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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荣
政治联姻是古今中外各政权、部族或家族团体，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战略意图，经常采用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清朝历史上长期大行其道的“指婚”，正是政治联姻的突出表现。其间起决定作用的，从来都是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而非婚配双方的意愿。载沣与荣禄之女的联姻，也不例外。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1901年10月6日），因八国联军攻陷京城而西狩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自西安起程回銮。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2年1月5日），两宫驻跸保定期间，慈禧太后颁布懿旨，将大学士荣禄之幼女瓜尔佳氏指为醇亲王载沣福晋。当时，因庚子年克林德（Ketteler，K.A.Baron von）被杀前往德国道歉的载沣刚刚回国并抵达行在，而“己亥建储”时所立大阿哥溥儁也被革除名号，赶出宫廷。在即将抵京之际，慈禧太后做出这一决断，在高度敏感的清朝政坛引发不小的震动。特别是载沣此前已订有婚约，这桩以“悔婚”为代价的指婚，引发皇室不少责难，也成为中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对于载沣与荣禄之女的联姻，近代以来论者或据野史笔记以为谈资，一些学者在学术层面虽有所涉猎，却无专门考察。
本文特梳理相关史实，并就该问题及其对晚清政局的显著影响略做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载沣（1883～1951），字亦云，醇亲王奕譞之子。奕譞先后育有七子，除幼殇者，仅存四子，即次子载湉、五子载沣、六子载洵、七子载涛。载湉即光绪帝，为正福晋、慈禧太后胞妹叶赫那拉氏所出；载沣、载洵、载涛皆为侧福晋刘佳氏（五品典卫德庆之女）所出。载沣虽系庶出，但在王府诸子中居长，光绪十六年奕譞去世后，承袭醇亲王爵位。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万寿，赏戴三眼花翎。二十六年正月，奉旨在内廷行走。同年冬，补授内大臣。二十七年正月，补授阅兵大臣，旋充正蓝旗总族长。
载沣的性格敦厚和善，喜好读书，被长辈视为“少年老成”的一类。其容貌举止也称得上英挺俊秀，从容沉静。当年有机会接触王公权贵的美国传教士何德兰（I.T.Headland）曾这样描述载沣：“他缄默少语，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但浑身透露着高贵。他尊严，聪明，虽然话不多，但跟人交谈时从来不会没有话说。他不喜欢闲聊，但和自己平级的人在一起时却也会毫不迟疑地幽默一番。”
这大体道出载沣的为人秉性。
身为御弟、亲王，载沣的尊贵地位不言而喻，然而他也有不能自主的一面，其表现之一便是婚姻之事系由慈禧太后亲自指定，这就是清代的“指婚”制度。自满洲入关之日起，出于巩固皇室政权和稳定国家政治局面的考虑，皇族婚姻一直奉行严格的“指婚”制度。清初皇室与满、蒙贵族的多重联姻，便是有力的说明。后因皇族人口不断增多，为及时婚嫁计，乾隆三年（1738）始规定，指婚范围仅限于近亲宗室，即“皇上伯叔辈王贝勒等子女、兄弟辈王等子女，至十五岁请旨”，其余宗室子女，除特旨指婚外，“余酌量及时婚嫁”。
迨至慈禧太后当权，通过政治联姻笼络权贵、维护和巩固自身权力，更是其屡试不爽的有效手段。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她竭力促成自己母家与皇室的联姻，如以其胞妹婉贞嫁醇王奕譞，另一妹嫁宗室奕勛（作者按：庆王奕劻之弟）；大弟照祥之女，嫁贝勒载澍；二弟桂祥有三女，一贵为光绪皇后，一嫁辅国公载泽，一嫁顺承郡王纳勒赫；
幼弟佛佑之女，嫁贝子溥伦。
以载沣的身份、地位及其与光绪帝的特殊关系，他的婚姻大事，自然也要依从慈禧太后的心愿。
