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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是把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的代表之一。他在对儿童的学习成绩与家庭教育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他认为儿童通过家庭继承的文化资本能够更好地解释学业的成功（Swartz，1997）
。而家庭对儿童文化资本的投资，既包含了家庭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也反映了家庭社会资本的存量多寡。文化资本在家庭的代际传递过程中需要依赖社会资本。布迪厄（1985）
在关于高等教育获得的研究中，就反映了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对儿童的综合作用。家庭出身或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对高等教育的获得及后续的职业生涯发展都有极大影响。处于精英阶层的家庭对外扩展的资源更多，对教育的投入更大，后代更具竞争优势。
真正把社会资本的概念应用于青年，尤其是青少年研究的社会学家是科尔曼。其在早期研究中就发现青少年在社会参与和加入团体等方面很容易被同伴影响。并且，比起家长与老师，他们更容易接受来自同伴群体的批评。逐渐地，他开始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儿童青少年与家庭内外的关系（Morrow，1999）。科尔曼（Coleman，1988）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高中生辍学的影响，他把儿童的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内的社会资本与家庭外的社会资本两类。家庭内的社会资本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以及子女与其他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家庭内社会资本强调父母投资在子女身上的时间、努力、资源与能量，科尔曼认为正是通过社会资本，家庭中的人力资本才能进行代际传递。如果家庭社会资本不足，子女就难以从父母的人力资本中获益。家庭内资本提供给儿童青少年接触成人的人力资本的机会，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并且，通过从公立学校随机抽取4000名学生作为样本的调查显示，家庭社会资本越高，子女的退学率就越低（Coleman，1988）
科尔曼主要从结构方面测量家庭社会资本，比如家庭类别（单亲家庭还是核心家庭）、子女数量、父母工作状况和亲子沟通互动频率等。他认为，家庭中成年成员的缺失或成员间接触的减少意味着家庭内社会资本的结构性缺失。因此，单亲家庭或父母均在外工作的家庭会导致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度减少，从而造成家庭社会资本不足。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也是如此（比如，众多的子女会分薄每一个儿童个体可能从父母那里获得的社会资本），这使得子女数量越多，子女个人所拥有的家庭社会资本就越少（Coleman，1988）。此外，儿童嵌入青少年社团的程度，以及父母与同辈朋友的关系等都可能影响到儿童的家庭社会资本。科尔曼的理论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关于儿童家庭社会资本的研究，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结构与数量已经不能很好地代表家庭社会资本，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家庭关系的质量与认知（Morrow，1999），比如子女对家庭关系的认知、亲子沟通互动的质量等。
家庭外资本（Exterior Social Capital）主要指社区社会资本，是父母以及子女自身在社区中所拥有的与子女相关的社会关系，以及父母和子女与组织机构（比如学校）或社区的关系，其中整个家庭与社区关系的质量非常重要。社区社会资本体现了家庭的互动以及与社区的关系，包括了与社区居民，以及儿童社会化组织（比如学校）的关系。科尔曼与霍夫（Coleman ＆ Hoffer，1987）指出，社区社会资本可以由四种成分构成，分别是社会支持网络
、社区组织的公民参与程度
、信任与安全（考察父母对所在社区以及社区居民的信任程度）、宗教参与度（Degree of Religiosity）（参与社区宗教活动的程度，例如去教堂的次数）。
科尔曼将个体特征与家庭、学校、社区建立起一种理论关联，为社会资本广泛运用于青少年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分类中，他把学校这一依托于社区的组织也纳入社区社会资本的范畴。但是，学校作为家庭外儿童成长的重要场所，往往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科尔曼之后的学者们开始也更多地采用生态学视角，把社会资本置于不同的系统层次上去分析，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把家庭外社会资本进行细分，把学校社会资本从社区社会资本中抽离出来。学校社会资本往往包含了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家长与学校的关系、学校活动参与等的数量与质量（Wright ＆ Fitzpatrick，2006；巫俏冰，2011；徐岩，2015）。
后续，研究者们在科尔曼等学者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的开创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在实证研究基础对社会资本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定义。比如，莫罗（Morrow，1999）曾建议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获得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实践过程。约翰逊（Johnson，1999）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父母将自身经济与人力资本传递给子女的渠道。弗斯坦伯格（Furstenberg，2005）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由分享社会规则和成员集体意识而创造出的对社会良好意志的存储。总体上，截至目前，社会资本在儿童青少年领域的概念构建与理论应用仍是学者们讨论的一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