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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人们除了想知道什么是幸福，还想知道怎样才能幸福，以及为什么我们追求幸福。要回答“怎样”与“为什么”的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幸福产生的机制。因此，学者们一直在构建关于“幸福”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社会学者对于幸福感的研究仍然没有超越古希腊哲学先贤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威尔森（Wilson，1967）在文章中不仅描述了一个幸福的人所具备的要素，还提出了关于幸福感产生的两个假设。一个假设是“需要的满足产生幸福，需要持久的得不到满足则导致不幸福”。第二个假设是“对生活的满意与否取决于个体适应水平或者抱负水平，受过去经验、他人比较、个人价值观等因素影响”（Diener，Suh，Lucas ＆ Smith，1999）。威尔森的假设是不完善与简略的，因此还不能称之为理论。但是其作为一个基石，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这里面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经济学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提出了许多关于幸福感的理论并加以反复验证。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幸福感的理解不断加深，新的问题也不断涌现，吸引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的注意与投入。幸福感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既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发展、社会政策、国民健康等相对宏观的问题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在居民幸福感上存在的国家差异，也可以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个体幸福感的特点、个体差异的影响，以及各种心理与社会因素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前者多从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探讨，后者多从心理学的专业角度进行分析论证。
这一部分着重介绍几个重要的解释人们幸福感主观体验的理论，包括解释人格与环境相互作用对人们幸福感体验的理论、强调人格的认知神经基础的敏感强化论、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来探讨幸福感获得的适应理论、着重探讨社会心理因素对幸福感影响的社会比较理论、强调社会资源与社会网络对人们幸福感影响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及从动机角度来解释幸福感的需求理论等。
什么影响了幸福？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外在环境，即物质基础、人际关系、社会地位、身体健康等。但是，仔细观察与思考之后，就会发现，即使面对相同的情境，个体的反应都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同一外在条件下，不同的个体也会得出不一样的幸福感评价。因此，除了外在环境，还有个人的内在特性影响幸福感。个体会依据自己的期待、价值观、以往生活经验，而不是单单考虑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客观指标来进行自身生活质量的评估。
Diener（1984）指出，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来解释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既影响个体幸福感的两个不同过程：自下而上（Bottom-up）的过程与自上而下（Top-down）的过程。主张幸福感是自下而上过程的理论企图验证影响幸福的外部的、情境的、工具性的因素，也就是假设指向个体外部的各种环境因素对于幸福感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一假设回答了“外在环境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以利于个体幸福感的提升？”这一问题。简要地说，自下而上的过程旨在验证外在环境条件，诸如人们收入的多少、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性别差异、社会地位等这些外部条件的满足是否能增加我们的幸福感体验。
主张幸福感是自上而下过程的理论则侧重于讨论影响个体幸福的自身内在因素，强调的是一个由内及外的过程，即力图验证个体因素，比如人格特质、适应能力或者抱负水平、过去经验、他人比较、个人价值观等反映内在认知加工过程的心理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强调自上而下过程的理论认为个体有一种以积极或者消极方式体验生活的整体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会影响到我们如何解释记忆中的生活事件。这种倾向性的来源就是稳定的人格特质。因此，自上而下模型非常强调人格的直接影响，认为人格可以给个体经历的生活事件添上不同色彩。并且，人格可以把个体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另外，将生活整体评价作为主要内容之一的主观幸福感也体现着我们对某一具体领域——比如工作、休闲、生活标准、健康、思考方式等——的满意度评价。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路径取向并不是完全孤立的，与心理学经典的“天性与教养”（Nature vs.Nuture）的争论一致，这反映了幸福研究的理论探讨也经历了从对立走向整合的过程。正是由于学者们意识到是人格与环境的互动影响着幸福感，因此也有研究者整合了以上两种理论观点，提出了人格与环境的双向交互论（Emmons et al.，1986）。
