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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在合力创造淤能基吕岛后，马上降临于岛上，在岛上竖起天之御柱，建造了“八寻殿”，先造窝后造人。
这里的天之御柱应该是把大木头砍下来再把它矗立在地面，意味着以这根御木为中心，周围一定区域是祭祀和议事的地方。为什么要竖立一根大木头，因为它类似神从天上降临人间的天梯或通道。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中，原来的天很低，神和人可以经常联系，甚至可以通婚。神下凡自有法术，但人上天非要有天梯不可，按照中国神话的说法，天界有天门，只要沿着天梯攀登，就可以到天门。
用作天梯的材料很多，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山为梯，二是以树为梯。所以二神先竖立天之御柱，以保证自己和众神可以通过这根大木头随时登天下地。
《古事记》中关于“天之御柱”的记载，后来逐渐演化为日本文化中“柱”的崇拜现象。在当今日本，仍保留着许多传统的诸如诹访神社的“御柱祭”这种盛大的祭祀活动，还有伊势神宫迁宫时清静神秘的“心御柱祭”、新潟县中颈城郡的关山神社的“柱祭”，以及由家宅建筑构件产生的“大黑柱”。这里的“柱”一方面表示“天之御柱”；另一方面是表示天神或天皇之子的量词，比如五尊神就被称为“五柱神”。
至于“八寻殿”，说的是盖了很大的房子，“八”在这里意味着宽大，“寻”是尺寸。也就是二神在岛上盖起了很大的茅草房，作为他们新婚的洞房。
按照精神分析理论，柱子这一类又粗又长的物件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而“八寻殿”这一类中空的建筑或者器皿则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二神举行婚礼时必备的这两件物件正是男女生殖器的抽象化，在生命的创造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是对生殖过程的初步认识。在日本，性与矛、天柱常常形影不离，今天的日本仍保留着这种习俗，并把桥的顶柱称为“男柱”。
二神在竖立天之御柱和建造房子的过程中，父神最先发现男女性别差别，也就是身体特征的差别。所以引出了以下一段有趣的对话，并由此萌生了性意识，引起了性冲动，最后两相情愿地举行婚礼，进行交合。
哥哥问：“妹子，你的身体是怎样长成的？”
妹妹答：“我的身体已经完全长成了，只有一处没有合在一起。”
哥哥又问：“我的身体也都长成了，但有一处多余。我想把我的多余处，塞进你的未合处，产生国土，你看怎样？”
妹妹爽快地回答：“这样做很好！”
这段对话基于青年男女本能的好奇和冲动。这种潜在的性意识是由于外界的影响而被唤醒。比如他们看到一对情鸽在亲嘴，于是他们也学着亲嘴，看到一对鸽子在交配，这下就更激动了，于是就有了上述的这段对话。
文化起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不断地向大自然学习，向动物学习，以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和改善生存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禽兽的学生。比如，跟蜜蜂学习，人类懂得如何盖房子；跟蜘蛛学习，人类懂得织布；跟黄莺学习，人类学会唱歌。
在性启蒙上，动物也给人类上了一堂课。台湾地区阿美人流传的《神鸟的启示》神话故事中讲的是，男神阿波若拉扬和女神塔里布拉扬相爱，他们模仿鸟儿那样相交，生儿育女，其子孙就是阿美人的祖先。
除了模仿动物之外，人类始祖神的性启蒙也可能出于一次意外的发现，中国西藏的珞巴族和宁夏的回族就流传着这样的神话故事。
