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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研究属于交叉性研究，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领域的学者们都在研究幸福。当代幸福感研究的领军人物——美国心理学家Diener（2000）曾指出，社会必须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来重视对幸福的研究，而人们则需要科学地理解生活质量并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社会（苗元江，2011）。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认为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着手讨论幸福（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2000）：第一个方面是人们的积极体验，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积极心理学的基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观幸福感、乐观、快乐等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聚焦积极的人格因素，这部分主要集中在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积极期望、智慧、良好适应等方面。第三方面是探讨人们产生积极认知和情感体验所依赖的社会情境，这部分涉及人际关系、文化与社会规范、家庭与社区等多方面的内容。总之，幸福的研究能够告诉我们如何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帮助人们获得幸福，使儿童健康成长，使家庭美满，使工作者心情舒畅，使社会公众称心如意。
“幸福”不仅仅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来，学者们都尝试对人们感受到的幸福给予科学的定义，并探讨幸福获得的机制。如前所述，社会学、经济学与心理学领域都从不同角度对幸福进行了研究，这里面既有区别又有交叉融合。经济学更加重视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对人们幸福的影响；社会学更加重视社会环境与社会关系对幸福的影响。从心理学的角度，总体上来说，幸福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人们为什么以及怎么以积极的方式体验生活。我们研究幸福、监控幸福的目的是提升幸福感。有些人可能会疑虑，太多的满足会让人们失去动机，太多的愉快会导致享乐主义。但是至今的所有证据显示，高幸福感的群体具备更多好的素质，快乐的人们参加更多的社区组织、更喜欢他人，较少离婚、比较长寿、工作成绩更好、有更高收入、更具创造力与社会性、对社会贡献更多（Diener，Suh，Lucas ＆ Smith，1999）。
对幸福的研究最初集中在“谁是幸福的”这一问题上，而现在学者们更关注“什么时候最幸福”“为什么会幸福”“幸福的过程如何”“怎样会幸福”等问题。换言之，研究的重点越来越倾向于幸福的机制，讨论可能的理论模型即影响幸福感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且，心理学上关于幸福的探讨也开始从特质论逐渐拓展到建构论的视角。建构主义者认为，人的行为与心理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刺激与反应的联结，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各种刺激，而是主动地建构意义。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环境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的认知加工。因此，幸福感是个人特质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对幸福的研究更侧重于反映人们在其所处社会环境中拥有的、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自身幸福的社会资源。现有研究已经证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金钱与财富对人们幸福感的体验就失去了强大的影响力。其他社会因素，诸如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价值观与信仰等因素对人们幸福感体验的影响则相对增强（苗元江，2009）。
聚焦中国的研究也显示了幸福研究的必要性和复杂性。外国学者戴维和同事（Davey ＆ Rato，2011）对一系列由国际幸福组织（International Wellbeing Group，IWBG）
实施的、采用国际幸福感指数（International Wellbeing Index，IWI）
作为测量工具进行的关于主观幸福感的中国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其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对一系列使用相同测量工具开展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在排除测量工具差异的基础上能够更加方便与有效地进行跨地域与跨文化的比较，更加精确地考察中国各个地区和不同民族间的幸福感差异。这一综述文章试图通过面向中国西藏地区、广东以及香港澳门地区开展的研究来揭示中国人口幸福感的现状。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地区的样本在幸福感值上没有显著差异，西藏、广东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样本的幸福感值都维持在60～70
。这说明中国国内，即使民族、文化、社会发展状况和财富收入有所不同，人们的幸福感也是基本稳定与相似的。
