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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作为。如第二章第二节中所述，基于社会原因论（Social causation）的家庭投资模型（Family Investment Model，FIM）认为，父母会通过对子女教育与生活的各种投资来促进子女潜能的发展与提升其生活质量（Conger ＆ Donnellan，2007）。家庭应激模型理论（Family Stress Model，FSM）则指出，家庭面临的社会经济困境会影响父母的情绪、行为与人际关系，进而影响子女发展。徐岩（2015）在关于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的综述中总结了家庭、父母与子女间幸福代际传递中的关系。父母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累积可以通过家庭社会资本传递给孩子。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代际传递渠道，使父母的行为与家庭的规范可以传递给下一代。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大学生人格特质及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明确哪些变量对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哪些是中介变量。比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否会直接影响大学生幸福感？并且，当研究对可能存在于两者关系之间的其他变量进行控制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不会减弱或消失？在本研究中，社会支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幸福感影响因素，体现了大学生这一青年群体拥有的包括家庭内与家庭外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来自父母、朋友和其他重要他人）。那么，社会支持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本研究的研究假设框架如图（5-1）所示。我们的研究假设具体如下。
图5-1 研究假设框架
假设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由父母的职业等级、教育程度与家庭平均月收入5个指标构成，其会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幸福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大学生幸福感相对低。
大学生拥有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反映了其家庭拥有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潜在的社会关系资本。家庭拥有的各种资本对个体影响从出生起就已经出现，大学生拥有的各种资源的差异可能会扩大学生之间的社会比较以及竞争力的差距。因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直接影响大学生个体的幸福感体验。
假设2：大学生个体的两类人格特质外向性与神经质对幸福感有直接的影响。与以往的研究一致，外向性高的个体，幸福感更高；神经质性高的个体，幸福感较低。
假设3：社会支持会影响主观幸福感。感受性社会支持高的个体，幸福感较高；感受性社会支持低的个体，幸福感较低。
大学生在学校社会网络中获得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大学生个体感受到的来自重要他人、家庭与朋友的支持应该能够很好地预测个体幸福感。林南等人（Lin et al.，2009）指出，社会支持是指当个体处在危机时可以从他人、群体、社区等中获得的资源支持。这种资源支持嵌入一定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又必须通过人们遵循网络中的规则才可以获得。大学生拥有的良好社会关系，尤其是从社会关系中获得的支持，可以弥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劣势。感受性社会支持是个体主观感受到的从朋友、同学、家庭、老师等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社会支持，它更多地反映了社会支持的结构质量，因此相比社会支持数量更能有效预测个体身心状况。因为虽然感受到的不是客观现实，但确是主观现实，正是这种对社会支持质量的认知作为中介变量影响着幸福感体验（张羽、邢占军，2007）。
假设4：社会支持可能作为中介变量，链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人格两变量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通过社会支持来影响大学生的幸福感，社会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的关系上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大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来自父母与家庭的投入相应更多，这些会影响大学生在校的交友、社团活动、学习生活等，从而会影响其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而感受性社会支持也会受到大学生自身性格特点的影响。外向性高的个体倾向于有更多的朋友，更好的人际关系，获得的社会支持也会更多。神经质性高的个体则相对缺乏人际信任、不够乐观，感受性社会支持相对低。
假设5：由于国内在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拥有上，城乡差异较大，城镇户籍大学生幸福感与社会支持高于农村户籍大学生。
此外，我们也会考察大学生性别、是否独生子女、高校类型（是否985/211高校）等控制变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求对大学生的幸福感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