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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外华人学者与港台地区关于华人移民的研究：海外华人一直是一种引世瞩目的国际现象，因此在国际学术界，对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也是几十年来经久不衰的话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研究澳洲华人史的热潮在澳洲出现，并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华人史的著作。
海外华人学者都较为关注华侨华人的研究。首先是杨进发先生的澳洲华侨史专著《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于1977年出版。作者充分利用华文报纸和档案资料，概述了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华人移澳的历史及“白澳政策”形成的全过程，丰富全面地考察了在澳华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家庭社会生活等方面。书后附有大量统计图表和原始资料，不但增强了该书的学术性，也有益于读者做进一步的研究。 [17] 由于该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版，它已经成为国内学者在研究澳洲早期华侨状况时利用率极高的参考文献。其次是澳籍华人C.Y.蔡，1975年悉尼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该著作以二战结束为时间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中，作者依据澳洲人口普查数据追溯了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澳洲华人的移民背景、移民历程以及在澳洲的分布，探讨了他们在进入澳洲各行各业后所引发的白人的歧视以及与白人的通婚状况。下篇中，作者以澳大利亚墨尔本华人社区为重点考察对象，对华人家庭进行了深入采访与调查。其研究表明，华人的经济模式在发生转变，从华人传统行业逐渐向澳洲普遍存在的行业转变，居住地从唐人街逐渐向郊区转移。研究还表明，这种人口和社会趋势对新来的华人在选择定居地方面起主导作用。 [18]
另一位对澳大利亚华人研究有重要贡献的澳籍华人学者是王省吾先生，其主要成果有《中国的移民组织（1848～1888），以澳大利亚为例》
[19]
《华人移民研究，1840～1890》《清朝政府对华工出国的态度》《十九世纪下半期华工在澳洲淘金谋生事略》和《澳洲的发现与清代中国人对澳洲的认识》等，这些著作对澳洲早期华工生活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美籍华裔沈己尧先生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他所著的《海外排华百年史》于1970年在香港出版，第三章专门论述了澳大利亚排华百年史。作者对百年来（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澳大利亚对华移民政策的演变过程做了梳理与划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清晰的海外排华运动线索。
作者在撰写本书时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对研究海外华侨的历史及现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当代澳洲华人学者中，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高级讲师高佳对华人移民研究也有较多成果。他先是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殊时期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移民澳洲的动因、移民模式、在澳洲的生活状况等。
[20]
后逐渐扩大研究对象，他运用跨国移民理论，对90年代初期以来移民澳大利亚的华人进行分析，归纳出不同的跨国迁移模式，认为移澳华人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的移民形式、途径、社会结构和意图不同，并解析了这些移民的跨国迁移动因、目的以及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21]
高佳对当代华人参政也做过研究，他认为在澳华人已经成为澳洲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力正在显著提高，并且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
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郭美芬博士的研究非常注重对华文报纸和媒体的利用，她认为华文媒体对澳洲华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她的《制造华裔澳大利亚人》中，利用大量的华文报纸对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的华人社会状况做了探讨，力图还原当时澳洲华人社会的真实面貌。她认为，这一时期是澳洲华人社会和身份认同形成的至关重要的时期，与其他族裔的形成方式显著不同。 [22]
2014年9月，《澳大利亚华人年鉴（2013）》在悉尼出版发行。全书600多页、近68万字、150余幅图片、1500余个词条，涉及全澳数千位人物和社团、机构组织，涵盖澳洲华人社区2013年的重大活动和事件，追溯200年来的澳大利亚华人史。
这是华人在海外编纂的第一部反映一国（澳大利亚）少数民族（华人）年度综合情况的鉴史类书籍。该书是澳大利亚唯一的一部少数民族年鉴，也是全世界6000万名华人中首部专门记载华人在居住国生活、发展、贡献情况的工具书，具有首创性、权威性、资料性、实用性和唯一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台地区对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研究日益繁荣，成果迭出。
华人学者首推刘渭平先生，他于1956年在台北出版《澳洲华侨史话》，1989年在香港出版专著《澳洲华侨史》。作者以大量珍贵资料，详述150多年以来，澳洲华侨的辛勤创业史和他们遭受异族排华之痛的斑斑血泪史以及广大侨胞一片丹心向往“振兴中华”的热爱祖国史。
其后，他又陆续搜集资料，撰成论文若干篇，多在台北《传记文学》杂志上发表，其研究范围亦由澳洲而兼及大洋洲其他地区，这些研究成果分为15篇论文，于2000年结集成《大洋洲华人史事丛稿》，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这两部著作不仅丰富了大洋洲华侨史的研究内涵，也为数百年移居此地的中国人树立了一座历史丰碑。
10余年来，台湾学者主要从台湾本土出发，深入考察澳洲“台湾”移民的状况，并探讨不同迁入地的台湾移民的特点。如姜兰虹和徐荣崇，曾多次前往澳洲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多年来对于澳洲“台湾”移民的移入地偏好、移民过程、居住地选择和决策、就业情形、社会适应等议题做过深入探讨。
此外，他们还注重比较研究，或是与大陆、香港移民做比较，如徐荣崇的《当代澳洲的“台湾”移民——兼论香港与大陆移民》（《私立中国文化大学地理研究报告》，2002年）；或是与美洲“台湾”移民做比较，如徐荣崇、陈丽如共同主持的《美国、澳洲、加拿大三国“台湾”侨民比较研究》（台北市：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2005年）。
在香港学术界，很多学者也关注澳洲华人社会的发展状况。1998年，香港大学结集出版了《过去50年的海外华人》论文集，第五、六部分5篇文章专门论述了澳大利亚的华人，其中，有的论述20世纪80～90年代澳大利亚华人的社会特征及其变化，有的则将澳洲华人与他国移民做比较研究，还有的将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华人移民做比较研究。 [23]
2014年，香港学者杨永安的著作《长夜星稀——澳大利亚华人史1860～1940》在香港出版。该著运用了大量原始资料，特别是早期华人报和澳洲英文报的相关资料，从5个历史时期，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4个方面，论述了近百年澳洲华人的历史，并配有许多图片。其中有关华人早期社会生活和商业活动记载较为详细，深化了学术界对早期澳洲华人史的研究。
雷镇宇先生在台湾出版的《澳洲华侨概况》则简要介绍了华侨移民澳洲的历史，考察了澳洲华侨的经济文化与教育状况、华侨社团与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澳洲移民政策的演变列专章加以论述，并论及民主革命时期华侨与祖国的关系。
台湾侨务委员会每年出版的《华侨经济年鉴》也分大洲介绍了世界华侨华人的经济状况，其中对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商业贸易、经济投资，特别是台商的人口分布和经贸活动均有较详细的数据和介绍。
（2）澳洲学者关于华人移民的研究：澳洲学者研究澳洲华人史的热潮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并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华人史的著作。其中著名的澳洲社会学家亚瑟·哈克（Arthur Huck）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多贡献，他的著作《澳大利亚华人》从社会学角度集中全面地分析了华人在澳洲的基本生存状况。 [24] 他文中引用的丰富严谨的社会学数据对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他出版的另一本专著《澳大利亚华人之同化》，对研究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华人社区状况亦有参考意义。作者认为，“科伦坡计划”的实施所带来的优秀华裔学生移民改变了华人社区的人口构成和形象。 [25] 另外一位澳洲学者A.T.亚伍德（A.T.Yarwood）对澳洲亚洲移民有所研究，他的《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中有专门论述华人移民的部分。 [26] 此外还有A.J.格拉斯比（A.J.Grassby）的《华人对澳大利亚的贡献》、凯斯林·克罗宁（Kathryn Cronin）的《殖民地上的受难者：早期维多利亚华人》，较为客观公正地评述了澳大利亚华人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及其贡献。 [27] 又如《澳籍中国清朝官员：梅光达生平》，则是罗伯特·特拉弗斯（Robert Travers）为悉尼杰出华侨领袖梅光达写的一本传记，客观完整地记述了梅光达一生的事迹。 [28] 这些著作有助于重塑澳洲史学界及白人眼中的华人形象。
