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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神话昭示着一个区域人群生存、发展、壮大的历程，记录着原始时代一个区域人群由氏族—部落—部族或部族联盟—民族的形成历史。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既是虚幻的也是历史的，既是上古部族的神灵也是一个部族的始祖；古代神话中的故事既是想象的也是真实的，既是上古部族的丰功也是一个部族首领或英雄的伟业。古代神话承载着一个民族稳固的文化因子，孕育着一个民族永恒的精神灵魂。在一个民族早期形成发展壮大的进程中，都会经历过一系列的战争、兼并，一些部族被彻底消灭，一些部族被同化、融合，而另一些部族则为了生存而进行大规模的迁徙。而这每一种情况，都会使部族的原始神话发生重大变化：有些神话可能因为部族的消失而随之消失，有些神话则因为部族的融合而发生变异，但随着部族的融合也会创造出新的系列神话，这些神话可能含有多部族的文化因子，也包罗了多部族的原始神，而新神话的形成过程也正是多部族文化认同的过程。
今天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人类的起源可能比原先所估计的年代要早得多，早期人类的智慧也远远超乎我们今天的想象。古代神话亦告诉我们，我们的先祖在遥远而漫长的蒙昧时代，战天斗地，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当盘古手拿利斧劈开天地，人类有了生存活动的空间舞台，而盘古又为地球与人类牺牲奉献，用身体化作山川河岳及动植物，包括我们的先民。于是，先民与水火雷电相扶相携，与猛兽为伴，在风雷雨雪里成长。但由于其力量的弱小，在史前天崩地裂洪水肆虐猛兽猖獗下，人类遭到了灭顶之灾。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救世济人；并抟土造人，创造人类；进而制定婚姻，繁衍人类；并发明笙簧，教化人类。人类在开辟神的护佑下终于得以生存。面对严酷的自然灾害、毒蛇猛兽的侵袭，我们的先民意识到了集体力量的伟大，于是他们选择群居，以各自的氏族为核心，生活在各自的地域之中。先民们由单一的个人组成一个个小的血缘群体氏族，进而形成部落、部族或部族联盟，最后发展成民族。面对灾害肆虐与野兽侵袭的恶劣生存环境，先民靠大自然丰富的赐予取暖、照明、遮体、果腹，辛苦度日，艰难生活，于是他们认为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水火动物植物等自然界万事万物都有灵魂都有生命，它们都是由神灵主宰的，它们主宰着我们的生活生命，我们要对它们心存感激，敬奉它们，于是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成了先民眼中的太阳神、月神、星神、风伯、雨师、雷公、电母、火神、山神、河神、树神等神灵，先民把这些神灵当作祖先敬奉崇拜，由此产生了神话，同时也产生了氏族群体的灵魂标识图腾。
在由个人到群体的成长过程中，先民们对自己所在的群体发生的大事件和主导这些大事件的首领、英雄们进行歌颂，进而神化，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在氏族（部落、部族）间世世代代流传，于是这些首领、英雄们就成了神话中的英雄或帝王以及人类的始祖。
当系统文字尚未产生之时，先民对自己氏族、部落、部族所发生的大事件和主导这些大事件的首领、英雄们不可能记录下来，而只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在氏族、部落、部族间流传。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对自然现象（自然物）和祖先的崇拜，他们会对自然现象（自然物）和自己氏族、部落、部族的英雄们加以神化，并且在代代口口相传的过程当中，这些故事也会发生变异。然而，这些对于自然现象（自然物）的认识和叙述先人事迹的神话传说却正是一部史前史，它是历史的影子，当我们今天重新步入这座殿堂时，依然可以见到其伟大与壮丽。
