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战略与经济涉及国家、双边、地区和全球的安全与经济等多重议题。安全与经济密不可分，经济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经济的基本保障，一个冲突的社会，缺乏安全保障的国家难以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相反，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安全终究也是“无源之水”。
2016年，世界在紧张、焦灼与期待中过去，世界变得越来越熟悉，世界也变得越来越陌生。铁幕滑落，世界既没有出现“历史的终结”，也没有进入人类所期盼的“美丽新世界”，甚至“和平红利”也不如想象的那样多，冲突、战争、矛盾几乎成了世界的常态，鉴于此，我们将本年度《战略与经济评估》的主题定为“冷和平”。
顾名思义，“冷和平”是相对冷战而言的，是一种缺乏普遍安全感的和平。苏联解体，原来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针锋相对的对峙消失了，世界格局从两极转向多极，但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形成显然并不如预想的那样顺利。这期间，虽然没有了冷战时期的那种紧张和军事力量的威胁，但世界并未出现全面和平。与冷战时有所掩盖不同，当今世界民族、宗教、领土等各种矛盾和争端浮现，东西方之间、西方大国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为各自利益而竞相争斗，世界仍不太平。然而，与冷战相对应，眼下的世界是一种缓和增多，但矛盾和斗争依然存在的和平，故称之为“冷和平”。如果按在冷和平研究领域较有影响的以色列学者本杰明·米勒把国际社会分为热战、冷战、冷和平、暖和平四种状态的划分，那么冷和平应当是第三种状态。
尽管国际社会对冷和平尚无统一的、广泛接受的认识，但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共识。按照冷和平研究学者理查德·萨克瓦等人的研究，冷和平至少可被理解为包含以下特征：冷和平是一种不稳定的地缘政治休战状态，发生在大的危机或冲突期间，一方的“胜利”不被认为是应得的，一方的“失败”也不被认为是合法的；冷和平类似冷战，但语境不同。冷战接受国际体系中尤其是某些主要大国之间冲突的逻辑，而冷和平则一方面再现冷战时期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则抑制对这种行为逻辑的接受；伴随冷和平的，一方面是受害者承担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令人痛苦的胜利。受害者的地位为新的冲突提供了温床，“胜利国”也无法“高枕无忧”，这奠定了长期历史僵局的基础；冷和平根植于对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性的不同的理解。对某些人，它作为一种胜利被欣赏，这种胜利伴随着关于建设一块“适合于英雄”的国土，或者当胜利者的信仰体系普遍适用于所有人时关于描绘“历史的终结”的讨论。对另一些人，则是一个迷失与困惑的时期，人们对宣称自己为胜利者的不满情绪不断滋生，而使这种所谓的胜利得以巩固的机构则遭到诅咒；冷和平恰似冷战的孪生兄弟，均基于无情的价值论逻辑之上。这并不仅是意识形态二元性和国家制度两极论的再现，而且是一套根深蒂固却又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这两种价值体系根植于自身的地缘政治见解，并诋毁对方是无效的、不合法的。一方的整体普适性受到另一方关于多极化和世界多元体系的批驳，后者认为世界体系应该能够容纳众多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如果说上述特征是冷和平较为普遍的特征的话，那么从可观察的角度，也可看出我们这个时代冷和平还似乎有以下一些因素。一是很难说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日子就完全结束了。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与冷战明显不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确在和平共处，有些还相当“热络”。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的思维并没有完全消失，西方国家动不动就挥舞起这根“隐形”的大棒。二是华约解体了，作为苏联最大遗产的俄罗斯曾经拥抱了西方，但与西方的关系却始终若即若离，2016年俄罗斯与美国甚至英国的对抗都越来越严重。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经历了重大的地缘政治迷失，在此背景下，任何小小的挑逗都可能激发该国强烈的反应，诸如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部署第三级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将北约扩展到乌克兰这一历史上俄罗斯国家的心脏地带等，都被俄罗斯看作对其大国抱负的挑战，也是对俄罗斯生存的现实威胁。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当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时，为什么受到俄罗斯坚决回击，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三是“尊重不同文明”从理念过渡到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倡导文明平等、文明互补，无疑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事实上，如今霸权主义行径无不伴随着标榜自身的文明优越性，总认为自己的文明是最优秀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思考当今中东和非洲地区问题迭起的深层次原因，西方发达大国尤其是美国并不满足于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它们还要谋求以其价值观起支配作用的政治全球化。