然而，这个结论并没有获得相关研究的一致性支持。也有学者通过研究揭示了中国人的幸福感确实会受到民族、文化以及社会地位的影响。外国学者（Monk-Turner ＆ Turner，2011）采用覆盖云南省全境的、包括3641名被调查者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讨论，结果发现已婚、团体归属感、党员与没有使用毒品与幸福感有较强的正相关。收入、年龄与性别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由于云南很多地方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结果也发现即使在国家内部，也存在文化上的民族差异，少数民族比汉族的幸福感更强一些。此外，研究发现男性的收入增加与团体归属感会增强他们的幸福感。高学历的女性拥有更高的幸福感。在城乡差异上，研究发现农村被调查者的幸福感与是否为党员有显著相关，但是在城市样本中，两者之间的相关显著性消失了。
国外学者开展的研究还发现，中国国内也存在幸福感指数与经济状况不一致的现象，比如戴维等人（Davey et al.，2009）发现一些地区的中国农民虽然很穷困，但是他们在吃、穿、住、家庭支持与社会归属上却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他们的研究还显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显著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特别是那些在大中城市中处于新兴中产地位的人，反而更多地表达了在收入、工作与生活上的不满。并且，尽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增大的社会问题，但是通过与过去贫穷状况的对比，以及得益于现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幸福感并没因社会不平等的增加而明显下降。他们在总结研究发现的同时，也列举了这类研究的局限性。他们指出：其一，目前国际上针对中国人口的幸福感研究采用的测量工具的本土适用情况仍处在探索阶段，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西方测量工具在中国使用的有效性与可信性；其二，中国的幸福感研究应该还需更加深入，要多开展探讨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的研究，更多地了解重要社会与政治影响因素对于幸福感的影响。
从上述几个研究实例可以看出，目前已有的针对中国人口的大规模调查研究都显现出幸福感研究的复杂性，需要更细致、更深入地，从不同角度或不同人群出发，探讨人们的幸福感与其影响因素，以期获得对人类幸福更深刻与全面的了解。（关于幸福感的具体理论回顾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展开）
由于青年跨越青少年与成人初显期，而青少年阶段在概念上与儿童有一定的重叠。这一特点，使我们对青年研究的阐述，必须先从儿童与青少年研究的发展变化谈起。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儿童并不是西方主流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儿童长期被边缘化，现实社会中的边缘化也导致了研究中的边缘化。儿童往往被认为是成人的附属品，是“未被驯服的威胁”，只有通过成人精心的社会化训练才能使他（她）们获得成长（Corsaro，2014：7-10）。
儿童的社会化模型也被称为决定性模型，科萨罗（Corsaro）在其著作中指出，儿童是被动地作为被管控、被训练的对象。在决定性模型中，有两个取向：一个是功能主义取向，注重社会秩序与平衡，强调儿童对社会的融入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另一个是再生产取向，强调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冲突与在社会资源方面的不平等问题。帕森斯（Parsons）是功能主义的代表之一，他将儿童比喻为“扔进池塘里的石头”（Corsaro，2014：10），儿童成长带来的涟漪会陆续波及家庭与社会，只有进行有效的社会化训练，才能使儿童发挥出潜能，内化出适应社会体系的社会功能，最终融入社会。而布迪厄则支持儿童发展的再生产模型，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儿童个体与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所造成的不平等后果，以及人们是如何作为社会成员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参与而获得性情（predispositions）与惯习（habitus）的（Corsaro，2014：7-10）。
科萨罗认为，虽然布迪厄对待儿童的看法更加积极，但是仍然忽略了儿童自身对社会产生的主动影响（Corsaro，2014：11）。真正促进儿童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域，一方面要得益于发展心理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建构主义的发展（Corsaro，2014：11-18）。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发展观可以说是建构主义发展心理学的代表，他们均将儿童作为积极参与自身发展的主体来看待。但建构主义发展心理学的问题在于仍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儿童从不成熟向成熟转变的过程及其结果，常常忽略来自儿童自身的体验与感受。基于上述缺陷，童年社会学（Childhood Sociology）指出（Corsaro，2014：19），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并非局限在适应与内化问题上，研究者更应该看到社会化是一个占用与支出（appropriation）、革新（reinvention）和再构（reproduction）的过程。也就是说，儿童与成人共同参与了自身的社会化过程，并在其中发挥着创造性、参与性与分享性的积极作用。
