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概况

晚清的教案大大小小、此起彼伏，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据。据大陆学者统计，1842年至1911年全国共发生教案1998起 ，1844年至1907年江苏发生教案70余起。 据台湾学者统计，1860年至1899年全国共发生教案811起，其中天主教与耶稣教教案比例约为8∶2，在此期间江苏共发生教案46起，占全国总数的5%左右。

1868年8月22日，扬州教案爆发，此事件是当时全国典型的教案之一，从其发生到处理，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像全国其他地方的教案一样，扬州当地的民众基本上弄不清天主教和耶稣教的差别。本来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金缄三所办的育婴堂出现小孩死亡的事件，因金缄三当时不在扬州，所以愤怒的群众就赶到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戴德生的住处闹事。第二，这一教案也是由谣言扩散引起的。当时各地谣传洋人办育婴堂是为了剖取幼孩脑髓眼珠以入药，而江都县令率人掘地验尸，并没有发现剖取脑眼的事实，证实死者均为因病而死。但彼时群情激愤，已不可收拾。第三，这一教案是由当地士绅煽动并领导民众发起的。此前，扬州士绅多次开会并散发揭帖，鼓动群众驱逐洋教。8月18日举行府学考试，来扬州的各县考生也投入了反教运动。第四，教案的处理牵动了中外各方的行政要员。中方涉及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奕，英方涉及英国驻上海署理领事官麦华陀和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等。第五，教案的最后解决是赔偿相关损失，处分相关人员包括地方官员，允许传教士重返故地，并贴告示晓谕民众：“务须恪守钦定条约，毋得滋扰教堂，借端生事……倘敢故违，定行重究，决不姑宽。” 可见，教案的发生和处理并没有给官府和民众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是更觉吃亏和耻辱。

扬州教案后，江苏各地的反教谣言稍有止息，但士民仇教情绪并未平复。比如，苏州很快出现匿名揭帖，北长老会美国传教士斯美德将其抄录于地方官员，并痛彻声称：“我西人何负于华人，似有功而无过，何至屡屡藐忽之。当发逆遍江南之际，万姓流离，我西人仰体上帝矜恤为怀，鞠躬尽瘁，而不辞殁于王事者，指不胜数。迄今昆山城外，累累荒冢，尽我弟兄亲戚，非都我西人之骨乎。非沽名也，非贪利也，无非念四海之内皆兄弟，爱人如己之公意。每过玉峰，黯然神伤。今幸升平，家室重安，伊谁之力居多，总不得谓功思，亦无损于中原，何至承华人以逆夷二字以酬劳乎，此在稍有心肝之人，决不出此言也。余非好事者，诚恐播闻及申西国诸执事之耳，蹈广陵之故辙，于地方有司恐干未便。”在斯美德的劝导和威胁下，苏州府的元和、长洲和吴县三县县令不得不联名颁布告示，曰：“江苏苏州府元和、长洲、吴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吴、厉、汪为晓谕事，照得洋人传教系条约所载，事亦非同创见，各处循案办理。近日苏城地面往往见有匿名揭帖，声言入教之如何受累，此在稍有知识是涉杳渺，故可以不置一词，诚恐无知愚民耸动听闻，或因煽惑滋事。况匿名揭帖本干例禁，不应遍贴街衢，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士民人等知悉，外国建堂礼拜，所在皆有，至入教与否，仍听本人自主，并无相强之理，务当各安本业，毋徒以恍惚之口舌，致启衅绪，如敢故违，定行拿究不贷，切切特示。同治八年三月十七日。” 这一告示说明地方民众的反教情绪一直是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只是慑于官府的压力不得不忍气吞声罢了。

根据台湾学者陈银崑的分析，江苏教案分三期：1860年至1874年为第一期，共发生教案26起，年平均1.73起；1875年至1884年为第二期，共发生7起，年平均0.7起；1885年至1899年为第三期，共发生13起，年平均0.87起，基本呈下降趋势。 而同期全国教案三阶段的年平均数分别为0.93、0.98、1.08，总体呈上升趋势。 1891年（光绪十七年）江苏受长江流域教案之波及，发生丹阳、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六案，其原因一系受湖南周汉反教宣传的影响，二系哥老会等分子及游勇借端生事，与江苏地方官民关系不大。 可见，江苏不是全国爆发教案很严重的地方，“江苏人柔顺富理性，且从现实利益之考虑，教案结束较早，案情较轻。” 江苏地区东西文化交流较早，中外关系逐渐趋于融洽。后来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江苏实行东南互保政策，教会几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dXV13PrzlTExJWSpC8cNgga4qxVwvOHtLdhk3C/CLyRjifpHNsiTPcTeOQv+oW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