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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与亚洲的交往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探讨。 [1] 但真正意义上的澳亚接触，一般认为开始于19世纪中叶以华人为主的亚洲人移民澳洲的淘金热时期。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构成文化的载体是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亚洲移民入澳是一种东方文化的迁移传播，并产生了东西方价值观的碰撞、交汇与融合。早期澳大利亚人主要是通过移民来认识亚洲的，因而移民对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形成和早期澳亚关系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亚洲移民输入澳洲兴起于19世纪40～50年代。当时，英、德、荷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东扩张，争夺海外殖民地和劳动力市场。由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人口迁移引发的亚洲、非洲等地区的大迁移突破了亚洲人传统的自身相对封闭的活动空间，将以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农民为主体的亚洲过剩人口强迫性或自发性地引入世界人口迁移大潮。
“白澳政策”发端于19世纪中叶，它以维多利亚殖民区通过澳洲历史上第一个排华立法作为标志。所谓“白澳”是指“通过禁止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屿居民移居澳洲，驱逐喀纳喀（波利尼西亚语，意为‘男人’——笔者注）劳工出境以及歧视居住在澳洲的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屿居民（包括毛利人）等办法，维持欧洲人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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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族中心主义可以上溯到19世纪 40年代，当时在部分牧地借用人提出用苦力以取代罪犯劳动力时，就有人以“澳大利亚只属于澳大利亚人”的宗旨进行反击。
19世纪3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英国本土纺织业发展迅速，世界市场上羊毛价格的上涨刺激了羊毛生产，澳洲人和绵羊也在向蓝山腹地推进，澳洲殖民地的罪犯劳动力已不适应养羊业的需要。1829年，澳大利亚殖民地理论家E.G.威克菲尔德在其著名的《悉尼通讯》中，向政府建议：在新南威尔士“雇佣贫穷的中国人作为契约工人开发澳大利亚”，同时还可以“运进印度人或太平洋岛屿土人。” [3] 由于1830年又有不少英国移民进入澳洲，所以这个建议仅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没有付诸实施。1834年4月19日《悉尼先驱晨报》又撰文提出，“有必要着手把中国华南地区的居民有组织地输送到新南威尔士。可以雇佣华人充当农工、园丁、机器匠、细木工、建筑工等”。 [4]
当时奴隶贸易时代已经结束，英法又相继在其所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度，英国从1839年逐渐停止向澳洲放逐罪犯，廉价劳动力供应日趋紧张。澳洲各殖民地在19世纪30年代曾雇佣过印度劳工，但印度政府鉴于印度劳工在南非遭受虐待，并不鼓励印度人入澳。1841年，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政府接受了牧场主马克亚赛斯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政府是否应帮助亚洲移民入澳并制定相应的移民政策。该委员会调查后认为“畜牧场主可以私人雇佣劳工进口，不必由政府津贴”。
由于当时引用印度人和新赫尔伯特斯岛土人来澳垦殖效果并不理想，输入华工的问题又被提上日程。
著名澳亚关系史学者安德鲁斯指出：“在澳大利亚，对华人的态度与整个外交事务，尤其是与亚洲的事务紧密相连。” [5]
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开放东南沿海的5 个通商口岸，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苦力商人开始大量输入华工去美国、澳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华工开始大批进入澳洲。根据1848年10月3 日的《悉尼先驱晨报》海运消息栏的记载，第一批华工121人于该年10月2日到达悉尼，从事垦殖。
悉尼大学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王省吾先生的《 1848～1888年的中国移民机构》一书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通过驻厦门的中国劳工代理商英国人德滴之手，120名中国劳工乘宁波号于1848年7月7 日从厦门出发，于同年10月2日到达悉尼港。宁波号吨位234吨，它于1848年11月16日又载56名中国劳工去莫尔顿湾。”又说，1848年以来到澳洲的“华工明显缓和了劳动力紧张问题。然而，当地政府一直想停止这种贸易，但费智洛总督在阻止华工输入方面，没采取什么措施。1849年，当地政府最终允许从厦门输入华工。1848年以后，运送华工的船只便一艘接一艘地到达新南威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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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工为主的亚洲移民入澳在19世纪50年代初淘金热时期达到高潮。在这一时期“到澳洲的亚洲人通常是在本国地位低下的中国和印度劳工”，而以中国人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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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维多利亚金矿场的华人就从1854年的2341人上升到1858年的42000人。华人等亚洲移民大量入澳引起了澳洲白人移民和欧洲矿业界的惊恐、怀疑和误解。白人和华人之间的差异和摩擦日益增加，酿成了白人使用暴力驱赶华人的悲剧。
关于排华排亚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利益冲突，还有种族文化差异和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
如白人认为亚洲人口过剩，“从亚洲来的廉价劳动力将会有损于澳洲白人工人的生活水平”。
