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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南（2017）在其新书《我们的孩子》中，明确指出社会资本是预判个人和社区幸福程度的强有力的指标（P253）。社会资本包括家庭、朋友、邻居和熟人这些非正式的关系，也包括通过社会组织、宗教机构、各种团体和志愿活动的参与而累积起来的社会资源。它与儿童福利、教育、健康和幸福息息相关，但是社会分配不均导致的社会资本差异扩大了青年人的机会鸿沟。
由于社会资本概念的复杂性，其与儿童青少年幸福的关系研究的视角和内容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早期对社会资本与儿童幸福的关系研究多把焦点放在家庭社会资本上（比如Coleman ＆ Hofler，1987；Teachman，Paasch ＆ Carver，1997），主要集中于探讨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内关系。儿童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是决定其获得怎样资源的首因，不同的家庭拥有资源的不平等，影响着父母对儿童的投资选择与数量。伴随着儿童的成长，家庭内部的资源不平等也会扩展到其他社会情境，比如学校与社区（Parcel，Dufur ＆ Zito，2010）。因此，晚近的研究开始关注家庭外社会资本，多集中在学校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两个层面（比如Caughy，O'Campo ＆ Muntaner，2003；Kohen，Leventhal，Dahinten ＆ Mclntosh，2008；等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比如Furstenberg ＆ Hughes，1995；Morrow，1999）指出，社会资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传统上科尔曼式的对社会资本结构与数量的测量方法（比如父母的数量，兄弟姐妹的数量，去教堂的频率，等等）太片面，忽视了社会资本的其他维度，比如反映社会资本质量的维度和反映社会资本的心理认知的维度——信任。
总体上讲，迄今为止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的关系研究经历着两个转变：一是从家庭内社会资本对儿童福祉的研究拓展到家庭外社会资本尤其是社区社会资本对儿童福祉影响的研究；二是从对社会资本结构与数量的研究扩展到对社会关系质量的研究上。基于此，本部分通过分析论述家庭内社会资本、家庭外社会资本与儿童幸福或福利的关系来回顾学者们在青少年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幸福这一关键问题上的研究成果。
对于家庭社会资本与儿童青少年福祉的研究，一般着眼于微观层次的儿童幸福层面。艾莱特（Allatt，1993）对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研究发现，父母鼓励孩子“负责任、个人主义、努力工作、争取成功、社会竞争、建立关键的社会网络”。家长们也会运用自身的社会网络来使儿童受益。她们会教导子女如何运用社会资本并且如何创建自己的社会资本。一般来讲，往往高社会资本家庭养育的孩子总体上幸福，身心健康的程度更高、教育获得与就业更好（Morrow，1999；Ferguson，2006）。从教育获得方面来看，家庭收入的减少，与随之而来的父母对家庭、社会和自身经济收入的绝望都会增加子女挣钱与离家的压力，以及父母对子女投资的压力，从而导致家庭中下一代的社会资本减少，最终减少子女接受更高等级教育的机会。可见，父母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累积可以通过家庭社会资本传递到孩子。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代际传递渠道，使得父母的行为与家庭的规范可以传递给下一代。因此，社会资本可以成为链接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幸福的非常重要的中介变量。
儿童青少年所拥有的家庭社会资本体现了家庭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由多方面构成，并嵌入父母的个人资源与他们为子女构建的家庭环境中。弗格森（Ferguson，2006）总结了构成家庭社会资本的五种成分，分别是家庭结构（比如单亲家庭vs双亲家庭，父亲角色是否缺失、双职工vs单职工家庭）、亲子关系质量
、成人对子女的关注
、父母对子女活动的监管
以及家庭交换与支持的扩展
。这五种成分中，后面四种都是对家庭社会资本质量的体现。
对家庭结构的研究已经证实，双亲家庭要比父母缺失的家庭更有利于子女的成长（Ferguson，2006）。并且，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反映家庭社会资本质量的变量可能比反映家庭社会资本数量的变量更好地预测子女的幸福。下述的一些研究将具体展现家庭社会资本要素，尤其是体现关系质量的社会资本因素如何影响着子女的幸福。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帕索与同事（Parcel ＆ Menaghan，1993）利用1988年的美国国家青年跟踪调查中的母亲与子女数据，对524名6～8岁的已婚家庭中的家庭社会资本与子女的行为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父母通过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是亲子关系质量）对子女的行为模式与社会规则的习得产生代际影响。同时，母亲对子女的良好管控与积极的家庭氛围会对学龄期子女的社会适应能力产生正向的影响，而子女的良好社会适应能力与子女成年后的幸福密不可分的。与科尔曼（Coleman，1988）关于母亲工作对子女影响的观点不同，他们的研究认为并非全职工作的母亲，而是面临婚姻危机的兼职工作母亲对子女发展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总之，他们对家庭社会资本的研究更加关注家庭关系中的质量因素。
