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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收入不平等与资源分配不公扩大、心理健康疾病增加，等等。这些问题也同样出现在了高等教育领域。目前，不仅是高等教育获得的不平等问题受到重视，已经获得了高等教育机会的青年人在高等教育过程中也存在着教育资源占有、教育获得，以及就业机会等方面的差异。关于教育公平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展开了大量研究。从国内研究来看，学者们多从教育获得角度来进行研究，比如刘志民与高耀（2011）对江苏省高校学生调研结果显示，家庭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获得有显著影响。在高等教育领域，社会地位差距导致教育机会差距正在从“量的不平等”向“质的不平等”转移。也有学者从大学生就业方面开展研究，比如尉建文（2009）对父母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求职意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刘雪梅（2013）从分析大学生对职业成功的主观认识出发，探讨了不同学校层次、专业背景与学历的大学生成功观与就业意愿的关系。可见，从高等教育获得与职业获得角度，现有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来促进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平与公正。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个体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的不同，不仅影响到其教育获得与职业获得，也会影响其心理与精神健康。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其拥有的家庭资源与社会资源多寡，也影响到其大学生活质量与心理健康状况。刘成斌、王舒厅（2014）的研究就显示，有留守经历的农二代大学生由于童年疏离的亲子关系等原因更加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目前，国内高校学生工作在学生家庭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差异日益扩大、职业发展竞争日益剧烈等现实问题凸显的时代背景下，遇到了更多的挑战。高校学生工作就是要从“教育、管理与服务”（潘世墨，2007）三方面来使学生在大学生涯中健康成长为国家栋梁。目前，已有学者开始讨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幸福观，比如邓皖宁（2013）认为大学生幸福观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维度；梅萍（2010）探讨了高校德育工作提升大学生幸福感的思考路径。但是，还鲜有学者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来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幸福的主观体验可能存在的影响。
此外，国内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实证量化研究，多是聚焦在个体心理微观因素，比如自尊与幸福感的关系（徐维东、吴明证、邱扶东，2005）；大学生网络成瘾与幸福感的关系（梁宁建等，2006）；个体努力与适应程度与幸福感的关系（王彦等，2013）；自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关系（何贵兵、张玮、成龙，2010）等。严标宾与郑雪（2007），以及严标宾、郑雪与邱林（2003）采用Diener等人跨国家的幸福感调查数据
对幸福感的结构以及文化因素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李董平等人（2006）对691名初一到大四的学生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了学生的自我表露（是否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各种信息）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发现对父母的表露能提升幸福感，对父亲的表露能促进积极情感。岳颂华等人（2006）对广州地区1000多名中学生心理健康、应对方式与幸福感的研究表明，广州地区的青少年的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随着年级的升高，幸福感逐渐降低。张雯与郑日昌（2004）探讨了大学生（362名1～4年级学生）个体自尊、社会支持与归因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与农村生源学生的幸福感存在差异，城市高于农村。自尊、社会支持与归因对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张灵等人（2007）采用方差分析探讨了大学生人际关系与幸福感的关系。该研究主要是对地域、是否独生子女是否会影响人际关系与幸福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城市的独生子女大学生幸福感最高，乡镇的独生子女大学生幸福感最低。以上几个研究通过对变量差异的比较使我们对中国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西方的研究或者前人的研究也已经明确了许多因素都与SWB有联系。但是，关键的问题是需要澄清这么多变量之间各种可能存在的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要分析哪些是影响幸福感的直接因素，哪些是间接因素，哪些变量可能是中介变量，哪些变量可能是调节变量。只有这样更加深入地分析与探讨，才能真正理清个体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最终使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王力等人（2007）采用大学生被试研究了成人依恋、情绪调节策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成年人的安全依恋通过重新评价这一情绪调节策略来提升幸福感。也就是说，维持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依恋关系的个体遇到问题时，常常会重新解释所处情境来避免不良情绪，而对不良情绪的避免或调整则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杨晓峰、许思安与郑雪（2009）探讨了大学生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其研究中的核心自我评价为个体对自身能力与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评价，包括了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控制能力与情绪稳定性这四个方面。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与幸福感的关系上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目前国际上的研究已经表明社会支持会促进幸福感（Diener，2000；Gallagher ＆ Vella-Brodrick，2008）。国内也有学者，研究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邢占军、张羽，2007；杨晓峰、许思安、郑雪，2009），比如邢占军与张羽（2007）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3068名成人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可以通过社会支持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海夫纳与艾森伯格（Hefner ＆ Eisenberg，2009）针对1378名美国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关系研究表明，美国大学中的亚洲留学生、经济困难学生、重要他人缺失的学生等的感受性社会支持
质量相对较低，而感受性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呈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感受性社会支持低的学生可能出现更多的抑郁、焦虑、自杀以及饮食障碍等精神健康问题。可见，社会支持往往指向对个体有帮助的密切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反映个体社会网络关系数量与质量的概念。因此，社会支持能够很好地将中观或相对宏观的环境变量（比如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与个体的微观变量（比如个体的幸福感受）联系起来。
黄嘉文（2016）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会损害个人对幸福的积极体验，国内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体验比低收入群体要高。那么，这种不平等是否延伸到了象牙塔内，影响着大学生们的幸福感？获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跨过高考门槛后的大学生活还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吗？对于贫困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大学生，他们的幸福感如何？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否直接影响了大学生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考虑人格变量的情况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幸福感是否还起到显著的作用？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作用又如何？如何提升来自不同“阶层”背景的大学生的健康与幸福？国内尚缺乏回应这些问题的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与社会支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给高校学生工作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