神话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承载着一个民族早期的文化因子，并持续地影响着一个民族后天的文化走向与文化传统。从希腊神话来看，由于其海洋文化的特点，在其早期神话中，充满了更多的血腥和野性，也具有更多的违背伦理的现象，这在宙斯身上有充分的体现：为了报复天下生民，他悍然发起大洪水，致使生灵涂炭；为了阻止下界生灵文明的步伐，他无情地惩处帮助下民的普罗米修斯；为了显示神界的高贵和自己的权威，他不惜将潘多拉的盒子带到人间；为了自己的私欲，他作为百神之王竟然和多位自己的近亲结婚，且情人遍布天下。另外，在希腊神话中，众神之间稍有不合，就大打出手，有时甚至会牺牲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同时，希腊神话也体现出这个民族对艺术的热爱，所以希腊神话中有艺术九女神：掌管英雄史诗的卡利俄珀（佩），掌管历史的克利俄，掌管天文学与占星学的乌拉（剌）妮娅，掌管悲剧与哀歌的墨尔波墨涅，掌管喜剧与牧歌的塔莉娅，掌管合唱与舞蹈的忒耳普西科瑞，掌管爱情诗与独唱的厄拉托，掌管颂歌的波吕许谟尼亚以及掌管抒情诗和音乐的欧忒耳珀（佩）。希腊神话中还有与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紧密相关的多位大神，如大海之神波塞冬、商业之神赫尔墨斯、航海女神阿芙洛狄忒等。
早期中国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大陆文化占主导地位，农耕文明特征明显，故非常注重伦理道德。在此种环境下所形成的中国古代神话，特别突出征服自然、战胜灾害、护佑人类的神话主题，如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燧人氏取火、伏羲画八卦、神农尝草药、黄帝创文明、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女丑曝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精卫填海、鲧禹治水，等等，这些神话及其英雄最为后人津津乐道。浓厚的伦理文化使中国古代神王们没有“乱伦”行为，他们有的是佑民护民勤劳奉献的尚德品行，如盘古、女娲、燧人、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后羿、夸父、蚩尤等众神王和神话英雄，都具有为百姓谋福利的人间圣王与民间英雄的高尚品质。所以中国古代神话中体现出来的百折不挠、前仆后继、崇尚道德、强调伦理等文化因素成为后世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
在中国原始时代，几乎各个地区都有我们的先民在生存、繁衍，他们在各自的生息地创造出既属于那个时代也属于整个中华文明史的辉煌。从今天考古来看，从江南到塞北，从东方的大海到西部的高原荒漠，都有我们祖先生活的足迹，也有他们所留下的史前文明。至新石器时期，东方的东夷部族所创造的后李—大汶口—龙山文化，南方部族所创造的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西方炎黄部族所创造的仰韶文化渐次发展成为代表性的史前文化，由于黄帝部族最后征服了炎帝、东夷、南蛮等部族，在中原大地立足，使得仰韶文化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融合，并吸纳山东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等，最终产生了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国家时期，以炎黄部族为骨干形成的部族不断融合不断壮大，并不断外向融合东夷、南蛮、北狄、西戎等外围民族，最终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华夏族，独秀于中原华夏大地，其夏文化也成为民族的核心文化，它奠定了先秦时期的中华文化基础。
在漫长的原始时代，各个部落或部族为了生存空间、生活资源，互相征伐，被打败的部落部族，要么远徙他乡，要么臣服于战胜者并最终融入新的部落部族，这种部落部族的兼并使远古神话也随之发生变异，有些甚至变得面目全非。
如中国古代神话中最惨烈的战争当属炎黄之战。炎帝系统中最著名的神话英雄有炎帝、蚩尤、共工、夸父等。这场战争主要是炎帝族与黄帝族的战争，炎、黄两族本来都发源于陕甘地区，甚至还是邻近的兄弟之族，后来炎帝族先向东迁徙，在山西、河北、河南北部地区发展，而黄帝族随后也跟踪而至，为了争夺中原这一片肥沃的生息之地，两大部族终于在冀州平原爆发了足以影响史前历史的一场大战争——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并融并了大部分炎帝族众。炎帝之后裔蚩尤为了复仇带领其部族与黄帝在涿鹿又展开了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其实是炎黄战争的继续，最后以蚩尤被杀而告结束，蚩尤的九黎族大部分也被黄帝族融并。涿鹿之战后，炎帝后裔仍然没有屈服于黄帝族人，炎帝后裔如共工、夸父等世代与黄帝族后裔反复斗争，共同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人乐章。这场发生于炎黄两部族之间的战争，因黄帝部族的胜利而奠定了其后来的正统与统治地位，相反因炎帝部族被打败，其部族中的英雄如蚩尤、共工、夸父等都成了离经叛道的“乱臣贼子”，从而成为后世神话传说中的“反面人物”，一直到今天。于是古代神话的真相也随之不被人所知。