有确凿的档案依据表明，慈禧太后首度为载沣指婚，系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适逢“戊戌政变”后不久、“大阿哥”溥儁新立的政治敏感期。载沣的指婚对象因之更加不同寻常。依照清朝制度，“指婚”原本是与“选秀女”相联结的。“选秀女”始于顺治年间，是指清廷从八旗和内务府三旗中定期挑选未婚女子，因目的不同，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每三年一次，由户部请旨阅选八旗秀女，选中者“或备内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第二类，每年一次，由内务府请旨阅选内务府秀女，选中者多供内廷使役。
但是，光绪二十年甲午之后，受宫廷政争和内忧外患的影响，清廷一度停止阅选八旗秀女，直至光绪三十二年才复举，却又因无人应选而就此废除。
载沣的指婚对象显然不是从“秀女”中选拔，而是由慈禧太后从贵族女子中自行挑选，虽有违定制，选择的主观性却更强。
然而机缘巧合的是，慈禧太后为载沣指婚后不出数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不少官员眷属以身殉难，这位未来的亲王福晋也未能幸免，其真实身份更随之成谜。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二日，《申报》关于这位准福晋殉难的消息曾做如下报道，称其为前任巡抚福润之女：
原任山东巡抚福中丞润之女公子，曾蒙皇太后指婚为醇邸福晋，惟尚未迎入府第。客岁联军入城，女公子投井殉难，中丞之太夫人年逾八旬，亦自尽身死。自中丞以下，阖门殉难，计老幼男女十五名。
福润（？～1900），字少农，蒙古正红旗人，乌齐格里氏，前兵部尚书爱仁之子，前大学士、著名保守派倭仁之侄，历任刑部右侍郎、工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山东巡抚、安徽巡抚等职。光绪二十二年，因病开缺，庚子国破，阖家殉难。但在学界另一公认真伪羼杂的《景善日记》中，关于此位未来福晋的身份，却留下这样的记载：“与醇亲王指婚之萨克达氏，亦从容引药而死。”
要确定这位未来福晋的真实身份，还是应该采信官方的说法。光绪二十六年，大学士昆冈等《胪陈殉难各员事迹请旨赐恤折》奏称：
花翎头品顶戴、前任奉天府府尹福裕之子侄兵部员外郎衡璋、刑部员外郎衡玖、闲散衡镕等呈报：职父福裕、母章佳氏于七月二十一日京城沦陷，偕婶母原任澧州知州福昌之妻爱新觉罗氏，原任内阁学士福楙之妻萨尔图克氏，并其女系本年四月奉旨指婚醇亲王，内阁侍读学士福敏之妻杭阿坦氏并其女，均同时仰药投井殉节等情……
该折明确交代，载沣的指婚对象是前任内阁学士福楙之女乌齐格里氏，指婚时间是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庚子事变中，仰药投井殉节。美国公使康格夫人也证实，乌齐格里氏确系投井而亡。
乌齐格里氏出身清贵世家，祖父爱仁、伯祖父倭仁都是地位崇高的蒙古王公，虽然福楙官阶仅至从二品且早逝，但其家族地位在满蒙朝贵中仍是屈指可数。特别是大学士倭仁曾任上书房师傅，任惇王奕誴师傅，奕誴之子即端郡王载漪，载漪之子即“大阿哥”溥儁，乌齐格里氏家族显然与惇王一系关系密切。慈禧太后为载沣指婚乌齐格里氏，一则考虑到这门婚事对她构不成任何政治威胁，二则或亦有从政治上钳制醇亲王府的隐衷，甚至部分反映了端王的意愿。早自甲午以来，受帝后党争的影响，慈禧太后与醇亲王府的关系一直难称融洽。其中典型的例子，一是光绪二十二年奕譞嫡福晋婉贞去世后，慈禧太后到醇亲王府吊丧，事事找碴儿，导致王府上下惊惧不已。二是翌年慈禧太后未事先知会，就将奕譞侧福晋刘佳氏心爱的小儿子载涛过继给固山贝子奕谟（嘉庆第五子之后）为嗣，致使刘佳氏大受打击。三是1897年慈禧太后听闻醇亲王府出了皇帝，即奕譞京西妙高峰陵寝有一株异常高大的白果树，“‘白’、‘王’二字合起来，岂不是个‘皇’字？”遂命人将这株白果树锯掉（引者按：另一说谓，前年由奕譞承修的慈禧太后普陀峪陵寝被发现渗漏严重，引起她严重不满，此举系借机泄愤
）。
由此再联系到慈禧太后为载沣指婚时，恰逢“戊戌政变”与“己亥建储”后，帝后之间势同水火之际，一向精于权术的她，怎可能漠视醇亲王府的政治动向？
尽管如此，载沣个人对于这桩婚事似乎并无不满。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六日，当其获闻这位“画石桥福宅姑娘”乌齐格里氏殉难的消息后，还在日记中写下这样饱含款款深情和深切哀悼的话：
伉俪虚名，夫妻休想。未睹卿容，遽尔永别焉。
