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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国际移民数量、模式、性质的急剧变化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国际移民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理论架构不断发展和创新，而国内外关于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问题的研究也经历了从单一静态到立体多元，从微观、宏观到中观的学术发展历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国内外学者关注“白澳政策”废除以来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演变，考察了多元文化政策和新移民政策的制定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詹姆斯·贾普（James Jupp）的《从白澳到伍默拉：澳大利亚移民的故事》（
From White Australia to Woomera：The Story of Australian Immigration
），从国家与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等方面分析了制定关于家庭移民、商业移民、技术移民、难民等法律条文的影响因素。
[1]
玛丽·克罗克（Mary Crock）的《澳大利亚移民和难民法》（
Immigration ＆ Refugee Law in Australia
），认为移民政策的制定应从历史中寻求经验，政治领导人的需要及公众的态度是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制定的关键因素。
[2]
克劳斯·纽曼（Klaus Neumann）和格温达·塔万（Gwenda Tavan）的《历史问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公民、移民以及难民政策的形成与论争》（
Does History Matter：Making and Debating Citizenship，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olicy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主张从全球视角考察和调整移民政策，提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亚洲国家的大量劳工、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以及留学生赴澳，澳大利亚应对其亚洲移民政策、社会政策与国家归属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并认为亚洲移民迁移模式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澳大利亚国内移民政策的调节和控制。
[3]
还有学者如高伟浓的《华人新移民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生存适应分析》一文从移民趋势的亚洲化与移民类别的变化比较分析了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与新西兰、英美等国移民政策的异同。
国内外学术界出版了不少研究以中国、东南亚和印度等国为主要迁出地的澳洲亚裔移民史的论著，如黄昆章的《澳大利亚华人史》
；南希·维维安尼（Nancy Viviani）的《澳大利亚的印裔中国人1975～1995》（
The Indo-Chinese in Australia 1975-1995
）
[4]
、詹姆斯·E.考夫兰（James E.Coughlan）和德博拉·J.麦克纳马拉（Deborah J.McNamara）的《澳大利亚的亚洲人：移民和定居模式》（
Asians in Australia：Patterns of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亚洲新移民的经济模式、社会特征和政治文化生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并对亚洲新移民与传统移民的迁移动因、模式、特点等进行了比较。
[5]
克里斯汀·英格利斯（Christine Inglis）教授在其《澳大利亚的亚洲新移民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影响》（Australia's “New” Asian Immigration and its Impact in a Period of Globalisation， Asian Migration：Pacific Rim Dynamics）一文中探讨了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的亚洲新移民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基本社会特征的重大变化及其对澳洲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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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斯·利弗·特雷西（Constance Lever-Tracy）等学者撰写的研究报告《澳大利亚的亚洲企业家：布里斯班和悉尼的华人及印度人小型民族企业》（
Asian Entrepreneurs in Australia：Ethnic Small Business in the Chinese and Indian Communities of Brisbane and Sydney
），考察了以华人和印度人为代表的亚洲小型企业在澳洲的创办和发展历程与特点。
[7]
《多样的亚洲人——关于六个在澳大利亚的亚洲社区的简介》（The Diverse Asians：A Profile of Six Asian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则根据澳大利亚1986年统计数据论述和探讨了在澳大利亚移民中位居前列的六大亚洲移民群体的特征。
[8]
关于国际移民理论的相关论著虽未专门论及澳大利亚和亚洲移民，但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国际移民理论从早中期的“推-拉理论”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移民理论，发展到新经济学移民理论、劳工市场分割论、世界体系理论、网络说及移民系统理论等，对“跨国主义移民理论”的探讨也在走向深入。国内外学者观察移民问题的视角已从个体扩大到家庭、社区，从输入国、输出国扩展到全球；研究问题的层面也从经济基础发展到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从微观、宏观发展到作为两者中介的中观，同时对非法移民、难民也给予了一定关注，如丘立本的《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对策研究》。