进入20世纪80年代，澳洲学者对华人研究的热情不减。陆续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相关论著。尤其是到了90年代，随着华人数量在澳洲大陆迅速增长，出版的相关论著越来越多。澳洲学者艾瑞克·罗斯（Eric Rolls）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多的努力，先后出版了《旅居者们》（ Sojourners：the Epic Story of China's Centuries-old Relationship with Australia ）和《公民们》（ Citizens：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后者已被张威翻译成中文，即《澳大利亚华人史》。罗斯的这两部著作气势恢宏，规模庞大，每部字数在50万左右。这两本书在时间上跨越了19和20两个世纪，主要叙述了澳洲华人的生活、工作、风俗、语言、艺术和他们的经历。该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不仅描绘了华人在澳洲的初始和发展情况，还将中国文化作为背景与这段历史融合在一起，以求从更深层次上来把握澳洲华人的精神气质，让我们看到一个西方人眼中的华人形象和中华文化。 [29] 此外，90年代澳洲学者出版的著作还有雪莉·费茨杰拉德（Shirley Fitzgerald）的《红带子，金剪子：悉尼华人史》（ Red Tape and Gold Scissors：the Story of Sydney's Chinese ），该著作查阅、运用了许多档案资料和口述史资料，较为真实地记录了华人在悉尼漫长而丰富、充满着成功而又饱含着痛苦的历史。 [30]
另一部在学界引起重要关注的澳洲华人史著作是澳洲学者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教授于2007年出版的《弥天大谎：华裔澳洲人在白澳》（ Big White Lie：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 ）一书。本书共分为九章，主要评述了19世纪50年代到二次大战前华人移民澳洲的历史，费约翰认为，在高举多元文化融合旗帜的澳洲社会中，华裔移民不应该被看成“他者”，他们与澳洲主流社会一样，华裔移民应获得与英国及爱尔兰移民一样的历史地位。 [31] 本书相较于过去澳洲学界研究华裔历史的其他著作，更注重华裔群体自身的声音，这是澳洲学界引用华文历史档案与报纸资料撰写的在具有重要影响的“白澳政策”下的华裔移民史。费约翰对华裔移民的研究，挑战了深植于澳洲社会的“白澳”观念与种族偏见，该著作也因此引起澳洲学界以及研究华裔群体的学者更多的关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澳大利亚社会多元化程度的加深，移民来源地也更为多样化，华裔群体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移民构成中的第三大族群。澳洲学者也对其做了更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如对华人企业的探讨：乔克·柯林斯（Jock Collins）在其论文中概述了澳大利亚华人企业的发展历程，认为华人企业家在澳洲华人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分析了民族、性别和社会地位等要素在华人企业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他的研究表明华人企业的发展受到澳洲劳动力市场、社会种族歧视甚至全球化趋势的影响。 [32] 另有澳洲学者对澳洲华人企业的发展动力做了探究，研究表明企业家的背景、创业动机、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面对的挑战以及投资海外的途径对成功创业具有重要影响。 [33] 还有的澳洲学者从性别角度对华人新移民进行了探讨，如：克里斯提娜·何（Christina Ho）的《移民和性别特征：澳大利亚华人妇女的工作、家庭和身份》（ Migr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Chinese Women's Experiences of Work，Family and Identity in Australia ） [34] ，以及雷·西宾斯（Ray Hibbins）的《澳洲中国男性技术移民的迁移与性别认同》（Migr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among Chinese skilled Male Migrants to Australia） [35] 等。
（3）大陆关于华人移民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澳洲华人移民的不断增加，中国大陆对澳洲华人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出版了许多纵向梳理澳洲华人史的演进脉络和横向剖析华侨华人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问题的论文和专著。
有关纵向梳理大洋洲华侨华人史演进脉络的著作，有张秋生的《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该书主要探讨远古至20世纪90年代的中澳关系、研究华工赴澳缘起与早期赴澳华工、各个不同时期的澳洲华人、澳大利亚对华移民政策的演变、澳洲华人社团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战后澳洲华人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变迁诸问题，是海内外第一部系统论述澳洲华侨华人通史的专著。
与其同年出版的还有黄昆章的同名著作，该著作探讨了各个历史时期华侨华人人口的变动、经济与政治活动、社团与文教事业、澳大利亚对华侨华人的政策、排华时期华侨华人所受的压迫与剥削、华侨华人对种族歧视的反抗与斗争、华侨华人对澳大利亚的贡献、华侨华人同中国的关系等。
对澳洲华人史的多角度描述，则有郭存孝的中澳关系三部曲，即《中澳关系的流金岁月》《中澳关系的真情岁月》和《中澳关系的难忘岁月》，三部曲阐述了在中澳关系发展史中起到关键或重要作用的人物事迹，细致描绘了澳洲先侨们的遗址遗迹和遗物的古今风貌。此外，他的《澳大利亚华人华侨遗存图鉴》以图片资料为主，文字说明为辅的书写形式，生动、真实地展现了澳大利亚华人移民150年来的发展史，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史料。
郭存孝先生的这些著作是其在走访中澳两国档案馆、图书馆，且经过严密考证和实地考察后得出的成果，填补了一定的历史空白，因此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参考价值。此外，郑寅达与费佩君的《澳大利亚史》
、张天的《澳洲史》
、张秋生的《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
、侯敏跃的《中澳关系史》
以及阮西湖的《澳大利亚民族志》
等著作中也散见有关于澳洲华侨华人的概述。
从横向剖析华人社会的研究成果看，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专著出版，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散见于各种期刊、杂志或是以章节的形式分布在华侨华人研究总论中。研究领域主要可以分为华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内容。
华侨华人社团研究。在研究华侨华人史时，学者们注意到华人社团组织在华人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对华人社团组织的创立背景、发展演变历史、社会性质、社会职能、特点、现状等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与概述，并探索了社团组织随历史变迁发生的深刻变化，并强调社团在华人社会中将起着日趋重要的作用。
但不足之处是，目前学术界对澳华社团的个案研究还不足。
华侨华人参政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华人高涨的参政热情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综合他们对华人参政原因的分析：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是客观因素，如“白澳政策”的废除、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战后人权观念的勃兴等；华人社会地位和经济力量的增强、自身素质与专业水平的提升以及参政意识的觉醒是主要动因；此外，与海外华人参政运动浪潮的推动、华人群体的支持、华文媒体的宣传也分不开。
在杨聪荣的论文《在“一个国家”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激荡中成长——从公民社会模式看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空间》中，作者利用公民社会理论来建构一个分析移民社会政治参与的参考架构，探讨了9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华人参政形式发生的结构性转变。
华侨华人经济研究。在华人经济研究方面，可分为早期华人经济和战后华人经济两部分。关于早期华人经济的研究，从王孝询和张秋生的成果中我们看到，早期华人多从事淘金业、蔬菜种植业、家具制造业，华人商业也已出现。
关于对战后华人经济的研究，吴行赐概述了1966年以来华人的经济活动和职业构成特点
，张秋生探讨了二战后澳洲华人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经济模式的构建。
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出版的《华人经济年鉴》与《世界华商经济年鉴》为研究澳洲华侨华人经济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华侨华人文化研究，亦有不少成果显现。一是对华文教育的研究，如李天锡《大洋洲的华文教育》，作者就大洋洲华文教育的概况做了阐述并总结其在近百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点。
又如黄磊《澳大利亚华文教育之现状》、刘芸芸《澳大利亚华文教育发展状况及原因分析》，分析总结了华文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认为政府多元文化政策的支持、华人移民及其他亚裔移民的增加、面向亚洲的发展战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以及中国实力的增强等因素促进了华文教育的发展。
二是对华文媒体的研究，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新闻媒体界，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主要特点、发展前景、对澳华社会的影响或对中华文化的传播等方面。
