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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钦扎木苏
佛教是促进人类文明互鉴和增进人民友好感情的重要渠道和纽带。在历史长河中，许多中外佛教高僧大德秉持普度众生的悲愿，怀着为法忘躯的精神，用勇气、智慧和坚韧，劈波斩浪，沿着联通世界的古丝绸之路，共同打开友好交往的大门，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不同国家之间唯有和平合作、互利共赢才能赢得发展，唯有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才能赢得和平。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各国和地区加快发展的美好愿景相契合，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广泛支持。倡议赋予了古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让古老文明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和绚丽色彩。
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腹地形成后，首先向紧邻的青海地区传播，接着又向更北的蒙古地区继续推进。自成吉思汗时代起，卫藏地区的一些首领就开始向蒙古汗国贡献礼品，到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与萨迦派高僧萨班贡噶坚赞在凉州会晤，再到忽必烈赐封八思巴为国师，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发展达到了顶峰，特别是16世纪西藏喇嘛应邀来蒙古传法并兴建寺庙、17世纪喀尔喀部汗王派人赴藏迎请高僧到蒙古国传教等，使蒙古最终形成了与藏传佛教达赖喇嘛系、班禅额尔德尼系、青海章嘉活佛系相提并论的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世系。更有意思的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名号赠予、名字内容均与蒙古因素紧密相关，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四世班禅为“班禅博克多”，“博克多”是蒙古语“睿智英武”的意思。总之，藏传佛教僧人在蒙古和西藏之间的频繁往来，反映了藏传佛教在草原古丝绸之路上的活跃情况，直到今天，我们在文化信仰上仍然高度认同“蒙藏一家亲”。
藏传佛教在进入蒙古地区后，继续向北传播至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传播始于17世纪末，信奉藏传佛教的是蒙古族的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和图瓦人。这些民族主要聚居在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及伏尔加河下游。早期氏族长及王公是藏传佛教的主要倡导者和支持者，1711年建成了第一座喇嘛庙楚戈尔庙。到19世纪，寺庙已增至30多座，喇嘛数以千计。其中1741年兴建的宗加尔和古西诺奥捷尔斯克两大寺庙最为著名。喇嘛们不仅以僧侣身份兼做王公们的文书、谋事，还做医生、蒙文教师，教授文化知识，传播佛学教义。多年的交流合作与互相学习，换得1728年沙皇俄国承认了藏传佛教在本国的合法地位。直到今天，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绝大多数蒙古族人仍然虔诚信奉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不论是从西藏到蒙古地区，还是从蒙古地区到俄国的流传、变迁和发展，都是在丝绸之路北路的传播，也可以说是在草原丝绸之路的传播。其最大特点是与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紧密交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畴，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深远影响，至今盛传不衰，而且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描绘中蒙合作图景，确立了中蒙关系新定位，提出建设草原丝绸之路。蒙古国佛教信众人数占总人口90%以上，绝大多数民众信奉的是藏传佛教，所以建设草原丝绸之路，藏传佛教必定能够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2014年习近平主席出访印度时，在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对莫迪总理说，当年玄奘大师就是从这里取回的佛经，佛经带回中国后，又在我的家乡陕西西安翻译传讲。一年后，莫迪总理应邀回访了中国，并专程参访了西安大慈恩寺和大兴善寺。可见，佛教与丝绸之路互为依托，相互支持、发展由来已久。“计利当计天下利。”“一带一路”倡议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基础上，旨在通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强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已经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确表示参与建设，涉及全世界2/3的人口和1/3的经济总量，参与国涵盖了欧亚大陆以及东南亚和非洲。它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倡议，也是相关国家互利共赢的倡议。从区域合作沟通的现实来看，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表征，佛教文化的交流对于带动整个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走出去”起到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文化走出去，佛教可先行”，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实施中，藏传佛教有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是一个宏伟而长期的国家倡议，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藏传佛教如何更好地参与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未来要长期探索和随时修正的一项工作。希望宗教界代表共同努力，共同学习，推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社会的和谐、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本文原载于《中国民族报》2016年8月2日，收入本集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