正是童年社会学中对儿童主体性的积极视角，使得关于儿童的社会学研究不同于传统发展心理学与心理动力学派对儿童角色相对消极的定位。社会学视角下的儿童研究更加重视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生活轨迹，以及儿童在其中的积极参与过程，及其对环境的影响。除建构主义外，女性主义以及叙事视角的兴起，也使得学者们对来自儿童与青年（包括青少年）主体的自身生命历程与生活经历更加重视。他们不仅仅是成人社会与文化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社会建构的积极参与者。
青年是一个连接儿童与成人的人生阶段，青年在其生命历程的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不仅是儿童发展与福利问题的延伸，更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国家未来的国际竞争力。
对大多数国家的年轻人来说，18～20多岁的一段时间是重要的转折期。在这一时期中，年轻人持续地接受教育与培训，开始为将来的社会独立打基础。良好的教育能够为他们的未来积累各种相对优质的资源，并为他们的职业选择增加筹码。同时，这也是人生当中一段最容易产生冲突和变化的时期，社会对青年人的要求相对宽松，允许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各种尝试，延迟对成人角色的承担。尤其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正在逐渐脱离青春期，并且由于受教育时间的相对延长，大部分还没有实现在社会上的独立自主，也还没有开始承担必然存在于成年期的各项长期责任，此时，年轻人正在探寻着有关恋爱、职业和世界观的各种可能性（段鑫星、程嘉，2007）。正是由于这段时期的特殊性，美国学者阿奈特（Arnett，2000）将18～25岁这段时间定义为成人初显期，一段既不同于儿童青少年时期，又不同于成人期的独特阶段。
另外，青年的成长也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体从出生到成熟， 其生理发育的过程中各阶段的速度并不一致，有两个阶段处于发育的高峰期（peak period）， 一个是出生后的第一年， 另一个就是青春期，这是人生的两次成长发育高峰，而脑和神经系统只有到20～25 岁以后才完全发展成熟（林崇德、李庆安，2005）。因此，青年（包括青少年）这个阶段， 既不同于儿童早期与儿童中期， 又不完全等同于成人。青少年阶段的特点之一是生理上的勃发，身体突发地快速生长，在长高长大的同时，还伴随着第二性征的发育。但是，身体上的成熟并不意味着心理上的成熟，这种身心成长的不一致导致了青春期最容易产生强烈的心理冲突，需要随着心智的发展与成熟而获得心理上的逐渐成熟。这个时期的生理发展包括了身体外形、内脏机能和性的成熟三类变化。在认知能力发展上，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辩证思维能力也在逐渐发展，控制力与解决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在青少年社会性发展上， 青少年阶段逐渐完成社会化过程，这包括青少年社会认知、社会交往、性别角色差异、亲社会行为、依恋和自我等方面的发展（林崇德、 李庆安，2005），逐渐走向独立与成熟。
可见，青年阶段个体的特点决定了幸福的内涵有别于独立的成人个体，其生活的状态与质量不仅受个人特质的影响，而且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成长中的照顾者，以及他们成长所处的各种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社区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因此，青年的幸福不仅与个人和家庭息息相关，也与社会福利密不可分。正是由于青年阶段的个体可能尚未完全独立的特性，与青年的幸福和福利有关的内容更是纷繁复杂，既包括青年人的主观体验、问题行为、人际关系、教育获得等指向青年人自身的内容，也包括与青年人成长过程中的主要照顾者（比如母亲）的幸福与健康，还包括家庭的教育参与、亲子关系，以及社会影响因素等相关内容（Lau ＆ Li，2011）。
中国的青年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李春玲，2018），由于青年研究内容的复杂与广博，它已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因为它的社会性而一直是国内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风笑天（2012）指出，“青年研究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兴起并快速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在社会学领域内，青年研究与家庭研究一样，也是最早被社会学界所重视、最早发展的研究领域。几乎是从社会学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起，青年研究就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先锋，出现在国内学术界。”“青年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在青年这一整体概念下，还包括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等多个青年群体类型。”