记曰：且夫佳偶虚名，心哀原聘，本年七月联军入都之变，传闻画石桥福宅姑娘，先奉〇〇〇（皇太后）懿旨指为余之福晋，尚未拴婚通聘者，今已殉难，年方十七岁（引者按：虚岁）。惜哉！恸乎！特记。
由此也再度证实这门婚姻确为慈禧太后指定。
两宫西狩期间，醇亲王载沣一家因未及随銮，避居城外西山奕譞陵寝；庚子年闰八月，才在日本人护送下返回王府居住。大约在此之后，载沣的母亲刘佳氏又为儿子订下第二门婚约。鉴于此前已有慈禧太后指婚的先例，刘佳氏为载沣自行择配，似属逾礼，但若联系到当时慈禧太后、光绪帝避难西安，迟迟未定回銮之期，载沣又已过适婚年龄（作者按：清朝王公15虚岁即可议婚），制度上亦有先结亲、再奏闻的例外，刘佳氏于此特殊时期自行做主择配，也并非僭越。
载沣之子溥仪在其回忆录中证实其父确曾重新定亲，只是称载沣西安随驾似有误：
我父亲随慈禧、光绪在西安的时候，祖母重新给他订了一门亲，而且放了“大定”，即把一个如意交给了未婚的儿媳。按习俗，送荷包叫放小定，这还有伸缩余地，到了放大定，姑娘就算是“婆家的人”了。放大定之后，如若男方死亡或出了什么问题，在封建礼教下就常有什么望门寡或者殉节之类的悲剧出现。
曾在醇亲王府当差的太监冯乐亭也证实：“摄政王十九岁（引者按：虚岁）那年，从德国赔罪回京，早已经订婚了，可老佛爷偏偏为他指婚……”
关于载沣续聘的对象，同样存在一些不同说法。第一说称系前理藩院尚书绍祺之女，见于已革兵部委署主事笔帖式廷宪的家书，唯语气不甚确定。“醇邸久已定亲……先定关系秋皋（引者按：绍祺）九哥家，未知是否？”
第二说称系前任将军希元之女，见于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某亲王先已订婚，系勋旧将军希元之女，太后勒令退婚，改订荣女。”
希元（1843～1894），字赞臣，伍弥忒氏，蒙古正黄旗人，曾祖父为乾嘉名将、三等公德楞泰，祖父苏冲阿、父亲倭什讷、叔父花沙纳皆为清朝显贵。希元以荫生入仕，咸丰二年（1852）袭侯爵，官至福州将军、署理闽浙总督。第三说见于《大公报》，称为锡侯之女。“庚子巡幸西安后，始经九爷福晋，另为某邸作伐，聘定锡侯之女。”
“九爷福晋”，即孚郡王奕譓福晋，载沣的九婶。第四说见于刘体仁《异辞录》，称：“其时，醇王已聘定故侯熙元之女，慈圣不许，特指大学士荣禄女与王为婚，册封福晋……”
以上四种说法，看似各有不同，但细观后三说，皆称该女之父为某侯爵，且“希元”“锡侯”“熙元”，在当时指的应是同一人，即一等侯希元。较之慈禧太后首次为载沣指婚的对象，希元之女的出身更加高贵，且素有贤名，又由孚郡王福晋出面做媒，亦是相当有面子。刘佳氏和载沣对于这桩婚事十分满意，应该不在话下。然而这一婚约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并不是由于女家的身份，而是因为它很快成为慈禧太后再度指婚的牺牲品。也正因为如此，相关记录只见诸非官方文字，即便载沣日记中也似乎刻意抹去相关记载，仅在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日记中，以满文十分突兀地写下这样欲语还休的一句话：“余将续聘妻一事。”透露此一事件背后确有隐情，同时也提示了载沣第二门婚约可能成立的时间。
光绪二十七年，无论对于载沣的婚姻还是仕途而言，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这年四月，年仅18周岁的他奉旨作为钦差头等专使大臣，就上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华被杀一事赴德国致歉。原本慈禧太后并未对这位年轻且无政治资历的少年亲王特别在意，然因德国公使表示：“我国必欲近支亲王，最近则莫如醇王。”
载沣遂被推到中外交涉的前沿，成为清朝历史上第一位出使西洋的亲王。虽然此后德国政府一度要求载沣的参赞随同人员觐见德皇时须行跪拜之礼，存心侮辱中国，但在清政府的竭力请求、载沣本人的坚决抵制和德国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载沣还是顺利渡过了难关，并受到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在此期间，载沣不卑不亢的政治风度、谦和得体的言行举止和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的开明姿态，也为其在国内赢得了“贤王”的美誉，并让近年来对醇亲王府颇无好感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重新掂量载沣的政治价值。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载沣自德国返沪，奉旨：“著到京公事安置后，即来迎驾。”