三是对华人文学的研究，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文学界，他们探讨了澳大利亚华人文学的发展与特征、华人文学中体现出的身份认同以及新移民华文文学等方面。
当前，随着澳洲作为华人新移民的主要流向地之一，其“新移民”问题成为近几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一是探讨华人新移民的社会结构特征。杨力最先探讨了澳洲华人新移民的崛起，分析澳大利亚20世纪90年代的华人社会结构特征；
张秋生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局以及统计局的第一手数据资料翔实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澳大利亚新移民的社会特征以及变化过程。
二是探讨华人新移民在澳洲的适应问题，如高伟浓从移民就业情况的角度探讨分析了华人新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生存适应状况。
三是研究华人新移民对澳大利亚华人社会的影响，如李兴认为，华人新移民的到来促进了华人经济的崛起，促进了文化传承和转变，为华人社团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搭建中澳桥梁的中介等。
四是探讨新移民的回流问题，如颜廷基于澳大利亚移民部的相关数据对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的离境与回流做了分析，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发展，尽管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数量持续增加，但亦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新移民选择回国发展或再度移民第三国，从而形成了一股方兴未艾的华人新移民离境潮和回流潮，这不仅直接改变了华人新移民的跨国迁移模式，更深刻揭示了中澳人力资源竞争态势及华人移民人口流动趋势。
近年来澳洲华人研究的另一个热点是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转变对华人移民的影响。在这方面做出较多成果的是来自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如张秋生在多篇文章中探讨了二战后至20世纪末澳大利亚对华移民政策演变的历史背景、主客观因素、过程以及对华人新移民产生的影响等。
又如颜廷探讨了20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转型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华人新移民数量持续稳定增长、地区来源构成发生重大变化、技术移民比重持续走高、女性移民越来越多、华人新移民地区分布趋向多元化、华人新移民回流潮日趋明显等方面。
此外，在专题研究方面，有王孝询的《澳洲华人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
、黄贤强的《澳洲华人与1905年抗美运动》
、张秋生的《澳大利亚华人与辛亥革命》
等。随着国际移民研究热潮的兴起，国内学者也越来越关注比较研究，或将澳洲华人与澳洲其他族裔移民相比较，或将澳洲华人与美洲华人、欧洲华人做比较，从而拓宽了华人研究的思路和领域，如黄昆章的《印尼与澳洲华侨华人政策的比较研究》
、于海燕的《1945年以来澳洲华人移民与犹太人移民之比较》
。但很显然，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有待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另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骤然兴起并延至今天的涌向澳洲的移民潮，孕育了若干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其提供的信息亦可供学术界参考。如骆以清的《澳洲纪实》
、王晋军的《澳洲见闻录》
、陈静的《澳洲新移民》
、金凯平的《中国人在澳洲做地主》
等，也从一个新的视角描述了澳洲华人新移民的移民动因与从求生存到求发展的艰辛历程。
在工具书方面，由周南京教授任总主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工具书《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于2002年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全部出齐。《华侨华人百科全书》12卷，总字数超过1800万字。包括总论、人物、历史、社团政党、经济、教育科技、新闻出版、法律条例政策、社区民俗、文学艺术、著作学术、侨乡等分卷，其中，有关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华侨华人问题的诸多方面均有介绍和述论。
国外关于印度移民的研究：近年来随着海外印度人的地位和经济实力日益提高以及印度政府对他们的逐渐重视，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群体。印度移民已成为澳大利亚南亚移民中有代表性的族群。目前，印度国内研究海外移民问题的机构主要包括尼赫鲁大学、海德拉巴大学、北古吉拉特大学、海外印度人事务部所资助的相关研究中心等。其中，海德拉巴大学的海外印度人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ian Diaspora Studies）和北古吉拉特大学的海外印度人与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ian Diaspora and Cultural Studies）是专门研究印度海外移民问题的机构。对海外印度人的研究，除了印度学者之外，—些国际学者也不断加入进来。关于澳洲印度移民问题，随着澳洲印度移民数量的增加而得到重视。一是关注印度移民本身及澳洲移民政策对其移民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如玛丽·M.勒帕万彻（Marie M.de Lepervanche）的《白澳社会下的印度人》（Indians in a White Australia），这本专著对新南威尔士北部海岸伍尔古尔加市（Woolgoolga）的一个小镇上的旁遮普锡克教徒社区进行了人类学研究，并对澳大利亚的战后移民政策和白澳政策对印度移民的影响做了历史分析。 [36]
詹姆斯·E.考夫兰（James E.Coughlan）在《不同的亚洲人：澳大利亚六大亚裔族群概况》（ The Diverse Asians：A Profile of Six Asian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中对澳大利亚的华人和印度人族群分别做了概述。 [37] 阿密特·沙瓦尔（Amit Sarwal）主编的论文集《搭桥想象力：澳大利亚的南亚族群》（ Bridging Imaginations：South Asian Diaspora in Australia ）收录了不同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资料丰富，有一定的理论性，对研究澳大利亚的南亚移民群体具有借鉴意义。 [38] 二是运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印度移民的社会网络和流动性特征。卡门·沃伊特·格拉夫（Carmen Voigt-Graf）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多努力，通过取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他对印裔族群的跨国网络做了探讨，结论具有说服力。 [39] 三是对某一特定群体的研究，其中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研究和留学生的研究成果较多。如塞伯利亚·辛格（Supriya Singh）和阿胡贾·卡布拉尔（Anuja Cabraal）的《澳大利亚的印度留学生：社区持续性发展问题》（Indian Student Migrants in Australia：Issues of Community Sustainability）探讨了于2000年后来澳的印度留学生与以前的技术移民的差异性，以及这两个群体为消除这种差异性而做出的努力。 [40]
国外关于华人移民和印度移民的比较研究：1991年，由康斯坦茨·利弗·特雷西（Constance Lever-Tracy）等学者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事务部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澳大利亚的亚洲企业家：布里斯班和悉尼的华人及印度人小型民族企业》（ Asian Entrepreneurs in Australia：Ethnic Small Business in the Chinese and Indian Communities of Brisbane and Sydney ），报告共八章，探析了华人和印度人小型企业在澳洲的创办和发展历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这些企业大部分经营良好，具有创新精神，以出口为主导，他们为新移民提供就业和培训的机会。研究还表明，华人和印度人在某些方面的共性大于差异性。 [41] 关于澳洲华人移民与印度移民的比较研究还有格莱姆·雨果（Graemen Hugo）的《澳大利亚的印度人和华人学术移民群体比较研究》（The Indian and Chinese Academic Diaspora in Australia：A Comparison），基于澳大利亚的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还原澳大利亚两个主要的移民来源国——中国和印度的移民人口流动性的真实状况，特别关注了其中一类移民群体——大学中的研究人员和教师。该文论证了移民在澳大利亚与中国、印度之间的流动性关系，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分析研究澳大利亚的印度人和华人学术移民群体是如何与母国建立并保持密切的联系，研究表明移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对母国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42]
国内关于印度移民的研究：与国内学术界对华侨华人研究的成果相比，对印度移民的研究则还有很大的空间。但随着印度崛起进程的加快，以及印度和国际学术界对中印比较研究热的兴起，中国学术界对印度移民问题的关注也有所增加，但资料比较贫乏、零散，数据材料的重复引用率偏高，研究成果较少且注重实用性，学理性不强。一是对海外印度移民的历史及其特征进行梳理分析。如何承金的《印度海外移民及其影响》
、林锡星的《缅甸的印度人》
以及贾海涛的《印度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及相关问题》