古代神话中的另一位著名大神是帝俊，其在远古时代的地位与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伏羲、炎帝与黄帝。帝俊为史前时代东方部族的大神，他的威名和新石器时代东夷文明一样远播华夏大地，但是随着炎、黄两部族的东征，特别是黄帝部族的强势扩张，使得东夷部族最终被征服被融并。为了确立黄帝中心神的地位，首先要淡化帝俊的地位甚至要消除他的影响。而达到这种目的的最好办法是消灭帝俊神话，将帝俊逐出神坛。于是经过后天的神话改塑，帝俊神话分别被转移到帝喾、帝舜等帝王身上，以帝俊为中心的神话系统也慢慢地被无情地肢解、嫁接。所以在后天的神话传说中，帝俊神话不再流传，帝俊也最终从中国神坛上消失。
部族的真正兼并最终还是文化的认同。为了融合后的民族更加凝聚，为了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为了塑造治世平天下的理想人格，融合后的民族在神话传说中搜寻自己民族的伟大英雄和他们的不朽业绩，以此来显示自己民族辉煌悠久的历史，于是太昊、伏羲、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成了华夏族的共同始祖，他们的神话业绩变成了历史事迹，神话变成了历史。神话的历史化是早期民族发展的必然，也是古代神话变异的最大特征。
神话的传播有很多方式，既可以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也可以通过经济交流的方式，还可以通过战争、兼并的方式，而其中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则是通过部族迁徙的方式来对神话进行传播。
从希腊神话的形成与传播历史来看，部族迁徙在神话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希腊神话最早是由居住于希腊半岛上的人所留下的祖先故事，到了公元前2250年前后，印欧民族中的一支来到了半岛，自称为亚该亚人，他们利用手中先进的青铜武器，凭借勇猛的斗志，最终打败并完全征服了希腊半岛上的土著居民。亚该亚人在迁徙之前便有自己崇拜的神灵，也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他们奉雷电之神，部族内流传着英雄杀死恶龙的故事，来到半岛后，他们将自己的神话也一同带来，并吸纳了半岛土著神话传说，最终创造出完整的希腊神话系统。至迈锡尼文明时期，以迈锡尼王国为首领的希腊联军大举入侵小亚细亚半岛的诸联邦，希腊人也大举向小亚细亚迁徙，从而使希腊神话向西亚等地传播。
对中国而言，部族迁徙也同样是原始神话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后天，有关炎帝的遗迹可谓遍布各地，这种现象与炎帝后裔之族的迁徙有关。炎帝，姜姓，本来发源于陕西一带，后来炎帝族人向东向南迁徙。向东迁往中原地区的炎帝族，在中原地区与黄帝族战斗大败之后，族人一支向北进入冀北，一支向东入山东，一支则被迫南迁过长江甚至进入西南地区，所以炎帝神话也随着族人迁徙而传播至四面八方。山西省也是炎帝族东迁后最早的居住地之一，所以在浊漳水发源地的发鸠山就有了精卫填海神话。《山海经·中山经》载有姑瑶山帝女死于此，死后变成了灵草。这里的帝便是炎帝，帝女即指《襄阳耆旧记》中的“赤帝女曰瑶姬，未行而卒”者。休与、鼓钟二山均在灵宝与嵩县之间，姑瑶在其东不远，大致也在这一带，后来，由于炎帝族南迁之后，这个传说也带到了南方，地名换成了巫山，瑶姬也成了巫山神女。今湖北省随州市北有厉山，山有石穴，相传为炎帝降生处。文献载炎帝死后葬在长沙茶陵（或云荼陵），炎帝后来又成了南方大帝，这些都是炎帝后裔迁徙此地后带来的。在今天西南苗族聚居地，流行一首《枫木歌》，这是一首讲叙民族起源的歌曲，大意是：枫树是地球上第一个生命，枫树树心中长出了蝴蝶，蝴蝶生出了十二个蛋，十二个蛋孵化出了苗族远祖姜炎及其他动物，“姜炎”显然是指姜姓的炎帝了。黔西北苗族还流传着《涿鹿之战》古歌，歌颂的是“格蚩炎老”祖先神，这位祖先显然是炎帝与蚩尤的合并。今天侗族与苗族把火帝当作他们的共同祖先。旧传曲阜为炎帝之都，这种可能性当然不大，但这种传说也与炎帝后裔东迁之后神话的传播有关。当炎帝族后裔东迁之后，遂融入东夷族群之中，但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和姓氏，所以至周代，山东中东部还有姜姓的向国、纪国等诸侯国。
