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辩难

如果说证道是用以经解经的方法来从内部讲解基督教的道理，那么辩难就是通过与其他宗教或学说的对比从外部证明基督教的合理与完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儒家为主导、佛道为补充的“三教合一”体系，基督教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不能不面对其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问题。江苏早期的基督徒在这方面做了探索性的尝试，并为不同宗教间的交流提供了经验教训。

有一位署名“苏郡劫余子”的教外儒生给当时上海的《教会新报》写信，就祭祖、吃教者和“在教之友多是质胜于文”等问题给基督教提出一些建议。他认为耶稣教“与儒教通融，仿佛非有悬壤之殊，实可并行不悖。如耶稣教称上帝，《诗经》亦有上帝临汝之类；耶稣教称孝顺，《中庸》亦有为人子止于孝之类；耶稣教有除我外不许拜别的人，《论语》亦有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之类；耶稣教称爱人如己，《孟子》亦有爱人者人恒爱之之类。其余事同语异者，笔不胜录。”然而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耶稣教“若是真实无伪之教，而儒者每每斥为异端，其咎安在。试有西人常不遗余力，孳孳传教。迄今几及二十余年，如无致忌，何以入教者尚属寥寥耶”。于是，他建议基督教：“祭祖乃人子报本之举，天性所发，古礼昭然，曷宜阻止。”“自后宜请博学君子将新旧约书参以诸子百家之论，则读者喜有学问琢磨，勤而不倦。”“讲书之处宜另用一人专承宾客，又须有材略之人任之，则庸儒不敢藐视。” 苏郡劫余子的来信，引起了《教会新报》有关耶稣教与儒教关系问题的大讨论，各地信徒和传教士纷纷发表意见，江苏的部分基督徒也踊跃参与进来。

上海浸信会的传教士晏玛太对劫余子的观点表示不以为然。他不同意“耶稣教与儒教……可通融并行不悖”的提法，并主张耶稣教与儒教之功用“大相悬壤”——“儒以仁义道德为教，令人自行，以为人所能行，人所当行，于中不言有灵气以感化，有神力以扶持，有死后之果报，惟曰行之则为君子，反是则为小人，是以孔子以来二千余年，诵其诗读其书不可胜数，而果能修德行义者罕有其人，因其教之由于人而属于世，君子小人功名利达之荣辱，俱以生前而言未及死后也。耶稣教载于圣书，不由于人，而出于天之主，其修德行义之功用，不只生前，及于死后，不只令人自行，亦许有圣灵之恩助，且此灵亦来抚导人心，默示人以善路（人心中有时觉当改当行之意，既是此灵），凡听其感化而即祷于神，信托耶稣能赦罪者，能得神之垂顾，以获其得成。按耶稣教之所重，不先急于仁义，而先于信托，仁义为信托之果，信托与仁义前后连贯，徒恃自修而无信托者，不能得后来之福。” 晏玛太的观点大概可以代表那些排斥中国文化、思想保守的传教士的立场。然而《教会新报》的主编西教士林乐知却认为：“吾教与儒教心与理正是相通，可以息谣言，可以祛众惑，可以消后变，可以坚信从。……愿吾教友共相发明，以宣明圣教，益莫大焉。” 可见，林乐知与晏玛太二人各自对儒学的态度有些不同，林乐知坚持基督教的道理和儒家学说是可以相互通融的，而且接纳儒学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并可以消除谣言和教案。

