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7世纪前期松赞干布统一高原各部族、小邦，建立起吐蕃王朝。吐蕃建国之后又不断向西域、河陇、云南等地扩张，与唐朝发生了频繁接触。唐朝文成、金城公主两次入藏联姻，双方使节也不断往来，唐、蕃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也得以展开，而另一方面吐蕃又不断在这些地区与唐朝兵戎相见。
755年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驻守西域、河陇的唐军被调离平叛，吐蕃统治者乘机入侵。自756年开始至9世纪初，秦州、渭州、成州、洮州、岷州、兰州、河州、鄯州、廓州、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伊州、西州、北庭、于阗、安西等地先后沦陷。此后，除了北庭、西州等地吐蕃曾与回鹘进行了反复争夺之外，其余地区一直都被吐蕃所控制。吐蕃王朝在这里设置官吏，驻防军队，推行已行之于本土的一系列军政制度，并汲取若干唐制来进行长期统治。
吐蕃在河陇西域设置了东道节度使和德伦会议（bde blon gyi vdun sa）来管理这一地区。东道节度使由大尚论（宰相）兼任。东道节度使下面又设有瓜州、凉州（姑臧）、河州、鄯州等节度使，在西域地区则设有萨毗、于阗节度使。河陇地区节度使辖下各州有乞利本、节儿监军、都督等军政官员，州以下设有部落，部落下设将，部落设部落使，将设将头，还有营田使、水官等，负责组织部落民户进行农牧业生产，征收赋税，征发各种劳役。在商业中实行实物交换和以金银为货币。另外，还要求当地汉族居民说吐蕃语、用吐蕃文，禁用唐年号，使用地支（十二生肖）纪年。汉族等被征服民族的上层人士可以担任都督、副部落使、将头等职务，但乞利本、节儿监军、部落使等重要官职一般由吐蕃人担任；吐蕃统治下的于阗虽然仍然保留有于阗王及其大臣，情况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只是吐蕃扶植的傀儡，实权都由派驻当地的吐蕃官员把持。在宗教方面，吐蕃政权大力扶植佛教，提高了僧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一些高级僧侣可以参与政事。这一时期佛教势力极度膨胀，寺院、僧尼数量大为增加，寺户制度勃兴。各节度使辖境、各州的僧官首领称为僧统，后又改称教授，各级僧官体系有效地管理着各地僧团。佛事兴盛，译经、写经、讲经活动频繁，昙旷、摩诃衍、法成等一批汉藏高僧纷纷来到敦煌等地传法译经，吐蕃太子、僧相钵阐布、王妃等权贵也经常来到敦煌等佛教圣地礼佛并处理政务。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得到进一步兴建，这一时期的石窟艺术也明显打上了吐蕃统治的烙印。汉地禅宗等宗教派别还通过敦煌等地向吐蕃本部传播，一些汉文儒学典籍和历史、文学、宗教、占卜等方面的著作也被译成吐蕃文，被吐蕃文化所吸收。
吐蕃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牟尼（797～798年在位）、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赤祖德赞（815～836年在位）四位赞普都大力弘扬佛教，给寺院和僧侣以大量特权，向其发放布施、配给供养民户，僧人还被任命为大相钵阐布，总理政务，结果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导致赤祖德赞被反佛大臣缢杀。836年，吐蕃反佛势力扶立朗达玛即位，开始限制和打击佛教。842年，赞普朗达玛因灭佛被僧人射杀，二子争立，吐蕃发生内乱。河陇地区的吐蕃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反对朗达玛大妃所立之赞普乞离胡，与青海节度使会盟后发兵击杀吐蕃国相尚思罗，随后又和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展开混战，吐蕃在河陇西域的统治开始崩溃。848年，世为吐蕃沙州汉人官员的敦煌大族张议潮乘机率领各族民众起义，收复瓜、沙二州，建立起归义军政权，随即派使者入唐取得唐朝支持。之后归义军政权逐步收复了伊、肃、甘等州，并于861年克复凉州。北庭、西州、安西等地也先后被西迁回鹘所占领，而秦、原、渭等州则由唐朝收复。
869年爆发的吐蕃奴隶大起义导致了吐蕃王朝的最终灭亡，吐蕃王朝对河陇西域地区的统治也随之全部瓦解。但吐蕃的统治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演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在这一地区建立的各地方政权都曾部分地承袭了吐蕃王朝的各项制度，并在官私文书中使用吐蕃文，藏语也成了当时该地区的通用语言。以往传世史籍对吐蕃统治河陇西域的有关情况记载甚少，故而这段历史一直湮没无闻，基本上不为世人所知晓。20世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以及新疆鄯善、和田等地古藏文简牍、文书的出土，为我们了解吐蕃统治河陇西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契机。敦煌藏经洞文献中有大量吐蕃统治时期的汉、藏文文书，这些文书和20世纪在新疆出土的古藏文简牍、文书详细记录了吐蕃统治下河陇、西域社会的具体情况，涉及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正是吐蕃王朝从唐朝努力汲取文化营养的时期，敦煌西域文献中也保留了大量汉藏文化交流的史料，涉及唐朝典章制度对吐蕃统治河陇西域地区相关制度的影响、儒家经籍在吐蕃的传播、汉地佛教的输入、景教等宗教派别向吐蕃统治地区的渗透、吐蕃本部的制度与文化、宗教在原唐朝统治的河陇西域地区的传播等内容。它们为学界研究这段历史及吐蕃王朝史、汉藏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自20世纪初在敦煌、新疆等地发现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文献以来，国内外学者相继对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与吐蕃统治河陇西域历史有关的重要著作。巴考（J.Bacot）、托马斯（F.W.Thomas）、杜散（G.C.Toussaint）
