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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富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十月十二日，清圣祖在皇太子胤礽、皇三子多罗贝勒胤祉、皇十三子胤祥陪从下，启銮西巡。经保定、太原，南下蒲州，渡黄河，入潼关，然后溯渭而上，抵达西安。自十一月十一日入陕至二十五日出潼关，经郑州北上还京，巡陕历时半个月，其中于十五日至二十二日驻跸于西安城内。本文拟就清圣祖的巡陕活动做一考察，试揭示它与清圣祖本人经营蒙藏边疆之方略的密切关系及其深远意义。
史评清圣祖的继位执政是“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守业的艰辛和重要。清世祖顺治帝未壮而卒，留给年仅8岁的儿子玄烨的大清帝国虽然基础已具，但四边未静，辅臣跋扈，内部潜伏着危机。清圣祖16岁亲政，随即拔除扈臣，诏停圈地，雪冤谥恤，紧接着便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治内安边的政治、军事活动，举其大者有：康熙十二至二十年（1673—1681年），平定由“削藩”而引发的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反清叛乱；康熙二十至二十二年（1681—1683年），抓住台湾郑氏政权内讧、分裂之机，乘平定三藩之锐气，采取“以汉制汉”的政策，一举统一台湾；康熙二十四至二十八年（1685—1689年），对盘踞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40多年的沙俄侵略者实行自卫反击，迫使其坐到谈判桌旁，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从而确保了这一地区160余年的和平局面；康熙二十九至三十六年（1690—1697年），平定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至此，大清帝国基本上实现内外安定。如果细而究之，则这时至少还有两件事使清圣祖寝不安席：一是借平定噶尔丹叛乱而崛起的另一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势力的膨胀，二是与蒙古准噶尔部势力有密切关系的西藏问题。
噶尔丹叛乱被平息下去之后，清朝西北边疆的平静只是相对和暂时的。当初，噶尔丹杀其兄之长子索诺木喇布坦，夺取了准噶尔部的汗位；继而又夺其次子策妄阿拉布坦的妻室，迫使策妄阿拉布坦率兵5000人逃走。后来，当噶尔丹东侵喀尔喀蒙古并驻扎漠北时，策妄阿拉布坦便乘机掠其后方，并居于吐鲁番之地。不过，直至此时，策妄阿拉布坦的行为仍属“协助”清廷平定噶尔丹叛乱。也正因为如此，清圣祖才划阿尔泰山以西地给他驻牧。但是，策妄阿拉布坦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借助清廷的扶持而壮大自己，同时又背地里效法噶尔丹，企图吞并四卫拉特而称尊，终于酿成边患。事件虽发生在清圣祖统治的最后十年，但事态的肇端则早在削平噶尔丹势力后不数年便屡屡可见。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七月，青海商南多尔济曾奏策妄阿拉布坦遣人往青海窥探厄鲁特蒙古的虚实；清圣祖也早已觉察到策妄阿拉布坦“人甚狡猾”，认为他窥探青海一事“目前观之，虽属甚小，将来大有关系”，乃提醒今后“应宜留意”。后来的事实证明，清圣祖的预言是正确的，策妄阿拉布坦终于在康熙五十五年与西藏反清势力勾结起来，酿成了西藏地区的大乱。此为其一。
