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战后澳大利亚的人口迁移,应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欧美、日本等国家不断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国际移民的增长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亚洲移民移居澳大利亚也具有同样的原因。而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也对移民的增长有着重要影响。澳大利亚地旷人稀,人力资源匮乏,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时期就急缺劳动力,出现了大量欧洲移民和华人移民赴澳淘金的浪潮。二战后的经济恢复与重建,需要大量劳动力和专业人才。为适应战后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澳大利亚政府不断调整移民政策,吸收海外移民。
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的人口达到700多万人。澳大利亚在二战后从心理上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但吸收移民时,首先还是考虑英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运力量严重不足,这使移民人口从英国向澳大利亚的流动速度大为降低,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扩大移民的范围,先是扩大到中欧和东欧,然后是南欧,后来又扩大到中东以及其他地方。 战后移民的数量波动也较大,总的来说,和澳大利亚的整体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其具体变化如表1-6、表1-7、表1-8所示。
表1-6 1947~1969年澳大利亚接受的移民情况
表1-7 1967~1985年澳大利亚移民简况
表1-8 澳大利亚人口年龄结构变迁
在表1-9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战后的60年代移民人数大大增加,20世纪70年代初澳大利亚废除了“白澳政策”,调整了移民规定,但由于70年代初开始澳大利亚本土出现经济衰退的原因,澳大利亚移民的数量在1972~1976年增长得不是特别迅速,同时在这一时期欧洲的经济又有所恢复,部分的欧洲移民在这时选择回归,所以移出的人数反而是各个时期中最多的,80年代后移民人数一直持续增长。
表1-9 澳大利亚人口:移入、移出、净增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得知在“淘金热”时期,赴澳华人数量较多。华人数量的猛增,随着“淘金热”的萧条而供大于求,形成巨大的反差,所以新南威尔士殖民区在1861年就通过了限制华人的法律。
表1-10 1861~1901年华人移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情况
通过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这两个殖民区推行的排华措施,华人人数被有效地控制了,但这只不过是整个澳大利亚排华的缩影。从1888年起,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开始统一排华,并在1901年通过了《移民限制条例》,“白澳政策”作为澳大利亚的一项基本国策开始实施,直到20世纪70年代。《移民限制条例》已不是专门针对华人的条例,而是扩展到对待所有的有色人种。据统计,从1901年开始到二战结束,在澳的亚洲人大量减少,其中绝大多数是华人。
随着二战的结束,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移民的范围不断被扩大,包括对华和对亚洲移民政策的调整。1976年,受越南战争、西贡沦陷的影响,大批印支难民涌入澳洲,澳大利亚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收容了大约9万名难民,其中华人占了大多数,约为80%。据资料统计,到1986年澳大利亚有华侨华人21.7万人。随着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不断调整,移民的选择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是技术移民和家庭移民是澳大利亚两大主要移民类别。因此,澳大利亚的华人新移民以经济移民(包括技术移民和商业移民)与家庭移民为主。澳大利亚之所以会选择以技术移民和商业移民作为移民澳大利亚的首选移民,和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的需求密切相关。
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对移民的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劳动力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劳动力市场也必将显现一个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一直以来就是地广人稀,当发现金矿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从19世纪华工赴澳大利亚淘金开始,就呈现出劳动力人口向海外流动的趋势。战后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需要,特别是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澳大利亚通过不断调整本国的移民政策来平衡对移民需求的比例,不断增加对技术移民的配额,特别设置了诸如“技术和商业移民”计划,以吸收海外技术移民。
表1-11 1787~1988年澳大利亚居民的分类
我们这里要考察的欧洲人主要是意大利人、希腊人、日耳曼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
