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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2007年第4期发表的谢继胜、黄维忠先生《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一文，对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进行了详细解读和深入研究，进而对榆林窟第25窟的建造年代进行了判定，认为该窟建造于9世纪上半叶。笔者对二位先生关于榆林窟第25窟的建造年代的看法并无异议，但是对其论文（下面简称为谢文）中某些观点尚有不同意见，现加以讨论辨析，以说明笔者的观点。
谢文对榆林窟第25窟北壁弥勒经变图左下角藏文题记的转写及翻译为：“//dzevu/ devi cung gyis/ phags pav khor cig/bgyis pav vdi shang shevi/sku yon du/bsngas pav/lags so//曹氏幼弟施画此铺圣图，此乃回向‘尚希’之功德，甚佳！”
题记中的shang shevi，谢文译为“尚希”，并认为题记中的该人名可能是《拔协》提到的“桑喜”（vbav/sang-shi），为赞普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的大臣，曾被遣往汉地求法，参与建造和管理吐蕃本土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并且有可能参加了后来的桑耶僧诤，为赞普赤松德赞在位时期弘扬佛教的重要大臣。并且榆林窟25窟为曹氏承建，若施主为汉人，题记应当记为汉文，但此窟壁画题记为藏文，并绘制吐蕃风格的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
以及表现吐蕃风俗的《嫁娶图》（为北壁弥勒经变图中内容），所以施主一定是藏人，判定为“桑喜”或有所本。
但是笔者认为，shang shevi与vbav/sang-shi写法并不相同，所以二者应该不能等同。
另外学界还有意见认为，shang shevi有可能为汉文“上师”之吐蕃文拼音写法，但是在吐蕃文中“上师”有专有名词“bla ma（喇嘛）”或“gu ru”与之对应，汉文“上师”不应再采用吐蕃文拼写。而且“上师”是藏文“bla ma（喇嘛）”或“gu ru”的汉文意译，此词源自藏文，汉文中原本没有，笔者在敦煌唐宋时期汉文文书和莫高窟、榆林窟唐宋时期汉文题记中尚没有见到有“上师”的称谓，所以这一观点笔者也不能赞同。
谢文还认为shang-she的另一种可能是汉字“尚书”的译音，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出现有与吐蕃大将论钦陵大战的唐将王尚书（vwang-shang-shu），shang-shu即为尚书。但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崛起于瓜、沙在公元10世纪，当时且无“尚书”官衔。此外，藏文无后加字元音为-u者，后面的属格不可能是-vi而为-yi。
实际上shang shevi在法藏敦煌藏文文书P.T.2204《没收叛乱者粮食支出账》中也曾经出现，文书记载：
尚书（Zhang shevi）诏令：……余粮给马夫张达子（chibs rdzi cang stag tshe）作为鼠年冬十二月至牛年春二月三十日，三个月之口粮，每月以八升计，共一克四升。驴夫卦索（bong rdzi gwag sog）三个月之口粮，每月以五升计，共十五升。
此外文书中还出现有使者前往目的地沙州（sha cur）的内容。
笔者以为，该文书应该是驻节河州总制河陇的吐蕃东道节度使衙府文书。吐蕃东道节度使是总管河陇西域的军政机构，下辖瓜州、凉州、河州、鄯州等节度使，藏文称为军镇（khrom）。这些节度使同样也是军政合一机构，吐蕃节度使的称号则来自唐朝，吐蕃军镇与唐朝的节度使性质职能非常相近，故采用了唐朝的称号。吐蕃东道节度使在文书中被称为zhang shevi，即汉文文书中的“尚书”，这是吐蕃东道节度使的又一称号。该职由吐蕃大尚论（即宰相）兼任，唐人将宰相称为尚书令，吐蕃也采用了这一称呼。在P.2765《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中，曾以宰相身份担任吐蕃东道节度使的尚乞心儿（尚起律心儿）即被称为尚书令
，而尚书令又可以简称为尚书。
