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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人、英国地理学家莱文斯坦（E.G.Ravenstein），在《移民的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一书中提出了移民的十一条规律，他认为，人口迁移以经济动机为主，是人们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促使人们迁移。
后来为李（E.S.Lee）所发展，归结出关于迁移量的六条规律和关于迁移者特征的七条规律。
这些规律是对19世纪欧洲移民状况的描述，尚未达到理论的高度。1938年，最早由赫伯尔（R.Herberle）提出了“推-拉理论”。这一理论经过博格（D.J.Bogue）等人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根据他们的论述，决定人口迁移行为的因素是原住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也就是在原住地存在一系列推力因素，在迁入地存在一系列拉力因素。这些因素互相作用，产生了综合效应，导致迁移的发生。这一简单、实用的理论客观上可以解释国际人口迁移的动因，适用于各种移民现象，战后大批亚洲移民迁移到澳大利亚，一方面是由于澳大利亚对劳动力的需求所形成的拉力，同时也与国内的推动因素有关。随着国际人口流动发生诸多变化，“推-拉理论”的缺陷开始有所显现，它难以涵盖所有移民现象。以“推-拉理论”为基础，国际迁移理论出现了诸多学派，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
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较有影响的理论有：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Migration Theory）、新经济学移民理论（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Theory）、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移民网络理论（Migration Network）、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和跨国社会空间等诸多移民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移民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s Migration Theory）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移民行为产生的动因。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源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和国家间的工资差距，劳动力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反映了两国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人口流动可以消除这种差距，而差距的消除又意味着人口流动的停止。
新古典经济学移民理论从经济上解释了国际迁移行为，战后大批亚洲移民入澳，正是劳动力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的表现，由于澳大利亚劳动力短缺而工资较高，引发了亚洲移民的迁移行为，导致澳大利亚亚洲人数不断增加。
新经济学移民理论（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Theory）认为一个家庭为了规避在生产、收入方面的风险，或为了获取资本，会将家庭的一个或者多个成员送到国外的劳动力市场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通常有意识地通过国际迁移来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的分布。通过家庭成员的国际迁移，可以使发生迁移的家庭的绝对收入增加，同样也提高了其家庭在当地社区中的社会经济地位。新经济学移民理论可以以家庭、家族的角度来探讨亚洲移民澳大利亚的动因，更好解释了亚洲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迁移行为，对于研究战后澳大利亚亚洲移民问题颇有益处。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也称“双重劳动市场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迁移的起源是存在于发达工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需求拉动的。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资本密集型的高效能、高收入部门，下层市场则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效低收入部门。由于当地居民不愿进入低效低收入劳动市场，因而不得不靠外来移民填补空缺。外来移民已成为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需求。 [1]
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则认为国际迁移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衍生物。包括战后亚洲移民移居澳大利亚在内的国际人口迁移现象较为适合这一理论的阐释。随着资本主义向世界各地区扩展，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渗透到世界各地，大量人口从原来的社会迁移到其他地方，使这些国家的国内和国际迁移的发生变得越来越频繁。劳动力密集型生产转移到低工资收入的国家，而资本密集型生产却在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集中。管理运作一个全球经济体，使国际化大都市对一些行业人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因此有越来越多的高技术人才迁移到这些国际化大都市以填补那里的技术人才短缺。
