷英文算学馆，创设迄今，历有年所，生徒年增一年，固由金小姐及夫中西各教习督课之勤，管理之善，乃令盛名四播也，本城就学者颇不乏人，即别埠如上海、南汇、无锡、昆山、乌程，负笈来学者，实繁有徒。惜乎馆舍窄狭，每以不得广收为歉，学堂分大中小三等，生徒约有百人。”
后来在西麒麟巷租屋办英华女校，1914年在慕家花园购地建新校舍。金振声贯彻了林乐知的儿童教育理念，在英华女中附设了一所具有西方风格的幼儿园。早在开设此科之前，金振声鉴于幼儿教育的重要，就资送吴月娥、郁秀娟二女士到日本学习，回国后，就在英华女中开设幼儿园。起初幼儿园都是免费的，招收贫困家庭的孩子，后来入学的人越来越多，对部分学生实行了收费。到1917年该校共管辖三个幼儿园，招收儿童总数101人，其中收费儿童40人。
这些幼儿园对儿童采取的是游戏加辅导的自由开放式教学方法。在手工课上，“即令儿童复习已授之各种细工，一任其心之所好者，随意为之。俾各自运用其心思，教育者并不为之规定。盖藉以觇儿童之性质感情意志也。保姆杂坐其间，与儿童共同制作，既以防止儿童不良行为之发生，尤以助长儿童学业上之兴趣。团坐矮桌，不取学校内桌椅排列之制，亦所以免至拘束其身心也。”在游戏课上，“儿童作游戏，不由教师主之，纯由儿童自择。先由保姆问诸儿，今日将作何种游戏，一儿先举手表示其意见，诸儿群起拍手和之，欢欣雀跃，而游戏遂开始矣。一时间内之游戏，凡三四种，纯出于儿童之自主，而秩序始终不紊，保姆在旁，不过监视助兴而已。此其尊重个人之意志，自其幼时，已非常注意，实为新园教育精神之所在。”
1903年，监理会为纪念海淑德女士的逝世，按照上海中西女塾的规制在苏州天赐庄创办景海女塾，景海女塾与先前免费义务女塾不一样的地方是，像上海中西女塾一样，它实行收费制度，招生对象已不再是贫困家庭的子女，而是城市富裕家庭的小姐。1916年，景海女塾改为景海女子师范学校（Laura Haygood Normal School）。它除了培养一些高雅优秀女性外，也为儿童和女子教育事业输送人才。
1887年，美国美以美会女传教士沙纳德在南京创办汇文女中。1884年，美国北长老会在南京四根杆子办明德女中。1884年，美以美会在镇江银山门创立崇实女中。1888年，美国南浸信会在扬州寿安寺（今粉南巷）办一所女学，1906年改为慕究理女子学校。
到1913年，金陵女子大学的成立标志着江苏的女子教育已达到全国很高的水平。
书院是中国古代地方最重要的教育机构，相当于西方的中学或大学。传教士借用了“书院”这个比较古雅的名字，开始在中国各地设立传授宗教知识和科技人文知识的学校，最早的招收华人的教会书院可追溯至马礼逊所创办的英华书院。与中国传统书院相比，西式书院有以下几个特色：一是学制比较长，包括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甚至接近高等教育；二是中西并重、文理兼顾，有时强调以中文授课，有时侧重用外语教学；三是重视宗教教育，开设圣经、教会史、教义问答等神学课程。在现代意义的大学没有建立之前，这些书院成为培养近代先进人才的主要场所。江苏省比较有影响的西式书院，除了集中于上海之外，苏州、南京等地书院的开办也比较兴盛。
1900年之前，监理会在苏州先后开办了存养书院、博习书院和宫巷书院。1879年苏州十全街的主日学校转入天赐庄后，命名为存养书院，由潘慎文主持，书院全部采用中文教学，且不教外语，主要讲授圣经、西学和儒学。1884年，为纪念美国巴芬顿父子向监理会捐款，存养书院改名为博习书院（Buffington Institute），继续由潘慎文主持，书院所用的教科书大部分由潘慎文本人翻译和编订。起初，博习书院继承存养书院的传统，所有课程都用中文讲授，以便学生领会和掌握。1887年，为满足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博习书院增设了英语科。1891年起书院的学制正式定为十年，第一年到第五年为预备课程，内容包括《三字经》《百家姓》《论语》《教义问答》《自然科学初阶》等，第六年至第十年为正式课程，内容包括《散文范例》《神学要义》《世界史》《春秋》《写作》《几何》《自然哲学》《流体力学》《三角》《测量》《自然史》《自然神学》《礼记》《化学》《无机化学与有机化学》《易经》《解析几何》《天文学》《伦理学》《古代文学》《微积分》《政治学》等。博习书院循序渐进、长期统一的培养模式，为社会输送了不少优秀人才，第一届毕业生史拜言后来为东吴大学数学教授，李伯莲毕业后供职于宫巷书院，后来任东吴大学学监；第二届毕业生谢洪赉成为杰出的基督教活动家和科普读物的编纂家，李仲覃成为著名牧师和苏州教区长。宫巷书院是1895年监理会传教士孙乐文在苏州宫巷乐群社会堂创立的。第一批25位学生大都是秀才，他们有很深的国学功底，进入宫巷书院，学习西方的语言，并掌握数学、科学和外国历史地理知识。由孙乐文家庭中的三个成员教英语，李伯莲、李仲覃兄弟教汉语、数学、初等自然科学、地理和基督教教义等。学生们参加汉语早祷，在主日学校查考中英文对照的福音书。宫巷书院每年入学人数是可观的，1897年有68名学生注册，1898年超过了100人，1899年，尽管受义和团运动影响，仍有55名，1901年有64名。在师资力量上，1898年增加了薛伯赉（L. Shipley）和葛赉恩（John W. Cline）两名教师，1900年又有安德逊小姐和白约瑟（J. Whiteside）加入。