在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中，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一位伏羲。伏羲，风姓，原为西方部族，其东迁后成为东夷部族中的一支，《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
后来伏羲族的一支东迁至皖西与豫东，与太昊族融合成为太昊伏羲氏部族，他们在河南周口淮阳一带快速发展，并建都陈（今淮阳），今天淮阳还有“太昊陵”。当炎黄两族入主中原之后，太昊伏羲部族被征服，其后裔也分迁四面八方，同时将其神话传说也带到了四面八方。伏羲神话中最有代表性的传说是关于洪水神话和人类再生的神话。伏羲后裔进入江南的一支，后来也有迁往西南地区的。伏羲迁往江南及西南的后裔把伏羲神话带到了当地，在当地落地生根，并融入当地文化，产生出了以洪水为母题的新的创世与救世神话，致使伏羲信仰在江南很盛行，伏羲又成了江南尤其是西南民族的始祖。在杭州、兰溪、海盐等地广泛流传着“洪水”与“造人”神话，主人公均为伏羲兄妹。海盐流传的《伏羲王》，讲述了在远古时代，“汤汤乾坤无万物”的洪水灾难，在大水过去之后，人类灭绝，仅存羲王兄妹，羲王向妹妹提出婚配的要求，但妹妹羲女不答应，提出，除非“毛灰绕山岗”和“沿山磨盘转”。羲王在白龟王的帮助之下，终于使这两个不可能的事情得以实现，二人终于结婚。羲女怀孕十三年，生下一条数丈怪蛇，羲王斩之成十二段，化成“十二地支昼夜”，又斩成三十二段，蛇头变成了山岗，蛇尾变成了五湖，蛇肚化为田地，于是完成了天地的开辟，伏羲自然也就成了开辟神和人类的始祖神。闻一多《伏羲考》将西南民间洪水神话的情况用一个表来显示，其中可以确认为伏羲系列的占有极大的比重：湘西苗人“傩公傩母歌”，广西西隆偏苗“洪水横流歌”，贵州侗人“洪水歌”，广西融县罗城瑶人“洪水故事”，广西三江板瑶“五谷歌”，广西象县板瑶“盘王歌”，广西都安侬瑶、盘瑶“盘王水中洪水歌”，广西上林东陇瑶故事，背笼瑶故事“伏兄羲妹”，蛮瑶“伏兄羲妹”等。在这些民族的远古创世神话中，主人公均为伏羲。除闻氏提供的民俗资料以外，今天仍有不少少数民族流传同样的故事，如仡佬族《伏羲兄妹制人烟》，土家族《兄妹开亲》，布依族的《伏羲兄妹》，等等。这些少数民族的歌谣与故事，将远古的记忆代代传诵下来，成了今天民间的活神话。这些民族有些应是伏羲后裔，但有些也许是受伏羲传说影响的氏族。这种大范围的神话传说，带着各民族的信仰与史诗般的回忆，绝不是后天对中原神话传说的攫取与改造，而应是原始的，是上古伏羲神话的根植与再生。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关于东海扶桑与若木的记载，《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汤谷，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同书《海内经》云：“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
实际上，若木即扶桑，所以其上皆有十日。那么，扶桑与若木则同实异名之物，本在东方为何却又跑到了西南呢？唯一的解释，就是由伏羲后裔将这一东方神话带到西南去的。扶桑与十日本是帝俊—羲和神话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伏羲神话的原始组成部分。伏羲本具有太阳神的性格，当伏羲支族迁移西南之后，便很自然地将本土原始神话也带到了西南，故在神话中就出现了两个同样性质的树木。于是，后天考古发现的三星堆文明中出现的青铜扶桑树和太阳崇拜因素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种随着部族迁徙而传播神话的现象同时也表现在盘古神话、女娲神话、黄帝神话、大禹神话等很多古代神话中。
神话是原始先民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不发达、思想认识受局限的情况下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反映，它是原始先民对自然和自然现象的幻想记忆，对自己部落部族史前史的艺术记忆，对自己部落部族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始祖神和英雄神永久的追忆。