P.T.1081号《关于吐谷浑莫贺延部落奴隶李央贝事诉状》是一件某官府大理法司（gchod-dbyong-gi-ring-lugs）审理吐谷浑莫贺延部落奴隶李央贝身份归属案件的文书，其开头部分有如下记载：“尚书大节度衙会议，子年秋八月初，由河州城发出之盖印文书。/Zhang shes/ khrom chen po vi （vdun nas）/ga cu kun gi kun nas/byi ba lo vi ston sla vbring po vi ngo la bkav rtags kyi phyag rgya phog ste/”。该件文书山口瑞凤、乌瑞先生都定为沙州归义军尚书发布的官府文书。
其中“尚书大节度衙会议（zhang shes khrom po vi）”，王尧、陈践译为“尚摄思大将军驾前”
，山口瑞凤则译为“尚书大节度衙会议”。窃以为译成“尚书大节度衙会议”较妥。zhang shes即为“尚书”的吐蕃文音译，而khrom chen po则学界公认译为“大节度衙”，是指吐蕃在河陇地区设置的节度使机构，后来归义军节度使在吐蕃文文书中也被称为khrom chen po。但是，笔者以为，该件文书应该是驻节河州（ga cu）的吐蕃东道节度使发出的公文牒状。对此笔者已有另文探讨，此处不赘。
这里的“zhang shes（尚书）”与榆林窟25窟题记中的“shang shevi”写法也极为相近。所以shang shevi即为尚书的吐蕃文拼写，殆无疑义。榆林窟25窟题记表明，该窟是曹姓人士为尚书（吐蕃东道节度使）开凿的功德窟。
另外，在曹氏归义军诸位节度使中，并非像谢文所称的无人使用尚书官衔，曹议金（亦即曹仁贵）在914～919年就曾使用尚书官衔。
如P.3239《甲戌年（914）十月十八日敕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牒》，后署“使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曹仁贵”。
张广达、荣新江先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一文谈道：“金玉国一名，见于榆林窟第25窟洞口甬道北壁第一身题名：‘大朝大于阗金玉国皇帝的子天公[主]……’，其相对的南壁第一身题名：‘敕推诚奉化功臣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番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敦煌王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七百户曹延禄一心供养。’”他们根据此题名并结合敦煌文书有关记载，认为榆林窟第25窟的修建时间应该在984年前后，即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执政时期
，但是曹延禄却没有使用过尚书官衔。谢文已指出题记首句的曹假如是归义军政权末期节度使汉人曹延禄，那么壁画的年代在984年前后，与其吐蕃风格（在壁画的显著位置，《弥勒变》画面右下方《嫁娶图》描绘典型吐蕃人）冲突，况且第25窟前室后壁甬道南侧已有光化三年（900）的汉文墨书题记“光化三年十二月悬泉长史……”，证明壁画在此之前早已存在
。而曹延禄的先祖曹议金开始担任归义军节度使是在公元914年，在公元900年之后，为其开凿洞窟绘制的壁画同样不可能带有明显的吐蕃风格。所以，榆林窟第25窟题记中的尚书不可能是曹延禄，也不可能是曹议金。
尚书（shang shevi）应该是总管河陇地区军政事务的吐蕃东道节度使。东道节度使也曾经来河陇地区的佛教圣地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等地礼佛及处理一些军政事务，由他出资布施，当地僧俗人士为其修建功德窟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在P.T.16、IOL TIB J 751 I号三国会盟祈愿文中数次出现吐蕃大相（blon chen po）尚乞心儿（zhang khri sum rje）和尚腊藏（zhang lha bzang）的名字，称赞他们率领河陇地区的吐蕃军队战胜唐、回鹘军队，最后与之缔结和约的功绩
。当时尚乞心儿应为吐蕃东道节度使，尚腊藏应即尚塔藏，古藏文“lha”与汉文“塔（ta）”中古发音相通。吐蕃大相尚腊藏与尚乞心儿一起处理河陇地区军政大事，前者为后者的副手。P.2974号文书为《为宰相尚腊藏嘘律钵病患开道场文》，其中还提到东军□（宰）相令公尚乞心儿，东军宰相令公即吐蕃东道节度使
。此件《开道场文》的写作时间与P.T.16、IOL TIB J 751 I号三国会盟祈愿文的写作时间接近。尚腊藏嘘律钵即尚腊藏，他应是在长庆会盟前不久接替尚乞心儿担任东道节度使一职，尚腊藏嘘律钵亦即赴逻些参加长庆会盟的唐使刘元鼎《使吐蕃经见记略》一文所记的吐蕃驻扎于河州的元帅尚塔藏
。
