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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士聪
摘要 关于“八十年代”的“告别说”“重返说”“重建说”“延续说”等诸种面相，清晰勾勒出“八十年代”意味深长的当代凸显。然而，沉溺于“八十年代”怀想与哀悼可能陷于浪漫主义忧郁之中。“八十年代”是漫长的，透过纷繁复杂的“八十年代”修辞，从对象化中生发具有阐释效力的理论话语，在问题化中揭示现实文化真问题，从超越忧郁中审思当代文化可能的道路，由此穿越21世纪之初而抵达“八十年代”的目光就具有了征候意义。
关键词 “八十年代” 忧郁 “漫长的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意识”
Abstract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1980s by now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multi-1980s is significant academically from which was parted，to which returned，which was being reconstructed and resumed currently.To transcend symptomatically romantic melancholia on 1980s rather than in which indulge Mournfully and nostalgically is practical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by deliberating on 1980s of which extract theories from the objectification，and reveal authentic question in the problematization.
Key Words 1980s melancholia the long 1980s consciousness of 1980s
在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与批评40年左右的发展演变历程中，20世纪80年代无疑享有特殊地位。它风云际会、影响深远，同时又纷繁复杂、歧论丛生，而随着21世纪的脚步渐行渐远，80年代原本愈益氤氲的背影却愈发凸显，俨然一个令人怀想、念兹在兹、乃至令后生小子恨生不逢时的年代。
事实上，自20世纪末提出“重返80年代”
以来，80年代已被视为新的学术生长点与重要理论资源，以至于“八十年代学”都已被提出。
然而，稍加琢磨则会发现，“八十年代”并非一个清晰的自明所指。有观点将“八十年代”界定在1978年到1992年间，也有学者认为它并非确指，
其含混可见一斑。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当我们说回顾和反思“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什么呢？是在哀悼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逝去？是在续接那个时代的文学精神与文化精神？是在回顾与反思中展开当下的自我反思，抑或是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中翻检、寻求某种理论资源？疑问并非无中生有。如果说“八十年代”作为“前史”而凸显，乃是植根于对90年代的当下性把握，那么，不仅80年代、90年代，而且它们的问题以及问题式，也都在21世纪以来的当下语境中被重新问题化了。因而，穿越21世纪之初与90年代而抵达“八十年代”的目光，某种程度上就具有了征候意义。
“八十年代”被对象化远非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重返八十年代”的提出，而是在前此10年的80年代末就已发端，只是那时不是要“重返”，而是要“告别”。彼时的“八十年代告别”，姿态实为滞缓，慢镜头般地摇过感伤与省醒。然而，告别的手势一旦举起，所告别对象之丰富复杂、告别之仓促匆忙，就立即凸显出来，仿佛它以前一直被湮没于历史的匆匆脚步中而杳然无存。在这里，告别本身被转化为再面对、“再阐释”，回望的目光甚至穿过“八十年代”而投往更远的来途，“八十年代”也在回望中获致种种不同话语形象。事实上，当80年代末“重返八十年代”时，关于“八十年代”的再叙述早已在其开端处展开。在21世纪10年后、从更长的时间距离之外回望，则80年代被认为既非一个意欲远之的对象，也非可以多样阐释的客体，毋宁说是一个连接我们的生命，并与之血肉相连的我们的一部分，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就生活在“八十年代”的延长线上。如今，原本远去的“八十年代”愈益占据反思的视野，其当下性意蕴多维展开，概括“八十年代”诸种面相，可约略分为四种：“告别说”“重返说”“重建说”“延续说”。