其二，清廷与西藏早在明王朝灭亡之前便有友好往来，顺治九年（1652年）更有五世达赖喇嘛率领藏官侍众3000人赴北京朝觐，清世祖专门修建黄寺供其居住，并赐给金印、金册，用册封的形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名号及其政治地位。终五世达赖喇嘛之世，清廷与西藏的关系可谓良好，但并非没有丝毫摩擦。例如，康熙十三年（1674年），清廷为平定吴三桂叛乱，诏令青海蒙古兵通过四川攻打云南，五世达赖喇嘛则提出“乞降则免其一死，顽抗则裂土与之而罢兵”的意见与之对抗。后来，青海蒙古兵果然没有应诏南下，而吴三桂之子吴世璠也确有致书于五世达赖喇嘛求救之事。对此，清圣祖置而不问，原因乃在于这时清廷在西藏本土的统治势力尚较薄弱，而且也实在无暇顾之。又如，康熙十八年（1679年），桑结嘉措继任为西藏第巴，他企图扩大自己的权力，因而与驻藏的和硕特部蒙古势力发生尖锐的矛盾。桑结嘉措联络新疆准噶尔部噶尔丹起兵抄袭青海，支援和硕特部达赖汗的后方，从而达到驱逐蒙古势力出西藏的目的。后来，最终目的虽未达到，但确实起到了动摇达赖汗后方的作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示寂，桑结嘉措“欲专国事”“秘不发丧”，对清廷采取了一系列阳奉阴违的手段，多次怂恿噶尔丹把矛头指向清廷，然后又处处为噶尔丹开脱罪责。后来，桑结嘉措甚至假借五世达赖喇嘛之名，从清圣祖那里为自己骗取一枚象征权力升级的金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廷在昭莫多之役再次大败噶尔丹之后，桑结嘉措的上述行为一一败露出来，桑结嘉措受到清圣祖的严厉斥责。桑结嘉措一面以“恐唐古特民人生变，故未发丧”为借口，极力为自己辩护，一面又同意解送曾为噶尔丹出谋划策的济隆喇嘛至京处理，再次骗取清圣祖的信任，并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扶立假达赖喇嘛“以惑众人”，重演其排斥驻藏和硕特部蒙古势力的故技。康熙四十年（1701年），驻藏和硕特部蒙古首领达赖汗逝世，其子拉藏汗继位，此后，拉藏汗与桑结嘉措的矛盾更加尖锐，关系亦随之恶化，终于导致武装冲突，蒙藏边疆面临新的危机。
清圣祖对上述边疆形势了如指掌，深知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正在重蹈噶尔丹的覆辙，以及西藏第巴桑结嘉措终有勾结准噶尔部乱藏之必然。正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形势，使清圣祖特别关注蒙藏边疆的经营，而削平三藩、统一台湾、东北边境和平局面的形成、噶尔丹势力的被剿灭，也使康熙的决策具备了实施的可能。所以，清圣祖于康熙四十二年长时间西巡一事，既非偶然，也不孤立，其行虽仅止于西安，而其意则远在蒙藏边疆。
清圣祖亲政以后曾多次出巡。于江南，未有驻跸时间达三日者，亲征噶尔丹到达宁夏，经理军务，驻跸时间亦不过十天左右，而这次巡陕时间竟达半个月之久，是数次出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从活动方面看，这次巡陕的特点是多而全面，综合起来，可以概括成以下几个方面。
1.祭祀山川、圣哲陵祠。清圣祖于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入陕驻跸潼关时，遣礼部左侍郎邵穆布致祭西岳华山；十五日，时逢冬至，祀天于圜丘，同时遣官祭永陵、福陵、昭陵、暂安奉殿、孝陵，以及仁孝皇后、孝昭皇后、李懿皇后等之陵；驻跸西安后第三天（十七日），遣官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陵，祭汉高祖、宣帝陵，祭唐高祖、太宗、宣宗陵。
2.奖学兴贤。清圣祖在巡陕期间，了解到周至县处士李颙“人好读书，明理学，屡征不出”，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因此在回銮前夕（二十日），特谕德查升传谕陕西巡抚鄂海给予表彰，并且御笔亲书“操志清洁”匾额赐之。