在冷和平的语境中，也许以下两个人的警告更具说服力。一个是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叶利钦亲手推动了苏联的解体，把俄罗斯带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冷战终结的直接参与者，然而也许让他失望的是冷战虽然结束，但大国竞争（或冲突）的现实却依旧。在1994年12月于布达佩斯举行的欧安组织首脑会议上，叶利钦曾发出警告：如果西方企图通过不断地威胁重新发动冷战的方式来打压俄罗斯，不让其追求自身“正常”的大国利益，那么这将有直接导致“冷和平”出现的危险。
[2]
的确，无论俄罗斯是在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总统治下还是在21 世纪普京总统治下，国际社会均未出现一个稳定、包容的冷战后国际体系。叶利钦和普京都试图将俄罗斯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以及扩大的安全体系中，但冷战被超越的方式却为未来的冲突种下了祸根。时至今日，这种冲突仍在时时挑战普京的领导。另一个是中国的伟大领导人邓小平，邓小平曾经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参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立和把中国引向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他当然有足够的发言权，事态也正如邓小平预言的那样，尽管中国经济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也给国际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一些不公平论调仍不时出现，从这个意义上不难发现“冷和平”的影子。
冷和平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也许就是原来预计会成为西方甚至是北约天然盟友的俄罗斯，竟然成了它们潜在的对手。这很可能是局部因素的结果，但也可能是结构性因素使然，西方无法将俄罗斯纳入“西方”体系，俄罗斯也不可能甘愿扮演西方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2016年西方与俄罗斯上演的军演与反军演、制裁与反制裁，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乍看起来，似乎有点冷战甚至“热战”的味道，但细究起来，还没有哪场能与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冷战时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所出现的剑拔弩张和“火爆剧烈”的场景可同日而语，显然这不足以构成一场新的冷战。冷战的条件是苏美两大国都在扩张期，争霸不可避免，而目前美俄都处于战略收缩而非扩张期，俄罗斯和西方强国十分清楚，它们都无力再开辟一条无缘无故的新战线。最重要的是，持续冷战已丧失其所必需的基本的结构性先决条件。俄罗斯当然不处于对美国霸权构成系统性挑战的中心，它不仅缺乏进行这种挑战的资源，而且也不具备思想基础和公众基础。另一方面，俄罗斯也远不是美国所要优先考虑的对象，超级大国两极化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显然，它们关系中关键的要素依旧至关重要，首先在于管理好自己的核武库并确保相互毁灭的威胁仍然受到条约和冲突制约程序的约束。它们平等地承担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解决在世界各地冲突的义务，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年初推出的美俄关系“重启”的基础。 [3]
在这样一个大棋局中，中国的崛起注定将成为一个瞩目的事件。客观地说，中国从来就不想当世界警察，那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虽然也许不再韬光养晦，但也只是谋求划定自己的安全边际，但自己无这样的意愿不等于别人就理解或尊重中国这样的意愿，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忌惮，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挑战会越来越多。
冷战结束，天下犹不太平，这其中的原因复杂。一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如裁军谈判、地区热点。二是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不仅依然存在，有时还表现得相当突出。如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实行经济制裁、利用意识形态问题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三是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激进主义不时抬头，加之外部霸权主义势力的蛊惑和利用，成为诱发地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将本年度主题定为“冷和平”，无疑是对2016年的一个观察视角，但也是观照过去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国际社会的基本观察视角。
当下国际格局与苏联解体前大不相同：美苏两大阵营对峙不复存在，多极化持续发展，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的主潮流。全球化使得美国与中国、俄罗斯有着许多利益交汇，但也产生许多新的矛盾。美国国力相对衰减，但没有国家甘愿走下坡路，美国更不会。在战略与经济这一更广义层面，我们关注战略安全、世界经济等总体情况，关注全球冲突、恐怖主义的动向，关注国际社会为维护和平所采取的努力与现实挑战。