“告别说”明确提出要告别“八十年代”，最早的告别词写在80年代的大门尚未合拢之时，那时“八十年代”已被视为“新旧年代的交替点”，人们面对“历史性探索的往昔”，难免思绪万千，虽然往昔尚有余温，而新旧似已交替。进入90年代，即便“八十年代”的巨大身影依然过于切近地横亘于眼前，但某种理性反思已然出现。在这里，“八十年代”被认为赋予了“太多太过完美”的梦想与希望，因而也凸显出太多的遗憾；同时，它也是一面镜子，既照进“历史的残迹”与“现代性泡沫”，洞察“漫漫”前史与“浩浩未来”，确证我们“有过八十年代”；因而“艰难而尴尬的告别”被认为具有了某种历史必然性。至21世纪，告别的手势已显得缓滞而苍凉，但人们仍愿相信，“缓慢而坚定”的脚步终将走向一个自信的未来。
“重返说”由张旭东在1997年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提出。
《重返80年代》一文中写道，90年代“新的政治经济现实曾是‘80年代’中国人集体移情的‘彼岸’、知识分子‘现代主义’快车的终点”，而随着当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领域发生戏剧性变化，“‘80年代’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则’已成为‘后新时期’都市风景中无家可归的游魂”，然而，“重返八十年代”，乃是有一个信念：“90年代学术思想不但是80年代‘文化讨论’的发展，更包含着一个文化思想史上的未完成时代的自我救赎。”因为“告别80年代的姿态或许有助于中国知识思想界摆脱种种话语的桎梏和政治的阴影，从而积极地迎接90年代的课题；但它同时也容易使人有意无意地回避种种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的与生俱来的立场困境与理论匮乏”
。在“重返说”视野中，“八十年代”基本可以视为1990年代乃至今天中国现状的“前史”，“在90年代里我批评的很多东西，我觉得在80年代还是隐含的，但在90年代却被明显化了、被零碎化了”
。除此之外，海外学者唐小兵立足于对现当代文学经典再解读，从更广阔的视野中来看，个中包含关于“八十年代”的文学与文化的敏锐观察与反思。
“重返说”对于“八十年代”的重返与重思，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有观点认为，个中原因，端在彼时文学体制、文学环境以及文学史识，均未提供“重返”的充分条件。
“重建说”可以约略视为对于“八十年代”的知识化、历史化、系统化研究，
它与“重返说”互有交叠又各有侧重，“重返八十年代专栏”的解释是：“我们的栏目主要关注的，不是对上述文学历史的肯定式或怀旧式的重温，也不是对文学史另辟蹊径的‘重写’，而是试图从中引出一些值得讨论的话题，尤其是对八十年代以来人们新的文学观、历史观形成过程中那些至关重要的‘影响’背后的‘问题’，做一点由点到面、从自我反思出发到重返历史思想原点的清理性的工作。”
对于文学与文化批评而言，重建的实质在于重述。一方面，随着历史距离的拉开，“八十年代”逐渐获致愈发色调斑驳的“文学记忆”
；另一方面，对于“八十年代”的叙述也进入学术视野，言说者既有莫言、余华等作家，也有钱理群、王晓明、赵园等理论家、批评家，他们以个体的方式重叙了“八十年代”的读书、日常生活与历史经验。
在这样的叙述与再叙述中，“八十年代”被染上斑驳的色彩。比如对于北京知识分子群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其“文化主调也是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经”，这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颇为相似；
而《一个人的八十年代》
，正如其标题所着意强调的，首先是个人的视角，表面看来是对于逝去青春岁月的一个纪念，实际是学界知识分子对于80年代的一个极具个体化色彩的重建，这多少可以视为某种对于非个人化的历史叙事及其话语强权的一种批判性反思。
“延续说”则认为将“八十年代”对象化为时过早，它已然过去、却未结束，而且一直延续至今，无论对于文学创作与批评还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八十年代”都是一个关键词、一个学术生长点，乃至一门学问。有学者明确写道：“‘八十年代’，是当下中国文学研究和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或者说，不仅研究者将‘八十年代’逐渐做成了一门‘显学’，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而且在创作领域、特别是小说创作，‘八十年代’的时代环境和场景，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不同作家作品中。无论是‘重返’还是‘再现’，‘八十年代’又如千座高原般地伫立在我们面前。这个现象提请我们注意的是：八十年代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八十年代一直没有终结。”
看起来，“八十年代”不仅没有结束，而且因为它如此复杂、意蕴如此突出，以至应该有一门“八十年代学”
。所谓没有终结，并非线性时间意义上的范畴，“八十年代”既非告别的对象，也不是重建、重返之地，而毋宁说是在文化历史意义上，更多地是或者应该是今天文化与文学实践的起点与延续；否则，即便是重建抑或重返，也难免某种意义上的博物馆化之虞，最终远离公共讨论的视域而去。
上述“告别说”“重返说”“重建说”“延续说”等关于“八十年代”的四种面相，当然并不能涵盖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全部视野，但是作为特定视角主义