3.在经济上实行优抚政策。早在对噶尔丹叛乱用兵之初，陕西连年荒旱，清圣祖访闻得实，即多方筹划运粮米赈济：一由襄阳运往商州，一由黄河运至潼关，一由湖滩河朔运至渭河，一由甘肃运至西安。与此同时，又蠲正赋，免夙逋，安集流离，使秦民“始得少苏”。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又遣皇长子胤禵致祭华山，祈求陕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终于使闾阎又“稍有起色”。此中虽夹杂迷信色彩，但清圣祖关注陕西民生的襟怀也显而易见。巡陕期间，尽管“且知”陕西“今岁有秋”，但仍然宣布将陕西巡抚及甘肃巡抚所属地方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以前各项积欠银米草豆钱粮尽行蠲免；俟康熙四十三年直隶各省获得丰收之后，再将秦省康熙四十四年正供亦行免征。为了使这些优抚政策有效地贯彻施行，让“穷乡僻壤小民均沾实惠”，“以副朕爱养黎元之至意”，又敕令督抚立即将这些决定通告全省百姓，并要求对那些“不肖有司、希图侵蚀、以致泽下不究”者“严加察访，据实指参”。
4.整饬戎行、奖励军功和耀武扬威。军事武备方面的活动也是这次巡抚的重要内容之一。十五天中，几乎每天都有军事方面的活动，有时一天甚至多达两次，其中在行宫外或教场上率领诸王子、善射侍卫及西安驻防兵校射就有八次之多，还举行了一次阅兵式，率诸王子及内大臣、侍卫俱擐甲乘骑检阅了西安驻防八旗满洲汉军及绿旗官兵军容火器。此外，清圣祖又“发内帑之金钱，普军中之颁给”，先后赏赉西安右翼旧兵银两、赐满洲兵八旬以上51人及总督标下绿旗兵内阵伤兵丁银两，对西安驻防官兵大沛恩泽，以示其不忘劳勚人员之意。物质奖励之外，又有官的晋升。半月之间，清圣祖不止一次地公开表扬西安驻防军“俱娴礼节，重和睦，尚廉耻，且人材壮健，骑射精练”，是历巡江南、浙江、盛京、乌拉等处所未曾闻见的，为此先后下令给固原提督潘育龙标下迎驾兵自提督以下、把总以上官员俱加一级；督抚之兵与提督之兵无异；总督觉罗华显、巡抚鄂海及绿旗把总以上官员亦俱加一级；满洲兵将军以下、骁骑较以上官员俱加一级。
5.阅武之余，清圣祖又在西安城内周览地形，相其爽垲，敕建藏传佛教寺院，是为今之广仁寺。建寺费用由朝廷拨给，工程经年而告竣，至康熙四十四年，清圣祖御笔亲题“广仁寺”之额，并撰写《御制广仁寺碑》文。广仁寺是西安地区的唯一一座喇嘛庙，同时也是清廷在汉地所建立的第二座喇嘛庙，在时间上仅次于顺治九年（1652年）所建的北京黄寺。
6.接见并封赐蒙古诸王、贝勒、台吉等。清圣祖到达西安的当天，青海和硕亲王扎什巴图尔、鄂尔多斯多罗郡王董罗布、厄鲁特多罗贝勒巴图额尔克济农、喀尔喀台吉哈嘛尔戴青、青海台吉盆苏克等来朝。十八日在西安城外教场检阅西安驻防军时，让这些蒙古首领“随圣驾后”一同检阅；此外又于当日和次日封达赖汗之弟青海台吉盆苏克为多罗贝勒，赐蒙古诸王、贝勒、台吉等缎匹银两，两次赐宴于城外教场箭亭和行宫前。
以上所列仅仅是其全部活动的主要点。与出巡其他地方相比，这次巡陕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从所做的大量工作而言，驻跸时间则显紧促，故史载这次临幸西安，“连日未曾休息”，此话恐怕不假。清圣祖是我国古代史上兼有文治武功、治绩卓著的封建君主之一，仅从这次陕西之行中亦不难看出他安邦治国的风采。
清圣祖巡陕期间所做的工作，从具体内容上看，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等项；从工作的对象而言，一是对陕西军民，一是对边疆蒙藏民族。对象虽然不同，但其用意则统归于一，就是经营和抚定蒙藏边疆。清圣祖巡陕的意义就在于此。