从战略安全看，2016年欧洲、亚洲地区的紧张形势不断升级，全球战略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历史遗产、文化、文明、经济、社会等问题相互交织，战略稳定受到破坏，新兴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2016年给人的普遍感觉是世界严重不安全，朝鲜核试验、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乱象、多国极右翼政党势头强劲……与人们的普遍感觉似乎稍有差异，根据监测数据，如果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看，2016年在总体国际安全中，和平仍扮演着主要角色，冷战结束后，全球体系内武装冲突呈戏剧性减少态势，2015年全球首次没有爆发新的战争，2016年总体延续了这一态势，人类和平发展的主流并没有改变。但这一年里，西方与俄罗斯持续对抗、朝核问题持续升温、西亚北非乱局不断，却足以令世界印象深刻。
从世界经济看，2016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8个年头，世界经济整体呈现温和复苏的态势。美国经济回暖趋向明显，欧洲经济尽管复苏之路并不平坦，但仍在温和复苏。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呈现两极分化，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全球瞩目。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2016年国际贸易依然低迷。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为2.5%，贸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为30.3%，与2015年相比变化不大。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下降了2%，降至1.75万亿美元。受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等因素影响，2016年国际金融市场一度出现较大幅度的震荡，主要国家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不断降低，全球信贷收缩，外汇市场剧烈波动，新兴市场低迷的增长和激增的负债进一步加大了金融脆弱性。
与20世纪的模式迥然不同，如今发展所受到的主要约束或许不是贫困陷阱，而是冲突陷阱。和平国家正在成功摆脱贫困，而贫困现象正在集中于那些被内战、民族冲突及有组织犯罪撕裂的国家。冲突造成的死亡总人数在2016年从2015年的119426人减至102330人，国家冲突的数量从2015年的52起减至49起，其中有12起达到了战争的标准，非国家冲突的数量在2016年也从73起减至60起。尽管冲突事件和致死人数减少了，2016年的致死人数依然在1989年至2016年期间排名第五，冲突致死人数是冷战后最多的年份之一，仅少于2013年至2015年。在2016年活跃的47个国家内部冲突中，多达18个即有38%是属于国际化的，即外部国家在冲突中向其中一方或双方提供部队。2016年非国家冲突发生了60起，相较2015年的73起大幅减少，尽管如此，2016年仍是1989年至2016年期间发生非国家冲突第三多的年份。让国际社会痛心的是，2016年致死人数最多的单边暴力是由“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尼日利亚实施的暴力，共导致了超过3700人死亡。
战争、贫穷、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也许还有道德、文化等，导致了恐怖主义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毒瘤。从世界地图上看，过去所说的恐怖主义弧形地带变成了一个从整个北部非洲—中东地区—中亚和南亚—东南亚连成一片的广袤地带。2016年全球恐怖事件发生次数虽有所减少，但恐怖事件仍是2002年的10倍，全年共发生大大小小恐怖事件13488起，造成死伤人数59845人，平均每天都会有近40起恐怖事件发生，每天都有近160人受难，这个数目不可能不惊人。处在和平状态下的我们，永远可能无法理解恐怖主义的残酷，跨国恐怖主义对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国在内的国家影响也越来越大。十个经济上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都来自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等冲突地区，恐怖主义造成了贫困，贫困又加重恐怖主义，一些国家在这种“恐怖—贫穷”的怪圈中徘徊。
国际战略格局变迁所引起的政治与军事形势的持续变化，使世界有些地区，特别是一些国家的稳定性遭到破坏，这导致不仅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时，而且在解决国家间问题时，维和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现实选择。国际社会的决心不可谓不大：自1948年以来执行的维和行动有71个，目前正在进行的维和行动尚有16个。迄今共有来自120多个国家的近125000名维和人员参与了71项联合国维和行动，3000多名维和人员为履行使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与国际社会对维和的普遍认同相比，联合国在维和经费、维和人力等方面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如何解决这一国际公共品难题也考验着国际社会的耐心和智慧。
安全和对所有社会都是核心价值的繁荣之间的关系同样复杂和相互依赖。不安全、冲突和战争无疑都是经济价值的毁灭者，而安全措施一般都意味着非生产性的经济成本。在较为狭义的层面，从安全预算到军力提供、从防务产业到安全产出、从防务费用到安全能力等方面都有安全与经济的层层交叠……为此，我们在这里关注军力、军费，这反映防务经济投入；关注军工、军贸，反映军事生产与销售；也关注军控，反映国际社会裁军的努力。