博习书院和宫巷书院的发展壮大为日后东吴大学的创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打下了坚实基础。
南京的三家西式书院——汇文书院、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也较知名。汇文书院是美以美会传教士傅罗（C. H. Fowler）于1888年在南京乾河沿创办的，为南京地区新式学堂之嚆矢。其目的是借着清政府科举考试增设算学一科的机会，开办学堂教授高级科学课程，以便在中国知识界占一席之地。汇文书院首任院长是加拿大人福开森（J. C. Ferguson），他组织建造了最早的校舍，即一幢三层楼的洋房，又称钟楼，成为当时南京建筑的奇观。以后汇文书院又添建了礼拜堂、青年会堂、教室、宿舍，共有六处主要建筑。全院分设圣道馆、博物馆（即文理科），后增设医学馆，并设有附中称成美馆。汇文讲授高级科学课程，起初只有五名学生，至1906年，在校生已增至二百人。教员是中方、西方相互搭配，穆尔为西文总教习，垣模为西文教习；师图尔（G. A. Stuart，1859-1911）为医科总教习，马林、比必（R. C. Beebe）为医学教习；南京名儒李自芳为中文总教习，周歧山、李鉴堂为中文教习，著名书法家骆寄海亦受聘任教。1896年，福开森出任南洋公学监院，辞去院长职务，由师图尔接任。师图尔重视宗教教育，不仅翻译了一些神学和医学书籍，而且每周坚持到教堂演讲。1908年师图尔辞职，由美国传教士包文（A. J. Bowen，1873-1944）接任。从汇文书院毕业的学生有许多成为优秀人才，其中佼佼者有：黄荣良（后任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德国公使）、韩安（后任绥远实业厅长）、刘伯明（后任东南大学副校长）、陶行知（后为著名教育家）、陈裕光（后任金陵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吕彦直（后为建筑家、中山陵设计者）等。基督书院是美国基督会于1891年创办的，其创办人是美在中（F.E.Meiges，1851-1915），他于1887年来南京，立志以身许中国，故自号“在中”，曾协助马林开办医院，还致力于中国方言研究，发起“华语正音会”。他主张信仰与知识相结合，认为“无意识之信仰易生魔障，非灌输学术无以羽翼教旨”，于是与基督会商量，创设基督书院于南京鼓楼之西南。美在中对待学生“温而厉”，学生生病，他求医问药，或在病榻前读小说以减轻病人痛苦，但学生如果不用功，则不假辞色，往往一边打一边哭。益智书院是美国北长老会于1894年在先前十多年的全日制学校基础上建立的，校址在南京户部街。创办人是美国传教士贺子夏，后由文怀恩（J. E. Williams，1871-1927）接任，文怀恩与美在中同时来华，曾参与创办基督书院。1906年益智书院的高年级并入基督书院，命名为宏育书院，美在中任院长，文怀恩为副院长。
汇文书院、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分属不同的基督教差会，后来他们共同合作创办了金陵大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对西方科技知识的兴趣逐渐增强。清政府开始效学教会学校，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成立讲授西学的官办学堂。为了顺应中国人渴慕西学的潮流并抓住教育的主动权，来华传教士们开始着手创办传授高级知识的正规大学。
由于较早地与西方人接触，又比较重视通商和教育，江苏地区官民对基督教有一定的好感，而且信任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欢迎并乐于接受西方文化。
该地区基督教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基础扎实，可以为教会大学提供充足的生源和办学经验。1949年前，中国有正规基督新教大学十三所，其中五所在江苏。除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还有苏州的东吴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
东吴大学是中国近代成立最早的教会大学。西教士乐灵生曾这样描述1900年东吴大学诞生时的历史背景：“当动荡不安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在义和团运动达不到的地方竟出现了兴办现代教育的活动。就在这一年，有人计划在苏州创办一所新式大学。创建之初，一日之间竟能筹集1015元（鹰洋）。总之，义和团运动引起了全世界对中国未来的关注，也空前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觉悟。”
早在1899年10月监理会就开始酝酿在苏州创办大学，1900年建立了校董会并选举校长，1901年3月正式开学，同年6月在美国田纳西州注册。
