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教训

晚清社会东西方文化首次大规模接触和碰撞，中国出现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和大转型，教案的发生是双方交往过程中彼此误解和敌视的最突出表现。从江苏所发生的教案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一系列教案，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中西方交往过程中所应吸取的历史教训。

首先，一切交往都要建立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中国人之所以仇视基督教传教士，是因为传教权是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而不平等条约是在西方列强的胁迫下不得已签订的。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人不管是商人、外交官还是传教士，都是一丘之貉，都是不邀而来的侵略者。正如传教士们自己所坦言：“中国人把传教士看成是所有外国人的代表，他们认为外国人是霸占别人权利的侵略者，专门图财谋利、侵略领土、推销鸦片的人。举凡张贴污蔑基督教传教士的告示，无不控告他们是阴谋征服，或从事贩卖苦力和鸦片的人，披着诲人为善的外衣，而干这些丑恶的勾当。……这些指责无疑可以说明基督教传教士的受害并非由于是传教士，而只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 当时的基督教学者王韬对于西教士与殖民者的瓜葛，深有感触，并建议：“将来易约之时，可否将传教一款删除，实可消无端之萌蘖，而绝无限之葛藤。” 要想避免文化冲突和教案的发生，彼此的交流应该是平等互信的。

其次，要及时消除误解，澄清事实真相。教案的发生大都是由于谣言的广传引起的，传教士挖眼剖心的传言不仅大多数民众信以为真，甚至有些官员也深信不疑。事实上，这一传言纯属子虚乌有，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将一切恶行加之于讨厌对象乃理所当然之事，他们根本没有耐性也不想去了解事实真相。像曾国藩那样明察达理的官员实属凤毛麟角，他在处理扬州教案时，敏锐地指出辟谣止谤是解决教案的最好办法：“本部堂告以开导百姓之法，宜晓之曰，婴孩死伤虽多，并无挖眼挖心等弊；是医生与乳妈之咎，并无教主之过；育婴乃法国教堂之事，尤非英国教士之过。如此数语，则扬城百姓之疑可释，而戴教士之冤可伸矣。”

最后，要寻求解决纠纷的合理途径。教案发生后，西教士一般先诉诸地方官府解决，但官府要么是暗中支持民众，要么是慑于反教势力而不敢处理。西教士无奈只好求助于本国驻中国领事或公使进行交涉，为了向中国官府施压，外交官们又以本国的炮舰和军队作为后盾。其实，西教士们大多并不赞成本国政府以武力来保护他们，而只是要争取一个自由传教的良好环境。艾约瑟等西教士曾表达过：“基督教传教士不要求炮舰，也不要求武力保护他们。传教士工作如与使用武力有联系，是他们最感嫌恶的方法。他们所要求的是本国的权力机构——在北京的公使和在通商口岸的领事——能够尽力对中国的统治者施加友好的影响，只要英国人民有符合护照中的规定，就应坚决地保护他们在内地自由旅行和定居。”

传教士们不仅不同意以武力威胁解决教案，而且大多数也反对鸦片贸易。传教权是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教士与西方的商人、外交官或军队是沆瀣一气的。随着传教士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深入接触，中国官民也逐渐认识到他们传道救灵工作的动机是善良美好的。 EdfvoHx/6RjYE5HiZEMJTsPiIkixt+ig4qXaAuinH2m28L7LSMD7s59vpT85z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