十月十七日，载沣启程赴开封行在。二十日，懿旨撤销溥儁“大阿哥”称号，并即出宫，但又同时宣布“应俟选择元良，再降懿旨，以延统绪”。
二十九日，载沣抵开封。翌日，蒙慈禧太后召见，赏银400两，而后奉懿旨随扈，充对引大臣。十一月二十六日，驻跸保定府清苑县期间，慈禧太后下旨将大学士荣禄之女指给载沣。
荣禄之女，即瓜尔佳·幼兰（1884～1921），侧室刘佳氏所出，小名“福妞儿”，自幼深受荣禄宠爱。曾被慈禧太后养于宫中，人称“八姑娘”。此女容貌标致，精明能干，但性情泼辣，个性极强。受当时皇室暂停“选秀”的影响，瓜尔佳氏虽已年至17周岁，仍不能自行婚配。慈禧太后的指婚，不啻体面地解决了荣禄父女的一大难题。
慈禧太后之所以在“大阿哥”刚遭废黜和回銮抵京在即的特殊时刻、特殊地点，将这样一位身份和性格都非常特殊的女子指给载沣，显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出于特定的政治考量做出的重要战略性选择。其一，当然是维护个人权势地位与缓解帝后矛盾的需要，同时也是借机笼络载沣的有效手段。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始终悬系于心的头等大事，就是列强会逼迫她归政光绪。即便《辛丑和约》签订后，两宫回銮途中，她心中的这层顾虑也未能彻底消除。如今除光绪帝博得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同情外，醇亲王府也因其在庚子事变中相对超然的政治表现和载沣使德取得的良好外交效果，赢得了列强的另眼相待。此前慈禧太后倚重有加的一干王公大臣，在两宫回銮前，或殒命或革爵。面对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慈禧太后也不得不以退为进，主动谋求改善帝后关系，以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促成载沣与荣禄之女的联姻，正是她为缓解帝后矛盾迈出的关键一步。“（慈禧太后）又虑及国中后患，前以醇邸久已定亲，而太后召见醇邸母，忽出荣女，立逼使定之。……意恐太后万岁后，皇上有积怨之心，故先结援系也。”
其二，这也是为了酬答荣禄的政治忠诚和保全荣禄。作为慈禧太后手下股肱之臣，无论是“戊戌政变”还是庚子事变期间，荣禄都坚决拥护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威。尤其是庚子事变期间，尽管他并不赞同慈禧太后和顽固诸臣的所作所为，却仍被动执行慈禧太后围攻北京使馆区的错误指令，并因此一度被列强指为“祸首”，险遭清算。除此之外，荣禄在京产业也在战乱中被劫掠无余，其长女、正妻、独子亦于庚子事变期间和回銮途中相继亡故。尽管如此，荣禄依然顶着巨大压力，与李鸿章、庆亲王和东南疆吏携手力挽狂澜，抵制列强的归政要求。凡此种种，既让慈禧太后异常感激，也让其心生同情。为防范回京之后列强在惩治荣禄的问题上再有后言，她除了在上谕中屡次设辞为荣禄开脱和命袁世凯出面向英国公使斡旋外，此次安排荣禄之女与载沣的联姻，也是酬答兼保全荣禄的一种有力表态。
其三，是出于对未来皇位继承人的考虑和安排。“己亥建储”固然宣告失败，但由此抛出的储君问题，始终是关乎朝局稳定和爱新觉罗皇室绵延相传的根本问题。光绪帝虽适值壮年，但自戊戌政变后，身体状况一直不佳，且其缺乏生育能力已是公开的秘密，这注定未来的皇嗣只可能从近支宗室中挑选。当时血缘最近且地位最为尊贵的三大王府中，惇亲王奕誴三子——载濂、载漪（同时也是钟端郡王奕詥嗣子）、载澜，皆被指为庚子事变的“祸首”而被夺爵失势，载漪次子、大阿哥溥儁也因之被废；恭亲王奕訢长子载澂早逝，次子载滢因卷入庚子事变被革爵，载滢长子溥伟虽过继于载澂而袭封恭亲王，但年已21岁且已娶妻，不合慈禧太后蓄意扶立幼主的诉求。余下的只有醇亲王府在庚子事变中持相对超然的立场，且在血缘、亲缘关系上与慈禧太后最为接近。何况同光以来，慈禧太后久有拉拢醇亲王府、打压恭亲王府的政治倾向，载沣诚朴谦卑的性格又酷肖其父奕譞，倘若载沣与荣禄之女的婚姻成立，并诞下儿子，承嗣大统，不但慈禧太后的长期执政地位仍能确保无虞，即便是让光绪帝选择，此子也将是未来皇嗣的优先人选。《字林西报》就斩钉截铁地认为：“中国政府不立嗣则已……设醇邸有子，则入选无疑矣。”
