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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在社会舆论的强烈支持下，“白澳政策”不仅被正式提出，而且得到系统化、法律化，在整个联邦范围内全面实施。1901年9月，联邦议会通过了自由党议员迪金提出的《移民限制条例》（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其中规定：
1.凡入澳移民必须参加语言测验，听写任何一种欧洲语言的50个单词，不及格者不得入境。
2.任何在澳居住期未满5 年的移民也必须参加语言测验，不及格者应驱逐出境。 [15]
该法案虽不提种族肤色，但其要阻止亚裔人入境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对欧洲移民，事实上不需要测验，而有色人种考试的语种则由澳方决定，即使亚裔移民懂一门或更多的西语，也照样可以被拒之门外。澳大利亚外务部秘书艾德利·亨特在给弗里曼特尔海关的公文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允许那些人通过考试是不可取的，在任何测验之前，主考官应明白他不会及格。假如考虑到应考者极有可能通过英语考试，那就应该用他所不懂的语种去考他。”
[16]
《移民限制条例》实施后的1902年，有33人考试及格，1903年降至13人，1904年只有1人，1907年则无人通过测验。《移民限制条例》的“目的在于避免因种族混杂而发生的社会问题和劳动市场上廉价竞争的危险”。它所针对的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对象是中国人”，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为数不超过29027人，只占人口总数的1.25%，然而那些关怀工人生活水平的人感觉到这种潜在的威胁，并且认为威胁主要是来自亚洲。
澳洲政府对待不同亚裔民族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其根据是各种族的人数、职业、其母国的地位和影响力等。华人因占亚裔人口绝大多数，在经济上被认为是有损白人福利的廉价竞争者，加上清政府国际地位的低下，故所受歧视最为严重。而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日本，正处上升地位，日本政府强烈反对澳洲颁布的《移民限制条例》。1902年，英日为对付沙俄在远东的扩张，曾签订同盟条约，相互保障英国在华和日本在华及朝鲜权益。日俄战争后，英日又于1905年8月签订第二次同盟条约。鉴于日本的强大和英日同盟的加强，澳大利亚为避免激怒日本人，于1905年修改了《移民限制条例》，将“任何一种欧洲语言”改为“任何一种指定语言”。 [17] 同年，印度、日本的学生、游客获准入境，但居留期限不得超过5年，而华人到1912年才得以享受这种权利。 [18]
20世纪初，联邦和各州还通过了许多带有歧视包括亚洲人在内的有色人种的内容的立法。如1901年《新南威尔士剪羊毛工待遇条例》，规定华人不得与白种人同室居住。1902年的《联邦选举权条例》禁止将任何澳洲、亚洲、非洲或太平洋岛屿（新西兰除外）的土著居民的姓名列入选民名册，另外澳大利亚工会的章程则禁止亚洲人、土著居民和混血儿加入工会。1903年推出的《入籍法》，更直截了当地阻止亚洲或太平洋岛屿（新西兰除外）的土著居民申请入籍。1908年颁行的《养老金法》，将国外出生的亚洲人排除在外。
新的移民限制条例的实施，使亚洲移民的生活与澳洲社会隔离开来，使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的误解、歧视和隔阂状态，这一历史怪圈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大战之后。据统计，1901～1947年，旅居澳洲的亚洲移民日趋减少，从47014人减少到13000人，
而其中大多数是华人，1901～1947年在澳华人则从29627人减至9144人，不到50年间，竟减少了近70%。
二战前，在澳的日本人和印度人也仅分别为2700人和2000人左右。
A.T.雅伍德指出：“亚洲少数民族所遭受的待遇与他们的人数、人种特点、职业、兴趣，他们祖国的外交力量及利益、移民部与这些国家政府以及个人的接触都有关系。” [19]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国家除日本成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处在积贫积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成为列强宰割、瓜分的对象。弱国无外交，落后的亚洲国家根本谈不上以正常的外交手段与英国及其殖民地澳大利亚交涉移民问题。此外，当时的亚洲赴澳移民也多为失去土地、家境贫困、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贫民和手工业工人，澳洲白人以“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眼光去看待亚洲移民和亚洲，因而更得出了排斥亚洲、歪曲亚洲的印象和结论。
亚洲移民为澳亚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为东方文化的传播，为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与社会原因，澳大利亚社会以狭隘、偏执的种族主义观点去对待亚洲移民、认识亚洲社会，形成了扭曲的亚洲观，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影响了澳大利亚政府亚洲政策的制订和澳亚关系的正常发展。“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战后全人类经济文化交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推进，不断撞击着种族主义筑成的“白澳”屏障。
1973年，澳大利亚政府在历史潮流推动下，废除“白澳政策”，对亚洲敞开移民大门，并正式提出多元文化政策，
致力于建设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以“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去对待亚洲和亚洲移民，澳亚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澳洲著名学者罗尔斯在其新著《中澳百年关系史》中的一段评论，真实地反映了澳洲社会对亚洲移民的新认识与新态度。他说：“我们需要增加中国和其他亚洲移民，他们没有耗竭我们的资源，他们创办了自己的商业使澳大利亚受益。澳大利亚在下一个世纪将很少有机遇，除非我们总人口中至少有30%的中国和亚洲移民。到那时，我们将会接受这种情况，并因此获得繁荣。我们的新民族将创造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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