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

没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布道，就不会有太平天国基督教组织的建立。洪秀全与洪仁玕早年深受伦敦会传教士所散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的影响，又与美国南浸信会牧师罗孝全（I.J. Roberts，1802-1871）有一段时间的交往。太平军早期的兄弟们有一些是属于郭实腊所创立的“福汉会”成员。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到与他关系密切的西方传教士有二十几位，分别是英国的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伦敦会牧师）、湛孖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伦敦会牧师）、米士威大人、俾士、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马礼逊之长婿、医生）、觉士（J. Cox）、滨先生、慕维廉、艾约瑟、韦律，美国的罗孝全、卑治文（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1801-1861，公理会牧师）、花兰芷（花雅各，James L. Holmes，南浸信会牧师）、高先生、晏先生、赞臣先生、寡先生，德国的黎力居（黎力基，Rudolf Lechler，1824-1908，崇真会牧师）、韦牧司、叶纳清、韩士伯，还有一位忘其名者，瑞典的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1819-1854，巴色会、礼贤会牧师）。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西方传教士急于了解太平天国的宗教性质和政治前途，于是陆陆续续从上海到镇江、南京、苏州等地拜访太平天国的领袖和将领。

镇江是进入天京的屏障，成为太平天国与西方传教士接触的第一站。1853年6月4日至6日，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戴作士医生（戴乐安，Charles Taylor）访问镇江，此前，也有英国公使来过镇江和天京，但他是第一位探访太平天国的传教士，不仅参加了太平天国礼拜六的聚会，而且拜会了镇江主帅罗大纲。罗大纲托其给上海的英国人带去一封公函，内中声称彼此“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所阅来书，两相符合，总属一条道路也” 。

苏州毗邻上海，1860年6月2日太平军攻克苏州后，由上海来苏州或经苏州再到南京的传教士越来越多。西教士对太平天国统治时期苏州的访问共八起十三人次，时间主要集中在1860年的下半年。 第一批由上海来苏州的是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丕（T. P. Crawford，1821-1902）、花兰芷、赫威尔（海雅西，J. B. Hartwell，1835-1912）等三人，他们是1860年6月23日到苏州的，在苏州他们受到太平军将领的热情接待，并一起向上帝作祷告。回上海后，他们在访问报告中写道：“我们带着对叛军极其友好的印象回到上海。” 1860年6月底，艾约瑟、杨笃信（杨格非）等五位伦敦会传教士也来到苏州，他们在忠王府会见了忠王李秀成。李秀成表示：“我们同一宗教，我们是弟兄。现在清朝已到末日了，天朝已占有半壁江山。苏州这城市，最近才攻下，现在还没有建立教堂，否则，你们可以和我们一道去教堂，参加我们的礼拜。” 他在承认耶稣救赎之功的同时，也强调天王洪秀全是耶稣的弟弟。过了不久，应干王洪仁玕的邀请，艾约瑟、杨笃信等传教士于1860年8月2日又来到苏州，专门与干王讨论宗教问题，他们与干王共会晤两次。杨笃信后来在报告中提到了他们与干王会面的融洽与和谐：“我们欣然地接受和他共餐的邀请。进餐前，他提议共同唱赞美诗并祈祷。他选了一首麦都思博士的赞美诗，首先唱起来，唱得非常准确、热忱、有力。艾约瑟先生作了简短的祈祷后，我们入座进餐。席间的谈话几乎全都是宗教问题，他似乎不愿谈论其他事情。他对于理雅各、却尔摩司（Chalmers，即湛约翰）、韩山文、艾约瑟和其他几个人以往对他的友谊，怀着十分感激的感情。”杨笃信也高度评价了干王的宗教信仰：“我们全都喜爱干王。他的基督教教义知识，是非常渊博正确的。他极愿竭尽自己的力量在他的人民中间传播纯正的基督教，并改正现有的错误。可是，他说他无法多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他希望邀请许多传教士到南京来教导人民。” 尽管在洪秀全见异象的问题上，杨笃信曾表示过他对干王的担心，认为：“洪仁玕对于天王之才能及敬虔，尊崇至极，而且他似乎是深信天王从前之异梦的。” 但是，总体来看，西方传教士与洪仁玕、李秀成等太平天国领袖在苏州的会见是友好而富于建设性的。

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当然是西方传教士来往最频繁的地方。据统计，先后有近二十位西教士来过天京。 1860年8月7日，花兰芷访问天京并会见章王林绍璋，他根据《圣经》内容对太平天国的教义和礼仪提出了许多质疑。 1860年10月13日，洪秀全的老朋友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受邀来到天京参与太平天国的传教工作。罗孝全表示他来天京“单纯是为了传布包含在新约中的基督福音，并把散布圣经作为更有效地完成那个目的的一个手段”。但是，洪秀全却下诏书告诉罗孝全“约书不好些当去”，“朕来乃是成约书”，并要求罗孝全变为一名改宗者，到外国去布道，让外国人改信太平天国的宗教。罗孝全与洪秀全之间很快产生了矛盾，两人就“三位一体”、洪秀全升天、杨秀清“赎病主”称号等问题展开争论。1862年1月20日，罗孝全出走天京。 1860年11月18日，杨笃信自上海来到天京，他在天京住了一个多月，最大的收获是从太平天国政府得到一份《宗教自由诏》，准许基督教各派传教士在太平天国境内传教。杨笃信在返回上海，路过苏州时胸有成竹地表示：“我完全相信，如果他们（太平天国）在江苏省境内建立了秩序，那么，江苏省在二十年内名义上就要成为一个基督教的省份了。” 1861年2月8日，慕维廉到天京，进行了一个月的传教活动，但并不顺利，因为天王洪秀全坚持用“中国自有的本色的方法”传教，不欲借赖外援。当慕维廉与干王洪仁玕谈及西教士在南京久住传教一事时，洪仁玕“以很友善的姿态答复，以为不应，至少于现在时间，那地方（南京）不过是一座大军营。”但是，洪仁玕却建议传教士“不如在苏州工作，逐渐而上” 。1861年3月21日，艾约瑟到达天京，他试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太平天国宗教纳入正统的基督教范围内，他与天王洪秀全就上帝的性质、圣经的权威性等问题展开笔战，但洪秀全并没有被说服。艾约瑟对洪秀全的印象是：“他（洪秀全）模仿传教士们的坚韧性，坚持特种教义的重要性。他向传教士宣传修改他们所保持的观点的必要性，并逼他们接受。传教士必须承认太平王朝是天国，这个天国在世界上独自存在，而南京（他们称之为天京）是宗教和世界帝国的中心。‘京’只能用来称呼南京，‘国’只能用来称呼他自己统治的中国。南京是上帝和基督帝国的首都。而他的儿子是上帝和基督在地上的可见代表。” 西教士在南京与洪秀全在宗教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日益尖锐，双方意见难以调和，直至彼此感情交恶。1861年以后，很少有西教士来天京访问了。

太平天国与西方传教士在江苏境内的交往经历了一个由热转冷的过程。热要归功于干王洪仁玕相对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和比较开明的外交姿态，这使得西教士对太平天国基督教的发展充满期待；冷是因为天王洪秀全信仰的偏执和思想的专断，导致西教士对太平天国的宗教状况极度失望甚至反感。太平天国与西教士友好关系的破裂实在令人惋惜，这也成了西方列强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一个绝佳借口。 Tphx3lfUFx8GB8Lien2hbRRV7hr+fTa5am6RUC0J8EEF/GpTKuxabX6x1xYLMZk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