其四，此举可能还有平衡皇族势力的考虑。庚子事变以来，随着以端王为首的一干顽固王公失势，在皇族内部，几乎是庆亲王奕劻一头独大。慈禧太后在倚重奕劻办理对外交涉的同时，却也担心奕劻因获得列强支持，而对自己的统治构成一定威胁。载沣在血缘和亲缘关系上，无论如何都比奕劻亲厚得多，且较之老谋深算的奕劻，更容易被慈禧太后掌控。王照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某亲王（引者按：载沣）既被此牢笼，惟视太后为圣明，日见亲任。太后用以抵制庆王，亦如任崔玉贵以抵制李莲英。盖凡老臣老奴皆务妥慎，对于干犯礼义之端，不敢有一字唯诺，故太后皆防其掣肘，而预制之也。若某亲王之童
，则可玩之于股掌之上。慈禧，慈禧，可谓知人也已。”
不过慈禧太后再度指婚之际，是否已知载沣订有婚约，也是一重要疑问。由于事出隐秘，直接证据颇不易得。对此事一直跟踪报道的《大公报》，却披露载沣并未将此事向慈禧太后奏明，直至抵京后，经由其侄女、孚郡王福晋儿媳告知，慈禧太后才获悉背后曲折。不仅如此，由于戊戌政变后、庚子事变前，慈禧太后就曾有过将荣禄之女指给载沣的表态，却遭荣禄回绝，如今见光绪帝、载沣受到列强推重，荣禄又见风使舵，主动希望促成两家的联姻。这也是此一指婚公布后引发皇室公愤的重要原因：
某相（引者按：荣禄）女指婚某邸（引者按：载沣）之事，近日大遭天潢之公议。盖戊戌年皇太后曾有将某相女指婚某邸之意。当时某相面奏，奴才小女无貌无才，不敢上侍贵胄，事遂中止。庚子巡幸西安后，始经九爷福晋，另为某邸作伐，聘定锡〔希〕侯之女，而太后不知也。及回銮抵保定，某相忽以其女求配某邸，太后许之。适某邸迎銮至保，即于召见时面谕其事。某邸闻命，仓皇不敢对。现在锡〔希〕侯女公子已有所闻，屡欲仰药，始由九福晋之媳，即太后之内侄女，将其中情节奏知皇太后。太后深悔之。嗣又经各福晋等在太后前，共责某相之欺罔，并述其戊戌之辞婚。盖以某邸为今上之弟，彼时皇上不柄事权，故渠不肯从命，此次求婚者，因见各国皆推重皇上，朝臣又有奏请归政之意，故欲结此婚姻，以为固宠希荣之地。不然，何以前辞之而后又求之耶？公论所在，太后慈意亦为之动。……某相因此慈眷稍衰……
日前各福晋因醇邸姻事，多在太后前责备荣相……旋经荣相之夫人，不时进内婉言以为调停，慈意始转。故醇邸与荣相之女联姻一事，始奉懿旨，仍着照办……
以上报道极力撇清慈禧太后的责任，而将荣禄斥为反复无常之徒。但事实上，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是否曾起意将荣禄之女指给载沣，并未见该报之外的其他相关记载，只能姑且存疑。窃以为即便有之，在光绪帝及其同党正遭受慈禧太后残酷打压的紧张局势下，此一提议也很可能只是对醇亲王府和荣禄的一种政治试探。另外，从指婚时机看，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在抵京之前二日，而非抵京之后指婚，很可能正是预料到皇室中有可能出现反对声音，才迫不及待地公布婚事。尽管如此，以上文字还是非常敏锐地捕捉到此一联姻双方不同的态度与立场。
庚子事变后，荣禄虽然侥幸逃脱列强的制裁，且权势有增无减，却始终为中外舆论所不谅。更重要的是，参与“戊戌政变”终究是荣禄的一块心病，加之慈禧太后年事日高，他也不得不为将来计、为身后计。正如李定夷所分析：“戊戌之役……荣禄既因此结怨于帝，而心常惴惴危惧，虽得孝钦之覆庇，而太后之年龄，倍蓰于帝，使一旦先帝而故，则荣禄之身家，将有不测之祸。”他还披露，荣禄为达到联姻载沣的目的，曾贿赂李莲英数十万两。
此外，荣禄早年与老醇亲王奕譞私交甚笃，就其个人感情而言，与醇亲王府并无芥蒂，何况女儿将来若能诞下嗣子，承袭皇位，更为其求之不得。再者，联姻醇亲王府也为荣禄制衡庆亲王增加了一重胜算。换言之，此次指婚，无论是出自慈禧太后的主动，抑或荣禄的营谋，其利益目标都大体重合。
再从皇室的态度来看，《大公报》已提及当时皇室女眷的群起抗议，而她们的这种姿态，无疑与醇亲王府当家人刘佳氏的立场直接相关。其时载沣与希元之女已行“大定”，倘若中途变卦，等同退婚，将令女家颜面扫地。何况荣禄是发动“戊戌政变”的祸首，瓜尔佳氏素有跋扈的名声，更重要的是，刘佳氏担心未来的孙子重蹈光绪帝的覆辙，所以无论是从王府前途，还是私人情感而言，她都很难坦然接受此次指婚。王照绘声绘色地写道：
某王之太侧福晋入宫哭求太后曰：“我之儿妇已向我磕过头，毫无过失，何忍退婚，教人家孩子怎么了。”太后坚执不许……
既怕因慈禧怪罪而担负抗旨的罪名，又怕因退“大定”引起女方意外，又气又惧，刘佳氏甚至得了间歇性神经错乱症。至于载沣，虽未在公开场合流露任何不满，但婚后“一连多日，脸上始终没有一丝笑容”。
此次联姻最大的牺牲品——希元之女，则因此葬送了终身幸福。有记载称，该女闻讯后含恨自杀。