神话中的始祖神与英雄神不仅维系着一个部族的团结，凝聚着部族的力量，同时也引导着他的后代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所以无论哪个民族，其早期神话都会有一个或数个足以让后人荣耀的始祖神和英雄神。在我国古代神话中，东夷族中有帝俊、伏羲、少昊、后羿，炎帝族中有炎帝、蚩尤、共工、夸父，黄帝部族中有黄帝、颛顼、大禹等，他们的故事既是一部神话史，也共同构成了一部史前史。
同时，神话也是原始崇拜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神话也是原始宗教的体现。在我国古代神话中，各个部族虽然都生活在同一片中华大地上，但由于原始文化的差异，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始崇拜。如黄炎部族以龙为崇拜对象，东夷部族以太阳、鸟为崇拜对象，南方部族以凤为崇拜对象。这种原始崇拜深深地根植于族群的文化心理之中，甚至一直持续到文明时代。
在从氏族、部落、部族，再到一个具有十分稳定性的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首先要有共同的民族文化。而在民族的早期形成过程中，民族文化离不开对神话的认同，因为没有共同认可的神话传说也就没有共同的祖先神，也不能够引导整个民族认可共同的宗教崇拜。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在远古时期生活着多支不同的部族，其来源、文明进程、宗教信仰等各不相同，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祖先，也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神话传说，所以，帝俊、女娲、伏羲、炎帝、黄帝、颛顼、尧、舜、禹等远古始祖和神话英雄们分属各个不同部族的始祖神，随着黄帝部族最终占据中原并逐渐征服各个部族，神话有所融合，但在春秋以前，我国神话体系中尚未出现一个能够统帅诸神的中心神。为了建立大一统民族的需要，从西周以来，史官文化开始构建华夏族的大框架。首先，确立中心族，将黄帝族及为黄帝族最早征服并逐渐融合的诸族名为华夏，而将东方诸族名为东夷，将以苗蛮族为核心的南方诸族名为南蛮，将以伏羲炎帝留在西方的后裔和西部各族群名为西戎，而以北方的各部族总称为北狄。配合五方族群的划分，又出现了五方大帝即中央的黄帝、东方的太昊、南方的炎帝、西方的少昊、北方的颛顼。这个五方大帝至少在战国后期就已定型，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十二纪》记载了“太暤、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五帝这一核心内容。但这种五帝是以四时来分的，这种“五帝”秦人也不接受，秦人只认可“四帝”（无颛顼）。直到汉代，“五帝”才被华夏文化广为认可，《淮南子》对此有所记载，且抛开了四时而完全用东、南、中、西、北五方位来名之“太暤、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五帝。从西周至春秋以来逐渐确立起来的五方部族和五方大帝及其传说通过史官文化的宣扬和民间神话传说的附会，渐渐为主流社会所接受，进而也影响着民间。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体系，其中还没有统领一切的核心神或中心神，这个体系也不完全被各方接受。至西汉时代，司马迁根据已有文献与民间态度，特别是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创作《史记·五帝本纪》，谱制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为主线的五帝系统，从而最终确立了黄帝作为中心神的地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它不仅将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化，同时也将古代神话历史化，从此神话与历史合而为一。通过改造神话，将本属于各个部族的始祖神经过改头换面，纳入这一体系之中，使先秦时期的华夏族范围大大扩展，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汉民族最终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文化基础。