的考量，诸种面相不同程度地呈现了面对“八十年代”的不同视角、色彩以及历史距离，同时他们分享了相对一致的共通性，比如都承认存在着一个纷繁复杂、意蕴丰富的“八十年代”，承认这一已经过去的时代对于当下文学与文化实践的重要意义。然而进一步琢磨，则可以感觉到在“八十年代”不同面相中隐含着微妙区别的复杂情感与情绪。
“告别说”横跨1990年代与21世纪最初10年，对于“八十年代”而言，两个10年的告别其实都努力将“八十年代”拖回新的在场，因而，该说本身就是某种无法告别的、不能告别的语义吊诡。如果说90年代的文化批评被指认为精致的话语游戏，漫无目的、无所适从
，恰是告别手势的意味之一；那么21世纪最初10年的告别话语中则固然同样难免艰难而尴尬，但不仅“八十年代”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时间长度的十年而变得“漫长”，而且告别本身也成为漫长的了，但即便如此，“八十年代”已经被对象化了，成为反观沉思的对象、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或许，这在某种程度上颇为不祥地勾勒出某种将“八十年代”专业化，乃至仅仅专业化从而从公共领域退隐的种种路径。
“重返说”则将“八十年代”时空化，那里是一个有待返回和进入的历史语境，可以穿越21世纪的时空而进入。比如张旭东认为，与“八十年代”的忧患意识和开放心态不同，在更具保守性和封闭性的“九十年代”文化语境中，“我们失去的是一种知识学的激进性，是对真理的热爱，是对历史的无限可能性和开放性的活跃想象。是在时间的激流中领会有限‘现在’之伟大意义的智慧和勇气。”而90年代后期“知识文化圈里流行的自恋、返祖和观念拜物教症候为回顾八十年代提供了背景，却不应让我们把那个十年简单地想象为一个天真的时代，甚至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或者观念热都不是一个文化怀旧的话题，而是当代思想史上有待澄清的一个问题。”
“八十年代”成为90年代有待澄清的问题，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意识与观念结构所呈现与决定的，在今天看来，不仅“八十年代”的问题、而且“九十年代对于八十年代问题的澄清”，也应该置于新的问题结构中予以审视。换言之，所谓“返回八十年代”的那个重返，已经是多次重返之后的再返了。
“重建说”则开启将“八十年代”历史化、知识化、个人化道路，如果说90年代“利益与立场的分化为重读‘80年代提供了绝佳背景’，”“是我们能够开始把80年代视为一个自在的而非自为的感知、选择、认同和表达的过程”
，那么，相对来说，今天的语境无疑将比80年代、90年代之间的变化更为巨大。正是在当下性的阐释以及对于当下现实的体验、审视、判断与选择的基本立场上，重建的“八十年代”才获得了当下性的鲜活意义。因而所谓重建，当是一个话语表达的当代姿态，那个所谓的“八十年代”，也绝非一个自在的所恋之物，反思“八十年代”也不是对于“八十年代”的哀悼，而毋宁说是对于当下文学与文化实践的自我反思。
“延续说”则将“八十年代”视为当下社会文化与文学生活的一个前史，因而不仅构成了当代视域的前史，也是当代视域的一个环节。“八十年代”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年代”，“这不仅指八十年代精神的一度中断，也意味着八十年代问题仍然在当下并持续到我们可以预测到的未来”，“90年代以后文学的困境”，一定程度上“是80年代问题的呈现”
。就此而言，无论重返、重建抑或重述，都可以视为延续说的不同表现形式。比如“重返说”也认为，“80年代变成了90年代的感伤主义序幕”，是“中国思想生活追求的一种世俗化、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这种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形态在90年代获得了贴切的表达。
然而，稍加琢磨就可以发现，跨越40年的历史，“八十年代”即便作为这一历史行程中的一个环节，文化与文学诸层面在很大程度上早已发生根本性扭转，说它未完成与其说是一个实然的判断，毋宁说这一判断更具有某种应然的性质，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八十年代更像一个漫长的怀想乃至哀悼的对象。
综上所述，“八十年代”早已溢出了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10年的视域，而日益漫漶进当下社会文化与文学研究之中，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八十年代”之后30多年的宽广视野中。这30多年，中国社会文化与文学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似乎斗转星移的时空转换中，“八十年代”不同程度上成为万花筒中的凝视对象。就此而言，上述“八十年代”诸种面相已经不同程度上征候式地将八十年代问题化、历史化了，而这也许才是“八十年代”进入当代学术话语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套用雷蒙·威廉斯的话
来说：关于“八十年代”的最好描述也只是局部性的解释，它难以定义却日久弥新，以至我们很难不沉溺乃至迷失在其复杂性以及深长意味之中。
“八十年代”怀旧情绪中日渐远去的时代光影里还能分辨那样一个时代吗？或者艺术精神早已伴踏着时代的节拍而走出了“八十年代”残存的悲观余音？抑或那种纯真素朴、充满青春的文化人时代，早已湮没于经济人的90年代、信息人的21世纪？