等；二是从经济角度探究印度移民对双边关系及对印度国内经济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如贾海涛的《海外印度人国际影响力初探——兼论海外印度人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影响》
、李丽的《海外移民与母国的经济联系：以印度为例》
、韩丹的《试论美国的印度技术移民及其影响（1965～2000）》
等；三是关注印度政府的侨务政策，希望从中得到启示，为中国的侨务政策提供借鉴。如张秀明的《海外印度移民及印度政府的侨务政策》
、宁敏峰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印度海外移民与政府移民政策研究》
。在海外印度移民的国别分布上，我国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印裔技术移民集中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而对澳大利亚的印度移民还未有学者进行过研究。
国内关于华人移民和印度移民的比较研究：由于国内对海外印度移民的研究基础还较薄弱，国内对华人移民和印度移民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更是屈指可数。目前国内唯一一本专著是暨南大学贾海涛教授的《海外印度人与海外华人国际影响力比较研究》，该著主要探讨海外华人与海外印度人的国际影响和竞争力，并论证这种影响力和竞争力分别对中印两国的发展和各自的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借此对两国对待海外移民的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中国相关战略政策调整的可能性与应对来自印度海外移民的挑战（间接的）策略。
其他研究成果则以单篇论文形式散见于期刊、报纸、论文集等。如李安山的《论南非早期华人与印度移民之异同》，对南非早期的华人移民和印度移民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华人和印度人处于相同的居住环境下，在种族歧视、经济困境、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等方面遇到了一样的困难，但是由于印度人属于大英帝国，较华人易于移民南非，且宗教信仰在印度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还有学者从现实出发，从比较的视角探讨中印移民对各自母国发展的影响，如李涛的《中、印海外移民与母国经济联系的比较研究》
、程希的《从比较的视角看海外移民的流动性对中国的影响》
，他们指出中印移民对母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厦门大学范宏伟教授对缅甸的中印移民同化问题做了比较研究，如《缅甸中、印移民同化问题比较分析》
、《语言史视角下的族群关系：缅甸中、印移民语言同化比较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美国的中印移民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如张秀明的《移民与祖籍国的关系——美国华裔和印度裔的个案分析》以美国华人和印度人为例，分析全球化时代移民对祖籍国日益重要的影响力。
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未有人对澳洲的中印移民进行比较研究。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澳洲华人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然而，如果这种研究缺乏有关与印度移民比较的内容就是一个缺憾。我们有必要将对华人移民的研究与对印度移民的研究结合起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澳洲华人社会。
国外关于越南移民的研究：（1）关于澳大利亚越南移民史研究：哈尔·G.P.科尔巴奇（Hal.G.P.Colebatch）的文章《“船民”与1977年大选》（The‘Boat People’and the 1977 Election）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文对于越战后，澳大利亚针对越南难民的人道主义移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着重探讨了该政策的实施与1977年澳大利亚大选的微妙关系。从某种角度上说，该政策的施行并不只是澳大利亚“践行人道主义承诺的表现”，也是澳洲政党在选举期间相互博弈、争取民众支持率的结果。 [43] 弗兰克·路易斯（Frank Lewins）等人的专著《首波移民潮：关于澳洲安置第一批越南难民的研究》（ The First Wave：The Settlement of Australia's First Vietnamese Refugees ），运用大量官方数据与资料，重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第一波越南“移民浪潮”涌入澳大利亚，以及澳洲政府对这批难民进行集中安置的历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44] 类似专著还有《侨民百科全书：世界各地的移民和难民文化》（ 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Immigrant and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书中所著的“澳大利亚越南移民”一章，系统地梳理了越南移民迁入澳大利亚的历史过程，并详细地分析了影响这一族群移入的种种动因。 [45] 比安卡·劳（Bianca Lowe）的《澳大利亚越南移民的家庭团聚，1983～2007》（ Vietnamese Family Reunion in Australia 1983～2007 ），则重点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起，以家庭团聚式移民的形式大批进入澳洲的越南移民，并从国际局势变化与移民类型的变迁、移民政策的调整等多个不同角度探析了澳大利亚越南移民史及其相关问题。 [46]
（2）关于越南移民的身份认同及社会融入问题研究：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丹尼·本·摩西（Danny Ben-Moshe）和乔安妮·派克（Joanne Pyke）等撰写的论文《澳大利亚越南移民：身份认同与跨国流动》（The Vietnamese Diaspora in Australia：Identity and Transnational Behaviour）。作者在文中运用离散移民与跨国主义理论，通过分析在澳大利亚三个主要城市开展的研究项目的调查成果，系统地分析了澳大利亚越南移民的人口特征、世代状况与社会融入情况。作者认为，由于越南移民群体在越南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受害者”的集体心理，这很容易使他们在身份认同上产生困惑甚至分歧，并在他们融入当地的过程中造成消极的影响。同时，不同时代的越南移民（尤其是第一代和第二代越南移民）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他们的身份认同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47] B.H.罗比（B.H.Goh Robbie）和肖恩·黄（Shawn Wong）等人编撰的《散居海外的亚裔的文化、身份认同与表现》（ Asian Diasporas：Cultures，Identities，Representations ）一书，运用移民理论等研究方法，探究越南移民等主要的亚洲移民在散居国外后的身份认同状况与遭遇的各种问题及困境。 [48] 类似的研成果还有蒂姆·T.阮（Diem T.Nguyen）的《青年越南移民及公民：民族、种族及文化因素如何塑造归属感》（ Vietnamese Immigrant Youth and Citizenship：How Race，Ethnicity，and Culture Shape Sense of Belonging ） [49] ，等等。
国外学界关于越南移民社会融入状况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艾恩·迈克李斯特（Ian McAllister）的文章《种族歧视演化：澳洲移民研究》（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Prejudice：An Analysis of Australian Immigrants）。从种族歧视的角度分析了越南移民等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状况。作者发现，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下，显性的种族歧视现象已逐渐削减，但是越南移民在文化、价值观等方面所遭受的隐形歧视问题却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50] 其次，一些国外学者从移民的饮食习惯与饮食文化的角度，探讨了越南移民在当地的融入状况。例如伊丽莎白·豪斯（Elizabeth House）等人的论文《南澳希腊和越南移民对于食品风险和信任的看法》（Perceptions of Food Risk and Trust in Non-English Speaking Greek and Vietnamese Immigrants in South Australia）。该文表明，这些移居澳洲的越南移民正经历着“食物异化”的过程，由于传统的饮食结构和用餐习惯与移入国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因此他们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及替换。作者还表示，他们对于澳洲的食品信任程度在逐步加深，不过少数移民仍对当地食物存在着消极甚或排斥情绪。同时，澳大利亚在面向移民普及本地食品以及食品管理方式上也有一些不足待调整。 [51]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创造社会凝聚力》（ Creating Social Cohesion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一书中的“越南澳大利亚社区的志愿工作和公民参与”一章，就重点关注了该问题。作者指出，越南移民参与志愿工作与公益活动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公民参与情况逐渐改善，显示出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但他们的志愿工作大多集中于越南移民社区之内，并且整体上与澳洲当地的平均水平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52] 国外学界还有一些学者将研究该族裔移民融入状况的重点放在了语言习得及使用问题上，例如茱莉安·布莱恩肖（Julie Bradshaw）的《墨尔本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生态学研究》（The Ecology of Minority languages in Melbourne）等 [53] 。