他在文中分析了近30年来发表在我国四种重要青年研究期刊上的经验研究论文，发现：1.在研究主题上，就业与职业、思想观念、教育与成才、失范行为、婚恋与家庭这五个方面的研究最为集中，而关于精神健康与幸福方面的研究占比较少；2.目前国内的青年研究主要以大学生和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各类在职青年作为研究对象的比例较少。这说明三十年来的青年研究相对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群体，即在职青年，或者说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群体。风笑天（2012）认为，“尽管大学生和青少年群体中的确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现象和问题，比如青少年社会化问题、亚文化现象、失足越轨现象等等，但由于各种层次的学生主要生活在校园环境中，其生活的大部分内容也局限在学校这种社会正式教育组织的引导和控制范围内，因而与他们相关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相比之下，走上社会的在职青年及其相关现象才具有更多的青年社会学内涵”。风笑天教授的论述既归纳了国内青年研究的现状，也提示了青年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如果说心理学视角下主要关注的是在基因与环境互动影响中的人格因素对年轻人幸福感的影响。那么，社会学视角下，学者们更加关注社会因素，尤其是社会资源与社会关系对人们的影响。“社会资本”这一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概念，作为一个可以链接个体与环境的概念，自然受到青年领域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帕特南（2017：233）就曾指出，社会资本是被现有研究已经反复验证的能够预测包括个人幸福感和社区幸福感在内的体现人们幸福程度的强有力指标。社会资本作为体现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纽带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个体的健康、幸福、教育、公共安全，尤其是个体成长过程中享有的福利均有着重要的影响。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领域，庞巴维克、马克思都曾在研究中提到过社会资本的概念，但都是用来与“私人资本”相对应的。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涂尔干关于“社会交往有益于人的精神健康”，以及“社会集体生活有助于消除失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等的论述（赵延东，2003）。
在这之后，科尔曼（Coleman，1988）、帕特南（Putnam，1993；1995），以及布迪厄（Bourdieu，1986）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详细解释与定义了社会资本，成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位代表性学者（Foley ＆ Edwards，1999）。作为首位将“社会资本”概念进行分析并引入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欧洲的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1986）受到了涂尔干的微观视角与马克思的宏观社会学视角的影响，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他认为各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也可能转化为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Portes ＆ Vickstrom，2011）。布迪厄把社会资本定义为通过群体成员交换的积累，互相服从和成员之间的同质性来提供相互支持，从而获得有价值的资源的社会关系。他将社会资本作为各种资源的集合，认为这些资源由互相熟悉与相互认可，具有制度化关系的社会网络联系起来（Bourdieu，1983）。布迪厄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阐述说明了社会资本的两个重要元素：个人能够获取资源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中蕴含的资源数量和质量。人们通过占据关系网络中的会员身份而得到调动和利用网络资源的权利，个体所占资源多少取决于自身所能利用的网络规模以及网络中其他个体所占有的资本数量。因此，个体需要通过积极参与社交活动来累积自己的社会资本（卜长莉，2005）。
帕特南（Putnam，1993）从政治学视角出发，把社会资本的研究带入了社区层面。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包含信任、公民参与和强烈社区印记的、合作与互惠的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络包括了家庭、朋友与社区邻里，包括工作场所、社交场所、宗教场所、公民组织，以及网络虚拟社区等。帕特南在其著作《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用一章的内容专门讲述了社会资本在儿童教育与福利中的作用。他指出，家庭、学校、伙伴以及社区互信互惠的网络关系，都对儿童青少年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预测儿童青少年整体福利状况的重要指标。整体上来说，针对美国社会的研究显示，高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年轻人福利的获得（帕特南，2011：343～355）。
科尔曼（Coleman，1988）则沿袭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与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传统，主张应以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是从社会结构中产生的，能够通过合作行为带来资源。他认为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三种资本：人力资本（遗传的天赋）、物质资本（先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资本（社会结构资源构成），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他强调社会关系在行动中的重要性，指出社会资本有五种重要组成形式，分别是责任与期望、信息渠道、社会规范、权威关系，以及自主创建、目标明确、多功能的社会组织，并强调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封闭性对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
