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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总是植根于一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下，因此我们不能忽略社会资本研究存在的历史与文化差异。早期科尔曼的经典研究即存在社会性别偏差，他认为家庭中的女性比如母亲工作会给儿童发展，甚至社区带来负面影响。虽然现在从全球范围来讲，全职或兼职母亲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但大部分研究仍然没有看到女性参与工作对创造与保持社会网络以及社会资本方面的贡献。此外，由于欧美家庭形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单亲家庭与非婚家庭出现，这些家庭往往是母亲与子女常住一起，父亲的角色与传统家庭中的“顶梁柱”角色差别很大，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与自己的子女居住在一起。这种现象也需要研究者开始关注此类家庭中父亲角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以便给相关儿童福利政策提供参考。因此，今后家庭社会资本有关研究应该能够更加综合地考虑不同形态家庭下，父亲与母亲在儿童幸福各领域所起的作用。
其次，我们不难发现，已有研究多是以美国为核心的欧美研究，从早期对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与社区的关注，逐渐扩展为越来越关注贫困社区与少数族裔特别是非洲裔家庭与社区的研究，但是关于亚裔家庭或亚洲文化圈特别是中国文化下的社会资本与成长中的个体的幸福研究并不多。众所周知，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亚洲文化多强调集体性、和谐与平衡，家庭层面多强调孝顺、纪律与权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转型，中国的年轻人也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比如更多的竞争、学业与就业机会的不平等。更重要的，中国的户籍政策与独生子女政策等，与欧美差异很大。中国文化背景与崇尚个人主义的欧美文化也有极大的不同。因此，植根于欧美情境下的研究结论是否能够适用于中国文化情境？这些还有待中国学者开展更多的研究去检验。中国文化背景下，社会资本与幸福的关系如何？与西方研究有哪些不同？需要中国学者开展更多地研究来给出答案。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社会资本与幸福关系的研究结论付诸实践，更好地推动发展中的个体幸福的获得与福利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