首次对敦煌文献中的吐蕃历史文书（包括《编年史》亦即《大事纪年》、《赞普传记》、《赞普、大论世系》、《小邦邦主邦臣序列》等）进行了译解和研究。国内王尧、陈践以及黄布凡、马德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吐蕃历史文献进行了复译和研究
。近年，奥地利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学者Brandon Dotson所著《吐蕃编年史》的最新英译本
。
英国学者黎吉生（Hugh Richardson）对吐蕃传世碑铭进行了译解及探讨，并对军事、宗教方面的一些敦煌古藏文文书也进行了考索，但是他不懂中文，并未直接利用丰富的汉文史料
。王尧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传世吐蕃碑铭进行译释
，美籍华人学者李方桂及其学生柯蔚南（W. South Coblin）在黎吉生及中国学者王尧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藏古代碑铭（吐蕃王朝时期）又进行了系统总结与考释
。
英国学者托马斯（F.W.Thomas）对英藏敦煌、西域出土的吐蕃文社会经济文书、简牍进行了初步译解和研究，其研究同样也没有直接使用汉文史料
。法国学者拉露（M.Lalou）女士则对法藏敦煌古藏文文书进行了系统编目
。法国埃·麦克唐纳夫人（A.Macdonald/ A.Spanion）和日本学者今枝由郎（Y.Imaeda）合作，对法藏敦煌吐蕃文书进行了精选编辑，并选入若干件英藏敦煌古藏文文书，加以影印出版
，成为学界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献的重要资料。
中国学者王忠利用英国学者托马斯所译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简牍和汉藏传世史籍、金石碑刻对吐蕃王朝的历史进行了初步探讨
。王尧、陈践则在托马斯研究的基础上对新疆出土的吐蕃简牍进行了译解考释
。另外王尧、陈践还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译解出一批重要的敦煌吐蕃文书，并对有关史事进行了研究
，但是他们对敦煌汉文文书中的相关史料利用有限；王尧还组织学者编写解题目录，对法藏敦煌古藏文文书的内容和有关研究论著都作了简要介绍
。匈牙利学者乌瑞（G.Uray）在托马斯的基础上对英藏吐蕃文书Ch.73.xv.10《敦煌阿骨萨部落编员表》进行进一步译解和考证
；他还考释了英藏敦煌吐蕃文书Vol.69，fol.84《吐谷浑大事纪年》的有关内容
，并对吐蕃在河陇西域所设的军镇（khrom）进行了深入研究
[1]
，对吐蕃统治敦煌的千户部落及其下属组织进行了探讨
；另外他对研究吐蕃史有重要价值的藏文史籍《贤者喜宴》的内容及成书年代进行了探索
，其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但他同样存在不能直接使用汉文史料的问题。拉露（M.Lalou）最先对关于吐蕃职官制度的重要文书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进行了译解与研究
，日本学者山口瑞凤先生则利用P.T.1089等文书分别考察了敦煌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部落以及通颊部落成立的时间
，王尧、陈践等也对P.T.1089号文书进行了汉译和考察
。法国学者石泰安（P.A.Stein）根据敦煌藏文文书和传世藏文文献资料，参考汉文史籍，对古代汉藏交界地区的部族状况作了探讨
。日本学者藤枝晃利用敦煌汉藏文书对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作了初步研究
。
山口瑞凤先生还利用敦煌文书对吐蕃王朝的早期历史和有关军政制度进行了考述
。此外，山口瑞凤等人还撰写了有关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的简述和一些重要敦煌吐蕃文文书的译介，面向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介绍有关情况
。中国学者黄颢先生对研究吐蕃史有重要价值的藏族史籍《贤者喜宴》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翻译注解，其中也利用了一些敦煌西域出土的吐蕃时期文献
。
日本武内绍人（T.Takeuchi）对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进行了解读和分析，考证了其中的历史背景
。武内还在托马斯的基础上对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简牍进行了更为全面准确的转写和考释，还编制了详细的词汇索引
。此外，他还对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历史的一些问题，如吐蕃敦煌部落中的“将”等进行了探讨
[2]
。
国内杨铭致力于钻研吐蕃统治河陇西域历史。他的论著主要在国外学者研究基础上利用汉藏史料对吐蕃统治敦煌乃至河陇、西域的历史和一些相关的文书做了考察研究，探讨了吐蕃在这一地区的军政机构设置，吐蕃与突厥、吐谷浑关系，当地民族构成及生存状况等问题，但是其多年来因受到研究条件的限制，一直不能充分检索使用全部敦煌汉文文书进行研究
。刘忠则在托马斯等人研究基础上对英藏古藏文文书阿骨萨部落一区编员表进行了重新译解和考证
。荣新江的《通颊考》在国外学者研究基础上利用藏汉文献对吐蕃敦煌通颊部落的来历、在吐蕃军政系统中的位置、最后消亡的情况进行了考察
。陈楠分别利用汉藏史料对吐蕃王朝中央、地方职官和吐蕃统治河西时期该地区的职官等进行了论述