他们想验证人格特质是否支配了个体对情境的选择，并且是否人格与情境的一致可以提升幸福感。比方说，是不是外向性的个体会选择那些比较积极的，与自己特点相符合的社会情境？喜欢社交的个体会多参加朋友聚会或集体活动，从中获得愉快的情绪体验。而内向性的个体则会避免社交场合，选择安静的、封闭的活动，从而获得比较愉快的体验。这一假设也符合班杜拉（Bandura，1997）的社会认知理论，强调人与情境的交互作用
。班杜拉把“个人的内在因素、行为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称为交互决定论（Reciprocal Determinism），强调个体与环境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交互作用。第一种是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环境，选择的环境又会对人产生影响。第二种是个体的人格特质决定对事件的诠释并做出反应，人格特质也会帮助个体形成其应对的环境。通俗地讲，即我们怎么对待他人，他人就怎么对待我们。兰特等人（Lent et al.，2005）指出，一些心理因素比如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对将来的积极期望、个人目标，以及对环境条件（比如社会资源与社会支持）的判定，都属于可能影响幸福感的社会认知要素，会对个体在某一领域的幸福感以及整体幸福感产生影响。
迪纳等人（Diener，Suh，Lucas ＆ Smith，1999）在其综述中对双向交互论的合理性进行了探讨，突出了人格与环境两者的相互作用，指出双向交互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们也发现人格与情境一致性假说并不能完全成立。我们在生活中总是可以找出一些反例，即使是一致的情境，人们也可能不感到幸福。他们认为，个体的幸福感取决于这个一致的情境是个体自主选择的还是强加上去的。也就是说，取决于个体的意愿或个体的可控性。这体现了社会认知所强调的个人控制力（Personal Control）的作用。举个例子，一个性格外向、喜欢社交的年轻人因为失恋正处在情感的低潮期，他在这个时候去参加一个有趣的生日派对，这个事件能帮他克服消极情绪提升幸福感吗？如果单纯从人格与情境的一致性来看，生日派对符合外向性格的人爱社交的特点，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实际生活中，这一问题可能有两种答案。一种是他的朋友为了使他摆脱苦闷心境，硬拉着他去了生日派对。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聚会的行为并非当事人自愿，所以很难改善情绪，提升幸福感。面对聚会中快乐的人群，也许会更加增加其失恋导致的痛苦。另外一种可能，他接纳了朋友的提议，自身也很想走出消极的情绪状态，重新振作起来，因此主动参加了生日聚会。这一行为则很容易使当事人受到聚会欢快氛围的影响，提升幸福感。
在心理学领域，研究者也通过研究人格的生理基础来解释个体的幸福感，支持了人格与遗传对个体幸福感有很大影响，通过双生子的研究，基因对幸福感的影响占到了44%～52%（Lykken ＆ Tellegen，1996）。格瑞（Gray，1987）提出了敏感强化理论。他指出，大脑有两个神经系统与人格和幸福感有关系：行为激活系统（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BAS）与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BIS）。两个系统会根据奖赏或惩罚的信号来调节行为。BAS与人格特质中的外向性相联系，通过提升积极情感来调控行为方式。因此，BAS与积极情感体验相联系。BIS与人格特质中的神经质联系，通过提升惩罚带来的消极情感来调节回避行为。因此，行为抑制系统也与消极情感相联系。结果，外向的人就更喜欢获得奖励，并积极对待。神经质的人就更消极，更趋向惩罚。此外，生理、认知神经心理学的研究也给外向性与幸福感的正向联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研究显示，杏仁核、前额叶、海马与前扣带回是与幸福感和积极情感有关的脑区，同时也是解释人格（特别是外向性）的脑区（Steel，Schmidt ＆ Shultz，2008）。
虽然，心理学家的研究一致表明人格在个体幸福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个体离不开环境，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适应外在的环境，因此，作为人类的我们发展出良好的调适能力来适应环境。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适应理论（Adaptation Theory）应运而生。幸福感的体验也与人类的适应与习惯化过程密不可分。一般来讲，当我们接触新鲜刺激事物的时候，都会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反应，但是随着该刺激的不断呈现，我们的反应强度会逐渐降低，这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对于人们的情感体验来讲也是这样，生活事件会让我们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情绪，但是我们调适能力会尽可能地保持情绪或心境的平衡以便我们更好地生活。布里克曼与合作者（Brickman ＆ Campbell，1971）在有关适应理论的探讨中提出了“享乐主义踏板车”（Hedonic Treadmill）的观点。他们认为，随着人们成功经验的提升以及拥有物的增加，人们的期望值也会增加。很快，最初的成功与财富的积累所获得的幸福体验，会因标准的提升而回落到原有水平。同样，当人们面对打击和挫折的时候，一般会感到暂时的痛苦与沮丧，在短时间内会降低幸福感体验，但随着时间的迁移，人们就会适应，从打击与挫折中走出来，幸福感体验也逐渐恢复到原有水平（Diener，2000）。因此，个体的幸福感从长期来看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每个人都有一个符合自身特点的基本值。但是，在人生中的每一个小的时间段，比如一天、几周或者几个月，幸福感会因为个体外在条件的改变而升高或下降，但最终个体会适应外在的改变而使幸福感回复到原有的基本值。生活中也常会看到这样的例子，来印证适应理论。比如，在我国每年6月牵动亿万家庭的高考中取得好成绩的考生，当拿到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一定沉浸在无比快乐与幸福之中。然而暑假过后，进入大学生活的时候，这种幸福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他们甚至可能为能否适应大学生活而感到担忧。另外一些影响人生的事件，比如中大奖、从车祸中幸存下来，这些都会让当事人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幸福的，但这些事件对幸福的影响也只有一小段时间，幸福感随着人生中新的问题的产生而趋于平淡。
