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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宏（2003）指出，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争论主要存在于概念界定、测量方法与分析层次三方面。这些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延伸至与此相关的儿童青少年研究领域。
首先，如何将社会资本概念更好地应用于儿童青少年发展与福利政策领域？在社会资本理论的界定与操作化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探讨。莫罗（Morrow，1999）就指出，现有的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定义在有关儿童幸福研究的经验使用上会出现一定的问题，目前社会资本的概念与理解还需要经过更小心仔细的评析与实证支持，才能进行社会政策的应用。
以往的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研究，只注重社会资本的结构性特征，多是对社会资本数量的研究。比如，科尔曼与霍夫（Coleman ＆ Hoffer，1987）在对家庭社会资本对儿童青少年教育产出影响的研究中，把家庭社会资本定义为亲子之间的关系以及父母为孩子所付出的时间与努力。缇驰曼等人（Teachman，Paasch ＆ Carver，1996）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儿童与父母及学校互动的频密程度。润雅等人（Runyan et al.，1998）在对社会资本与儿童行为发展的研究中，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与社区、家庭关系中的收益。另一些是注重对社会资本的认知要素的研究，比如斯蒂文森（Stevenson，1998）在社会支持与情绪发展的研究中，把家庭社会资本定义为青少年感知到的从家庭获得的社会与情绪的支持，把社区社会资本定义为青少年感知到的社区支持。
随着对早期研究的反思，学者们开始重视社会资本的心理与认知成分。莫罗（Morrow，2000）把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康与幸福的社会资本定义为信任、支持、公民参与、社区认同等。科菲等人（Caughy，O'Campo ＆ Muntaner，2003）在对贫困、社会资本与儿童精神健康的研究中，对社会资本的操作化定义为对社区的依附感。科亨等人（Kohen，Leventhal，Dahinten ＆ Mclntosh，2008）在社区与青少年行为的关系研究中，把社区凝聚力与和谐定义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一些研究只针对家庭社会资本（比如，Coleman ＆ Hofler，1987；Teachman，Paasch ＆ Carver，1997
；一些研究则关注社区社会资本（比如Caughy，O'Campo ＆ Muntaner，2003；Kohen，Leventhal，Dahinten，＆ Mclntosh，2008；等等）；而另外一些研究两者兼顾（Johnson，1999
；Teachman，Paasch ＆ Carver，1996；Stevenson，1998；Lau ＆ Li，2011
；等等）。
通过前面对文献的梳理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儿童青少年研究中的社会资本的概念理解与定义上并不统一，这也源于社会资本概念本身的复杂。社会资本首先可以从家庭与家庭外两方面进行区分，还可以着眼在社会资本的结构、数量、功能与社会关系质量、社区参与质量等一类或几类指标中。在具体研究中关于社会资本概念化与操作化的多样性，不可避免会影响到社会资本与儿童青少年的幸福两者之间关系研究的可验证性。当然，有学者在尝试建立一套统一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比如欧尼克斯与布林（Onyx ＆ Bullen，2000；转引自Ferguson，2006）的社会资本指数量表，用社区参与、社会代理（social agency）、信任、社区联系（neighborhood connectedness、家庭与同伴关系、生活价值、工作联系以及对分歧的包容度（tolerance of diversity）8个指标来反映社会资本概念。但是这些社会资本指标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同行仍然会根据自己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与研究的目的来自行设定测量指标。因此，从长远看，如何把社会资本这一复杂概念进行细致分类并达成学界共识，仍是一个非常艰巨而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