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者伯特（Burt），在其经典著作《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一书中指出，社会资本是“关系人手里的资源及关系人构成的网络结构”（伯特，2008：13）。伯特立足于网络结构角度，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网络结构，个体通过网络结构能够获得和控制资源。他认为社会资本研究有两个思路：一是将网络视为通路，研究“跟谁联系”，二是研究网络如何成为社会资本，即“怎样跟他们联系”。可见，尽管各个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各有偏重，但是也不难发现“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有其核心的内涵：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关系甚至是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的集合，而这些资源能够给处在关系或结构中的个人带来所需求的东西。林南（Lin，2001）则在其“社会资源”理论基础上，给出了社会资本的操作化定义，即“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社会网络的资源”。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者继承了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分析”，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展开研究（卜长莉，2005），比如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由于获得了一种成员资格而具有的获取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嵌入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的。
尽管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这一复杂概念的定义还存在差异，但对社会资本的首要共识是一致的，认为其是由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嵌入式资源构成，它可以随时间累积起来，在需要的时候调动出来以确保目标的达成（Bian，2008）。可见，社会资本的概念总是离不开社交、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信任与互惠，以及社区与公民参与等内容。社会资本也可分为结构社会资本与认知社会资本两大类，结构社会资本是客观的，可测量的部分，比如家庭结构、兄妹数目、朋友数量与类型等；认知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关系中共享的规则、价值观、信仰、信任与态度等主观认知因素（Grootaert ＆ Van Bastelaer，2002）。
社会资本可以成为一座桥梁，把个体行为这一微观因素与具体宏观社会结构联结起来，把个人与社会关系、社会互动、社会网络与社区因素联系在一起。从宏观层面上看，基于信任与互惠的社会网络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结果，比如提高福利水平、教育水平与公共健康水平（Helliwell ＆ Putnam，2004）。从微观层面，社会资本可以提升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提升幸福感。
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是在青少年社会资本研究中最为普遍使用的一个，他强调了社会资本对家庭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起到的重要作用，并将儿童青少年的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内与家庭外两大结构性类别（Coleman，1988）。后继也有学者（Schaefer-McDaniel，2004）依照社会资本的内在属性指出青少年社会资本具有三要素，分别是社会关系网络（包括关系的数量和关系的质量）、信任和互惠，以及群体归属感。也就是说青少年的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仅是信任和互惠的，还要能够让青少年产生归属感。在这三要素中，社会关系网络对应着社会资本当中的社会关系要素，特别是个体在青少年时期所特有的一些社会关系网络，如家庭、学校、同伴等方面的关系。而信任、互惠和群体归属感则对应社会资本的资源要素，强调青少年社会关系和网络当中能够带给个体的信任、互惠和身份认同。
目前，国际上关于儿童青少年的社会资本研究，大多集中在儿童青少年如何得益于社会资本的积累。一般来说，青少年的社会资本越高，其学业表现会越好，学业完成率就会越高，心理适应性以及精神健康状况更好（徐岩，2015）。此外，良好的家庭、社区、学校与同伴社会资本是阻止青少年暴力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尊重与互惠，能够预防青少年的拉帮结派与越轨行为；社会资本的缺乏则容易引起犯罪（Furstenberg ＆ Hughes，1995；Wright ＆ Fitzpatrick，2006）。