虽然从人类大历史的角度看，当今世界处于一个总体和平的年代，但各国依然面临着不同种类不同形式的安全威胁。2016年世界军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地缘政治的紧张和竞争日渐重新回到舞台的中心，新的安全威胁以及传统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使诸多国家仍然不愿放松军力发展。世界军队规模总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的3000余万人后略有下降，但下降并不持续，且不时反转，总体维持在了2600万人左右的规模。随着武器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各国军队人力也面临着日益巨大的挑战，数量上的要求逐渐转变成为对质量和结构的要求。在一个短暂的裁军进程后，从军力上看，各大国又在磨刀霍霍，致力于更新或制订计划升级其战略武器，包括对核武器以及运载工具的现代化。在常规武器上，美、俄、英、法、日等国都不断致力于新型武器的实验和投入使用，而遭受西方经济制裁以及能源价格下滑双重打击的俄罗斯也从来不甘落后，印度与越南这些发展中国家也致力于其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从发达国家中购入并装备了相当的现代装备。
军费是战略与经济形势的风向标。2016年全球军费总额达16880亿美元，持续了2015年的增长态势。军费增长趋势既反映了世界许多地区不断升级的冲突和紧张态势，也与经济形势或得益于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可获得或者受到油价下跌引起经济下滑的资源约束密切相关。尤其应当注意的是，2016年全球军费开支前20位国家的军费开支总额高达14279.6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近85%。排在第一位的美国的军费开支就占到世界总额的36%，超过了排在其后的8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足以令世界上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和国家警觉。
军事工业与政治、经济大背景息息相关。军费支出水平、武器技术发展、防务政策等都影响军事工业的结构调整和全球军火生产的发展状况。受全球经济低迷和国防预算限制的影响，世界军火生产近年来呈下滑态势，但下滑速度在2015年有所减缓，并在2016年止跌回升。全球军火生产在国家、地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美国和西欧国家垄断着全球绝大部分的武器生产，美国企业在全球军火生产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2015、2016年全球军火生产依旧呈现垄断格局，美国、西欧和俄罗斯提供了全球90%以上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服务。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武器和军事服务供给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百强防务企业以及最大规模的军火生产。冷战结束后，随着需求的下降，全球军工出现了大规模的整合，美国、英国、比利时、挪威等国家的许多防务企业进行了合并、重组，甚至是跨国并购，这直接导致了军火生产市场结构不断集中。
国际军火贸易是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活动的对外延伸与扩展，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对国际战略格局与地区形势产生着重要影响。2016年是全球军火贸易规模连续增长的第八年，贸易总量达625亿美元，是近二十年来的最高值。相比于军火贸易总量，军火贸易中的武器类型结构则相对稳定，飞机、舰船、装甲车和导弹是交易量最大的武器类型，舰船、导弹和防空系统交易量在军火贸易总量中的占比于2016年均有上升。从国家层面看，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等国是全球军火贸易出口的主力国家，美国和俄罗斯就提供了56.5%的武器出口。相比于全球武器出口市场，主要常规武器进口国的武器进口集中度则要低得多。2012-2016年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尔及利亚等是主要的常规武器进口国，沙特阿拉伯是2016年武器进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武器进口增长最快的国家，越南、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和埃及等这些年的武器进口也有较大规模的增长。
核武器的出现，是20世纪40年代前后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但也给世界投下了“死亡”的阴影。尽管国际核军控领域做了很多努力，但按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6年的统计，全球还拥有15395枚核弹头，全球核力量仍处于一个非常恐怖的水平。尽管如此，全球核武器总量仍处于下降的趋势，要知道全球核弹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一度达到非常恐怖的7万枚。2016年国际军控领域没有出现新的突破性进展，仍面临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大国核武器仍高位运行，朝鲜、南亚等部分国家核困境愈加难解，核裁军前景暗淡，但国际社会在充满矛盾和分歧中，仍积极寻求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推动一系列国际军控倡议、活动、条约、决议的达成和深化发展，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而积极努力。2016年国际社会一个广受瞩目的议题是“难民”问题。政治、宗教、种族、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了难民这一世界性社会问题，近年来世界经历了一场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问题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2016年世界难民危机并没有减弱的趋势，难民数量大量增加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扭转，这场被联合国称为战后最大的人道危机仍在继续。造成难民危机的最主要根源依旧是层出不穷的国内冲突，但是在中东、北非以及其他地区的冲突依然没有减少的迹象。大量增加的难民使联合国难民署不管在人员还是预算上都捉襟见肘，疲于应付，更重要的是难民问题不断在拷问人类的良知、道德乃至耐心：发达国家能隔离“起火的世界”吗，面对汹涌而至的难民问题，难道人类只能束手无策吗？