。
张广达、陈庆英、端智嘉、王欣、陈践先后对吐蕃本部、河陇西域等地的驿传制度，敦煌行人部落以及笼、笼官等作了探讨，对敦煌县博物馆所藏吐蕃驿递文书进行了译解和考证
。日本学者岩尾一史近年也利用敦煌藏文文书，并结合汉文文书，陆续发表了有关吐蕃统治敦煌及河陇西域地区历史的论文多篇，涉及职官、部落、赋税等内容
。苏航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基层组织tshar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杨际平和姜伯勤则主要利用汉文文书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农牧业生产状况等进行了详细论述
。李正宇对吐蕃占领下的敦煌汉文户籍手实制度及基层组织加以探讨
。他还对分藏于俄、法两国的汉文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文书残卷进行了拼接缀合，并对吐蕃官员论董勃藏的身世、事迹进行了初步考索
。郑炳林、王继光全面考察了吐蕃时期敦煌汉文文书，对吐蕃在河西地区设置的职官进行了探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刘安志考察了吐蕃占领敦煌前后当地大族的活动
。金滢坤则探讨了吐蕃统治瓜沙时期的职官、军政建制和户籍制度，但是其研究只是利用了汉文文书
。陆离运用敦煌汉藏文书和传世史籍综合研究，发表了关于吐蕃统治敦煌及河陇西域历史的论著，研究涉及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职官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仓廪制度、赋役制度以及经济、人物等方面的内容；此外，他还出版了关于吐蕃统治敦煌历史的专著，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尝试性探讨
。最近，德国学者Gertraud Taenzer出版了The Dunhuang region during Tibetan rule： A study of the secular manuscripts discovered in Mogao caves
一书，利用敦煌新疆藏汉文献对吐蕃统治敦煌及河陇、西域地区的历史也进行了系统研究。
敦煌文书中保存有大量藏文宗教文献，英国学者恩默瑞克（Ronald Eric Emmerick）收集藏文《大藏经》中保存的最为重要的于阗佛教史籍《于阗国授记》进行校勘、英译，并和敦煌古藏文写本《于阗教法史》（P.T.960）进行对照、考释
[3]
。瓦雷·普散（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对英藏敦煌吐蕃文佛经进行了编目
。山口瑞凤等则在瓦雷·普散编目基础上对英藏敦煌吐蕃文佛经进行了重新编目，较之瓦雷·普散所著目录内容更为充实全面
。最近日本学者岩尾一史（Kazushi IWAO）、武内绍人（Tsuguhito Takeuchi）和英国学者萨姆·范沙克（Sam van Schaik）出版有
Old Tibetan Text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r.8210
（Tokyo： The Toyo Bunko，2012）一书，对英藏编号Or.8210序列的88件敦煌藏文文书（其中包括有佛经及一些世俗文书）进行了录文和说明。雅可布·代尔顿（Jacob Dalton）和萨姆·范沙克（Sam van Schaik）还出版有Tibetan tantric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at the British Liberary
一书，对英藏敦煌藏文密教文献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编目，并指出其与法藏敦煌藏文密教文献之间的关系。
埃·麦克唐纳夫人考察了敦煌藏文文书记载的松赞干布时期的历史及宗教状况
，并转写、翻译和注释了敦煌藏文写本吐蕃民间故事《说不完的故事》
。今枝由郎根据英法所藏九种敦煌藏文写本，复原出一种藏文诗体佛教文献，主要内容是宣讲佛教的生死轮回思想
。
法国学者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则利用敦煌汉藏文书和传世史籍的有关记载探讨了汉地禅宗入藏传播的历史
。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则较早利用汉文文书对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寺户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学者黄文焕考察研究了甘肃河西地区现存的大量古藏文文书（其中佛经占绝大多数），并发表相关论文数篇，对这批文书进行了介绍
。姜伯勤对在吐蕃统治时期兴起并一直延续到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寺户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谢重光、姜伯勤在竺沙雅章的基础上利用汉文史料论述考证了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和有关人物
；日本学者上山大峻则对蕃占时期在敦煌及河西其他地区活动的昙旷、法成等高僧生平及著述进行了详细研究
。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些关于抄经、受戒、社邑等方面的古藏文文书进行了译释考证
。陆离利用汉藏史料对吐蕃敦煌寺户、僧官制度继续进行了探索
。黄维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敦煌古藏文佛教发愿文进行了详细译解研究
。杨富学、李吉和则对敦煌汉文吐蕃佛教史料进行了辑校
。石泰安、褚俊杰对敦煌古藏文写本记载的吐蕃苯教仪式进行了探讨