（3）关于越南移民医疗、社会保障、就业问题和毒品与犯罪问题的研究：一些论文着眼于探究越南移民在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问题上与澳洲当地的差异性，例如《越裔卫生专员：在澳大利亚农村地区的谈判工作与生活状况》（Vietnamese-born Health Professionals：Negotiating Work and Life in Rural Australia）一文就指出：越南移民在饮食卫生、医疗观念、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都与当地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作者认为，面对这些问题时，跨文化理解在卫生服务和地方社区层面的重要性显得更为重要，澳大利亚需要调整自身的卫生与社会保障模式，来促进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逐步融入当地社会。 [54] 凯西·奥卡拉汉（Cathy O'Callaghan）和苏珊·奎因（Susan Quine）的《越南澳大利亚妇女如何管理他们的药物》（How Older Vietnamese Australian Women Manage Their Medicines）一文则重点关注了越南女性移民的药物使用情况与医疗观念，她们往往没有日常检查的习惯，很多越南女性移民在生病时更愿意去使用传统越南药物，而非西药。说明许多越南移民对于澳大利亚的医疗和药物使用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55] 类似的文章还有茱蒂丝·朗姆利（Judith Lumley）等撰写的《女性移民关于产后工作及护理的观念：以女性越裔、土耳其裔、菲裔移民为例》（Immigrant Women's Views About Care During Labor and Birth：An Australian Study of Vietnamese，Turkish，and Filipino Women） [56] 等等。这些文章大多着眼于关注越南移民等少数族裔在澳洲所面临的医疗状况、社会保障情况以及医疗观念，尤其注重研究其中所反映出的种种问题。
詹姆斯·E.考夫兰（James E.Coughlan）的论文《澳大利亚越南人的职业流动性：流动方向与人力资本的决定性因素》（Occupational Mobility of Australia's Vietnamese Community：Its Direction and Human Capital Determin-ants）关注了澳大利亚越南移民的职业流动问题。该文指出，随着时间发展，该族裔的就业状况在逐步改善，其职业流动性也在不断提升，就业面逐渐拓宽。但和澳洲平均水平相比，其职业流动程度仍待提高。同时，在越南族群内部，也逐步显示出职业分布及收入水平的两极分化趋势。 [57] 特里·博伊尔（Terry Boyle）等人的《澳大利亚阿拉伯裔，华裔和越南裔工人所从事职业暴露于致癌物的概率》（Prevalence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Carcinogens among Workers of Arabic，Chinese and Vietnamese Ancestry in Australia）文章显示，由于较多移民从事劳动密集型职业，越南移民更容易暴露于二氧化硅、烟雾、多环芳烃、电离辐射以及太阳紫外辐射等致癌物质之中。 [58] 英、澳学者合著的《澳大利亚本土居民与亚洲移民的职业产能分析》（An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Outcomes for Indigenous and Asian Employees in Australia），则将越南移民在内的亚裔移民的工作效率与澳洲本土水平及其他主要族裔的状况进行了对比与分析，并参考了各种综合性因素。 [59] 还有一些澳洲学者，例如贝林达·J.里蒂尔（Belinda.J.Liddell）等则重点关注了越南移民的职业压力以及就业过程中的心理状况等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澳大利亚越南族裔的整体犯罪率的上升，尤其是涉及毒品和非法药品的犯罪现象逐渐增加，很多国外学者也开始关注起此类问题。盖里·瑞德（Gary Reid）等人的论文《澳大利亚越南非法药物使用者的脆弱性：改变的挑战》（Vulnerability among Vietnamese Illicit drug Users in Australia：Challenges for Change）就关注了该族裔的非法药品与毒品使用问题。研究显示，越南移民涉及毒品与非法药品的贩运、非法售卖和使用的比例近年来在不断上升。多种因素对于这一状况都有重要影响，包括失业率高、英语水平低下、种族主义、社会和经济困难、代际冲突和文化适应不佳等等。越南社区愈发受到毒品犯罪率困扰。社会经济劣势加剧了越南移民非法药物使用及其相关危害，并形成了恶性循环。 [60] 《赌博和毒品：赌博对于澳大利亚女性毒犯的作用》（Gambling and Drugs：The Role of Gambling among Vietnamese Women Incarcerated for Drug Crimes in Australia）一文则通过对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因毒品犯罪被监禁的35名越南妇女的研究，揭示了赌博和非法药物市场，特别是海洛因贩运和大麻种植之间的密切联系。 [61] 还有一些文章也对越南移民的毒品使用以及犯罪率的提升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例如《一种典型的冲突：越南移民在澳大利亚帝国计划的关键一环》（A Quintessential Collision：Critical Dimensions of the Vietnamese Presence in the Australia Empire Project） [62] 等等。
（4）关于越南移民中的特定群体的研究：国外学者都十分关注澳大利亚越南女性移民的生存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研究成果是2009年出版的《记忆是另一座城：散居海外的越南人中的女性角色》（ Memory is Another Country：Women of the Vietnamese Diaspora ）一书，该书通过采访数名在越南战争影响下被迫移居海外的越南女性移民，展现了越南战争对于这些女性移民的种种负面影响。 [63] 唐纳德·E.斯图亚特（Donald E.Steward）的文章《布里斯班西南地区的女性越南移民的健康需求研究》（Health Needs of Migrant Vietnamese Women in South-West Brisbane：An Exploratory Study）则展现了该族裔的女性移民在澳大利亚这一陌生环境的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其中许多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64]
同时，也有一些论文则重点关注了越南男性移民的生存状况。凯瑟琳·奥康纳（Catherine C. O'Connor）等人的论文《悉尼越南男性移民性行为和相关风险》（Sexual Behaviour and Risk in Vietnamese Men Living in Metropolitan Sydney）。文中指出，越南男性移民对待性显得较为保守，与其他族裔通婚或者发生性关系的概率相对较低，但他们与性工作者发生关系的频率却远高于澳洲平均水平，并容易造成不良影响，例如该族裔艾滋病等感染率的不断上升。 [65]
此外，辛迪亚·梁（Cynthia Leung）撰写的《中国和越南移民青少年在澳大利亚的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of Chinese and Vietnamese Immigrant Adolescents in Australia）则关注了中国和越南青少年在澳洲的心理状况和社会生存情况。作者指出，由于传统文化与族群特征等因素的影响，越南青少年往往要面临更大的心理压力，这一状况在越南女性移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处在澳大利亚文化与越南文化之间，显得无可适从。 [66] 同类的文章还有多琳·罗斯塔尔（Doreen Rosenthal）等人的文章《澳大利亚的青少年越南移民：自我认知与父辈价值观的关系、两代人的矛盾及性别歧视》（Vietnamese Adolescents in Australia：Relationships between Perceptions of Self and Parental Values，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and Gender Dissatisfaction） [67] 等。
国内关于对越南移民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成果以探究越南移民历史的居多。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李若建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香港的越南难民与船民》。该文对于由于越南战争所产生的越南难民移居香港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作者在文中指出，在当地政策、经济状况、人口压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这批战争难民中有许多人选择将香港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及地区作为临时居住点，其后很快迁往一些欧美国家。
而刘建彪的论文《对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再移民现象的探讨》重点探讨了大批东南亚华侨华人受战争影响而选择再移民的历史过程。该文还指出，在澳大利亚越南移民中包含许多华侨华人。因此，对该族裔的深入研究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意义重大。
还有一些文章也对于该族裔的移民史进行了研究。例如陆玲等人的《浅析冷战后越南移民问题》
以及邵波所著的《澳大利亚难民政策的演变》
，等等。
同时，还有一些论文专门探讨了该族裔整体生存状况，例如梁志明、游明谦的论文《当代海外越南人的分布与发展状况研究》。该文总结了国内学界以及越南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国内研究这一族裔在海外整体分布与生存状况的典型代表。在文中，作者指出，随着时间推移，移民海外的越南族群对于当地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不断提升，并且这些海外移民对于越南的国内建设和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越南族裔的澳大利亚居民也是当地最重要的佛教徒来源之一，一些学者也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其中较为典型的有郎友兴的《澳大利亚佛教的历史与现状》