不过《大公报》却称，该女并未身死，而是“情愿守贞不字，以终其身”。
经由庚子事变的打击，慈禧太后的政治威望虽然严重受损，但在皇权专制体制之下，她依然拥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一切事情都受到她严密的控制，即便是宫廷成员的订婚和嫁娶，都概莫例外。”
醇亲王府，无论是就其血缘、亲缘关系和在皇族中的显赫地位而论，还是就其在帝后关系、中外关系中的特殊存在而言，无疑都切合了当时慈禧太后的多重需要。为载沣指婚荣禄之女，正是其加紧控制醇亲王府的前奏。紧随其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慈禧太后又为载洵指婚刑部郎中善佺之女。翌年六月，载洵奉懿旨承继瑞敏郡王奕誌（嘉庆第四子绵忻之子）为嗣，原本过继贝子奕謨为嗣的载涛，转继钟端郡王奕詥（道光皇帝第八子）为嗣，均承袭贝勒。同年底，慈禧太后为载涛指婚崇礼之女；崇礼同样是后党的中坚人物。凡此，固然有助于庚子事变后载沣和醇亲王府政治地位的显著提升，更凸显了慈禧太后急欲协调帝后关系、巩固满族政权、重建统治秩序的专制心态，同时这也是“辛酉政变”以来，慈禧太后与醇亲王府的血缘与政治联盟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的赓续与发展。
醇亲王载沣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的结合，轰动了整个清朝政坛，也成为爱新觉罗皇室最后十年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桩政治联姻。
依照清朝规制，亲王婚仪的整个过程既隆重又复杂。第一步当然是指婚，并圈定负责筹办婚事的大臣、命妇。第二步，亲王择吉日至福晋家行纳采礼。第三步，福晋家在迎娶的前一天将妆奁送至亲王府中。而后是奉迎新妇、合卺、设宴、新婚夫妇朝见帝后、九日归宁等礼。除男方载沣本身贵为御弟外，新福晋瓜尔佳氏的父亲又是炙手可热的当朝首辅，婚礼更是办得格外盛大奢华。
为了彰显对这桩婚事的格外重视，慈禧太后除亲自指婚外，还在婚礼举办前夕，赏给荣禄之妾、瓜尔佳氏之母正一品封典，命为正室。这一则是给荣禄门庭锦上添花，二则也让载沣面上增光。不仅如此，慈禧太后还特赐瓜尔佳氏治奁银1万两（作者按：前一年赏给李鸿章的治丧银也不过5000两），并谕令内廷人员代为置办各种奁具。
与此同时，内外官员也都竞相有所表示。依照旗人规矩，汉大臣与亲贵通庆吊，喜庆只能递送如意以申敬意。
所以相较于醇亲王府，荣禄宅第才是各方送礼的重心。荣禄向有贪财之名，早自戊戌年在军机大臣任上，其拜门费就增至千金（作者按：同期，拜大学士麟书为师仅需百金）；辛丑回銮之后，其拜门费更是高达万金。
而今荣禄又以当朝首辅攀上皇家姻亲，官员中送礼献媚者更是纷至沓来。
近代史研究所藏“荣禄档”透露了此时期部分人员向荣禄送礼的情况，谨整理如下（见表1）。
表1 荣禄嫁女时部分人员向荣禄送礼情况
续表
通过表1虽然仅能看到外官送礼情况之冰山一角，但也可以大约窥见当时的送礼规格。外官督抚，一般送银2000两，格外亲厚者，达4000两。司道送银，一般1000两；收入格外丰厚的海关道，往往不低于2000两。司道以下各官，送银数百两不等，或予礼物若干。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官员不少是荣禄的门生，袁树勋、恩寿、希贤、湍多布、吴廷斌等人，更是著名贪渎。至于京官，据称“至少非数千金不能出手”。
反观光绪二十一年（1895）庆亲王嫁女时，银库郎中那桐送银不过200余两；恭亲王嫁孙女时，所送礼物最贵重者也不过三镶白玉如意1柄。
除“荣禄档”外，中外报刊和时人笔记对各方向荣禄的送礼情况也有所披露。《杭州白话报》称，荣禄门生、载沣心腹、内阁侍读学士张翼，“所送的礼物甚多，内有手钏一付，价值约一万一千金”。
“广东学台文治，送了一枝碧玉簪，珍贵得狠。刘学询进呈新山玉碗，新奇得狠。新放法国钦差孙宝琦送外洋织毯，里面织成的全是人物，花样翻新，光怪夺目，出色得狠。其余各大臣，送浙江、江宁定织之件，不知多少，亦合用得狠。新放新疆省藩台周浩，此次送荣相女公子添箱礼十色，有人讲这一封礼，约值万余金。又有人讲，新疆藩台缺，要算是中国第一个顶肥的缺呢。”
《中外日报》报道，当时“凡京外各大员无不馈送妆奁，皆穷极奢靡”。
胡思敬形容：“疆帅各遣使赍金帛致贺，赃物累累。”
外国舆论同样颇多攻击荣禄有“嫁女敛财”之嫌。《文汇西报》甚至称：“各省督抚暨各部尚书、侍郎以及各邸第，所送礼物之多，即太后万寿、皇上大婚，当亦不及。”