历代中央王朝都面临怎样经略边疆地区的问题，尤其在它取得政权后最初的阶段里更是如此。无论哪一个封建王朝，其经营边疆的方略无非两种：一是以绥怀而致安，是为上策；二是不得已而用兵，是为下策。对此，清朝最高统治者同样不能例外。乾隆皇帝在总结清廷与蒙古的交往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堰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际，更深切思，定于志以合乎道。”这一经验之谈，无疑也概括了清圣祖的亲身实践。从清圣祖巡陕的活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面对当时蒙藏边疆的形势，他既注意了军事上的攻防进退问题，也注意了绥怀抚定的问题。
为了预防不测，随时做到战守相宜，进有个起点，退有个据点，清廷在军事上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起一个能攻能守的根据地。陕西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襟带中原，西扼陇右，自古为帝王之州；秦地的关中，东有潼关，西有陇关，北有黄龙山、子午岭为依托，南有秦岭做屏障，进可以出陇入蜀，退可以扼守中原，实为天下之项背、兵家必争之重地。由于陕西地处特殊的重要地理位置，因而引起了清圣祖的重视，并把它当作经略蒙藏边疆的根据地而加以建设。早在西巡之前，清圣祖就一再说过，“陕西地方关系紧要”，“陕西最为要地”。巡陕期间，他又说：“朕抚有区夏，思臻上理，期于举世乂安，宵旰勤劳，未尝少释。而秦省为天下要地，时廑朕怀。”在《御制广仁寺碑》中，他更明确地说：“朕存心天下，眷顾西陲，惟兹关陇之区，实切封疆之重。”在这里，清圣祖具体而明白地将秦地与西部边疆联系在一起，并且强调了它的极端重要性。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惮隆冬，跋履风霜，远临兹土”，亲自筹谋构建国防重镇。
那么，以上所列清圣祖的巡陕活动有哪些与建设陕西这一国防重镇相关呢？首先，清圣祖对所过山川及圣哲祠域频频“遣修祀事”，“用殚精禋”，表现出如此这般的兴趣和热情，这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其旨就在于表明他这位大清帝国的最高封建统治者对汉民族的人文祖先、圣哲贤达以及整个汉文化的认同和推崇态度，并借以克服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之间感情交流上的障碍，收服人心，以便使陕西军民在这一问题上同皇室取得共识，能团结在皇帝左右，协同效命。争取到守卫重镇的主体——人，是极为重要的。人心是一道看不见的防线。有了思想统一的人，这一国防重镇才能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其次，清圣祖于巡陕期间及此前在陕西颁行诸多赈灾、优抚政策，并且特别地强调要使“穷乡僻壤小民”也能“均沾实惠”，“以副朕爱养黎元之至意”，而对贪官污吏则要“严加察访”“据实指参”，其目的在于通过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给这一国防重镇打下一个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基础不牢，大厦必倾；讲守备而不积粮秣则不过是空谈。因此，清圣祖的用心是无须怀疑的。诚然，遇荒年而赈灾，此不独针对陕西之事。然朝廷对陕西又特别属意，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前所述，清圣祖于巡陕时，“且知今岁有秋”，但仍然颁诏蠲免康熙四十二年以前所欠的各项银米草豆钱粮，并许诺俟康熙四十三年直隶各省获得丰收后，再免征秦省康熙四十四年之正供。与此相反，圣祖还朝时路经河南，见阌乡（今河南灵宝市）以及河南府“民生甚艰”，卫辉府城亦“艰苦”，以至拖欠当年应输赋银四十万两，清圣祖不仅不通融，反而指责州县官“闻朕蠲除秦晋积欠钱粮，希冀恩免，于中渔利”，并勒令以河南全省的“俸工银两补足所欠之数”。两相对比，不难见出其中的差别。