随着单亲家庭与未婚生子现象越来越多，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些群体中的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幸福的影响，研究结果同样表明社会资本的质量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比如，金等人（King et al.，2004）对美国国家青少年健康跟踪研究中的5377名非“常居”父亲
对子女生活的卷入程度与子女幸福获得的研究发现，父亲对子女生活的卷入程度，以及亲子关系质量是家庭社会资本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尤其是白人家庭中父亲受教育程度较低而又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情况下，这类家庭中的子女往往社会资本更加缺乏，从而可能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此外，社会资本也会对子女的个体精神健康产生影响。有学者系统回顾了公共健康领域对社会资本与精神疾病的关系研究（De Silva et al.，2005）。他们的分析显示，从个体水平上看，认知社会资本与儿童精神疾病有显著的负相关，来自家庭成员的信任与关爱越多，子女个体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越低，从而促进家庭中的儿童青少年的生活质量与幸福。
2008年，帕索与其他两位同事（Parcel，Dufur ＆ Zito，2010）又在其文章中强调了家庭的功能对儿童青少年福祉的重要性。他们指出，社会不平等从儿童的早期就已经产生，儿童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就决定了一个人最初拥有的资源是什么样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最初从家庭获得怎样的投资。并且，他们建议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应该同时考虑家庭社会资本与学校社会资本对儿童青少年的作用，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控制和比较相关联的因素的影响，也可以进一步检测家庭与学校的相互作用。他们介绍了2004年的一个研究（Hoglund ＆ Leadbeater，2004；转引自Parcel，Dufur ＆ Zito，2010），研究结果显示了学校社会资本与家庭资本之间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即亲社会的良好学校环境可以补偿家庭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缺失。这些研究也凸显了家庭外社会资本起到的重要作用。
社会资本与儿童青少年幸福的关系研究大多来自西方，但中国由于文化特点以及国情的不同（比如独生子女政策、户籍制度等），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着差异。与国外研究相似，国内一些研究已经揭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往往通过资源获得与社会网络关系上的不平等而影响儿童青少年发展（Yan ＆ Lam，2009）。比如，孟利艳（2008）认为，家庭资本对青少年心理弹性具有重要影响：家庭社会资本越丰富，青少年在自我认知、自我调节以及角色适应方面的能力更突出。而中国研究又有着不同于西方研究结果的社会文化内涵。刘嘉慧与李万新（Lau ＆ Li，2011）对1306名深圳小学6年级学生与其家长进行了有关家庭社会资本和学校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问卷调查。两位学者在研究中把子女与父母的讨论交谈次数（比如对健康、学校情况、交友情况、计划打算等的讨论）、亲子间的人际互动数量（读书、运动、外出活动等）作为家庭社会资本中的结构性因素；把子女感受到的亲子关系（比如父母是否理解我、是否关心我、信任我等）作为社会资本中的认知性因素。相关分析显示，家庭社会资本变量与儿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回归方程分析进一步显示了社会资本中的认知性因素，也就是子女感受到的亲子关系质量能够显著影响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并且，通过对儿童性别、独生子女、户籍与居住地、家庭背景的差异比较发现，男孩子、独生子女、常住居民（本地户籍及长期居住者），以及高学历与高收入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同伴关系比较密切，而非独生子女家庭、流动人口家庭中儿童的师生关系，以及家长同学校的联系更密切。此外，父母更愿意把资源投给男孩子；独生子女获得的父母投资也较多。从这一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因为户籍制度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等中国国情与文化，社会资本与儿童幸福的中国研究必然会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结果与结论。