李明欢教授的重要著作《国际移民政策研究》则从人口生态、经济理性、政党政治、多元文化、族群认同等多重视角，以宏观展示与个案解读的方法，系统考察、比较和剖析了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背景下，世界不同国家移民政策的制定及其特点。
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人口跨国流动的增加，国际移民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日益关注的焦点，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全面和系统化，涉及国际移民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国际移民的历史、动因、流向、规模、构成（其中对女性移民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难民和寻求避难者、移民政策、对移民输出国（“脑流失”、侨汇等）和接收国（经济发展、社会政策和社会转变等）的影响、移民的认同与族群关系等，国际移民理论亦随之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国际学术界，对国际移民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蒂芬·卡斯尔斯（Stephen Castles）、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Massey）、菲利普·马丁（Philip Martin）、罗纳德·斯凯尔登（Ronald Skeldon）以及罗宾·科恩（Robin Cohen）等。斯蒂芬·卡斯尔斯（Stephen Castles）与马克·J.米勒（Mark Miller）合著的《移民时代：现代世界中的人口流动》（ The Age of Migration：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现已出版第四版，是研究国际移民的重要论著，从全球化进程分析国际移民的各个方面，包括国际移民的主要趋势、总体模式、理论研究、跨国组织、移民政策、移民的融合与认同等，不仅关注移民接收国，同时也关注移民输出国。 [9] 斯蒂芬·卡斯尔斯（Stephen Castles）与阿拉泰尔·戴维森（Alatair Davidson）合著的《公民与移民：全球化与归属政治》（ Citizenship and Migration：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对移民在居住国的政治认同进行了研究，主要关注移民是如何在居住国取得公民权，少数族群的形成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取得公民权后对多元文化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10]
斯蒂芬·卡斯尔斯（Stephen Castles）在《理解全球化移民：基于社会转型的视角》（Understanding Global Migration：A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中认为不可能有一个关于研究移民问题的概括性理论框架，主张从社会转变的观点出发，运用多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国际移民问题。
[11]
另外，他在《国际社会科学》中发表的《21世纪初的国际移民：全球性的趋势和问题》（2001年第3期），《亚太地区新移民：促进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种力量》（2001年第3期），《全球化与移民：若干紧迫的矛盾》（1999年第2期）也是研究国际移民问题的重要论述。
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Massey）在《21世纪国际移民的模式和进程》（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21
st
Century）一文中通过一系列数据简述了近代以来国际移民的历史，论述了当今世界主要移民体系的规模和结构，分析了当今国际人口流动的理论和移民政策，从而对21世纪的移民政策提出建议。
[12]
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Massey）等人在《世界运动：理解千年结束之际的国际迁移》（
Worlds in Motion：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中对当今主要国际移民理论：新古典主义学派移民理论、新经济学移民理论、劳工市场分割论、世界体系理论进行了分析，并认为社会学家用以分析和解释国际移民问题的理论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象，传统的理论方法已经面临着危机和挑战。
[13]
对当今国际移民理论进行分析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华金·阿朗戈的《移民研究的评析》，作者通过对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移民理论以及20世纪最后25年里出现的各种移民理论进行考察，认为该领域现有的理论只能探讨造成移民现象的原因，不能顾及其他方面，主要是因为国际移民的研究对象难以界定和测量，具有多方面多形态的特征，不易理论化。
罗纳德·斯凯尔登（Ronald Skeldon）在《移民与发展：基于全球化视角》（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A Global Perspective
）一书中探讨了全球范围内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特殊关系，认为世界被划分为一系列不同的发展区域，不仅是因为各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而且还与它们的地理位置和移民历史有关，移民和全球化发展加强了在区域范围内而不是在单独的国家中讨论移民的重要性。
[14]
罗宾·科恩（Robin Cohen）在《移民及其敌人全球化资本、移民劳动力和民族国家》（ Migration and its Enemies Global Capital，Migrant Labour and the Nation-State ）中主张以全球的角度，从输出国和接收国两方面分析形成国际移民潮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认为国际移民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和潜在的世界性公民的形成，并指出国际移民问题要通过国际间的合作解决，而移民接收国放弃了“同化政策”，而代之以“融合”或者“多元文化”的政策。 [15] 詹姆斯·霍利菲尔德（James Hollifield）和卡洛琳·布莱特尔（Caroline Bretell）主编的《移民理论：跨学科交流》（ Migration Theory：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 ）中论述了移民研究的历史，并收录了关于国际移民的人口统计学分析，移民的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理论研究，移民法的研究等篇章，主张运用跨学科、多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国际移民。 [16]