又在谈到赈灾、抚绥问题时，清圣祖往往要将其与陕西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联系起来，这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如前所引，清圣祖在巡陕时曾对陕西总督觉罗华显、巡抚鄂海等人说过，“朕抚有区夏，思臻上理，期于举世乂安，宵肝勤劳，未尝少释。而秦省为天下要地，时廑朕怀。曩者连岁荒旱，所司未经奏报，朕访闻得实，即多方筹画，运米拯救……但秦省关系最重，且不通水运，抚绥尤宜加意”。这些话中处处体现了他给予陕西特优政策的原因。最后，就国防重镇而言，一切工作的归宿无疑都是为了加强战备，特别是要提高驻防军的作战能力。清圣祖巡陕期间所进行的频繁军事活动，或校射，或阅兵，或奖励军功，等等，无一不是为了激励将士发扬传统，继往开来，继续磨砺，以应国家一时之急用的目的。在驻跸西安的七天中，清圣祖曾两次以驻陕官兵与其他地方驻防军比较优劣，充分肯定了陕西驻防军的普遍善射、壮勇，但同时也十分关切地嘱咐要“慎勿令其变易”。有迹象表明，清圣祖抓陕西的武备不只是一般性的号召，而是按照既定战略方针的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在检阅驻防西安的八旗满洲、汉军及绿旗官兵军容火器的时候，清圣祖让青海和硕亲王扎什巴图尔、鄂尔多斯多罗郡王董罗布、厄鲁特多罗贝勒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喀尔喀台吉哈嘛尔戴青等随“圣驾”进行检阅，这固然是清廷给予蒙古民族的一种殊荣，但同时也有在他们面前显耀军威、实力的用意，从而起到一种威慑的作用。事实上，这个目的也的确已达到。蒙古诸王、贝勒、台吉“窥官兵整齐、队伍森严、甲胄鲜明，无不互相叹异”，并奏闻皇帝说：“臣等但知禁兵精练，天下无敌，未知外省之兵亦皆如此，自当亿万年永享承平之庆。”这不仅充分证明了清圣祖此时此刻大抓陕西武备的真实用意，还表明这次大抓武备工作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清圣祖巡陕是他建设陕西重镇、经略蒙藏边疆急切心情的反映。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他的这一苦心经营并非徒劳。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与西藏第巴桑结嘉措残余势力相勾结，在拉萨作乱，清圣祖被迫对西藏的第一次用兵，就是以西安将军额伦特率军数千人赴援的。虽然援军在黑河遭到围困，全军覆亡，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陕西这一国防重镇的应急作用显示出来了。事隔一年，清圣祖又决定对西藏第二次用兵，分兵三路对蒙藏叛乱分子作战，其中的中路从西宁出发，向黑河进兵，也全部用的是陕甘满汉官兵，他们为平乱和安定西藏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言而喻，清廷第二次对西藏用兵也同样得力于陕西这一国防重镇。
清圣祖经营蒙藏边疆的方略，除了在陕西建设国防重镇这一点，还有直接对蒙、藏民族绥怀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对蒙古诸王、贝勒、台吉的封赏和在西安敕建喇嘛庙这两件事上。
封赏蒙古诸王、贝勒、台吉一事，旨在显示清廷对于边疆民族的安抚、关怀，并且肯定双方之间的君臣关系，这在稳定边疆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清圣祖第二次对西藏用兵时，曾受封赏的青海蒙古诸王、贝勒、台吉也各率所部或数千人，或数百人，听命于清廷，随清兵（中路军）护送新立的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入藏，其拥护清廷、反对蒙藏叛乱分子的立场是很鲜明的。