西藏珞巴族神话说的是天地结为夫妻生下万物，最后生下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姐弟长大后，父母让他们自谋出路。他们相伴出走。在饥饿时，天下忽然掉下一个鸡蛋，姐弟俩把鸡蛋拾起来放在火上烤，姐弟面对面叉开双腿坐在火堆边，看着火中的鸡蛋，鸡蛋突然迸裂开，溅到姐弟的下身，两人相互见到对方的性器官，于是相爱相交，结为夫妻，子孙繁衍，姐弟成了珞巴族的始祖神。
在宁夏回族流传着阿丹和好娃的神话故事。说的是阿丹和好娃是人类第一对夫妻，真主交代他们不能吃天堂里的麦果。但是在恶魔的诱惑下，两人各偷吃了一颗，阿丹因为害怕，一紧张，麦果卡在喉咙中，从此男人就有了喉结。而好娃吃到了肚子里，就有了月经。他们因违反禁令被逐出，只得在冰上过夜。从此男人膝盖冰凉，女人屁股冰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稍加分析就可以得出他们在冰上以正常体位交合，才会膝盖着冰和屁股着冰，这个神话故事婉转地告诉人们这么一个事实，不像前面的故事那么直白和坦露。
从这些神话可以得出，人类的始祖在情欲上一开始是无知的，还不是无师自通，要借助于动物的启发或来自一次类似烤鸡蛋才了解到各自的性别差异。
《古事记》中关于始祖神的这段对话，把双方的性器官做了形象的描述，构成了“凸凹”崇拜，亦即男女生殖崇拜的原点。
在东西方神话中，普遍存在着生殖崇拜，它反映着早期人类的一种原始信仰，在残酷的大自然中，人类只有通过更多地繁殖后代才能延续人种和增加有效的生产力。它具体可以分为女性生殖器崇拜和男性生殖器崇拜、男女生殖共同崇拜以及男女交合崇拜。
日本人的生殖崇拜由来已久，在弥生时代就有了，远远地早于《古事记》的成书时代。全国到处都有祭祀男性生殖器的地方。比如岩手县远野市就祭祀一个用石头做的阳具，称为“金精神”；鸟取县的大山町有一座神社叫“木根神社”，里面祭祀着一根木雕的阳具，而爱知县的田县神社更是祭祀一个硕大无比的阳具，人们祭祀的阳具形态各异，有的是用木头或石头雕成的，还有一些是画着阳具的画。
日本人之所以祭祀阳具，是为了祈祷夫妻和谐，子孙满堂。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认为阳具有强大的“灵力”，是产子的原动力，所以备受崇拜。
关于男女生殖器官的崇拜，散见于很多民族的神话当中。
在古埃及，其艺术、神话中的性表现不会被视为禁忌，通常直接表现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拥有勃起的“敏神”（MIN），他是丰饶的象征，性无能的男人会供奉敏神，祈求子孙繁荣。
在古埃及新国王时代还会制作画有女性或男性性器形状、阳具勃起的男性、男女交媾等图案的护身符，尤其是阳具，被视为生命力的象征，被当作多产的护身符。埃及出土了不少仿阳具造型的小像，作为多产的象征，目的是祈愿而非妇女的自慰品。
在中国古代，将两性交配喻为“云雨”，因为古人把女人的肚腹看作土壤，把男人的精子当作种子，性交就是一个播种的过程。种子已经撒在地里，如果没有云，就不会有雨，没有雨，土地自然就没有收成。中国古代先民盛行阳具崇拜和女阴崇拜。今天通用的“且”这个字，就是男根的象形，无论是在甲骨文还是在金文之中，尽管笔画有所差异，但形态则一。根据造字的原则，“祖”是由“示”和“且”组成的，“示”在左边为祭祀的供品，“且”在右边为男根，拜祖先就是拜男根，没有祖先的这个“且”，哪儿来那么多的子孙，子孙相传实际上就是“且”“且”相传。因为古人祭祖，多用牌位，牌位就是木主，其形状如“且”，商朝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玄鸟”，是谓“玄鸟生商”，实际上他们以鸟纹象征男根，因为鸟头与龟头相似，鸟生卵，男根也有卵（睾丸），蛋白与精液相似，所以“玄鸟生商”。后来，中国人开始制作各种各样的男根，以高耸的巨石、塔、木柱作为男根的象征，直观又形象。
有男根崇拜的同时必然有女阴崇拜。交配、怀孕、分娩本是自然现象，但在先民眼里，是一件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最初主要是子宫、肚脐，还有阴部。先民先以陶环、石环等为女阴的象征物。其后则以鱼的形象作为女阴象征，一是因为鱼形，尤其是双鱼与女阴十分相似；二是鱼的繁殖能力很强，比如一条大麻哈雌鱼一次可产卵3500～5000粒。