东吴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之一林乐知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监理会在苏州创办大学的缘由。他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追求西学的心志再一次勃发，不但各地广设学堂，而且多派留学生赴东西洋学习，趁此大好时机，监理会决定创立大学堂。监理会在苏州、松江、湖州等地已设有中学堂，大学的设立可以为中学堂毕业的学生提供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本来打算在上海虹口创办大学堂，但由于地价太贵，所以决定移建苏州天赐庄。“一因地当省会，四方来学之士，尤为便益。二因城东地僻，不近市集，读书尤宜。三因该处本有男女医院、博习书院、天道院等，皆为大学堂中包括之小份，且在宫巷亦设有文学高等学堂，成效久著。四因中国新旧纷争，已渐露去旧更新之象。所难化者，缺少过渡时之帮助耳。若在苏州设立大学堂，既可附设藏书楼、演说堂，以便讲究科学之需，且以借官绅学界之用。”
东吴大学的筹建得到了教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首先是监理会内部的中外成员慷慨解囊。1901年4月在美国新奥尔良举行的传教大会上，会督高乐威（Charles B. Galloyway）拿出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为东吴大学捐款，并倡议：“谁愿挑战这张捐款支票？”随后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当晚就募集到五万多美元的捐款。
其次是苏州一带的绅商士民踊跃捐助。虽然当时正值北方的义和团起事，苏地“大小官商亦莫不合力襄助”，所捐购地建屋银共鹰洋一万八千九十三元，苏州、常熟、南浔等处之捐项由柏乐文司理，上海捐项由林乐知司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苏州还发行了学堂股份票。
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东吴大学的创建得到了江苏地方各级官吏的允准和支持。林乐知委托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John Goodnow）转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一封信并自己的著作三种六本，刘坤一在给古纳的回信中对林乐知的做法表示首肯：“贵国进士林乐知，拟在苏垣设立书院，为敝处教育人才，与在江宁设立之汇文书院，后先济美，东吴士子，从此皆是公门桃李矣。”刘坤一在信中还特别提到，驻节在苏州的江苏巡抚鹿传霖也会支持此举。难怪林乐知慨叹：“此学堂之得有基址，未始非贤大吏之所赐也。”
东吴大学是在苏州宫巷中西书院基础上建立的，校址选在苏州天赐庄的博习书院及毗邻的区域，博习书院师生并入上海中西书院。1901年3月8日，宫巷中西书院迁入天赐庄，东吴大学正式开办。第一任校长（任期1901～1911年）是原宫巷书院监院孙乐文，第二任校长（任期1911～1922年）是葛赉恩，第三任校长（任期1922～1927年）是文乃史（W. B. Nance）。1911年5月上海中西书院并入东吴大学，从此“东吴声势，于是大振”
。在葛赉恩任校长期间，东吴大学逐渐发展为一个庞大而又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了苏州的文理科、吴语科（吴语学校），上海的法科（法学院），苏州的东吴第一中学（在校内林堂）、上海的东吴第二中学（原中西书院、与法科在一起）、浙江湖州的东吴第三中学（原海岛中学）、无锡的东吴第四中学（无锡实业学校），还有松江圣经学校、惠寒小学等二十几所附属小学。
日后的东吴大学培养出了赵紫宸、赵朴初、费孝通、蒋纬国等著名人物。
南京的金陵大学是近代中国较有影响的教会大学，成立于1910年2月。此前，南京的汇文书院（属美以美会）、基督书院（属基督会）与益智书院（属北长老会）三足鼎立，它们都是美国的基督教差会创办的，“宗旨虽同，办法互异”。基督书院院长美在中力主三院合并，他认为：“孤往则精力分而收效浅，共作则菁华聚而成功多，且祖国教会醵金委办教育事业，当化畛域而屈群策，以最少经费谋最大功效，不然，则获罪于天矣。”1906年基督书院与益智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美在中又寻求与汇文的合并，但汇文的院长师图尔坚持独立经营。美在中“务欲贯彻三院合并之主张，屡言于美以美会诸要人，得其同意，惟合并办法，彼此初甚龃龉”
。1908年师图尔辞去汇文院长职务，由包文接任。包文支持三院合并，他认为：“中国之困亟矣，非以教育新民智不足以自振救，而教育之宗旨宜纯正，规模宜远大，组织设备宜健全完美，然后始可以言得人才为社会用。今南京一隅设三校，其政不相谋，课程多重复，且为经费限不得备其设施，势必至于因循苟且，徒劳而无功，吾不知其何益于中国，其亦大背吾人办学之旨矣。”