。张延清新近利用敦煌藏汉文书对吐蕃僧相钵阐布进行了探讨，并探讨了敦煌地区的藏文佛经抄写问题
。最近英国学者萨姆·范沙克和高弈瑞（
Imre Galambos
）在前人基础上出版专著对英藏IOL Tib J 754号文书中的汉藏文各部分进行了详细研究，对其中的藏文书信部分进行重新译解，对这组书信撰写年代和吐蕃与中原王朝、天竺的佛教交流等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在文学、医学方面，英国托马斯研究了敦煌古藏文文书中的吐蕃民间文学作品及所谓南（Nam）语文献
。澳大利亚戴琼（J.W.de Jong）在托马斯和法国巴尔比（Jagbans Kishore Balbir）研究基础上对六件敦煌古藏文本写本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残卷重新进行了译解及研究
。高田时雄利用敦煌写本中的藏汉对音资料研究了9、10世纪的河西方言
。周季文、谢后芳对敦煌吐蕃文献中汉藏语对音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
。法国布隆多（Anne-Marie Blondeau）译解并探讨了敦煌古藏文相马和医马文书
。罗秉芬、洪武娌等人对敦煌藏文医学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2006年开始，西北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陆续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大型图册，还着手出版英藏敦煌藏文文献大型图册，这也必将推动敦煌吐蕃文文献的研究。目前，日本学者武内绍人等还建立了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网站，在网上公布吐蕃王朝时期的古藏文碑铭和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录文，并出版有研究论文集
，汇集了英、日等国学者对敦煌吐蕃文书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古藏文语言学、俄藏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残片、吐蕃敦煌官府籍账文书和佛教文献等方面的内容。而英藏、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照片也在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上陆续公布。
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澄清和恢复吐蕃统治敦煌及河陇西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及这一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情况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现在仍有相当数量的敦煌吐蕃文献尚未得到充分释读和研究，敦煌、新疆出土的藏汉吐蕃文献、传世汉藏史籍之间的比照考证也有待进一步加强（这一工作对于准确理解、挖掘古藏文文献所蕴涵的丰富内容非常重要）。笔者本书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敦煌、新疆、西藏等地出土的汉藏文献、金石碑铭、汉藏传世史籍等对唐前期吐蕃在河陇地区的进出与军政建制，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节度使、都督、部落、部落使、十将、将（tshan）、户籍、营田、官田等制度，吐蕃制度与唐朝、突厥制度的关系，中原汉地儒家经籍和吐蕃王朝汉译佛经在敦煌等地的传播，长庆会盟后唐朝与吐蕃、天竺的佛教交流，吐蕃统治下敦煌社会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龙家、lho bal、嗢末等部族的分布迁徙及族名含义，磨环、jag rong、者龙、se tong、大同、西同、tsong ka、宗喀、khri ka、溪哥、临蕃城等汉藏地名具体含义与方位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对其中反映的汉藏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一些考察辨析，以说明自己的见解，以期能够抛砖引玉，将吐蕃统治河陇西域历史和这一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1] “KHROM：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th-9 th Centuries”，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ed.by Michael Aris and Aung San Sua Kyi，Aris and Pillips LTD.Warminster England，1979，pp.310-318.
[2] Tsuguhio Tokeuchi《将：吐蕃帝国千户之下的行政组织》（“TSHAN：Subordinates Aderministertive Units of the Thousand-Districts in the Tibetan Empire”），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 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Volume 2，edited by Per KVAERNE ，Oslo，1994，pp.848-862.
[3] 《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