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的研究发展历程经历着从家庭内向家庭外拓展的视角转变过程。家庭外社会资本主要以社区社会资本为主。弗格森（Ferguson，2006）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社区社会资本扩展为六类，在科尔曼与霍夫（Coleman ＆ Hoffer，1987）对社区社会资本构成的解释基础上
，又提出了学校质量（通过学生对学校质量的评价，发现学校质量与青年将来的社会经济地位成正相关）与社区质量（父母认为社区是养育孩子的安全地方、是否能提供孩子玩耍的安全地点、父母对社区内可能存在的社会失序的看法）两个社区社会资本变量。当然，在实际的量化研究操作中，往往会把社区资本进行细分，把学校社会资本从中剥离出来。美国学者Crosnoe（2004）利用美国11927名青少年的样本数据分析表明，师生关系越紧密，青少年在学业上越能取得更高的成就。詹金斯（Jenkins，1995）的研究表明，教师对青少年的监管程度不足、缺少足够的关心以及青少年与教师的冲突将导致更多的偏差行为。弗斯坦博格与同事（Furstenberg ＆ Hughes，1995）的研究验证了学校质量与儿童青少年的福祉有很强的相关。优质的学校资源可以促进青少年成长中的社会经济产出，提升大学入学率、就业率，预防青少年未婚生育等。但是在预测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与行为问题上，学校社会资本可能要弱于家庭社会资本（Dufur，Parcel ＆ McKune，2008）。
帕特南（2000）在其著作《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专门有一个章节讲述社会资本在儿童教育与福利中的作用。他指出，“社会资本能够阻止坏事情发生在好孩子身上”（P343）。帕特南笔下的社会资本，主要集中在社区层面，主要包含儿童照顾者（主要是母亲）嵌入的支持性社会网络、互惠的邻里关系、社区活动的参与，尤其是社区中非正式联系的频率，以及社区或所在州（行政区）水平上的社会信任。在美国，社会资本高的州，儿童整体福利状况更好。从帕特南文中对社会资本构成的诠释，不难看出其主要从宏观视角把社会资本作为儿童福利指标之一，通过统计分析控制其他一系列儿童福利指数（包括婴儿死亡率、15～19岁青年人意外死亡比率、青少年生育率、高中辍学率、儿童贫困率等），来回答社会资本对儿童成长有着怎样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资本是仅次于贫穷的对儿童生活状况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指标
。社会资本可以防止儿童早产、预防青少年辍学，避免儿童被置身危险之中。他指出，“父母的社会资本……会惠及他们的下一代，就像孩子们从他们的父母的财力与人力资本中获益一样。社会资本对于那些财力较弱、教育资源较少的家庭而言，可能是最为关键的因素。”（P346）
研究显示，良好的社区社会资本（包括社会支持网络、社区参与、信任、社区质素等指标）可以促进儿童幸福。德·克拉克等人（De Clercq et al.，2012）通过对比利时2005～2006年的学龄儿童的健康行为调查，进行了社会资本与青少年健康的社会不平等研究，他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控制其他个体变量诸如性别、年龄、家庭影响或个人社会资本的条件下，社会资本是否仍对青少年的健康与幸福起作用？在他们的文章中总结了对社会资本的两种不同的概念化方式：一种被他们称为“社会凝聚”流派（“social cohesion”school） [1] ，强调信任、规则与互助；另一种则是“社会网络”理论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更强调社会资本是嵌入个体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个资源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社区集体层次上的。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结合了以上两种观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区集体层面上的社会联系（social connections）、社会声望与信任。他们把家庭与个人社会资本以及社区社会资本与社会经济地位等作为自变量，把青少年健康与幸福作为因变量，通过多层回归分析发现，社区社会资本比个体社会资本能更有效地预测青少年健康与幸福，并且个体或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社会资本在预测儿童健康与幸福上存在交互作用。他们的研究结果说明了社区水平上人们可以用来分享的社会环境对健康的影响非常重要；更进一步，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健康水平正向的显著线性相关在社区社会资本高的社区中似乎消失了，这种社区社会资本的天花板效应也提示我们在福利政策的实施上要对低社会资本的区域进行倾斜。
此外，温克等人（Vyncke et al.，2013）对涉及社区社会资本、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青少年幸福和健康的8篇量化研究论文进行系统回顾分析，发现多数研究都是从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资本的，这些研究中的社会资本内容并不统一，包括了社区和谐、集体效能感、社区组织参与度、非正式社会控制，以及社区信任等方面。而个体福祉的测量则包含了个体精神健康、行为发展、认知能力、生活质量与满意度等方面。总体上来讲，研究揭示了社区社会资本尤其是对于贫困社区中的儿童青少年的幸福与健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这些研究结果也基本反映了社区社会资本既可以是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中介变量，也可以是他们之间的调节变量。而之所以出现这样两种可能性，是因为对社区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的测量，不同研究采取了不同的操作化定义。