至于榆林窟第25窟壁画的最终完成时间，笔者认为由于现在尚缺乏明确的文字史料记载，仅单纯根据壁画画风来加以判断则难以进行精确判定（如仅根据壁画画风来判定其完成时间，则可能存在几十年的误差），所以目前只能确定其最终完成时间是在吐蕃统治河陇时期。有可能是在822年唐、蕃长庆会盟之后（其开始开凿时间则有可能是在长庆会盟之前），将其用来纪念及赞颂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尚乞心儿或尚腊藏使唐、蕃和好的功德。当然，此窟壁画的最终完成时间也有可能是在822年之前，藏文题记中的尚书则为当时的某位吐蕃东道节度使，绘制此窟壁画的目的在于纪念并赞颂该人治理河陇地区的功绩。
谢文指出，法藏P.4660卷子录有邈真赞《勾当三窟僧政曹公邈真赞》与《都僧政曹僧政邈真赞》，此位曹僧政题衔“敦煌管内僧政兼勾当三窟”，“位高心下，惟谨惟恭”，“检校三窟，百计绍隆”。邈真赞记载中和三年（883）曹僧政圆寂，“年期八十”
，故曹公约生活在803～883年。谢文认为假若如此，第25窟之“曹”与此僧的事迹最为接近。谢文还指出，P.5579号文书背面提到的“□泉赤岸窟”，在“乙亥年十二月三十日”已经存在，与“□泉赤岸窟”并列的还有“天王堂寺”，或许指榆林窟第15窟。而浙江省博物馆藏浙敦116号卷子云：“子年六月二十一日，供曹僧政等修赤岸窟圈堂。”
可见这位“曹”确实是负责修建石窟的，应该确定第25窟的“曹”就是曹僧政。僧政在当时非常著名，榆林窟25窟藏文题记中的“曹”不会引起任何误解，可能是榆林窟略远，修建此窟则由曹僧政的弟弟负责。此后，年长的曹和尚似乎专注于讲经。所以，可以大致判定榆林窟第25窟的“曹”当在僧政壮年时。
另外，谢文又举出国家图书馆BD03355《佛说遗教经一卷》卷尾题记“大蕃国沙州永康寺律师神希记”，认为这位律师“神希”与榆林窟题记出现的shang she读音似乎更接近。但是律师位阶低于僧政，身为都僧政曹和尚之弟如何为律师神希绘画，神希有无能力委托绘制第25窟那么大的石窟壁画，值得考虑。
从谢文的这些论述可以知道，其认为吐蕃统治河西陇右时期敦煌有“僧政”这一僧官存在，在吐蕃统治时期，当时的敦煌僧官曹僧政（时当壮年）之弟负责修建了榆林窟第25窟，绘制壁画。实际上在吐蕃占领前期，敦煌僧官系统是：都僧统（僧统）—寺院僧统—都判官—判官—寺三刚。9世纪初年都教授、教授、副教授、寺院教授逐渐取代了都僧统、僧统、副僧统、寺院僧统作为僧官的称号。848年归义军政权建立，驱逐吐蕃统治，其最高僧官为河西都僧统，河西都僧统以下僧官在保留吐蕃时期原有职官的基础上增设了都僧录、僧录、都僧政、僧政
。故此对法藏P.4660卷子所录《勾当三窟僧政曹公邈真赞》与《都僧政曹僧政邈真赞》中曹氏僧官名号的年代需要认真考虑，曹僧政担任的只能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团的都僧政（简称僧政），不可能是吐蕃时期的都僧政。他当时担任敦煌僧团的都僧政，负责维修瓜、沙境内的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石窟。前引浙江省博物馆藏浙敦116号卷子所云“子年六月二十一日，供曹僧政等修赤岸圈堂”，这里的“子年”也只能是在848年以后的归义军时期。
那么，为吐蕃东道节度使开窟绘画的曹姓人士是谁呢？从其为吐蕃东道节度使开窟绘画来看，此人必当有一定身份地位。在英藏Or8210/S7133号文书中有如下记载：
在僧人曹英子（Dz'u ing-dzeb）掌握的榆林寺僧众（yu lem lha ris）的仓库（stsang）中，悉宁宗部落（snying tshom gyi sde）的曹玛赞（Dz'u rma-brtsan）首先借了……汉石（rgya sheg）的大麦。
悉宁宗部落是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汉人军事部落，成立在公元824年以后。僧人曹英子负责管理当时瓜州榆林寺僧众的仓库，应该是一名中下级僧官，他自然有可能在榆林窟负责为吐蕃东道节度使开窟绘画，所以榆林窟25窟藏文题记中的曹姓人士也有可能与僧人曹英子有某种关系。另外，由于法藏P.4660卷子记载曹僧政担任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团的都僧政，负责维修瓜、沙境内的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石窟，他的生活年代有可能在803～883年，而张议潮建立的归义军政权中的骨干成员大部分曾经在吐蕃统治时期担任过僧俗官职，如僧人吴洪辨、翟法荣等都是如此。他们在吐蕃时期担任沙州都教授、法律等僧官，在归义军时期继续担任都僧统、僧政等僧官。所以，法藏P.4660卷子所录《勾当三窟僧政曹公邈真赞》与《都僧政曹僧政邈真赞》中的曹僧政，也有可能于吐蕃统治时期在榆林窟负责为吐蕃东道节度使绘制佛窟壁画。但是，此时他的职官名号绝非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