相对于西方的研究，国内近10多年来社会资本研究也硕果颇丰，对于中国社会资本研究的发展历程，张文宏（2011a，2011b）进行了深入总结与述评，他概括了中国社会资本的几个主要研究领域，包括：（1）从职业地位获得方面进行的研究（比如边燕杰、张文宏，2001）；也有针对精英群体、弱势群体（比如下岗职工，以及农民工与外来人口等特定人群）的地位获得研究；（2）从社会分层角度对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进行的研究；（3）对中国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4）从组织这一中观层面对企业与家庭社会资本的分析研究；（5）社会信任的研究；（6）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研究。例如，裴志军（2010）通过对浙西农村的350个家庭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家庭社会资本、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他把家庭社会资本分为四个维度：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社会网络与共同愿景。其研究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对生活满意度与个体情感有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温晓亮、米键与朱立志（2011）对1990～2007年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研究，以信任有关的变量来代表社会资本，发现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相对其他变量（比如社会失范或相对收入）较弱。吴丽、杨保杰与吴次芳（2009）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的幸福感起着积极促进作用。修宗峰与杜兴强（2011）从经济学角度，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幸福感与企业代理成本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风笑天与易松国（2000）在关于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与结构的研究中，也涉及社会资本相关内容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探讨。此外，近年来也有一些对社会资本测量方法的研究探讨（尉建文、赵延东，2011；赵延东、罗家德，2005），以及政治学视角下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比如，刘春荣，2007；陈捷、卢春龙，2009）。
更重要的，目前已经有学者开始探讨各类“资本”对儿童青少年群体的影响。针对中国青少年的社会资本研究也获得了国外研究类似的结论。比如，充足的家庭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父母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向下一代传递，从而减少青少年的偏差行为（deviant behaviour）（巫俏冰，2011），而家庭社会资本的缺乏则会影响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产生（柯力，2009）。还有一些研究认为社会资本的缺失使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受阻，从而导致青少年产生各种行为问题（叶金珠，2006；易群等，2009）。刘志民、高耀（2011）对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的实证研究显示家庭资本促进了子女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优势家庭通过资源排斥与文化传递将家庭资本优势转化为教育机会优势，助其子女获得高等教育优势，从而获得就业优势，最终使优势阶层得到代际传递与固化。郑磊（2013）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中的子女性别差异及教育获得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有学者开始探讨社会资本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比如：柯力，2009；汪明亮等，2010）。
总体上，纵观近30年来的国内社会资本研究，可以说是其处于蓬勃发展与日趋成熟的状态。但目前国内对社会资本与幸福感关系的探讨相对较少，尤其是针对儿童青少年，以及在职青年群体的研究仍有待加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2000～2018年，以社会资本与幸福或福祉为关键词的文章只有18篇，且只有少数研究聚焦儿童青少年群体。国内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研究从数量到质量上，仍需进一步发展与提高。
本书期望通过对国内外幸福感研究、社会资本研究，尤其是社会资本与幸福的关系这几方面研究文献的细致梳理与回顾，厘清社会资本理论在儿童青少年领域的发展脉络，总结讨论以往研究存在的局限，在此基础上，通过几个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着重分析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着年轻人的成长，以及成长中的幸福感体验。