实际上，“享乐主义踏板车”的观点对生活事件与幸福感变化影响的解释并不能涵盖所有现象。实际上，一些生活事件对幸福感体验的影响是短期的，但有一些生活事件（比如丧偶、长期照顾重症患者等）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是长期的，可以持续几年甚至一生。换一种说法，即人们在一些条件下适应得比较快，在另一些条件下适应得比较慢（Diener，Suh，Lucas ＆ Smith，1999）。
另外，幸福感的自上而下过程理论也告诉我们，人们对相同生活事件的情感反应也是不同的，人格差异往往导致认知差异，影响我们对生活事件的解释。正是由于上述局限性，学者们又提出了动态平衡模型（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Headey ＆ Wearing，1989），它依赖于适应理论，强调了人格在适应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指出，每个人在生活事件与幸福感的关系上，会依据年龄与人格特点的不同，保持着特有的平衡的状态。当这种平衡被打破的时候，幸福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该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积极事件、消极事件以及幸福感的报告至少在两年的时间内都是比较稳定的。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衡量幸福感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受到了人格特质，尤其是人格特质中外向性、神经质与开放性的影响。尽管幸福感的水平可能因为一些突发事件（近期事件）受到影响，但幸福感还是会回落到它的基准水平。
社会比较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最初由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Festinger）在1954年提出。费斯廷格将社会比较定义为人类所具有的一种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来评价自己观点和能力的驱动力。之后，学者斯盖特（Schachter）将费斯廷格的经典社会比较理论拓展到了情绪领域，认为人们也会通过社会比较来评价自己的情绪状态（邢淑芬、俞国良，2005）。
可见，个体对自身的认知往往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而获得的。对于幸福感的理解也是如此。社会比较理论是怎样用来解释幸福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将社会比较简单理解为，如果自己身边的人比自己生活差的话，自身的幸福感就强一些；如果身边的人都比自己强，那么幸福感就差一些。近期的社会比较理论则整合更多的信息，变得更加复杂（Diener ＆ Fujita，1997）。伍德（Wood，1996）将社会比较定义为“个体对他人与自身关系的一种思考过程”。它包括三个相互连接的子过程：一是获取社会信息；二是思考社会信息；三是对社会比较做出反应。“社会信息”一般可以从个体生活中常接触到的熟悉的，或者是从其他渠道看到或者听说的，或者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渠道获得。“思考社会信息”指的是个体去观察自身与他人的相似性以及差异。“对社会比较做出的反应”包括了认知的、情感的、行为水平的反应。因此，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比较的结果并不全取决于他人的表现。社会比较也会受到自身的人格特质与自身具体操作行为表现的影响。也就是说，依据人们的性格特质，个体可能会有选择性地进行社会比较。性格乐观的人倾向于与那些不如自己的进行比较，从而获得对自己的肯定评价，产生积极情感。而悲观的、抑郁的个体则倾向于和那些比自己强的人进行比较，从而获得消极的评价，产生消极情感。这种观点与幸福产生的自上而下过程论一致，强调个体内在因素对幸福感的重要性。
此外，社会比较往往依据多重标准来进行。个体并不是单纯通过与他人比较来下结论。社会比较的多重标准既包括他人，也包括个体过去的自身条件、抱负志向、理想自我与理想生活、个体需求和目标。这一观点正体现了在社会比较基础上解释生活满意度评价机制的多重差异理论的核心要素（Diener，Suh，Lucas ＆ Smith，1999）。多重差异理论认为对生活满意度的评判是基于现实条件与这些标准的差异。如果差异是个体比较标准定得太高导致的，那么生活满意度就会减少；如果差异是由于现实情况比标准更高导致的，则会提升个体生活满意度。正如罗杰斯的自我论（Rogers，1961）
强调的，个体置身主观知觉的现象场内，自我概念是处于现象场中的对自己相貌、能力、生活目标、人际关系、人生经验等各方面的看法与评价。自我有真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分，当真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距离比较大时，就会导致心理冲突与心理异常。但是，通过社会比较发现的差异是否可以改变个体幸福感呢？答案是通过比较所获知的差异是幸福感变化的非必要条件，不是一定会导致幸福感的提升或者下降。比如说，如果一个癌症患者看到自己的病友病情恶化很严重，那么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幸运，还没有到那么差的情况，但是，也有可能他从病友身上看到了自己更坏的可能，因而受到打击。看到别人的癌症治愈，也可能是带来安慰或者是带来嫉妒。社会比较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是很主观和个人性的。在社会情境中，单纯通过社会比较并不能给予幸福感长期的影响，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动机、目标和个人的归因等心理因素来考虑。