近十年的其他一些研究也支持了社区社会资本在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与儿童青少年幸福之间可能的调节作用，社区社会资本会因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社区中而对儿童幸福产生不同影响。有学者把对社区的依附感（包括对邻居的了解度与对社区的整体觉知：是否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以及在社区中感觉良好）作为一种社会资本（Caughy，O'Campo ＆ Muntaner，2003）。他们对非洲裔美国家庭的社区依附感与其学龄子女的行为问题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相对富裕的社区，父母与邻居相识少（即社区社会资本缺乏）的家庭中的子女具有更多的诸如焦虑与抑郁等内隐行为问题，而在贫困社区则相反，缺乏社区社会资本反而可能成为儿童青少年行为发展的一种保护因素。这一结论得到了后继研究的支持，欧弗与施耐德（Offer ＆ Schneider，2007）指出，来自贫困社区的家庭可能发展出与中产社区不同的策略来保护儿童青少年成长，比如给个体更多的限制，让他们尽量待在家里，避免外界负面环境与不良少年群体的影响。
更重要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与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卡姆菲尔德（Camfield，2012）探讨了埃塞俄比亚贫困社区的社会资源、抗逆力与儿童幸福的关系。该研究指出，许多在埃塞俄比亚贫困社区工作的研究者会发现那里的孩子报告的幸福感水平较高，生活得愉快与满意。他们解释为，对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社区儿童，通过帮助儿童构建社会网络与拓展朋辈关系，使社区社会资本获得提升，从而使儿童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弥补来自家庭的贫困，最终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与家庭社会资本的研究相同，为数不多的针对国内样本的研究也多源于港台。这些研究也分别获得了与西方研究相同或不同的结果。在学校社会资本方面，刘嘉慧与李万新（Lau ＆ Li，2011）的研究认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包括同伴关系（与同学分享、一起参加体育活动、一起学习等）、家长与学校的关系（比如参加家长会、各种活动等）；认知社会资本包括学生感受到的师生关系以及同伴关系。他们发现，学校认知社会资本也能够比较显著地预测儿童幸福感，良好的学校社会资本能促进儿童幸福。这一结果与西方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该研究也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揭示了儿童的性别、独生子女状况与户口状况所带来的家庭与学校资本差异：拥有城市户口、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独生子女相对来说有更多的家庭与学校资本。
巫俏冰等人（Wu，Tsang ＆ Ming，2012）对北京806名外来务工家庭的儿童精神健康与社区社会资本、家庭社会支持与家庭人力资本等变量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研究发现，社区社会资本通过家庭社会支持对儿童的精神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家庭人力资本与家庭经济资本又通过影响儿童的社区社会资本来影响儿童的精神健康状况。他们的研究中用以下四个指标来衡量社区社会资本，分别是家长在社区中的朋友数量、朋友互访的频率、社区中的儿童青少年活动数量，以及儿童自己在社区中拥有的朋友数量。与西方研究不同的是，他们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本并不能对儿童的精神健康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反映了目前外来务工家庭的一种困境，父母把大部分时间投入打工挣钱以期改善生活状况，但往往因此丧失了与子女亲密互动的机会，从而忽略了对子女的心理与精神的照顾。要解决这一困境，就需要社区社会资本的充实来弥补家庭社会资本的缺失。反过来，社区社会资本的充实也需要家庭对社区活动的参与。总体上，针对国内的学校与社区社会资本与儿童幸福的关系研究也反映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文化背景的重要，这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开展中国相应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1] 关于社会凝聚力与社会资本及幸福的具体论述可以参考Carlo Klein 2013年发表在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上的文章，“Social Capital or Social Cohesion：What Matters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