对此见仁见智。就在文学界审思“八十年代”的同时，思想界却批评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指斥“中国作家已经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文学已经逐渐沦落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
，而文学界对此并不以为然，尤其是对前者基于有限的文学阅读而做轻率判断嗤之以鼻。照直说来，文学与哲学之间，多半充满婆媳式日久弥新的新愁旧怨，但在1980年代，文学与哲学之间关系实属罕见的例外，当下的反目成仇更凸显彼时的相处和睦、合舟共济。
无论如何，“八十年代”及其问题标识出当下文学艺术与文化生态的自思自省，而在“八十年代”的怀念中是否存在着知识分子的某种自恋自悼，似也不应被略过。本雅明曾提出一个范畴，他称之谓“左派忧郁症”，如何面对“八十年代”，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于“1960年代”的反思可兹镜鉴。
本雅明在对科斯特纳的诗歌进行批评时始创“左派忧郁”（Left Melancholia）一词，原本为贬义，意指某一种知识立场与政治倾向。有趣的是，张旭东也在讨论“重返80年代”文章中引用了本雅明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的文字。本雅明写道：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处于沉浮之中；没有一个不是与其他敌人或邻居互换的；没有一个不是耗尽了光阴，却还不成熟的；没有一个不是精疲力竭，却还在漫漫长路的开端的”。“卡夫卡没有被神话所诱惑”，“在卡夫卡的世界里，塞壬们沉默了。或许也是因为，对卡夫卡来说，音乐和歌声是逃遁的一种表达，或至少是一种抵押。”
对此，张旭东给予高度评价，但认为本雅明的卡夫卡阐释“强调失败时的狂热和强调对命运逆来顺受时的狂热都不过出自那种体味负罪感的狂热”，一种“近于自虐的负罪感”
。这可能并非本雅明意。本雅明对卡夫卡的看法至少出现在三个文本中，即1931年的《评弗朗兹·卡夫卡的〈建造中国长城时〉》、1934年的《弗朗兹·卡夫卡—— 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和 1938年的《致朔勒姆的信》，而最后一篇尤有结论式的意义。本雅明在1938年《致朔勒姆的信》中说自己对于卡夫卡已经有了“有别于以往观点的新角度”，概括来说，卡夫卡揭示了一个已经被摧枯拉朽的世界，卡夫卡用他的“无比欢快、遍布天使的世界”对“一个需要补充的世界”给予了“时代的补充”，然而“卡夫卡发现了补充物，却没有看到他周围的一切”，因而即使既在的希望属于我们，作为最后的解脱也只能是逃避。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卡夫卡执著地强调他的失败”的原因，本雅明认为这“很发人深思”
，却又不能接受卡夫卡的逃避。本雅明所谓卡夫卡执着于自己的失败，乃是说，卡夫卡所发现的那个破败的世界——“传统的疾患”，此即卡夫卡作品的“否定性特征”，而所谓“卡夫卡作品的否定特征恐怕会比肯定性特点更有价值”，正是本雅明对于卡夫卡考察的批判性之所在。
本雅明一方面将波德莱尔的忧郁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源泉，同时以此“抨击某些左派人士的行为。这些左派人士不愿意抓住当下政治变革的诸多机遇，而情愿依附于某些弥久不散的情绪和对象之中”，“为了知识而背弃了全世界”。
[1]
《德国悲剧的起源》将忧郁症患者的忠诚，视为“物”化的内在机制，“在其顽固的全神倾注和偏执的自我沉溺中，忧郁在冥思里拥抱那已然逝去的对象”，忧郁忠诚于物的世界。
对此，布朗引申说，本雅明在此的暗示是，忧郁逻辑蕴含保守主义的因子，它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撤出，而沉溺于物的世界中不能自拔。
本雅明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绝望、哀伤以及哀悼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生产价值，他在1931年写道：“‘左派忧郁’不仅表示他们拒绝接受当下的独特性，只从‘空洞的时间’或者‘进步’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它还表明对其过去之政治依附和身份认同有着某种程度的依恋，而这要胜过他们在政治动员、联盟或改革方面的任何投入。
[2]
按照《历史哲学纲要》的讲法，对于丧失后的残存的哀悼，是为了建立一种与历史积极、开放的关系：“‘重新生活在某个时代’并非把人们已知的‘有关历史的后续进程全部抹掉’，而是要唤起对过去的记忆。从相反的方面来说，重新生活在某个时代就是将过去带入记忆中。是主动制造现代与过去、生者与死者的紧张关系。”“这种对残存的关注就产生了哀悼政治学——它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前瞻的而不是怀旧的，充裕的而不是匮乏的，社会的而不是唯我的，激进的而不是反动的。”
概言之，本雅明的左派忧郁指向的，正是左派忧郁症患者沉溺于物的世界，又以拥有过往精神财富残存为豪。
[3]