(1)除华人外,意大利人在19世纪是非英国移民的最大民族集团,而且现在还是非英裔民族中最大的民族集团,几乎2/3的意大利人都在战后的1951~1961年移居澳大利亚。
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时期,最早的一批意大利人来到了澳大利亚。但整个19世纪来澳的意大利人人数还是很少的,因为此时去美国的意大利人已达到上百万人,而到澳大利亚的意大利人却只有万人而已。到了二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47~1980年,澳大利亚接受了2917055名在国外出生的新移民,其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移民占37%,意大利移民占9%。 此时,意大利人已经成为英国移民外的第二移民集团。
(2)希腊人和华人、意大利人一样,也是在19世纪“淘金热”时期来到澳大利亚的。但从1947年起,移民速度加快,成为战后移民澳大利亚最快的民族集团之一,有90%的希腊人都是在二战后移入澳大利亚的。
(3)日耳曼人比华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晚到澳大利亚。早在19世纪末,美国的社会学家莱文斯坦就试图对移民的迁移规律进行总结,同样,作为国际移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日耳曼移民,也遵循着国际移民的普遍规律。在“推-拉理论”中,“推力”指原居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推力”因素包括政局不稳、经济衰退、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特殊的因素。日耳曼人为避免宗教迫害,第一批有500人,于1838~1839年来到澳大利亚。20世纪90年代初,日耳曼人是澳大利亚第五大民族集团。
(4)19世纪30年代,第一批波兰人因政治原因来到澳大利亚。1830年11月29日在华沙举行的反抗俄国统治失败的政治犯,为躲避政治迫害移民澳大利亚。第二批来澳的波兰人在“淘金热”时期到达。接着,在19世纪的90年代和20世纪的30年代,又有不少波兰人陆续来到澳大利亚。但最大的移民浪潮发生在二战后,这一浪潮持续了5年左右,从1952年开始,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限制向外移民。因此,移民行为明显受到原居国和移入国双方政府的制约。战后澳大利亚出现的移民潮,与澳大利亚政府扩大吸收移民的政策有关,而在1952~1979年,波兰人移民澳大利亚人数减少的原因则是因为国家政策的限制,只不过,一个是移出国的限制,一个是移入国的鼓励,结果显而易见。
1973年,移民部长格拉斯访问加拿大后,将多元文化概念带到了澳大利亚。1989年,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国家议程》,将多元文化上升为澳大利亚的基本国策。1999年《澳大利亚国家议程文件》重申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政府的一项长期政策。卡斯尔斯和密勒在《迁移的时代》一书中将人口国际迁移的政策模式分为三种:排斥模式、共和模式和多元文化模式。在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发展史中,同样经历了三种模式。而今天,在有利于移民迁移的多元文化模式下,澳大利亚营造了更加宽容的移民环境。在这样宽容的环境中,各个民族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共同推进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
印度人移民海外与华人移民海外有着近乎相似的历史经历。与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时间大体一致,印度人移民澳大利亚也始于英国殖民时期,其移民史有200年。在近代史上,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19世纪初,就有一批印度罪犯被英国殖民当局流放到新南威尔士,还有少量印度人是作为赴澳英国殖民者的家仆身份来澳的。 [8] 随着澳大利亚腹地的开发,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印度人开始以契约工的身份赴澳。1838年,澳大利亚有亚洲人1203人,其中印度人有250人。1860~1901年,印度移民人口持续增长,从1857年的300人增加到1871年的2000人,1880年底有3000人,19世纪末大约有4500人。 [9]
与同期华人移民数量相比,印度移民规模较小。他们主要是来自印度北部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教徒、穆斯林教徒以及少量印度教徒。他们主要在边远地区劳作或从事种植园生产,或是做货郎,奔走于乡村城镇,只有少数人在金矿采金。 [10] 这一时期留下来的印度移民后来多集中分布在新南威尔士北部、维多利亚和昆士兰的小城镇或农村地区。现在位于新南威尔士的卧龙岗锡克教徒社区就是从那时发展起来的,它是目前澳大利亚最大的印度移民乡村社区之一。1901年澳大利亚《移民限制条例》的实施将印度人阻挡在澳洲大门之外,尽管当时印度还是英帝国的一部分。此后半个世纪,澳洲印度人数量逐渐减少,191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有3698名印度裔人口,1954年人口统计显示只有2647名印度人。 [11]
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人赴澳数量开始增加,他们主要是出生在印度的英裔印度人。在“科伦坡计划”下,澳大利亚印度留学生的数量有所增加,1953年澳大利亚只有35名印度留学生,1970年增加到1001名,他们毕业后,约有70%留在澳大利亚。1966年,澳大利亚开始实施新移民政策,至1971年的5年间有6418名印度人被允许入境。 [12] 与殖民地时期移民不同,这批移民以技术移民为主体,主要来自旁遮普省和古吉拉特省,移民澳洲后多从事医生、工程师或科研工作,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澳洲社会中上层。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