本研究首先聚焦在14～25岁的年轻人群体。选择处于这一年龄阶段的年轻人，主要是考虑到青年阶段的年龄跨度实际上比较大，而依据前面的论述，青春期与成人初显期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大于25岁的个体则基本上迈入成人阶段，与处于青春期或成人初显期的年轻人差异更大。因此，在本书中的几个研究，依据研究目的的不同，尽可能地将研究对象的年龄集中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能够比较好地避免由年龄差距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本书主要由四个相互独立但又具有一定联系的青年研究组成。第一个研究的对象集中在广州市内几所高校的大学生，这些大学虽然都地处广州，但除了广东省的生源（占据了大约一半的比例），仍有一半比例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在此研究中，以广州高校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大学生的性格特质、大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与幸福感的关系。这一研究的结果凸显了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幸福感的中介作用，也验证了社会资本在大学生身上的代际传递，以及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作用。
具体到这一研究，我们把研究对象选定为一至四年级的在校大学生。正如帕特南（2017：296）所说，18～22岁这一阶段的青年人刚从高中毕业，开始思考大学与未来的工作，他们脱离了家庭与中学阶段体制化的生活环境，开始认真而严谨地思考如何获得自我认同，该过怎样的生活。在这一阶段，生活上的改变也给青年人的心理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西方学者（Hefner ＆ Eisenberg，2009）指出，大学生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增长较快，大约6%的美国本科生报告说“认真考虑过自杀”。大学生的精神健康问题大多与学业问题、就业压力、人际关系以及物质滥用有关。他们指出，解决大学生面临的这些问题的主要方法就是要关注大学生在社会关系中得到的社会支持，从而提升大学生的健康与幸福感。
对于中国来说，大学生是国家建设必需的高级人才储备力量，也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中坚力量。近些年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伴随大学扩招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生身心发展出现了诸多问题。中国大学生是很特殊的一个群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这群人多数处于成年初显期，又刚刚完成一次人生重大的挑战与转折——高考，从一个相对简单枯燥的高中环境迈入相对丰富多彩、更加社会化的大学环境。而中国社会目前经历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下自由竞争的加剧，也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生的大学生活与将来的职业发展。一方面，大学生自身的社会资本的积累与社会网络的建立对将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家庭对大学生个体的各种投资。目前经济飞速发展所造成的社会资本不平等也可能影响到大学生个体发展上的不平等。边燕杰（Bian，2009）指出，社会网络在转型中国的个体职业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大的作用。殷妙仲和同事（Yan ＆ Lam，2009）进一步指出，青少年在社会经济背景上的差异会扩大他们之间的社会网络与嵌入式社会资源上的不平等，进而影响他们将来的就业机会。因此，大学生不仅要处理好学习环境与生活环境的转变，还要应对来自将来职业发展的压力。不难推断，大学生来自家庭与学校的社会资本会对其幸福感产生影响。
第二个研究是以青年劳动力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跟踪调查（以下简称“CLDS”）。CLDS是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具有权威性的针对劳动力的全国性动态调查。其基线调查的抽样包含7个抽样框（东部人口大省群、中部人口大省群、西部人口大省群、东部人口小省群、中部人口小省群、西部人口小省群、广东补充样本）组成的8个子总体（全国样本、东部人口大省样本、中部人口大省样本、西部人口大省样本、东部人口小省样本、中部人口小省样本、西部人口小省样本、广东补充样本）。CLDS一共进行了3个层次的调查，包括村居层次、家庭层次和劳动力个体层次
。在此研究中，使用的是劳动力的个体层次问卷。其中的数据很好地反映了广东省乃至全国劳动力的各项情况。
这一研究依据研究主题对CLDS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从中选取了15～24岁的已经具有工作经验的青年劳动力数据来进行分析。此研究与第一个研究不同，将研究对象聚焦在具有工作经验的青年劳动力身上，来考察青年人自身的社会资本状况，并重点分析了青年劳动力的社区社会资本要素（包括社区信任、社区互助和社区人际关系熟悉度），以及社会支持、社区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学生研究的不足，正如风笑天（2012）所说，研究已经步入社会职场的青年群体，更能凸显青年研究的社会性内涵。
前两个研究均为量化研究，本书中的第三个与第四个研究则采用质性研究的方式，来具体呈现社会资本对青少年的影响。这两章主要聚焦负性社会资本
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阻碍”作用。这种对社会资本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出的“阴暗面”的探讨，更能凸显社会资本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建构良好社会资本的重要意义。此外，由于这两个研究均是来自学校社会工作的实践场域，因此也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一定的社会工作反思。可以说是将青年幸福与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应用于助力青少年成长的社会工作领域而进行的有益探索。