前文已经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社会资本也可以分为结构社会资本与认知社会资本两大类（Grootaert ＆ van Bastelaer，2002）。结构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资本中客观的、可观测的部分，比如家庭结构、兄妹数目、朋友数量与类型等；认知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资本中的主观部分，是社会关系中共享的规则、价值观、信仰、信任与态度等认知因素。
Yip等人（2007）在对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本、健康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中，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在个体的（individual）和集体的（collective）的水平上影响健康与幸福。一方面，社会资本是个人可以运用的有效资源，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可以帮助个体获得社会支持，从而促进健康与幸福。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也可以被看作社区水平的社会资源，这样个体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获得原本个人无法获得的目标。
在社会资本理论中，信任与互惠是构成紧密的社会网络的要素。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个体需要具备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相信其他人是可以信任的。从宏观层面上看，基于信任与互惠的社会网络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结果，这包括降低社区犯罪率、提高儿童福利水平、提升公共健康水平、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政治腐败、降低税负、促进市场活性和提高教育水平（Helliwell ＆ Putnam，2004）。
从微观层面来看，拥有社会资本能给个体带来什么好处？拥有好朋友尤其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友好的邻居和互相支持的工作伙伴；会比较少地体验到悲伤、孤独等负面情绪；较少表现出低自尊；较少机会出现饮食与睡眠障碍。这些都会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显而易见，当人们被问到“金钱带来的快乐更多”，还是“从家人、好朋友以及亲密恋人得到的快乐更多”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后者。这种深入的、高质量的社会联系带给个体的快乐往往要比金钱与地位带来的快乐更多更持久。
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1988；1990）研究了社会资本与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关系。他发现，青少年社会参与、社会领导等方面非常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而且，更容易否定朋友与父母长辈的意见。社会资本也可以分为家庭内与家庭外两类（Coleman，1988）。家庭内资本包括与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内资本提供给儿童青少年接触成人资源的机会，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家庭成员的缺失或成员间接触的减少本身就意味着家庭社会资本的结构性缺失。家庭外社会资本包括儿童自身拥有的，以及父母拥有的与儿童相关的家庭外社会资源。总体上讲，儿童日常生活的社会情境，无论是在家、学校还是社区或居住地，都会对其幸福感有影响（Morrow，1999）。本书在后续章节对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有更详细的论述。
金钱是否能买到幸福？或者说经济收入与幸福感有什么样的关系？解答这样的问题，就不能局限于对个体差异的研究，而需要研究者开展宏观的基于国家水平的比较。
以往的基于大规模人口样本的国民比较研究一致地印证了富裕国家中的人比经济落后国家的人更幸福（Howell ＆ Howell，2008）。这一结果可以用经济效用理论来解释，即人们获得收入与财富，意味着他们获取了购买能力，而具有了购买能力的人们就会扩展自己可以支付货品的范围与规模，增加消费，获得更多的满足，最终会提升整体幸福感。富裕的发达国家中良好的国民经济状态自然与国民较高的社会期望与教育水平、较好的健康水平、较低的营养不良比率与婴儿死亡率等联系在一起。
那么，基于已有的关于经济资源与幸福感的正向相关，是不是收入或财富与生活满意度或生活的幸福程度的这种正相关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呢？研究者需要调查不同经济状况国家内的国民幸福感整体指标与经济收入或财富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澳大利亚、西欧，幸福感与经济状况没有显著的相关。比较贫困的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两者关系则强很多（Dolan et al.，2008；Howell ＆ Howell，2008）。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诸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其国民的幸福感水平却没有显著增长，基本上维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数值上。也就是说，经济的飞速发展并没有促进幸福感的提升（Diener et al.，1995）。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跨区域的国家水平的比较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幸福感水平比其他贫穷国家的国民幸福感水平高。这一结果可能得益于其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Diener，2000）。可见，经济上产生的效用并不是提升人们幸福感的万能良药。