而将该范畴延伸到政治领域，则主要来自霍尔对于左派失败的反思与分析。在霍尔看来，导致左派危机的根源“乃是因为他们未能把握时代的特征，不能相应地建构一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政治批评，也不能开拓一种合乎时代要求的道德—政治视野。对霍尔来说，撒切尔—里根右派的崛起并不是左派失利的原因，而是这一失利的征兆。同样地，对于霍尔而言，左派对文化政治的轻蔑或质疑并不表示其立场有多么坚定不移，这恰恰表明左派的思维习惯落伍过时，表明他们对这些习惯的改变充满焦虑”
。一方面固执地遵守一种特定的正统分析方式，面对撒切尔主义现实而无动于衷；另一方面他们受到某种特定知识的束缚，拒绝主体能动性、拒绝探讨风格和语言，两个原因结合在一起对左派来说是致命的。
[4]
而依弗洛伊德之见，与失去的客体间情感联结的缓慢而渐进的消散过程，终会将客体理想化的形象逐渐整合入主体，仿佛在无意识中丧失了一个客体，而他对此客体有着的又爱又恨的矛盾情感随着整合进程，“客体的影子落在自我之上”，对逝去对象的爱恋将求助于自恋认同，同时又隐含了对于所丧失的客体的攻击意识。
[5]
质言之，对于那些遭受忧郁折磨的人来说，自省变相为怨恨与敌意，关怀逝去对象本身就成为忧郁征候。
毋庸讳言，忧郁话语并不涉及“八十年代”问题，但却具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性。忧郁源自关注、反思，也难免某种自我投射与建构。比如在关于“八十年代”的回顾与反思中，有观点将“八十年代”视为一个理想主义的起点，而之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巨变却野蛮阻断了这一逻辑进程；也有观点既是描述性地、也是判断性地指认理论的他者问题。任何关于“八十年代”的记忆与反思难免受到视角主义的局限，学理性的反思自有其思想史的价值，即便种种情感性、情绪性的勾勒，也绝非毫无意义。但无论如何，对于那样一个“充满激情”、极其“重要”而又“纷繁难解”的“八十年代”而言，沉溺于“八十年代”怀想与忧郁不仅可能将那一个浪漫主义的时代永久的浪漫主义化了，而且也将面临博物馆化、狭隘专业主义
的危险，除了上述对于思想理论的前提性反思，复杂化与平面化、问题化与固化、历史化与当代化等诸种张力，都意味着“八十年代”将处于理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在此，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开篇的话值得引述：“在当今时代，把握后现代概念最保险的办法是首先尝试从历史角度来思考，而现在人们早已忘记了这一点。”
詹姆逊的提醒有其道理，然而，更为重要的也许不仅是从历史的角度，而且还包括“从历史的角度”中这个“从”字所蕴含的情绪指向与思想倾向。
回到本文一开头提出的问题，至此可以约略确认，作为问题和直面对象的“八十年代”，显然不应是在单纯怀想乃至哀悼一个激情逝去的时代，更非将其作为当代文学与文化生活的一个彼岸世界而安居其间，抑或是作为博物馆文物偶尔拂掸历史风尘、凭吊感喟。投向“八十年代”的目光是复杂的，但绝非滞留于忧郁之中；投向“八十年代”的眼光也是缠缚的，但绝非退回乃至退守“八十年代”的激情与理想；投向“八十年代”的目光是专业的，但也不应是某种专业主义的自我孤立。在此，萨义德关于“文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值得引述：他们“为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创作，他们从真正的政治敌对世界中选择了隐退，过着遁世的生活。因此‘文学’和‘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他们著作中不涉政治的内容和方法：文学批评仍就‘只是’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主要是文学评论家们既渴望又夹杂着绝望的情绪所谈论的东西。……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团结一致，的确如此，但被视为主要属于知识话语的领域，只存在于一种学术圈子内，把学术的外部世界留给了新的右派集团和里根政府。……都生活在文学的圈子里，说着属于这个圈子的语言，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们的边缘性和奄奄一息的理想主义，也是使得他为他们松散的言论扼腕叹息的原因，与此同时，他也把它当成自己的东西了。现在类似的特殊群体的精神也被削弱了。”
如果说，“八十年代”可以约略类比美国的“六十年代”，那么，首先必须清醒认识的则是美国社会自身（尤其是保守主义思潮）关于“六十年代”享乐主义、新左派、革命激情、反文化运动的反思的特殊性：“它的精神仍徘徊在我们心中”，“对于怀旧主义者来说，这些都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它们恰恰是对那个年代的虚假回忆”。