经过一番紧张筹备，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载沣亲至荣禄宅行纳采礼。八月二十八日，荣禄家致送妆奁，场面极为显赫。据称奁礼共计320余抬，内有朝珠12匣，每匣约值银万金，除外官、京官所送添箱礼外，自备嫁具亦值百万两。不过最引人瞩目的还是慈禧太后所赏珍件8抬，内以珠花、钗、环最为贵重，并有红轿1顶，方顶车子1辆。
翌日，即醇亲王府迎娶正日，婚礼场面之阔绰更是一时无两。“各亲王均往贺喜”，荣禄的亲家、礼亲王世铎还向荣禄递送如意，双膝请安。当晚喜筵，“只有庆王、肃王、四大军机，都在厅上，其余都摆在两廊，这种排场，真是大极的了”。
荣禄嫁女，适逢两宫回銮后不久，国家刚刚幸免“瓜分”之祸，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正有待于统治者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然而作为当朝首辅的荣禄，一则因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屡屡请假，耽延了许多重要政务的处理；二则家事也牵引了他相当多的精力。由于此前荣禄在京产业靡有孑遗，他只得重置产业，另觅新宅。接着又着手筹办其侄女与贝勒溥伦的婚事，这是其巩固个人权位，密切与皇室关系的又一举措。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大肆操办爱女与载沣的联姻，并趁机植财纳贿，这是清末“政以贿成”现象愈演愈烈的腐败源头之一。
当时许多人在给荣禄送礼的同时，也或明或暗地道出了他们的种种诉求，或为求官求差，或为夤缘攀附，或属另有请托，而以第一种影响最为恶劣。譬如荣禄嫁女前后，其门人汪瑞高先是新放直隶通永道，旋又简放长芦盐运使，“数日之间，连连升官，真真快得狠”。
这些尚属小动作。大而言之，荣禄嫁女后不久，因刘坤一病殁而空出的头等要缺——两江总督，也与候选人的送礼情况不无关系。当时社会舆论颇多认为，奉旨暂督两江的张之洞将很快实任其职。然因荣禄出面反对，最终是由才干远逊于张的原云贵总督魏光焘补缺。荣禄之所以中意魏，原因不止一端，但与魏借荣禄嫁女的由头，一气送出20万两银子，恐怕难脱关系。
反观张之洞，当时却并未有所表示：“女公子大喜，一时竟致疏略，礼仪有阙，愧歉交深……”
作为当朝首辅的荣禄，尚且满腹私谋，指望清朝政治能在他的引领下走向清明，实属缘木求鱼。
另外，受荣禄嫁女事件的冲击，原本应在国家政治中占据头条的新政改革，一时也颇有从大众舆论中淡出的趋势。《选报》的评论一针见血：“近日都中各友来函，多言荣相家事者，然今天下所责望于宰相者，亲政也，变法也，家政之张弛，抑末耳。”
《字林西报》也认为荣禄嫁女事件的背后，折射出其本人对中国变法前途缺乏信心：“闻其女公子嫁时所得奁赠甚丰，即荣禄亦大有所获。……故中国变法实非彼之所愿。”
《中外日报》的观察也指出，当时国内的改革氛围不仅不及戊戌时期，甚至不及回銮以前。
回銮至今已逾半年，而起视斯世，实无振兴气象。上之人，固日以招权纳贿，为聚私财、长子孙之计；其穷而在下者，亦惟汲汲顾影，存一得过且过之想。非特远不及戊戌春夏间，天子当阳之时，即较之西狩以后、回銮以前，其人心之一动一静，一则有希冀之心，一则有绝望之心，亦若有天渊之别。
事实上，就新政条令的出台情况和中央政府的督促力度来看，两宫返京之后、光绪二十九年春荣禄去世之前的一年左右时间里，清朝的改革确实处在一种徘徊不前的状态。
尽管如此，就载沣个人的发展来看，自从有了联姻这层关系，他的仕途可谓一路畅通。成婚之前，载沣仅官至内大臣和接受过一些临时任命，还称不上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成婚之后，荣禄随即游说慈禧太后，希望让载沣早入军机，加之慈禧太后的刻意扶植，载沣迅速成长为清末政坛的一颗耀眼新星。尤其载沣长子溥仪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降生之后，他更是迅速跻身国家权力核心。仅仅6年时间，年仅26岁的载沣就爬到军机大臣的高位，并在光绪、慈禧过世之后，随着溥仪继位为宣统皇帝，父以子贵，成为执掌国柄的监国摄政王。