学者霍维尔（Howell ＆ Howell，2008）在一项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态与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研究中指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尝试寻找适当的理论来解释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于幸福感与收入的复杂关系，在这一过程中，需求理论具有比较良好的解释效果。
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幸福感与经济收入的关系上，伊斯特林（Easterlin，1974；1995；2001）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他指出，富裕的发达国家居民幸福感与相对收入（通过与过去自己的经济状态、他人的情况、自身的期望的比较）有关，而贫穷国家的居民幸福感更多地与绝对收入有关。富裕国家之间的国民幸福感差异不大，而绝对收入上的差异导致了富裕国家普遍比贫穷国家的幸福感水平高。对于富裕国家的国民个体来说，虽然20世纪中后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个人收入的增长，但是与他人比较下的相对收入并没有增长；或者对自身收入的高期望并没有实现；或者自己财富并没有比过去有明显的增多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显著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感上的显著提升，也就是说，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幸福感的提升速度并不匹配。这种靠相对收入来衡量幸福感的观点既可以用社会比较的理论来进行解释，也可以用需求理论来进行解释。
“需求”或“需要”的满足是人类行为的动力来源。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1970）将人类的需要分为两大类五个层次。一类是缺失需要或匮乏性需要（Deficiency of Need），比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另一类是成长性需要（Growth Need），比如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创造性、自主化等。这些需要又可以分为五个层次，从最低级的对空气、食物、水、休息等的生理需要，到对安全与稳定的需要，再到更高级的心理需要（爱与归属、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们只有在低级需要满足了之后，才会关注对更高级需要的满足。
同样，需求理论对经济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解释也遵从了马斯洛描述的需求满足过程。只有当人们辛辛苦苦获得的收入或者是收入的增长刚刚能满足对衣、食、住、营养等影响生存的基本需求的时候，个人绝对收入与资产才能对幸福感进行很好的预测。一旦这些需求的满足得以实现，国民经济状况进入富足丰裕水平并保持长久的稳定，绝对经济资源对幸福感的影响就会减弱。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物质极大丰富后，就开始更注重非物质的，归属、爱、尊重、自我实现等更高层级的心理需求的满足。此外，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期望与标准也逐渐增加，因此，在基本需求满足了之后，更多的收入并没有使人们感到更快乐。
后续的一系列国际研究结果也进一步支持了需求理论的解释。对孟加拉国、印度、拉丁美洲、墨西哥、巴基斯坦、俄罗斯、南非、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都获得了一致的结果，即在相对贫穷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人民的收入刚刚满足基本需求，更能体现出收入与幸福感的强相关。另外，对一个国家不同收入群体在需求满足中体验到的幸福感的研究发现，在同一收入人群内部，家庭对食品消费、住房、卫生条件、健康与衣着的不满会导致比较低的幸福感，这也说明了对于同等经济地位的个体，低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后，才会考虑高层次的需求。此外，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国家内部贫困样本对幸福的定义主要包含了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比如食物、住房安全等。但是，比较富裕的国家内样本则更强调心灵平静、平稳、平安、自主等高层次的需求。这一结果反映了需求的满足程度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认知。国家层面的进一步比较研究发现，发达国家贫困人口与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对幸福的体验完全不一样。总体上说，发展中国家仍处于“收入的增加或更多的财富会直接促进幸福感的提升”这一阶段。发达国家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并不是收入的增长所致，而更多的是受到心理需求满足与否的影响（Howell ＆ Howell，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