在提出“重返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将其延伸到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研究，指出“所谓重返只是一种修辞性的说法，其遵循的是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情景再现主义逻辑，重在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展示那些曾经广为流行甚至被奉为圭臬的概念和范畴之所以成其所是的背景、条件和关系”。在此，颇具代表性的认识是：“关注八十年代文学的人的确越来越多，但人们进入这个话题时的问题意识却并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怀旧’，有的是为了‘研究’，有的则是为了‘反思’。就我自己的工作目标而言，应该说主要是在后一个层面，也就是在‘反思’的意义上展开的。”所谓“重返”，“是为了与八十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观念对话，也是与主宰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哲学历史观念对话”，“是对八十年代文学史、文学批评的一些前提、一些理论预设进行反思”。
而事实上，如果说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使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改革逐渐进入快车道
，那么此前的社会诸层面在思想、理论、路径上的公开、半公开或未公开的分歧与制衡，却使得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略显谨慎、缓慢。缺失了对于“八十年代”思想前提、理论预设流变与演化的清理与反思，“八十年代”面相将是单面的、静态的，或陷于浪漫主义的虚假回忆与怀旧主义的感伤之中，或将八十年代休闲化、消费化：那些对1980年代的人们来说曾经是非常艰难的思考、“丰富的痛苦”，会不会在“话题化”的过程中遭遇被稀释的命运？
这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严肃的公共话题的讨论或流星闪过，或被改造为休闲性、消费性话题，早已不止一次蔓延为当代学术研究的种种现实。比如，“重返八十年代”作为学术界少有的较大规模的集体行为，就曾在2006年前后在甘阳《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等推动下，一度蔚为大观，然而，最终却流于“短促爆发”，又“很快趋于平静”
；于今看来，虽是短短10余年，问题及其对象却早已淹没于层出不穷的话题海洋之中、了无痕迹，仿佛就未曾发生过。
“八十年代”是漫长的，不仅仅在于“八十年代”这一指称仅仅停留于时间意义上的10年（虽然它极其重要且令人无限神往），也不仅仅在于“八十年代”与此前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此前30年就很难说如何面对并理解“八十年代”及其意义，而且更在于，“八十年代”的问题及其视野早已超越前此10年而抵达更为遥远的20世纪之初、抵达五四。
比如，从文学话语美学风格角度来看，1990年代文学奇语喧哗新局面，既与文化语境压力与传统和西方新语言资源，也与“八十年代”前期文学语言复归运动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密不可分，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认为，“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的语言形象是整个80年代文学的语言成就的总结性标志”；而理解“八十年代”前期“渗透了浓重的精英人物语调的汉语形象不妨称作精英独白”的审美风格，则又必须将思考触角伸向80年代之前，由此方可理解文学语言从高度官方化到复归于自身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
质言之，理解“八十年代”文学语言审美风格无法割裂90年代乃至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视野，只有在整体的历史的视野中，研究对象自身的完整性与复杂性才可能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又如20世纪中国文学事实性的“转折”“断裂”，并不是一刀两分、截然对立，而应该主要被理解为结构、关系的重构；19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也并不是全新的东西。
事实上，“八十年代”是漫长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早已超越自身而蔓延为20世纪百余年的长时段历史。有学者指出，“80年代在当代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都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位置。如何理解和评价这段历史中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变革，不仅关涉如何评价80年代迄今仍在进行中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事实上也关涉如何理解50～70年代历史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在这些理解及可能的分歧背后，则与人们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直接相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构成了一个连接当下与历史、‘新时期’与50～70年代、当代与20世纪的枢纽时段”