在《说文解字》中，“也”就是女阴，“也”这个字从古籀文可以看出，它包含女性生殖器的大小阴唇和阴蒂，是再形象不过的一个字，所以，“也”和“且”相对应，如果说男根崇拜被称为“且且”崇拜，那么女阴崇拜就是“也也”崇拜了。
正如前面提到的，父神与母神对话中发现双方性器官的差异，则女“凹”男“凸”。所以，姑且将日本性文化称为“凸凹”文化。“凸凹”文化首先表现为性器官崇拜。“凸凹”在日本就专指男女生殖，也指性。有的日本人以“凸凹”为姓，有的神社也以之命名。大量形似男根女阴的天然石头被称为“凸凹石”。日本有关性器官崇拜的神社有400座左右，它们所供奉的男神或女神，都露出性器官，尤其是男神分布最广，称呼也不同。有道祖神、道镜神（历史人物）、塞神、石神，以及金精神等多种叫法，日本当地居民称此风俗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
“凸凹”文化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如何看待性和性交。在这一点上，古代东西文化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和日本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也有较大的差异。从神话的角度分析，首先在造人神话的表达上就可以看出对待性的态度。
在西方，基督教把人类起源看作人类始祖犯错的结果，所以才会有处女崇拜和“圣母处女怀孕”的说法。实际上，古代西方的性生活极其混乱，从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可以看出。
在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无论男女，神明对性的态度都十分随意，性生活十分活跃。数不清的爱情故事和随树叶蔓生的性纠纷，构成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的主要情节，其中以众神之王宙斯为代表。
首先，宙斯对家族中只要稍有姿色的女人，不论是姑妈、姐妹，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只要有可能，都把她们收入后宫，成为自己的妻妾。其次，宙斯的男性荷尔蒙过于强大，加之有可贵的探险精神，无所不用其极，偷偷摸摸地追求外遇，拥有数不清的情人。其正妻天后赫拉（本来是他的姐姐）多次抓奸仍无法阻止其外遇，夫妇常常吵架甚至大打出手。宙斯不仅享受奥林匹斯山中的众女神，也拼命惦记着凡间的美女，常常背着天后在凡间留下一串串的风流足迹，生下了一大堆孩子——不论是合法的还是私生的；不论是与女神生的还是与凡间女子生的；不论是与亲姑姑、亲姨妈生的，还是与自己女儿生的。
宙斯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间的性生活状态，在西方历史上，以古罗马为最盛。所以，有的史学家将古罗马的灭亡归咎于淫乱是有一定道理的。古罗马人粗野、放纵，既放纵性欲，也放纵酒、财、气。古罗马大兴土木，到处修建浴室，实行男女混浴，浴室成了卖春和淫乱的场所，最终导致了古罗马的衰亡。
汉族创世神话是“女娲造人”，女娲被认为是人类始祖。在汉族，回避了性的问题，就是人类的产生不仅与性活动无关，也和婚姻无关。而中国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讲的是远古时代人类经过一次大劫难，只有伏羲、女娲两兄妹存活，他们结婚并繁衍后代，后来又严禁血亲通婚，制定婚俗，人类的繁衍逐渐脱离了自然属性，也就是说中国汉族是无性繁殖，少数民族则是兄妹结婚而繁衍后代。原因在于汉族后来受到儒家说教的影响，对性采取回避的态度，视“性”为洪水猛兽，而且不能接受兄妹结婚这种说法，所以不得已才编造了“女娲团土造人”这样的一个违背自然规律、违背人性的荒唐可笑神话。
其实，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期，对“性”的认识和态度还是比较客观和符合实际的，那就是“天人合一，做爱有理”。