此一联姻固然给载沣带来意想不到的政治红利，却也使其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这在其主持国政后，问题愈加凸显。胡思敬指出，宣统年间，朝中除大权臣奕劻外，又新生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茸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载沣福晋瓜尔佳氏及其母族，即为其中之一。由于荣禄嗣子良揆骄奢无能，其政治遗产实为瓜尔佳氏继承。瓜尔佳氏既“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又颇与外廷交通，遂成为载沣执政的一大困扰。刘体仁也披露：“两宫龙驭上宾，王摄政，福晋势益张，颇以簠簋不饬闻于外。”
除有妻如此外，载洵、载涛也仰仗太福晋刘佳氏为护符，分别出掌清朝海军和军谘府事务，为七党之二。此三党不但肆意干政，揽权夺利，且彼此攻讦，以致王府内部风波不断。“于是太福晋毁福晋，（福晋）又毁载洵、载涛，监国大为所困，尝避居三所，累日不敢归。”
载沣对内既无以齐家，对外又受制于隆裕太后、奕劻、袁世凯和虎视眈眈的列强，国家的政治外交局势遂较此前愈加浑浊不堪。出于救国救民的迫切需要，改良派鼓起了立宪风潮，革命派掀起了武装起义，载沣监国不足3年，清王朝就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终结。然而正如载涛所指出的：载沣是由慈禧太后一手扶植起来的，她“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之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决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
所以清朝亡于载沣之手，仅仅是一种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慈禧太后在政治私欲与国家利益之间，最终选择了前者。
作为一桩影响清朝命运和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载沣与荣禄之女的结合，本质上就是一场政治联姻。但若放到当时的政局中观察，无论是慈禧太后、荣禄、瓜尔佳氏，还是光绪帝、载沣、醇亲王府，其实都是此次联姻的既得利益者。此次联姻之得以实现，背后诚然有命运作弄的成分，但根本上还是源于慈禧太后对国内外局势的综合判断和对政治权术、世情人心的深刻洞察。通过“指婚”这种略带温情的政治手段，她不但举重若轻地化解了甲午战争以来帝后之间的长期对立局面，巩固和改善了统治基础，也有效避免了异日“戊戌政变”旧案重提，确保了自己与荣禄的身后之名，同时还为未来清朝的皇嗣继替指明了方向。可以说，在慈禧太后统治中国的近半个世纪里一手促成的诸多联姻中，此次联姻是她走得格外高明的一步棋，也是辛丑回銮之后令她相当得意的一件事。
作为当事人的载沣，明明已有婚约，且明知是慈禧太后和荣禄联手终结了兄长光绪帝的政治命运，还是毫无异议地接受了慈禧太后的再度指婚，正可见其政治上对慈禧太后的绝对服从和个性的懦弱，这也是此后慈禧放心、放手扶植载沣，乃至将清王朝最终交托到他手中的重要原因。然而既然载沣在本人的婚姻和家庭问题上，尚且缺乏担承，让其为整个国家的命运负责，更属强其所难。他好逸畏事的性格和处世态度，注定他只能成为一个顺从现状的人，而很难扮演一个改变现状的人，何况他面对的还是一个千疮百孔、苟延残喘的末日王朝，面对的是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王朝最终断送在他的手上，既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1912年民国肇建之后，载沣退居私邸，并于当年另娶一侧室，过上向往已久的平淡生活。然而时局的波谲云诡，总是出人意料，醇亲王府的特殊地位，注定其不可能真正享有平静安逸。特别是载沣之妻瓜尔佳氏出于家族责任和对慈禧太后的政治崇拜，依然一心憧憬清王朝的复辟。为此她不顾载沣反对，大肆挥霍家产，一面向父亲旧友袁世凯、徐世昌等屡屡示好，一面结交父亲旧部袁德亮之流，期望他们能够为清王朝的复辟铺路搭桥。然而螳臂当车的她，最终还是被无情碾碎于时代的车轮之下。1921年瓜尔佳氏的自杀，成为民国史上醇亲王府的一大悲剧。尽管如此，瓜尔佳氏播下的复辟种子，在其长子溥仪、次子溥杰心中继续生根发芽，并驱使他们朝着复辟的泥淖，越走越远，越陷越深。至于醇亲王府的其他家庭成员，也在未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治乱格局中，演绎着没落王孙非同寻常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