世界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当代中国也正在从边缘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作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力量之一，一方面，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世界巨大的关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中国的发展也已离不开世界，世界上的任何风吹草动也都会影响中国，世界需要读懂中国，中国也需要了解世界。基于此，为全面、准确反映国际社会战略、安全与经济这一交叉领域最新发展情况，也为了全面加强我国在此领域的认识和研究，我们从本年度开始逐年组织编发《战略与经济评估》年度报告，并准备每年出一本。报告主要反映我们对全球战略与经济主要领域的看法、分析和判断。鉴于国内在本领域研究的数据贫乏，报告也力争尽可能引用国际权威数据库的数据，并为学术界提供连续性数据支撑。
在年度报告中，每年度我们会选取一个引导性主题，作为序言进行概括性分析。除此之外，整个年度报告重点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更广义层面，关注全球战略安全、经济、冲突等总体情况，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战略安全
◇世界经济
◇全球冲突
◇恐怖主义
◇维和
第二部分是较狭义层面，重点关注军力、军费、军工、军贸、军控等防务经济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军力
◇军费
◇军工
◇军贸
◇军控
第三部分是根据每年国际社会所发生的突出事件、情况，所选取的在战略与经济领域上述十个方面所未能涵盖的当年突出议题，本年度选取的是“难民”，后续年份也会根据当年情况选取其他议题。
附录部分主要提供GDP、冲突、维和等在内文难以容纳的全球整体数据情况。
内容上，《战略与经济评估》重点定位在对全球整体情况的反映，不重点突出中国，里面涉及的中国情况主要是为了比较等原因由国际相关数据库给出的情况，为了完整起见我们没有进行特殊处理，数据不一定与我国统计口径和官方数据一致，也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关于中国的情况是我们在另一个报告中要全面反映的。
时间上，《战略与经济评估》主要定位在对过去一年情况的评估，为方便比较，有的领域延伸到了以前年份，并对未来一年的情况进行趋势性预判。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或权威性，个别章节我们给出的是过去一年前一年的数据，但除非有大的变化，我们以后年度会保持相应的节奏，以有利于数据记录和分析的连续性。
把梦想变成现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从最初有这样一个想法到真正开始以行动实现这样的想法已经有了不短的时间，而这第一本从开始做初稿到正式付印也断断续续经历了近两个年头，好在我们相信有了第一本的经验，后面的年份我们会走得更快些。感谢参加我们年度报告编写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在这样飞速变化的社会，每一个人似乎都在高速运转，但团队成员都能静下心来，专心完成每个章节，并不厌其烦地进行讨论、修改，而每个人的学缘、学识、智慧和努力也确保了我们能在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观察世界、体味中国。我们还要衷心感谢并欢迎您——亲爱的读者，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我们相信有您的关心和帮助，我们会将这份报告做得越来越好！
[1] 陈波（197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央军民融合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北京市有关国家、部（省）重要课题和立法研究工作。主持“战略与经济研究书系”“国防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工作，主编、独著或主译 Frontiers of Peace Economics and Peace Science 、《国防经济学》《国防经济学前沿专题》《冲突经济学：理论、模型与前沿》《国防预算与财政管理》《战争、城堡与炸弹》《和平经济学》等一系列有影响的书籍。现任教育部军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普通高等学校组组长、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经济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央财经大学全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安全与国家动员能力建设研究项目首席研究员。
[2] Andrei Kozyrev，“Partnership or Cold Peace？”， Foreign Policy ，No.99，Summer 1995.
[3] Jay Tolson and Danila Galperovich，“Kremlin Political Consultant Sees Medvedev as Best Choice for 2012”，RFE/RL， Russia Report ，21 January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