《诗经》中有一首诗叫作《野有死麕》，讲的是青年男女春天在野外约会并进行交合的情节。当时男女的野合是得到官府的支持的。中国古代哲学讲求天人合一，“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的结合正是宇宙阴阳二元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道德经》中讲的玄牝之门，恰恰是道家的男女之道。
先秦时代男女青年的野合风俗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唐宋乃至明初，中国一些农村举办的各种庙会和集会，也是为青年男女提供相识、相亲乃至暂时苟且的场合，明清时期官府对一些地方的庙会以淫乱罪名予以限制乃至取缔。君不见“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正是青年男女约会前怀揣的一股不可名状的喜悦。
中国贵州黔东南苗族在祭鼓节（祭祖）过程中，至今还保存一项活动“浴水花竹”，它祈求祖先赐子，由表演者模拟崇拜男女性器官为主要内容。活动时，由一中年男子扮演告端（是洪水后兄妹结婚所生的无头无肢形似冬瓜的崽），用一根碗口粗、根须和枝叶（寓意阴毛）旺盛的枫树雕成男根，象征性地追逐祭鼓氏族的媳妇，并一同到溪边，用带叶的竹子挑水相淋（复还野合的情景），女方象征性地把告端这个“崽”背回家，也有用酒精置于竹筒边向女方射去的。活动中，祭师唱道：“丈夫要妻子，男人要女人，悄悄去造人，房内去育伴，不让根骨断，不许种子灭。”
中国先民有着比较健康的性态度和性心理，只是南宋以后儒学思想的极端化，造成了人们性观念的禁锢，中国的性文化走上一条扭曲、虚伪的道路。
日本性文化的起源首先源于神话的描写和神的表率垂范，崇拜性如同崇拜神。
首先，相对于中世纪以来的中国性文化的畸形发展，日本人对性的崇拜，始终十分坦率，也十分认真。因为日本民族的起源从一开始是以性与爱为起点的，历史传说中的自然神与人性息息相通，神也有人的欲望。所以，日本古人对性的崇拜与对神明的崇拜是合二为一的，没有那么多的遮遮掩掩和矫揉造作。
作为日本民族起源神话的《古事记》，叙述开天辟地和民族创生正是从性与爱开始的。古代神话和早期神道对性与爱的宽容态度，实际上折射了日本先民对性与爱的自然、健康、放任的态度，从生命实际、生活实际上升到文化审美和情趣、艺术、哲理的层面，即性是美好的，无须遮掩。
其次，日本性文化的演化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有着直接的关联性。日本地处岛国，无依无靠，且自然灾难频发，造就了国民性格中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思想渊源。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等文学作品就反映了日本公卿和皇室的风流生活。《伊势物语》的作者在原业平一生与3733位女性有染。他是日本第51代平城天皇的孙子，属天潢贵胄，才华横溢，是平安六歌仙之一，活了55岁。笔者至今也弄不明白他这个有染的记录是如何统计出来的。
日本的自然环境也使得日本人崇拜自然，对自然界绝对服从，原始情感被无限放大，因而性也被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被推崇。从农耕时代开始，为了增加劳动人口，日本农村中的私通现象就极其普遍和被变相鼓励，女性的贞操一向不被重视，寡妇再嫁是被允许和鼓励的。比如日本江户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生了十几个儿子和女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寡妇生的，家康的妻妾中有不少原本是寡妇，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就是家康与一个再嫁的寡妇生的。这就叫作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再次，日本性文化借助于原始神道的仪式得以弘扬和净化。