在国内学术界，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主要是一些论文，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以下论著。丘立本的《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对策研究》《国际移民趋势、学术前沿动向与华侨华人研究》对当今国际学术界关于移民趋势和移民理论的研究做了介绍，并对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李明欢的《国际移民学研究：范畴、框架及意义》对国际移民的概况做了论述，并探讨了国际移民学研究的范畴、框架与意义，国际移民学的热点与难点。李明欢的《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和《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
陈孔立的《有关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理论》对国际移民理论研究领域中的国际移民定义、发展趋势、动因、移民社会适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佟新的《全球化下的国际人口迁移》总结了国际人口迁移的新特点，从全球化和个体化的角度分析新型国际人口迁移，并提出了新的国际人口迁移潜在的问题。
吴前进的《当代移民的本土性与全球化——跨国主义视角的分析》，则运用“跨国主义移民理论”，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移民与祖（籍）国的互动关系。
从全球化的角度对国际移民进行分析的还有解韬和李其荣分别撰写的《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人口迁移》。
对国际人口迁移的后果和影响的研究主要有：朱其良《国际移民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周聿峨、白庆哲《国际移民与当代国际安全：冲突、互动与挑战》，李其荣的《国际移民对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双重影响》
等。
当前学术界关于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问题的研究方法已从原来的单学科研究如地理学、经济学，发展到当前多学科如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问题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提升了研究水平。
如国内关于研究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论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关注移民政策调整和人口问题、种族关系、经济与社会发展、价值观、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以及和亚洲关系等诸多领域。如华人学者端木锡琦在1985年发表的《澳大利亚的人口和移民政策》，论述了澳大利亚“白澳政策”的形成过程和二战以后“白澳政策”的衰落。作者认为20世纪60～70年代澳大利亚国内对于有色人种移民的反对态度已经有所改变，这是引发工党废除“白澳政策”的根本原因，而80年代促进人口增长仍然是澳大利亚人口和移民政策关心的直接问题。
庄彬俊1987年发表的《漫话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则主要论述了澳大利亚当时的移民政策和主要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文章逐渐增多。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2005年杨洪贵的《二战后澳大利亚非英语移民政策的演变》，文章认为二战后大量非英语移民移居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原有的价值观构成严重挑战。作者认为同化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是澳大利亚在战后现代化背景下调解种族、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国际交往和民族认同矛盾的不同手段；同化政策向多元文化政策的转变成为当代澳大利亚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步骤。
王宇博的论文《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变化》则认为二战后国内对于种族主义的抨击、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意识的转变导致了澳大利亚放弃“白澳政策”并出台新的移民政策。
张荣苏的《“客户政治”与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转变》摆脱了传统的移民研究理论“推-拉理论”的限制，将澳大利亚移民理论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作者认为政府移民政策的出台受到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影响。“移民政策的制定者为了自身利益，特别是选举利益，不得不顺从支持移民的获益集团而忽视要求限制移民的广大民众的意愿。”这就是“客户政治”。作者认为从战后至80年代，澳大利亚的移民政治是典型的“客户政治”模式。
张秋生《澳大利亚亚洲语言文化与移民政策的调整（1991～1995）》则系统地分析了基廷政府执政时期的亚洲语言文化与移民政策。作者认为，澳大利亚基廷政府执政期间，提出了“面向亚洲”和“融入亚洲”的政策，在经济、政治与外交转向的同时，对亚洲语言文化与移民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将学习亚洲语言提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并制定了具体对策与计划。澳大利亚面向亚洲，吸收移民，不仅有利于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改善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拓展海外经济贸易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