江苏的部分基督徒支持林乐知比附儒学的立场。扬州公会的张更生在《请以儒书证圣教启》中号召各地基督徒：“拟请各名流同择儒书中与圣教合者，比而论之，人各一言，言各数则，登之新报，令拘泥之儒知大道本在天壤，则士能服，民无不服矣。”他还指出耶稣教在中国皈依者不多的原因是读书人拘泥于儒学：“夫圣教之理真而且切，宜乎归服者众矣，乃数十年来，信者固不乏人，不信者仍指不胜屈。推其故，则我中夏所尊者士，士所拘泥者，儒书也。”所以，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基督徒要加强对耶稣教与儒教相互关系的研究：“儒书甚伙，而四子书及六经为尤重，其中所载于人事则详，于天道稍略。然细读之，有与圣教相发明相表里者，如论上帝无臭无声，论人性原于天命等语，未始非上帝之感召，俾前贤笔之于简，以拘人心于万一，为将来圣教光扬地也。” 苏州长老会的周小珊完全赞同张更生的倡议，他在《答儒书证圣教启》中也明确指出，以儒书证圣教的好处在于可以消除读书人对耶稣教的误解和偏见，增强彼此间相互理解，从而避免教案的发生。他写道：“盖我中土，士为四民之首，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事非仁义，虽小不为，真所谓读书明理者，为民之表率也，何迩来广陵、皖城诸处事端叠出，横逆频闻，倡者文士也。公耶私耶，是耶非耶，缘怀畛域之疑，复存彼此之见，嫌隙塞胸，诚伪莫辨。吾教虽有圣书流传四方，间引圣经，指津醒迷，乃刚愎者诋之曰：此书外国之书也，耶稣外国之祖也，于我无与，吾不欲观。哀哉，自暴者拒以不信，自弃者拒以不为。是不得不引儒书以证圣教，如知所由来，合论比参，了然万殊一本之原，并行不悖，庶可择善而从也。” 苏州监理会的芮佩芳在《耶稣圣教论》一文中也强调圣经与儒书在道理是相符合的，而且更有超过儒书的真理，他论证说：“且圣经与圣贤儒书相合，更有超过儒书之奥妙，如孔孟乃人中之圣，真神赋以大聪明大智慧，能出死入生之道，究非伊所能知者，故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耶稣有真神本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孔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圣经云：上帝慈悲，不加悔罪之人。孟子曰：虽有恶人，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圣经注明死生之道，无不洞悉。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是故道之大原出于天。曾子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先世圣贤诸如此语，岂不与圣经之道大有相合哉。” 中国基督徒认同儒家学说的情感和愿望也许比林乐知这样的思想比较开明的传教士更强烈，因为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是无法割舍的。

江苏基督徒在援引和吸收儒家学说的同时，对佛、道二教却采取激烈批评和排斥的态度。镇江福音堂的邓子明在《证明圣教启》中坦言：“耶稣圣教辟佛老之荒谬，补儒教之缺遗。” 苏州长老会的周小珊引用儒家的观点来反对佛教，他说：“今之异端，莫如僧道，奸邪百出也。……《论语》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程注：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孟子》曰：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程注：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氏之害甚于杨墨，此皆恶其似是而非，为患于世道，为害于人心，是当深恶痛绝，不可一朝留也。” 苏州监理会的芮佩芳驳斥了佛教轮回转世的说法，并认为释道二教是有害于社会的，他写道：“人之化生为人一世，决无转世轮回之事，因真神赋以灵魂，乃从无中生有，不以先世之灵魂令其转生，若然则造人祖时，只造二人，其转生亦不过二人，其亿万世之子孙，亿万人之灵魂，又从何而来。惟释道二教，捏造虚词，骗惑愚人，设有转世灵魂之说，故东岳庙之两廊装塑十殿阎君地狱形象，乃设计诱财之机巧，意谓贫苦者发心施舍，转生变作富贵人，女转男身等类，富贵者吝于施舍，转世变作穷苦人，堕入畜生道中，盖施舍即入于己囊，智者不为其所惑。试思僧道衣食屋宇使用，无一不出于世人，故世俗称僧道为朝廷懒汉，百姓魔头。” 江苏地区佛庙道观林立，烧香拜佛、画符念咒在百姓中非常流行，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不能不面对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习俗的挑战。

不同宗教间的辩难并不是新鲜的事，在西方基督教的初期就有教父神学家们写了许多驳斥外教护持本教的著作，在中国魏晋时期也有儒家与佛教之间的辩难和争论。江苏基督徒们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基督教要想在中国扎根，就无法回避其与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复杂关系。 bLbxSl49pWwq7EoeusB9lOJC1GxqWIOGnUYYD5z2BsycfXF+pDyKzHl7Ei2Auhi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