当时华工虽是在挖欧洲人丢弃的废坑，也往往能获得成功。他们每月工资仅为欧洲矿工的一半，却仍能节省出几先令，并经常把黄金带回中国。据统计，1854～1870年，有价值 3531956英镑的886065盎司的黄金和价值560627英镑的黄金制品从维多利亚输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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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起了白人淘金者的妒忌和不满，白人消费水平高，常常生活拮据，便迁怒于华工，认为华工抢了他们的饭碗。
另外，亚洲移民受教育程度低，卫生习惯差，“在19世纪人们普遍将疾病的流行归结于亚洲移民，中国移民则被认为造成了麻风、天花等疾病的流行”。
此外，华人不通英语，与白人老死不相往来，且大多数是年轻力壮的单身汉，常年过着“禁欲主义者”的生活，不信西方宗教，不被西方人所了解，被误认为是白人妇女的威胁，加上少数人有偷渡逃税的行为，一些人染上了吸食鸦片和赌博的陋习，特别是脑后辫子成了欧洲人讥笑的对象，加深了种族歧视。
当然，排华排亚还有亚洲人口众多、会对澳洲造成“经济掠夺”和“入侵威胁”的误解。1857年白人移民约翰·帕斯科福克纳曾要求维多利亚立法会议指派一个委员会制订法案，以“控制涌入该殖民区的中国移民洪流，并有效地防止澳大利亚福地的金矿场变成中国皇帝和亚洲的蒙古鞑靼部落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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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0年代末，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在澳华人已不仅是异国文化的代表和经济竞争者，而且是第五纵队”。
从1854～1861年，澳大利亚多次发生排华风潮，其间在1855年维多利亚殖民政府通过了澳洲历史上第一部移民限制法令，规定来澳船只每10吨位限载华人一人；每一入境华人须交人头税10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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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昆士兰殖民政府又颁布了种族歧视特征更为明显的金矿区管理条例，它所限制的移民范围已从华人扩大到亚洲和非洲所有有色人种。该条例规定，中国、亚洲或非洲矿工须交较重的采矿税和保护税。
淘金热时期澳大利亚对亚洲有色人种的排斥与前来淘金的美国移民有很大关系，他们“不仅把要求平等政治权利等自由民主的思想带入澳大利亚，也带去了美国内战以前的种族歧视态度”。
澳洲两次重大的排华事件，即1854年的本迪戈事件和1857年的巴克兰事件，都发生在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纪念日，即证明了这一点。
19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进入了经济繁荣时期。随着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兴起了建立统一国家的联邦运动。“白澳政策”的鼓吹者和拥护者即为联邦运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他们希望六个殖民地统一联合，制定统一的移民政策，以阻止亚洲移民和太平洋岛屿有色劳工的涌入，实现建立“白色澳大利亚王国”的理想。不可否认，这种民族情绪与思想有利于澳洲摆脱英帝国的统治，建立独立国家，但其实质是种族优越论和种族歧视观。
澳洲史学家曼宁·克拉克认为：这种对亚洲“有色人种劳工的恐惧，经济利益和1890年代的沙文主义思想——提供了需要成立联邦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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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1900年，对有色劳工的恐惧心理在东部各殖民区变成了一种歇斯底里症。白人移民害怕有色劳工入境将危害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其他各种权利。工党领袖沃森指出：“白澳政策是争取并维持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生活高标准的必要条件。”
中产阶级担心来自中国进口商和家具制造商的竞争，亚洲有色人种入境将威胁欧洲文明和英式政治机构，并会带来因异族通婚引起的各种弊端。他们偏执着种族混血是一种恶行的认识，确信使中国人、日本人、太平洋岛屿的居民和印度人在澳洲居住，但他们并不信仰中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政治传统。
澳洲殖民地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位政治家明确表达了民族主义在国家统一中作用的观点。他说：“个人或国家最基本的本能——自我求生存的本能——因为处在生死关头的正是国家尊严、国家性质和国家前途。以前，人为的而且带有任意性的政治划分曾把我们分隔开来，要消除这种划分，没有别的动力能比下述愿望起到更广泛、更强有力的作用。这种愿望就是：我们应该是一个民族，而且永远是一个民族，没有其他种族的掺杂。” [12]
1891年3月，起草联邦宪法草案的会议在悉尼召开，以确定联邦宪法的基础。大会主席帕克斯说：“我们有证据证明亚洲国家，尤其中国人正在觉醒，他们从战争中体会到人口众多的力量。” [13]
“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要求，其实不外乎是对社会构成的控制。这个狭小而孤立的社会直觉地意识到澳洲北部的人口日益增加”，
这种要求影响到移民限制条例的制定。到19世纪末，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一致赞成进一步强化种族歧视政策。因而，随着澳洲内部统一过程加快，排斥亚洲移民的问题日益突出，而华人首当其冲。各殖民区华人纷纷要求清政府设领护侨，“令去苛例，以敦邦交。”
清政府遂于1887年6月派总兵王荣和、候补知府余，以访查华民商务侨情的名义抵达澳洲，这是当时亚洲大国中国的政府官员首次到达澳洲，它在中澳关系史和澳亚关系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王、余二人在澳洲停留两个多月，先后到达雪梨（悉尼）、美利滨（墨尔本）、叭拉辣（巴拉腊特）、纽加士（纽卡斯尔）、庇里市槟（布里斯班）、大金山（本迪戈）、亚都律（阿德雷德）等18座城市，遍访各埠“华民商务情形”，洞察华工的疾苦与要求和澳洲限制华人的苛例，回国后，向两广总督张之洞报告了考察情况，提出了“在雪梨大埠设总领事”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后拖至1909年清政府终在墨尔本派驻总领事，第一任总领事梁兰勋于1909年3月赴任，中澳两国始有了领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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