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是基督教传教士或信众与地方官绅士民之间由于思想信仰分歧或误解而导致的物质破坏和肢体伤害的事件。西方列强是靠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并靠不平等条约获得在中国传教经商的权利,其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家对中国有一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优越感,使得中国官民对西方人的一切做法和行为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厌恶。虽然清政府承认天主教和耶稣教的传教权利,但总体上看,从皇帝朝臣到平民百姓对基督教没有什么好感,将其等同于异端邪教,并相信有关基督教的不好传言。
中国官民大多弄不清基督教的教派差别,他们把天主教、耶稣教(新教)和太平天国看成是一类东西,甚至认为彼此间相互勾结。同治年间,署名“饶州第一伤心人”的反教揭帖写道:“至道光末年,乃有杨秀清、洪秀全等奉其教,群起倡乱,竟至蔓延东南,迄周纪不得平息。逆夷侦知中国之从教者众,遂敢于戊午年直破广东,庚申八月竟犯都门。今上念切怀柔,俯允和议。该夷反敢逞其狂悖,至分其徒于各省州县传天主邪教、及克力士顿教、加特力教、波罗特上等教,均以升天堂、离地狱为说,诳惑庸愚。从其教者即等其奴隶,任其驰驱,为害较前倍烈。” 这段话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就是由基督教引起的,至今还没有平息,允许基督教各派在中国传播,将来的危险可能比太平天国更大。
基督教将会惑乱中国的说法在当时非常流行,江苏地方官给皇帝上奏,特别提醒要警惕读书人加入基督教,并建议注销教民籍贯不准应试。两淮盐运使乔松年奏:“乃比年以来,各省州县于学习天主教之案,概置不办,皆云奉有明文暂宽其禁,以致习此教者,日见其多。且闻有名列胶庠,身膺章服,而潜行其教,曾不悔悟。” 江苏学政黄体芳奏:“所有混厕儒冠仕版之中,而毁弃宗祀灭绝彝伦者,则莫如西洋天主教之流祸最烈。……近闻巾卷之子,阳儒阴道者颇不乏人。彼既自绝于圣门,岂容更列于士类,若不严为限制,势必人禽杂处,蟊贼公行。……不得谓和约已定,华夷可联为一体,并周公孔子与乱贼邪诐之党而亦合为一家也。” 光绪元年落成的无锡金匮县儒学碑记云:“自古世变之生,皆有人道之不立。后世异学寖炽,匪惟释老之谓,即如粤贼倡乱,谬称天王,以隐于泰西之教。今贼既灭绝,而彼教方肆行于中国,以惑人心。” 官绅们固执地认为基督教非圣学正道,乃为异端邪说,所以他们对基督教恨之入骨、唯恐避之不及。
江苏地方百姓对基督教也是普遍持仇视和抵制态度的。淮安地区的反教揭帖写道:“现有教鬼传教,到我淮城扰闹。他说天父天母,总是胡言乱道。吃他丸药糊涂,祖宗牌位不要。节妇养幼两堂,拿钱哄人入教。妇女听他奸淫,昏糊不顾耻笑。小孩受害更狠,眼睛被他挖掉。租房卖地与他,我们誓与拼闹。大家各备刀枪,一声锣响齐到。我们有我这一教,各人都知道。不敬他们天主教。如若有人敬他这一教,我们大家与他闹。他到此地来传教,我们与他去拼刀。强如他杀我,不如我杀他。妇女被他奸淫去,犹如红头走一遭。教人预备买粮草,不久洋兵就要到。” 这一揭帖表达出比官府更强硬的反教立场,百姓们不仅把基督教看成邪教,而且对教会挖眼剖心等罪行深信不疑。镇江地区的反教揭帖写道:“咱们公议,城内不准租地与洋人。如有出租,咱们定归各拿火把烧他住屋,将他捉放火内。若衙门口书办指出公地,混叫官府把与洋人,亦照前话办他。先将石潮、陈文虹(二人为丹徒县漕总书)房屋烧了,两人亦丢火内,以后咱们不完粮了。” 这一揭帖走的更远,百姓声称若是官府包庇洋人,连洋人一起丢火里焚烧。
包括江苏在内,晚清中国的被殖民地区到处弥漫着强烈的排外和反教情绪。随着传教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深入,教会与官民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