，以及陈星桥的《澳大利亚与澳洲佛教——澳洲考察见闻录》
，等等。其中，陈星桥的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佛教传入澳大利亚的历史，并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越南移民对于澳洲佛教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已逐渐成为当前澳洲佛教信徒的最大来源，对构建多元的澳大利亚宗教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国外关于菲律宾移民的研究：
（1）澳大利亚菲律宾移民总体特征的研究：比较系统研究澳大利亚菲律宾移民总体特征的文章是詹姆斯·E.考夫兰（James E.Coughlan）在1992年发表的《多样的亚洲人——关于六个在澳大利亚的亚洲社区的简介》（
The Diverse Asians：A Profile of Six Asian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文章根据澳大利亚1986年统计数据描述和分析了在澳大利亚六大亚洲移民群体的基本特征。文章的第三部分为“在澳大利亚的菲律宾移民群体的社会和经济概况——基于1986年统计数据”，较为详细地分析了1986年以前在澳大利亚的菲律宾移民的特点。该文提出，早在1908年就有菲律宾人移民墨尔本的记载。
从1901年到197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菲律宾出生人口只占澳大利亚人口中的极少数量，到1971年大概只有2550人；其中大多数是有西班牙血统的混血人（meztizos），他们有着欧洲人的特征和肤色，因此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群，他们大多数居住在悉尼。1971年之前极少数菲律宾出生人口移民澳大利亚的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还没有放弃“白澳政策”，这一政策在1972年才被工党政府宣布取消。在20世纪70年代初，来自菲律宾的移民大多数是富有的和有高文凭的；许多人以护士的身份移入，她们以独立移民的身份到达，填补了澳大利亚护士领域的缺口。随着惠特拉姆的移民开放政策出台以后，她们中的大多数成了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
[68]
（2）菲律宾移民政策的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劳务雇佣和输出的全球化越来越显著。第三世界在全球化当中扮演着劳务输出国的角色。菲律宾作为劳务输出大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劳务移民政策和国内背景。罗宾·马格利特·罗德里格斯的文章《政府在劳务出口中的经纪人角色与菲律宾护工的全球化》
专门研究了菲律宾政府劳务出口政策。文章观点认为菲律宾政府越来越依赖劳务输出，并通过高度发达的跨国机构将本国公民推向国际劳动力市场。这些机构包括许多菲律宾政府机构（如菲律宾海外就业署，POEA）、遍布全世界的菲律宾大使馆以及咨询办公室（如国际劳工事务服务，ILAS）。罗德里格斯认为菲律宾政府利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外交手段在输出菲律宾护工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格拉齐亚诺·巴蒂斯特拉（Graziano Battistella）于2012年发表的《治理劳工移民的多层次的政策方针：由菲律宾经验引发的思考》（Multi-level Policy Approach in the Governance of Labour Migration：Considerations From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是一篇通过菲律宾的移民经验探索治理劳工多层次政策的论文。作者认为，积有40年劳工移民经验的菲律宾有一套复杂的治理劳工移民的方式，这种方式为其他亚洲国家所仰慕。这套移民政策的目标包括通过各种方式为海外菲律宾工作者提供便利、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以及保证他们的安全和合适的工作环境。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方式包括规范招募行业；制定劳工协议的条款；使救济受侵害移民的政策成为可能。这些目标都通过国家移民政策实现了。 [69]
希拉·V.希尔（Sheila V Siar）的论文《技术移民、知识的转移和发展：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为例》（Skilled Migration，Knowledge Transfer and Development：The Case of the Highly Skilled Filipino Migrants in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其主要观点认为，拥有高技术的菲律宾移民没有放弃与祖国的联系，相反密切保持着这一联系。 [70] 这种联系挑战了伴随着技术移民增加，知识和技能向国外流失的观点。同时，技术移民也向祖籍国汇寄钱款，这些汇款为菲律宾国内增加财富提供了可能。作者认为这一现象叫作“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s），“知识转移”这一观点认为流出国内的知识和技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又流回国内，因为移民仍然和国内保持密切的联系。
（3）澳大利亚菲律宾妇女研究：菲律宾海外移民的一大特点就是女性移民占大多数，澳大利亚的菲律宾移民也不例外。菲律宾妇女在澳大利亚数量多、比例大的原因，一方面是20世纪澳大利亚邮购新娘的特殊产物，另一方面是菲律宾护理行业劳务输出大量妇女的结果。国外研究澳大利亚菲律宾移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女性移民研究。
这类文章主要围绕移民澳大利亚的菲律宾妇女的健康问题进行研究。如玛格丽特·卡拉尔等人（Margaret Kelaher，Gail Williams and Lenore Manderson）的文章《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菲律宾妇女的人口特征、健康状况和社会问题》（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Health and Social Issues among Filipinas in Queensland，Australia）和《昆士兰偏远地区的菲律宾妇女健康问题》（Health Issues Among Filipino Women in Remote Queensland），考察了在昆士兰农村和偏远地区文化、种族和性别对于菲律宾出生的妇女的健康的影响； [71] 勒诺·曼德森（Lenore Manderson）等人的《澳大利亚的年轻菲律宾女性中的性、避孕和冲突》（Sex，Contraception and Contradiction among Young Filipinas in Australia，Culture，Health and Sexuality），探讨了澳大利亚菲律宾妇女中的性观念和避孕现状； [72] 《移民妇女对于在劳工和生育期关怀的看法：澳大利亚对于越南、土耳其和菲律宾妇女的研究》（Immigrant Women's Views about Care During Labor and Birth：An Australian Study of Vietnamese，Turkish and Filipino Women）则通过问卷调查和采访对比分析了澳大利亚移民对社会福利的满意度。 [73]
除了研究健康状况以外，其他相关论文主要论及了澳大利亚菲律宾妇女的工作和社会地位。如S.肖特（S.Short）等人撰写的文章《“菲律宾护士南下”：在澳大利亚的菲律宾护士》（Filipino Nurses Down Under：Filipino nurses in Australia），主要论述了菲律宾护士在澳大利亚的现状，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目前发达国家面临更加严重的护士缺口。澳大利亚像其他的说英语的西方国家一样，将越来越依赖招募海外的专业护理人员。菲律宾是护士出口的主要国家之一。菲律宾政府为了增加出口劳动力，培养超过国内就业需求的护理人员，以便去其他国家寻找工作。这些出国工作的护工虽然为国家带来了GDP的增长，但是菲律宾国家的这部分收入并没有用于改善国家的医疗系统，公共医疗财政支出不增反减。 [74]
西瑞拉·利姆潘哥格（Cirila Limpangog）的《移民作为维持中产阶级身份的手段：以在墨尔本的职业菲律宾妇女为例》（Migration as a Strategy for Maintaining a Middle-Class Identity：The Case of Professional Filipino Women in Melbourne），是一篇研究墨尔本的菲律宾妇女移民的论文。作者调查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从事专业工作的菲律宾妇女移民的各种动机，通过深入地对20名妇女的采访得出结论：她们移民的内在动机在于挑战传统的在家庭框架内寻求经济改善的观念，或纯粹是个人主义思想追求的观念。 [75]
西瑞拉·利姆潘哥格（Cirila Limpangog）的另一篇论文《种族的和性别的工作场所歧视：对于墨尔本的菲律宾妇女熟练工人移民的研究》（Racialised and Gendered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The Case of Skilled Filipina Immigrants in Melbourne，Australia），则着重于关注菲律宾妇女在澳大利亚工作场所遭遇的种族歧视问题，认为菲律宾妇女在澳大利亚工作场所积极对抗性别和种族歧视，她们通过使用正当权力，重申并确认自己作为菲律宾移民、澳大利亚公民和熟练工人的多重身份。 [76]
国外学者还有其他一些论文涉及了澳大利亚菲律宾移民社会的其他方面。如格伦达·琳娜（Glenda Lynna）的文章《边缘行动主义——澳大利亚的菲律宾移民》（Activism from the Margins—Filipino Marriage Migrants in Australia）。作者通过研究发现澳大利亚是菲律宾女性中意的目的地之一，自1980年起，菲律宾女性占澳大利亚的菲律宾出生人数的69.3%。她们中的一半以上以婚姻移民的形式到达澳大利亚。菲律宾婚姻移民的高比率导致了菲律宾妇女被定义为“邮购新娘”（Mail-Order Brides），具体体现为种族的、性别化的和服从的妻子。因此，菲律宾婚姻移民容易受到虐待和暴力。作者通过观察菲律宾婚姻移民中的行动和她们参加移民妇女的组织、群体或者俱乐部等公民的实践活动发现，通过在同一群体里与有相似出境经历的妇女接触并分享其移民过程，她们可以设计出有效改变其生活现状的方法。 [77]
埃斯皮诺萨（Espinosa）《解读在澳菲律宾侨民社群慈善事业中的性别主体》（Reading the Gendered Body in Filipino-Australian Diaspora Philanthropy），通过调查近年来才引起有关学术和经济机构关注的在澳菲律宾侨民的慈善事业，呈现和阐释了跨国赠予与移民社区性别化的公民身份的联系。 [78]