于是，三个差会在美国纽约组成联合托事部，相当于金陵大学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筹措学校经费，校长、副校长的任命等事宜。在南京组成董事会，由校长、行政管理人员和各差会代表组成。包文为金陵大学校长，文怀恩为副校长，美在中为大学圣经部主任兼附属中学校长。大学部设于汇文书院校址，中学设于宏育书院校址，小学设于益智书院校址。
1911年4月19日，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给金陵大学颁发了特别许可证，承认：“中国所设立之金陵大学堂，除享泰西凡大学应享之权利……学生凭单……今改由纽约大学校董签发，转致金陵大学堂监发毕业生。据此，则以后凡在本学堂毕业者，即无异在美国大学校毕业也。”
包文任校长期间（1910～1927），“勇于任事，尤具远见卓识，凡事先立大计于胸中，规定其步骤，计虑周详，巨细无所遗，及计划定，即施行，无犹豫顾忌，虽遇挫阻不沮丧，终奋勉尽力以底于成功而后已，其行事皆如此，数十年如一日也。”
在中外教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金陵大学建成了由文科、理科、医科、农林科等构成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
金陵女子大学是顺应长江流域女子教育发展需要而诞生的。江苏的教会女学十分发达，女子中学毕业后缺少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为了让女子同男子一样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基督教各差会谋求在长江流域建立女子大学。1911年至1912年各教会组织在上海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此事。在会议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六位女传教士发出一份倡议书，呼吁各地教会支持建立一所女子大学。这六位女士分别是：苏州监理会的Miss Martha E. Pyle、杭州美国南长老会的Dr. Venie J. Lee、南京美以美会的Miss Laura E. White、上海美国长老会的Miss Mary E. Cogdal、苏州美国南浸信会的Miss Sophie S. Lanneau、南京基督会的Miss Emma A. Lyon。倡议书发出后，很快得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教会的广泛响应，其中美国南北浸信会、监理会、基督会、美以美会以及北长老会立即决定参与建校的计划，并承诺提供经济上的资助。1913年10月6日，女子大学筹委会在苏州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成立了由上述五个教派各两人组成的校董会，并认为南京是建立女子大学最合适的地点，同时决定由在南京明德女中任教的美国北长老会代表德本康夫人（Mrs. Lawrence Thurston，1875-1958）负责筹备。1913年11月14日筹委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正式任命德本康夫人为即将成立的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从1919年第一届的5名毕业生到1951年的最后一届，金陵女大共为社会输送了近1000名毕业生。金陵女大不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此前有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华南女子大学），但培养了许多各领域的女性优秀人才，形成了中国近代女界精英群体，标志着中国女性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
教会大学在江苏的陆续创办说明基督教事业在江苏的发展已经逐渐进入比较平稳和成熟的状态。教会大学不仅为教内培养了高级传道人才和神学家，而且也为中国各行业输送了专业人才。随着时间推移，各大学均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品牌专业，比如东吴大学的生物和法学专业最著名
，金陵大学的农林科和国文系较突出
，金陵女子大学的社会学和家政学颇具特色。
毫无疑问，教会大学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传播和人才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中国教育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