另一方面，高收入以及财富不断在各发达国家集聚，导致了工人需求的增加。特别是当地人一般都不愿意从事的职业，不得不大量雇佣移民来填补这些空缺。而一旦移民社区建立，社区本身又会产生出一些工作岗位，从而又需要由新移民来补充。移民因为国际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需求而被吸引至那些国际性大都市，这些城市与海外生产基地日益发达的交通和通信联系也为这种国际性迁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亚洲其他国家与澳大利亚均被纳入世界体系，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亚洲移民中大量高技术人才亦被吸引到澳大利亚，亚洲移民素质不断提高，成为战后澳大利亚亚裔移民的显著特点。亚裔移民不断入澳，形成了亚裔社区，社区会产生一些工作岗位，从而又需要由新的亚洲移民来补充。
在移民网络理论（Migration Network Theory）中，移民网络是迁移者、以前的移民和在原籍地的家庭和朋友，与迁入地移民基于亲属关系、友情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特殊联系。在一些国家，由于一些特定的民族和群体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另外一些人迁移到那里去的可能性。家庭中有海外关系或与曾经去过海外的人有着某种社会关系的人，会极大地增加他们国际迁移的可能性。如果迁移者在海外融入了某种移民网络之中，那么他们会比那些未进入移民网络者更快地回国探亲。
也就是说，移民网络是移民的重要中介，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移民网络形成后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一方面，移民信息可以更准确、更广泛地传播，移民成本可能因此而降低，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向国外特定地区定向移民可以融入某地的乡俗民风，从而不再与经济、政治条件直接相关。不仅迁移者的朋友与家庭对新移民的迁移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一直维持着，这表明了移民网络具有动态的自我延续的特征。移民网络形成所具有的“乘法效应”，使移民过程获得自行发展的内在机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 移民网络理论可以解释澳大利亚华人血缘、地缘、业缘的纽带关系，战后华人移民正是在早期华人的帮助下，很快适应了澳大利亚并获得收益，从而吸引了更多的移民到澳大利亚。
跨国主义理论（Trans-nationalism Theory）在21世纪初被引进和推介到中国，新加坡大学刘宏教授先后出版了《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型·个案分析》和《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 区域网络· 全球视野》，开创了以跨国主义视角探讨华人与中国及东南亚地区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从而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理论体系。
在其跨国主义研究框架中，跨国华人（Transnational Chinese）被定义为：在跨国活动中将移居地与出生地联系起来、具有多重关系和背景的移民个人和群体的身份特征。这一群体往往具有两种以上语言能力，在两个或多个国家拥有关系网络和事业基础，并具有行动上的跨界性、文化上的掺杂性、经济上的全球性和认同上的多元性等共同内容。在跨国主义理论中，移民作为一个活跃的主体进行跨国活动，在这一过程中，移民建立了一个社会区域，将其母国和当前居住国联系到一起。与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只是单方向的移动不同，跨国移民建立和保持着一种跨国界的、多向性的家族、经济、社会、制度、宗教和政治关系，而全球化为跨国行为提供了背景、机会和原动力。跨国主义的研究思维既有助于突破原有民族国家的困境与语境，也有助于推进由移民群体所带来的不同地理/文化圈之间的互动及其进程。运用跨国主义理论考察战后澳大利亚亚洲新移民的迁移过程与迁移模式，也有助于跳出原有的思维窠臼，得出新的认识。使用跨国社会空间的思维概念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国际移民的各个方面。
表1-1 以跨国社会空间为重点的移民研究
就战后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来说，可以从跨国社会空间进行分析：亚洲与澳大利亚之间合法的政治环境对于跨国移民单方面或双方给予了积极推动；同时具备直接与间接的快速传播媒介等物质的基础设施，拥有超越国境的社会网络以及某些职业性组织；亚裔移民在亚澳“两个世界”运动，融合成一个新的、独立的并且是充满矛盾的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风俗及一些跨国的社会联合和利益组织，使得社会制度具备了标准结构和调节结构；澳大利亚亚裔在“文化适应”和“同化”道路上存在着某种过渡现象，跨国的生活的职业规划，他们的地理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的关联构架跨越了民族国家和民族社会的界限。
另外，还有累计因果关系理论（Cumulative Causation）、移民系统理论（Migration Systems Theory）、人口移动转变假说（Hypothesis of Mobility Transition）、“后现代观”（Postmodernist View）等移民理论，鉴于它们作为战后澳大利亚移民研究不具备指导性意义，此处不做具体介绍。
以上对一些理论和学派的国际迁移研究的分析显示，国际迁移发生因素的复杂性和多层面性使目前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全将国际迁移的发生发展完全概括其中。就各种国际迁移理论本身的发展而言，还很不完善，许多重大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在研究国际移民问题时，追踪这些理论演进的轨迹，突破“推-拉理论”的限制，了解近三十年来理论界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国际人口迁移的动因、起源及发展和影响。特别是有些理论对研究战后亚裔移民迁移澳大利亚的问题有一定的适用性和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