。至于“八十年代”是否就是理解20世纪社会文化的一个“枢纽时段”，自可见仁见智，然而，将“八十年代”置于整个百余年历史行程，并作为历史行程中的重要环节来思考，当为敏锐洞见。如果说“八十年代”具有某种迥异于任何时间段的独特性，那么，它最大的独特性似可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为：“八十年代”主题不仅遥遥呼应20世纪之初，而且延伸至90年代以至当下，因而也成为20世纪社会文化的核心主题。比如启蒙主题，八十年代及其知识生产与文化塑造，似乎更多地与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文学少见地履行了思想的职能），然而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看，“八十年代”文化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创造物，而应当说是80年代诸多文化和知识生产活动借助于特定的历史机制与社会结构关系，创造出了那个叫“知识分子”的社会群体——尤其是结构功能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进而创造的文化表述与历史意识，并且上升为80年代的普遍社会意识，与大众社会和国家政权之间形成紧密且良性的互动关联，在此意义上，“八十年代”基本可以自觉和明晰地将自身界定为“又一个五四时代”。
扭转“八十年代”回首的目光，将其后四十年纳入视野，如果说“八十年代”是又一个五四时代，那么，在启蒙的视野中，又该如何描述当下这个时代呢？它依然是一个五四时代吗，抑或又一个“八十年代”，更或是一个只能哀悼怀旧的时代？
萨义德曾经为“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出药方：重新疏通被阻塞的社会进程，面向生存在社会中的活生生的群体，以世俗而不是神秘的方式看待社会现实，把更具有政治警觉的分析形式同正在进行的政治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萨义德的时代性诊治难免有些“饱汉不知饿汉饥”，在伊格尔顿看来，萨义德自己就不是一位理论家，而是一个无关现实痛痒的街头实践家，而所谓“闭关自守”也自非一无所是。
伊格尔顿基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经验、观察与思考诚然不是萨义德所能感同身受的，反之亦然，但即便如此，萨义德关于“文学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批评，以及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与担当的要求仍然不失启示性。文化研究从来都是现实性、实践性的，其根本生命力源自对文化文艺实践的思考、剖析以及理论的应对、应答与建构。走出“八十年代”忧郁，首先意味着，承认“八十年代”的文学辉煌已经永远失去、无法召回；其次意味着，面对当下的文学实践，当下性地阐释激活“八十年代”的思想遗产；再次，当下文学批评立足的土壤是当下，而不是过去，是理论地面对当代并给予有效阐释，质言之，是历史化、当代化、问题化。历史化的对立面之一是博物馆化，对于“八十年代”而言，博物馆化意指将其从原初的、整体的、历史的语境中割裂孤立出来，以碎片化的形式存在于当下生活中的某个严肃堂皇场所，任其枯萎成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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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化反对割裂历史与价值，指斥博物馆化将历史存在物处理为一个僵化的、没有过去与未来的存在物。与博物馆化相关的是典型化，对于“八十年代”来说，典型的历史并不等于真实的历史，前者将人类世界的秩序归结为一个外在于人、由神学保证的秩序，而不相信人自身就能安置自身与社会秩序，因而施特劳斯呼吁“我们无法满足于一个典型的历史，我们必须返回到真正的历史中去”，因为真正的历史能够“使人摆脱以往的全部历史重负的桎梏束缚，摆脱古代权威的桎梏束缚，摆脱偏见的桎梏束缚”
。就此而言，当代视野中的“八十年代”既非历史博物馆中的文物陈列，也不是20世纪历史中的十年典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永远历史化
似不失为面对“八十年代”的一种态度。历史化并不意味着否认存在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八十年代”，否认的是与过去和历史相割裂的“八十年代”、一个无前提条件而普适性的典型的“八十年代”。究其实质，一方面不能将“八十年代”视为特定认识体系与理论框架的现成对象，为此，要追究这一认识体系与理论框架本身的生成性，破掉其先验真理性、普适性魔咒；另一方面要反思在这一过程中的某种认识论迷雾，即执拗于追求某种现成存在的具有某种纯粹同一性的“八十年代”，而遗忘了认识新假设与前提，遗忘了问题化过程。需要警觉在遮蔽、去除自己“历史记忆”的前提下，把“八十年代”仅仅看成是一个“再叙述”的结果、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