帕特南（2017：294-306）指出，虽然量化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研究对象现在的生活状况（what），以及我们为什么应当关心孩子的事情（why），却难以让我们体会到生活的细节与真相。成长对孩子意味着什么？孩子怎样在成长？面对枯燥冰冷的数据，就如同雾里看花，我们很难澄清这些问题。质性研究提供给我们一种可能，能够展示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模样（how）”，在与受访者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就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和想法，而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分析冷冰冰的数字。
本书的第三个和第四个研究，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深描了两个青少年的成长故事，这些故事的分析，并不是作为证据（proof），而是作为例证（illustrations），给我们呈现年轻人拥有的来自家庭、学校、同伴、社区等各方面的社会资本给其成长带来的可能影响。通过这两个故事，不仅可以反映量化数据中体现的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也能够弥补量化研究的一些不足，尤其是对青年群体日常生活的呈现与分析，也让我们反思社会资本在个体成长中，由于种种环境条件限制，对年轻人可能带来的利与弊。
青少年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也就是说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最关心的问题是“自我同一性”的问题。自然而然，在这一阶段青少年在人际关系发展上会出现很多问题，如何才能解决好社会关系中的种种冲突与矛盾，为自己积累积极的社会资本，找到自己的社会归属感，是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与幸福的重要内容。因此，第三个研究主要是从一个加入了帮派的初中生的自身生活经历出发，呈现社会资本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对青少年成长可能带来的消极负面的效用。这一研究将使我们深入了解一个普通的城市青少年的社会资本状况，他在家庭、学校、社区的社会关系资源是如何把他推向帮派生活的？而帮派生活又有哪些资本是吸引到他，让他想离开又难以离开的？在这一部分，我们也会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社会工作干预进行反思，提醒我们注意社会资本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并让我们思考从实践角度该如何应对。
第四个研究也是以个案的方式，呈现初中生的社会资本对其成长的影响，这个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资本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但重点是分析社会资本对青少年身份认同的影响。青少年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的获得，可以说是其社会幸福感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这部分研究在个案分析之后，也从实践的角度对如何利用社会资本来促进青少年的积极身份认同提出了社会工作方面的反思。
总体上，本书既有对社会资本与青年幸福感关系的量化分析，也有通过质性研究对年轻人拥有的社会资本，以及年轻人的发展与幸福进行的个案深描。期望通过这四个研究，本书能够从不同侧面来体现青年社会资本的内涵，以及社会资本对青年群体的幸福感可能起到的各种作用或影响，也期望这本书能够使读者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从儿童的培养到青年的成长，不仅仅是个人与家庭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社会的责任。
本书章节具体分布为：第一章为引言部分，主要介绍研究的现实与理论背景，以及对青年做出必要的概念界定，并介绍本书的具体思路与结构；第二章是对幸福的概念与理论进行回顾；第三章在发展视角下对社会资本与幸福的关系进行了述评；第四章对目前社会资本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述评；第五章至第八章则分别对上述四个研究进行介绍、分析与讨论。
本书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是在邱智伟和陈力煜的社会工作硕士论文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而来。邱智纬与陈力煜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同样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与既是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又是研究对象的案主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获得了信任，她们能够与案主互相敞开心扉，在与案主的互动中，作为她们的导师，能够感受到她们既摆脱了传统上老师或社工在学生身上施加的权威角色，也避免了刻板冰冷的研究者形象。只有让被研究者感受到爱与尊重，他们才能够自然与真诚地将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暴露给研究者，无疑这两位学生比较好地做到了这两点。
在质性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作者充分尊重被研究者的权益，所有的访谈与观察都获得了被研究者的同意，并且为了保护好他们的隐私，所有书中涉及他们的内容都做了相应的技术化处理，对涉及的学校、地点、姓名等都进行了模糊化和替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