在西安敕建喇嘛庙，其目的是通过尊重蒙、藏民族宗教信仰的形式来进行感召，力图增强他们的内向力和凝聚力。自元代开始，藏传佛教逐渐成了蒙、藏两个民族共同尊奉信仰的宗教，也成为维系相互间友好关系的纽带。清政府从一开始便把尊崇藏传佛教作为安抚蒙、藏民族，解决蒙藏边疆问题的重要手段，而在蒙、藏民族方面，也往往表现为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前提，相互靠拢，决定去从的倾向。例如康熙二十七年（1687年），喀尔喀蒙古遭到噶尔丹的袭击，诸部奔溃，欲就近投奔俄国，请决于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图克图说：“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喀尔喀七旗从其劝告，举族款塞内附，清廷也欣然给以妥善安置和保护。继清世祖在北京为五世达赖喇嘛修建第一座喇嘛庙——黄寺之后，清圣袓也于巡陕期间在西安敕建一座喇嘛庙，并美其名曰“广仁寺”，其广布仁义，修好于蒙、藏民族之心昭然可见。清圣祖在《御制广仁寺碑》中明确指出，国家要达到久安长治，关键在于奉行“因俗宜民”的政策。敕建寺庙，推崇藏传佛教，就是因俗而治，不仅可以借此联络蒙、藏民族的感情，争取他们的信任，还可以加强他们与国内其他民族的友好往来和团结，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回归、凝聚的作用。这样一来就可以上助王化，下锡民休，不治而致治，无为而化有为，致国家于太平，谋边疆之安定。简而言之，旨在借兴黄教以安边安国。陕西是出陇入蜀，通向西北、西南边疆的门户，清圣祖在西安敕建寺庙，表明清廷推崇藏传佛教的态度，其用心可谓良苦。康熙帝亲撰的《御制广仁寺碑》真迹一份，至今仍在广仁寺（在西安城垣内西北隅）珍藏。这份碑文鲜为人知，兹录全文如下：
御制广仁寺碑
朕存心天下，眷顾西陲，惟兹关陇之区，实切封疆之重。岁当癸未，特举时巡，省方设教，训吏宁人，已责除租，行庆布德，引年赐帛，奖学兴贤，所过山川，圣哲祠域，遣修祀事，用殚精禋。凡所以裨邦政、厚民生者，靡弗致其勤焉。又以运际承平，无忘武备，简稽将士，整饬戎行。发内帑之金钱，普军中之颁给。爰于演武之场，躬亲校射之典，以建威销萌之义，有观德习礼之风。顾念久安长治，务在因俗宜民。若乾竺之传，言虽殊尚，而利济之道，指有同归。阅武之顷，周览地形，相其爽垲，命创招提。即大赉之余资，为双林之小筑。厥工匪侈，逾载告竣。斯役也，经营适协乎舆情，铢黍不烦夫民力。将使黄山岩岫，秀比灵山；渭水波涛，凝如定水。洪河息浪，渡法海之津梁；华岳云开，通耆阇之辙迹。五陵六郡之众，回向香城，外藩属国而遥，群游净土。贲神光之常护，上以祝慈寿于无涯，助王化之遐宣；下以锡民休于有永。其亦朕绥怀寰宇，顺导烝黎之至意也欤。于是题“广仁寺”之额，标括三乘，书多宝之碑，昭垂奕叶云尔。
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初一日。
综而述之，清圣祖于康熙四十二年的巡陕之举是由西北、西南蒙藏边疆日趋紧张的形势所促成的。巡陕的目的是部署和实施其经营蒙藏边疆的战略方针。此一战略方针由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把陕西建设成便于对西北、西南边疆用兵的国防重镇（或称基地）；二是因地理位置之宜，就近对蒙、藏民族直接进行绥怀工作，实行“因俗宜民”的政策，借尊黄教以安边。因此，清圣祖巡陕，不仅对陕西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尤其主要的是体现了他经略蒙藏边疆的战略思想。
（原载于《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收入本集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