郝祥满先生在《日本人的色道》一书中考察和分析了神道之祭与性交表演。他指出，日本是一个典型的集团社会，其集团意识的培养主要是通过与神道相关的各种“祭”。日本人常常集体参加各自地域的“祭”，这些节日多是一种放纵的或者宣扬性开放的“狂欢节”。在弥生时代的日本，人们常常在田间小路上性交，这和中国先秦盛行的野合并没有区别。
最为典型的是奈良县明日香村飞鸟坐神社的御田祭，它主要不是为了感官刺激，而是为了愉神，在让神快乐的同时，表演者和观赏者也得到愉悦。表演御田祭时，一人戴“天狗”面具代表男性，另一人戴“多福”面具（少女形象的面具）代表女性，前者把后者推倒，在“她”的私处演示各种动作，完全是一场“做爱秀”。但这可是极其严肃的宗教祭事。其中还包括与插秧相类似的动作，因为造人和种田都是生产行为，它暗示的是向神奉献，祈求五谷丰登。男女交媾不仅能够繁衍人口，而且能促进农作物丰收。
由此可见，在古代，性行为既是寻欢作乐，又是神圣生活，它融洽了人们的伙伴合作关系，淡化了暴力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人们的野性。法国学者维柯指出：人从原始时代以来就不断受到“野兽般淫欲的刺激”，而“宗教的严厉约束”使他们适度，使人的性行为限制在婚姻的框架内，“以修人道”构造社会。
最后，日本的性文化借助一些独特的性风俗得以传播和体现，这些历史上广为存在的性风俗主要是歌垣、杂鱼寝和“夜攀”。
在大和时期，日本先民认为丰收是神明赐予的，农作物被赋予神格，人们开始为其举行宗教仪式，称为“农耕仪礼”。后来这种农耕仪式演变成男女交际的歌舞，是谓歌垣。每年春、秋两季，在同一地点，男女集合在一起狂歌劲舞，求偶做爱。这种娱乐活动类似于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对歌会”。
歌垣的举办场所多为山顶、海边、集市等地，参与者多为青年男女，双方按照规定的旋律、音律临场发挥对唱歌谣，多为恋情歌曲，也包括歌颂收获、赞美神明、安慰亡灵等内容。古代日本人相信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背后有“言灵”一样的神圣力量在操控着，双方唱歌即是彼此的“言灵”在角逐。一方接歌失败，就是“言灵”的失败，意味着要屈服于另一方。
双方对歌结束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恋人们就会在歌垣场所开始进行集体性乱交的行为，许多人还会共妻、换妻，出现了“人妻与我欢，我妻亦诱人”的场面。歌垣是一种富有性解放色彩的活动。后来这种活动传入宫廷，在奈良时期，天皇开始倡导“对歌”，天皇和贵族在宫廷里所举行的歌垣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和野性。
歌垣习俗随着文化交流传到琉球，兴起了类似歌垣的“毛游”，即在原野上游乐。在今天的日本，歌垣习俗早已废止，而冲绳地区的毛游至今仍存在，但是性的色彩早已淡化，演变为文化艺术的交流场所。
杂鱼寝在字面上指很多男女共处一室。但作为民间习俗，传说中是春分前一天的节分之夜，自尽而亡的女子怨灵或大蛇妖魔从地狱流窜出来作恶，捕食人类，为确保集体安全和相互照应，全村男女老少集中在神社共度一夜，直至第二天天亮，恶鬼遁走。
到了室町时期，杂鱼寝在日本开始普及，最早富有宗教色彩的杂鱼寝，逐渐沦为杂交群交的代名词。在春分前夜，村中男女老少一同过夜，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受拘束，但仅限此夜。于是，本来不熟悉的男女，相当熟悉的亲人之间，甚至父女、母子之间都会在这一晚发生性关系，人们抛弃了一切的羁绊，毫无顾忌，以性取乐，并认为这是神的旨意，任何人都没有罪恶感和廉耻感，甚至过路的客人也可以加入一同作乐。如果当夜有女子怀孕生子，这个孩子就被当作神的孩子看待。井原西鹤在其《好色一代男》中对杂鱼寝做了详细的描述。当然，这一过程也常常出现几个男人为了争夺同一女子而拳脚相向的情况，甚至发生命案。