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和神话中心神地位的确立，民族文化也逐渐走向大融合。炎黄集团的龙文化、东夷集团的太阳与鸟文化、苗蛮集团的凤文化都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原始文化。随着以炎黄后裔为核心的中原文化逐渐强大并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主导地位之后，其又吸纳东夷与苗蛮等文化因素，创造出以黄帝为人文始祖、以龙为主导、以凤为辅助的“黄帝”“龙凤”文化，从而实现了在原始信仰方面统一诸族文化的目的，并为以后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规定了走向。
中国古代神话是妇孺皆知的文化精品，对其研究成果颇丰，但把“古代神话”与“早期民族”结合起来研究，视角独特、思路新颖，拾遗补缺、意义非凡。
本书依据文献资料、文化遗存、考古发掘等相关数据与信息，在充分运用文献学、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等学科理论与知识的基础上，从动态的角度剖析了古代神话的传播流变与早期民族迁徙融合的契机、原因、进程、规律、特征，以及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相互作用，从而进一步探讨神话与民族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品质，为当代民族精神的培育塑造服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名为《古代神话与早期民族》，其中的“古代神话”是指《史记》成书以前产生的中国古代神话。司马迁撰写《史记·五帝本纪》标志着神话历史化的完成，同时也宣告了中国古代神话生产的终结。汉代以后产生的所谓神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神话，不在本书讨论范围。其中的“早期民族”是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早期形态，包括“氏族、部落、部族（部族联盟）”等人类族群。汉族或汉民族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它形成于汉代，延续至今。汉代以前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所谓民族其实是民族的早期形态，本书以“早期民族”称之。有鉴于此，本书研究的起止时间：从氏族与神话的诞生到西汉初汉民族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神话生产的终结为止。
《古代神话与早期民族》依据内容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篇之“绪论”，是全书全景式的线条描绘，是一个引言式的概说；第二部分为第2篇至第11篇之“上编”，第三部分为第12篇至第15篇之“中编”，第四部分为第16篇至第21篇之“下编”；第五部分为第22篇之“结语”，是全书总概式的总结，是全书灵魂的升华。
第二部分（上编）、第三部分（中编）、第四部分（下编）是全书的主体部分，篇幅长、分量重。此三部分以人物类型为中心构拟成篇，以所谓“时间”为顺序进行本书的架构与铺排。第二部分（上编）是史前或曰原始部族时期，基本按既定观念对其进行连缀串述。第三部分（中编）是按类型成篇述说，本篇中的人物时间跨度大，基本都活动于原始部族时期，神羿最后流变为夏后羿除外。第四部分（下编）是国家政权时期，有的人物已是神话与历史兼备。
第二部分（上编）与第四部分（下编）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可以自成一体。中编在类型上是集中的，时间上是在史前原始社会时期，故其插在两篇中间。中篇最能体现神话的流变特征与民族的融合发展。
神话与民族关系密切。早期民族创造了古代神话，古代神话滋养着早期民族。早期民族迁徙融合促进了古代神话的传播与发展，对神话的丰富与保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古代神话的丰富内涵引导着民族的迁徙融合，滋养着民族的成长，影响着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走向。神话传播流变与民族迁徙融合同向同步：一部神话演变史，就是一部民族迁徙融合史、民族文化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