安·T.勒（Anh T.Le）的论文《地点：澳大利亚的移民住在哪里？》（Locion：Where Do Immigrants Reside in Australia？），通过处理和分析2001年人口和住房普查数据，研究不同国家的移民的居住城市分布，发现菲律宾等亚洲移民更可能相对集中居住在两大城市——悉尼和墨尔本。 [79]
国内关于菲律宾移民的研究：菲律宾是一个有海外劳工移民传统的国家。海外菲律宾人的汇款占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菲律宾政府建立了世界领先的劳工移民系统并将劳务输出作为一项国家政策。菲律宾政府积极出台政策法律、建立海内外劳工和移民相关部门用以促进劳工移民系统的发展和处理劳工移民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国内学者在菲律宾的劳工移民政策和菲律宾劳工移民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2010年以后。
路阳的论文《菲律宾政府海外菲律宾人政策探析》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菲律宾政府的劳务移民政策。作者指出，海外菲律宾人占菲律宾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菲律宾移民构成有两个特点，第一，女性移民居多。第二，劳工移民居多。文章还分析了菲律宾政府高效协作的移民管理机构。菲律宾移民政策的特点是：总统通过海外菲律宾人委员会对移民加以领导，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多由总统和国会颁布，政府相关部门紧密配合和分工协作。
李涛的《推力与拉力：菲律宾人移民海外的动因初探》则运用“推-拉理论”分析菲律宾人移民海外的基本原因。论文第一部分分析了海外移民的国内“推力”因素：包括国内经济因素、国内政治因素、国内政策因素以及中介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
第二部分则分析了菲律宾人移民海外的“拉力”因素：首先是国际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其次是区域经济整合的作用，国际组织的出现使得劳动力交流更加频繁，为菲律宾人移民海外提供了方便；最后是国外优厚的福利制度和社会条件。
尹蒙蒙的论文《移民大潮中菲佣所体现的自身形象》，探析了菲律宾作为“女仆国家”大量女性出国从事家政工作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作者从自身形象和性格角度着手分析，认为菲律宾女性本性善良、温柔耐心、勤恳能干，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另外，从教育和培训角度来看，在菲律宾，出国从事菲佣这个职业必须有大学文凭，并且她们大多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和相关的医护和教育技能的培训。
（1）澳大利亚东亚移民的研究
D.S.S.希森斯（D.C.S.Sissons）的《澳大利亚与日本关系中的移民：1871～1971》（Immigration in Australian-Japanese Relations，1871-1971）一文考察了移民在1871～1971年在澳日两国关系中的作用。文中指出，澳大利亚对日本态度和政策的变化主要受移民、贸易以及防御这三个因素的影响。文中主要探讨了澳大利亚排斥日本移民的问题，即澳大利亚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移民法令是影响澳日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他认为，“移民本身从未被日本人视为国家利益，但排斥日本移民则不可避免地关涉日本的国家利益”。
此外，D.S.S.希森斯（D.C.S.Sissons）在另一篇论文《澳大利亚珍珠产业中的日本人》（The Japanese in the Australian Pearling Industry）中详细介绍了日本人在澳大利亚从事珍珠采集业的发展演变进程，生动地描述日本人从事珍珠产业的心酸历程，高度评价了日本移民对澳大利亚珍珠产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在詹姆斯·E.考夫兰（James E.Coughlan）和德博拉·J.麦克纳马拉（Deborah J.McNamara）主编《澳大利亚的亚洲人：移民及其定居模式》（ Asians in Australia：Patterns of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的第七章中，全面探讨了澳大利亚的韩国移民问题。 [80] 文中首先概述了韩国人移民澳大利亚的历史渊源，然后利用澳大利亚人口统计数据着重分析澳大利亚韩国移民的人口、社会以及经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大部分韩国移民申请者有资格在大多数移民计划下进入澳大利亚，因此未来澳大利亚的韩国移民人数将会继续增加。最后，作者预测未来澳大利亚韩国移民社区的规模和构成更多地取决于澳大利亚今后的移民政策，而不是东亚的政治环境变化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
（2）澳大利亚东南亚移民的研究
加文·W.琼斯（Gavin W.Jones）的《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人口政策：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相关性》（Population Polic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the International Relevance of Domestic Affairs）中探讨了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人口政策及其对它们之间关系产生的影响。 [81] 他指出，澳大利亚在1966年之前对亚洲移民实行的排斥政策，实际上与东南亚国家维护种族构成现状的政策相一致。他分析了东南亚几个主要国家的现状，如菲律宾的经济崩溃和国内战争、马来西亚的种族冲突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政府垮台，都有可能像越南那样导致大批的移民涌入澳大利亚。他认为东南亚移民未来对澳大利亚及两国关系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杰拉德·沙利文（Gerard Sullivan）和S.古纳瑟卡拉姆（S. Gunasekaram）在《族群关系和教育机制在东南亚移民澳大利亚过程中的作用》（The Role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Education System in Migration from Southeast Asia to Australia）一文中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改变对亚洲移民产生的直接影响表现在澳大利亚的东南亚移民人数的增加。 [82] 作者运用澳大利亚的人口统计数据和访谈的方式分析澳大利亚东南亚移民的人口基本社会特征。文中最后得出，内外需求因素和社会网络在东南亚人移民澳大利亚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在《邻居：澳大利亚与亚洲危机》（ The People Next Door：Australia and the Asian Crisis ）认为，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变化是亚洲移民增加主要原因。 [83] 随后，他又采用个案研究法分析亚洲的菲律宾、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国移民的就业、来源国、语言运用情况以及收入等基本社会特征，并且预测亚洲将是澳大利亚未来资本和技术移民的主要来源地。
格莱姆·雨果（Graeme Hugo）在《东盟国际移民的动态变化》（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ASE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一文中指出，东南亚在国际移民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的东南亚移民人数不断增加。作者分析了澳大利亚东南亚各国（老挝、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等）移民的构成和特征，认为东南亚移民与澳大利亚之间关系虽然是复杂的、多维的和互动的，但他们为东南亚经济发展和消除当地贫困创造了良好机遇。 [84]
（3）澳大利亚西亚和中亚移民的研究
目前，有关研究澳大利亚西亚和中亚移民的论著比较少见。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克里斯汀·英格利斯（Christine Inglis）是一位为数不多地研究西亚移民问题的专家。她长期致力于土耳其移民问题的研究，在2011年出版的《土耳其人移民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土耳其移民》（ Turkiye to Australia：Turkish Settlement in Victoria ）一书中试图比较维多利亚州历史上和现代土耳其移民的异同，以便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澳大利亚的土耳其移民。 [85] 作者从土耳其移民的历史、家庭生活、教育、宗教、社区活动、就业、社会联系等方面图景式地展现澳大利亚土耳其移民的风貌。作者认为，土耳其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文化多元以及社会融合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近些年，澳大利亚的亚洲国别移民研究方兴未艾，涌现出一批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拓宽了澳大利亚移民研究的领域，为今后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澳大利亚的亚洲国别移民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目前的研究过于集中在亚洲几个主要国家上，对其他亚洲国家的移民研究明显不足，有些国家的移民因为人数偏少而被忽视。亚洲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地缘优势明显，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今天，随着亚洲日益崛起、澳亚地区在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全面加强对澳大利亚亚洲移民的研究工作势在必行。