除了取乐，杂鱼寝也有促成婚恋的作用。日本的一些乡村专门开设“杂鱼寝堂”，只允许未婚男女进入，性交后如觉得满意便可结下姻缘，颇有“试婚”的味道。但只能是少夫配少妻，老夫娶老妻。这种先性后爱而缔结的婚事，也被看作神明的旨意。
类似“杂鱼寝”的现象在中国云南也存在过。云南有一座石宝山，直至20世纪，当地还有这样的风俗。在每年中秋节的前后三天中，男男女女都可以上山狂欢过夜，和不认识的异性发生性关系，不以为耻，也不以为怪，所以当地有“好人不上石宝山”的说法。
“夜攀”的日文原词是“夜这”，从字面上说，“夜”为夜晚，“这”表示攀爬，也就是到了夜晚爬到异性的房间内与之交好。
相对于歌垣和杂鱼寝，夜攀并没有任何宗教色彩，纯粹是为了求缘留种，繁衍人类。此风俗在日本广为流传，根深蒂固。一千多年前的《源氏物语》就有记载，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维新虽尽力移风易俗，但仍不绝，一直留传到20世纪50年代才禁绝。
“夜攀”这种风俗在乡下及渔村尤为普遍。在寂静的夜晚，男子偷偷潜入中意女子的闺房向其求婚，若是女方同意，便正式确认了婚恋关系。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夜攀”的规模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个人行为扩大到整个村落的系统之中，甚至包括其他村落的人也参与进来。
“夜攀”这一民俗大致分为两大系统，一类是只要是女人，无论年轻女子还是寡妇甚至有夫之妇，皆是“夜攀”对象；另一类是只限于年轻女子与寡妇、女佣、保姆。前者开放所有女人，但有不成文的规定，便是只有丈夫或同居男人不在家时，才可以翻墙入内成全好事，山区村落和沿海渔村以前者为主。而关东平原大多以后者为主。有的村落禁止邻村男子闯入，有些村落则欢迎外客加入。
为了公平起见，避免美女天天爆棚而其他女人无人光顾，也免于男人为女子争风吃醋，每个村落依年龄而各有其自治组织，不能随便乱闯。有些村落是由男子抽签决定对象，女子只能静候男人来“夜攀”，如果女子不满意抽签结果，她有拒绝的权利，可以通过组织之间的协调申请换人。因而男子平时的表现十分重要，如果口碑不好，即使你长得比中国的潘安还帅，很可能一辈子都偷不到香。
如果这段时间做爱而怀孕，女子搞不清是哪个男人让她挺起肚子的，那也很简单，由她指定，她说孩子是谁的就是谁的，只要女子指人，那个男子就是孩子的父亲，就要接纳她。当时也没有DNA检测技术，再说日本人不太计较血统问题，谁当爹都一样，孩子是村落的共同财产。而女人也很幸福，婚前可以同时和N个男人有亲密关系，可以从中比较，挑选出最满意的夫婿，反正婚后还有机会偷香。婚姻既不是鸟笼，也不是围城，没有必要拒绝，合则来，不合则散。
和乡下相比，都市也有类似风俗。如江户的市民婚前有所谓的“足入婚”，女子在婚前先住进男方家一段日子，合得来就宴客公布，合不来就与男人说声拜拜打包回娘家，相当于现代的试婚，洒脱得很。
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为了树立“文明开化”新社会道德，引进西方一神教的性爱观和婚姻观，崇尚处女膜，强调国民实行一夫一妻制，破除各种根植于日本的性风俗，以及混浴等社会习俗，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诸如“夜攀”一类的性风俗由公开转为私下，屡禁不止。
1938年，日本津山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命案。一男子持猎枪一口气杀了30个人。这起命案的起因，就是杀人犯在征兵体检中发现患了肺结核，这在当时几乎是绝症，村民们得知后就开始在他的背后议论纷纷，平时的“夜攀”活动没有任何女性愿意和他亲热。村民集体抛弃了他。一怒之下，他用猎枪不分男女杀害了所有在背后侮辱他的人，最后自杀。这起特大命案把尘封已久的“夜攀”风俗再度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夜攀”才逐渐消失。直到二战之后的二十多年，往日这种具有原始色彩的性风俗才远离日本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