漫长的“八十年代”之谓并非仅仅是一个时间性、事实性描述，而是预设了某种关于“八十年代”的特定意识，否则就难以理解“八十年代”本身何以成了当代学术研究中的大词、热词。对“八十年代”意识的源流考察显然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八十年代”被纳入审思视野本身就意味着“八十年代”对象化逻辑的开端，而种种阐释则又将其文本化；“八十年代”作为文本
，则意味着它不仅已经具有了时空距离，而且已经不是直观就能够把握得了、因而有待阐释的对象了。就此而言，“八十年代”具有作品的性质——它开始于某个有始有终的时间段的社会生活，却又仿佛获得了独立的生命、某种程度上可以脱离那个时代而独立存在。但“八十年代”作为作品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作品，因为后者需要文学创作意义上的种种技巧与方法（这正是文本的本意所在），而“八十年代”看起来似乎就不是这样，因为虽然理论主体或切身性或意识性经历了、参与了那个时代，却很难说是谁具体建构、创制了那个时代。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在于：种种关于“八十年代”的意识与审思，难道不正是在文本的意义上建构、创制的吗？不正是这诸种建构、创制赋予“八十年代”如此迷人的当代魅力吗？难道诸种阐释本身不也无法分割地与“八十年代”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那个年代的一部分？若诸种阐释正是为了寻求、建构某种“八十年代”传统，那阐释本身不也正成为这一传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
“八十年代”意识的产生、断裂与延续，与诸如新时期、新时期四十年、新中国七十年乃至20世纪以来等表述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作为新时期四十年起点的八十年代中凸显了其历史连续性，传达了某种同时代性，那么在所谓“八十年代学”等思考中则无疑强调了其复杂性、矛盾性、断裂性，揭示的是“八十年代”的异质性。在这里，“八十年代”似乎是一个独立而又充满复杂情绪的时代
，它被对象化、问题化乃至忧郁化，这当然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某种自恋式的忧郁政治，而是透过纷繁复杂的八十年代修辞，从对象化中生发具有阐释效力的理论话语，在问题式中揭示现实文化真问题，从超越忧郁中审思当代文化可能的道路。“八十年代”意识远不止“关于八十年代”“源自八十年代”“阐释八十年代”，而是超越其对象化、问题化进而指向当代、阐释当代，就此而言，“八十年代”忧郁仅仅是流淌于“八十年代”修辞中的浪漫与悲观混杂，有待进一步审思的文化情绪与时代症候。
[1]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J.Osborne，London：Verso，1977，pp.156-157.
[2] Benjamin， Philosophy，Aesthetics，History ，ed.By G.Smith，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p.49-52.
[3] Benjamin.“Left-wing Melancholy”，in The Weimar Sourcebook ，ed.A.Kaes，M.Jay，and E. Dimenberg，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305.
[4] Stuart Hall. The Hard Roo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Verso，1988，pp.266-267.
[5] 参阅〔奥〕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载《忧郁与哀悼》，《生产》第8辑，第5页。Sigmund Freud，“Mourning and Melancholy”，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14，trans.And ed.by James Strachey，London：Hogarth Press，1957，P.251。
[6] Roseph R.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Univertis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pp.113，115；Also see： Roseph R.Levenson. 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itanism：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 .Berkeley：Univertis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p.xiv，xx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