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强力推动下，亚太经济迅速崛起，从世界“经济贫困区转变为经济中心”（From Poorhouse to Powerhouse）。如今，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澳大利亚直言称21世纪为“亚洲世纪”。亚太经济的迅猛发展，促使资本、贸易、商品以及人员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澳大利亚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与时俱进，在“面向亚洲、融入亚洲”思想的指导下，广泛地开展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的跨国移民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紧密。亚洲移民大规模涌入澳大利亚，导致澳大利亚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发生重要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亚洲移民在澳大利亚社会的作用日益凸显，引起政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移民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密切关注本国移民情况的变化。澳大利亚政府几乎每年都发布一系列关于移民的报告，例如《移民计划报告》（Migration Program Report）、《净海外移民展望》（The Outlook for Net Overseas Migration）、《定居者》（Setter Arrivals）以及《人口流动：移民影响》（Population Flows：Immigration Aspects）等，目前它们是有关澳大利亚移民现状最翔实和最权威的官方出版物，是研究澳大利亚移民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拉卡斯里·贾亚苏里亚（Laksiri Jayasuriya）和纪宝坤（Kee Pookong）合著的《澳大利亚的亚洲化？关于神话的一些事实》（ The Asianisation of Australia？ Some Facts about the Myths ）一书对澳大利亚亚洲移民的历史、基本社会特征以及产生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专题分析。 [86] 他们指出，亚洲移民成为澳大利亚公共政策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由于19世纪中期华人移民大规模前往澳大利亚淘金导致的，并且分析了“黄祸论”的出现不仅是因为经济因素，种族因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书中还谈到，亚洲移民模式导致澳大利亚社会以及人口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问题。例如，在多元文化社会中主流社会对待亚洲移民的态度、移民融合模式以及政治认同等问题。他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澳大利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机制来更好地适应多元文化社会。
詹姆斯·E.考夫兰（James E.Coughlan）和德博拉·J.麦克纳马拉（Deborah J.McNamara）主编的《澳大利亚的亚洲人：移民及其定居模式》（ Asians in Australia：Patterns of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中指出，1996年全国大选之后，亚洲移民问题成为澳大利亚公众舆论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特别是在保罗·汉森等人反移民主张的推动下，澳洲社会掀起一股反亚洲移民的浪潮。 [87] 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对待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考夫兰等人总结了当时澳洲社会反对亚洲移民的几个主要原因：影响澳洲社会的和谐统一；基于环境等因素反对澳大利亚人口增加；威胁澳大利亚的文化价值观；害怕亚洲人等外来种族的“入侵”；影响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水平等。在此基础上，从亚洲移民历史、亚洲移民政治、亚洲移民的定居模式以及亚洲移民个案分析几个方面着手，运用澳大利亚人口统计数据分析澳大利亚亚洲移民的现状以及内外制约因素。最后，他们期望未来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在总体上保持相对稳定，不希望澳大利亚主要政党抛弃非歧视移民政策。
格莱姆·雨果（Graeme Hugo）在《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不断变化的趋势及影响》（Asian Migration to Australia：Changing Trends and Implications）中认为，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国际移民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88] 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人数不断增加；二是短期性移民超过永久性移民成为澳大利亚亚洲移民的主体。他指出，这些新变化要求改变传统的移民研究范式，亚洲移民对提高澳亚之间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交流与联系方面具有潜在的重要作用，因此，澳大利亚应该重新审视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
克里斯汀·英格利斯（Chiristine Inglis）的论文《全球化与亚洲移民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影响》（Globalisation and the Impact of Asian Migration on Australia and Canada）主要对澳加两国的亚洲移民现状进行比较研究。 [89] 他在文中指出，亚洲人移民澳大利亚不是20世纪发生的新现象。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因淘金热曾导致华人大规模移民澳大利亚的情况发生。然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亚洲移民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不断增加。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发生显著的变化。一是亚洲移民来源的多元化；二是亚洲移民人数超过传统的欧洲移民；三是就亚洲移民本身而言，长期的临时性移民（留学生、假期打工者等）超过永久性移民。他认为，澳大利亚深受全球化对亚洲地区的影响。亚洲移民（永久性和短期性移民）人数的增加“很显然与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造成这一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强力推动。最后，他还分析了澳大利亚亚洲移民的持续增长对澳大利亚的人口族群构成、移民融入问题以及澳大利亚国家认同三个方面将产生重要影响。
詹姆斯·贾普（James Jupp）的《从“白澳”到“亚洲一部分”：最近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向地区倾斜》（From ‘White Australia’to ‘Part of Asia’：Recent Shifts in Australian Immigration policy towards the Region）一文主要论述自1945年以来，尤其是1975年澳大利亚官方废除白澳政策之后，亚太地区移民对澳大利亚产生的影响。 [90] 作者认为，亚太地区人口、贸易以及资本的跨国流动是促使澳大利亚转向亚洲的最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他还分析了其他促使澳大利亚面向亚洲的内外因素。
著名的移民学者斯蒂芬·卡斯尔斯（Stephen Castles）和马克·J.米勒（Mark.J.Miller）合著的《移民时代：现代世界中的国际人口流动》（ The Age of Migration，International Problem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是目前研究现当代国际移民的一部重要力作。 [91] 该书现已再版四次。它主要从宏观的视角阐释现代世界人口的国际迁移活动。书中虽没有直接论述澳大利亚亚洲移民的基本社会特征，但是对亚洲各地区的移民社会特性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预测亚洲移民的迅速崛起已经超出了纯粹的经济影响，他们已经成为移民接纳国人口、社会以及政治变化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澳大利亚自废除“白澳政策”以来，就是亚洲移民的主要接纳国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讲，上述亚洲移民的某些共性特征，同样可以适用于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对澳大利亚亚洲移民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
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在《邻居：澳大利亚与亚洲危机》（The People Next Door：Australia and the Asian Crisis）一文中认为，历史上，移民的种族特性是影响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92] 如今，澳大利亚实行的是非歧视的移民选择政策，这导致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包括留学生）在人数规模上远远超过以前。
移民学者查尔斯·普莱斯（Charles Price）在《澳大利亚移民，1947～1973》（Australian Immigration： 1947-1973）一文中也指出，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尤其是惠特拉姆政府上台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澳大利亚放松了对亚洲移民的控制，导致亚洲移民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