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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大学兰却加教授近期公布了由其本人发现的吐蕃王朝时代的铜钟照片及钟上所铸古藏文铭文，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证
，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其价值得到不少学者的肯定
，笔者同样认为该钟及其铭文对吐蕃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根据兰却加先生的录文，对该钟铭文涉及的地理方位、唐前期吐蕃与唐朝在河西走廊地区的争夺和铜钟所属寺院的僧侣来源等问题再做一些探讨。
据兰却加先生介绍，该钟为铜合金铸造，厚3.2厘米，高约54厘米，钟口直径为52厘米，钟座直径为40厘米，重168公斤，钟底座上铸有梵文咒语，整个铜钟呈六瓣莲花状，花瓣尖端绘有虎头纹，铭文上面则绘有六朵云纹。现将兰却加先生所录铜钟铭文及译文转录如下，汉文译文个别地方笔者在兰却加先生的译文基础上有所改动：
//bod kyi lha btsan po khri lde gtsug brtsan mced kyi sku yon du bsngo ste： zhang lha sgra rgyal slebs spad kyis jag rong dgav ldan byin cen gtsug lag khang gi rkyen du dril chen cig pul bavi yon kyis yon bdag dang sems ca thams cad bla na myed de byang cub kyi rgyub par smon to /dril vdi lcags kong □□ gis yi ge bri ste dge slong chos prin gyis blug so
为吐蕃神圣赞普赤德祖赞及王兄之无量功德特发此愿，尚拉扎加来父子特为者龙噶丹兴庆寺供奉大钟一座，祈愿获得无上妙果为施主及一切众生之菩提善根。本钟由吉贡□□书写铭文，比丘僧人曲真铸造。
铭文中出现的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在位时间为公元704～754年，所以该钟的铸造年代应该就在这一时段。此王在位时吐蕃国力处于上升阶段。赤德祖赞很有作为，曾经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与唐朝争夺河陇西域等地，并同南诏结盟数次击败唐军。当时佛教也在吐蕃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赤德祖赞在国内建有若干寺院。对于铭文中的捐资造钟人尚拉扎加来（zhang lha sgra rgyal slebs），兰却加译为“尚伦臣拉扎加来”，认为应是当时一位戍边的吐蕃官员
。但是铭文中并无blon一词，只有zhang，该词为“吐蕃外戚”之意。尚拉扎加来应该是位吐蕃外戚，当时正停留在唐蕃边境地区，由于其结衔中并无论（blon，为“吐蕃语官员”之意），故该人也有可能并未担任吐蕃官职。20世纪90年代发现的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吐蕃时期观音造像碑铭文记载，立碑造像人为桑格大尚没卢……赤赞扎贡布杰（seng ge zhang chen po vbro [—] brtsan sgra mgon po rgyal）
。此人为出身吐蕃外戚家族没卢氏（vbro）的大贵族，所以称为大尚（zhang chen po），与者龙噶丹兴庆寺捐资造钟人尚拉扎加来身份相同，也是只有“尚”的称号而无“论”的称号，但是称为“大尚”，地位应该更高一些。
关于铭文中的者龙噶丹兴庆寺（jag rong dgav ldan byin cen gtsug lag khang），兰却加先生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噶丹兴庆”（dgav ldan byin cen）系佛教术语，为喜足灵验之意。值得关注的是“者龙”（jag rong）一词的含义，他认为原来为贯穿今甘肃天祝、永登两县之一大川的古地名，后演变为部落名，曰“者龙族”。一般人都将者龙族视作凉州吐蕃或六谷部族。“者龙族”这个称谓后来又扩大到“华锐六谷”的范围（藏语“华锐”含义为英雄部落或军旅）。六谷指阳妃谷、洪源谷、浩门河谷、庄浪河谷、东大河谷和西大河谷，也有六谷为湟水（宗曲）河谷、大通河（吉浪曲）河谷、庄浪河谷和古浪河谷及黄羊川、张义堡、哈溪河谷、武威九条岭河谷或永昌南山河谷等说法。现分布在青海省天峻、门源、互助、大通、乐都和甘肃省武威、天祝、肃南、永登等地
。
至于“噶丹兴庆寺”的具体所指，兰却加先生认为该寺就是现位于甘肃天祝县城西11公里的石门河峡谷内侧的“华锐雅隆寺”（或汉语称为“石门寺”）的前身。《安多政教史》等后期史料记载该寺曾名为“者龙雅隆噶丹贤巴林”“噶丹曲荡”“噶丹勒措贡”
，其中保留有者龙噶丹的旧名。所以尽管这些后期史料记载该寺始建于清代，年代比较靠后，还是应该认为“噶丹兴庆寺”就是现在的“华锐雅隆寺”（或汉语称为“石门寺”）的前身
。
藏文jag rong与汉语“者龙”二者发音相近，可以勘同。jag rong意为强盗山谷，jag pa含义为强盗，rong含义为山谷。者龙族在宋代史籍中多次出现，为凉州一带吐蕃部族。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载景德元年（1004）正月，党项李继迁进攻凉州吐蕃潘罗支部：“潘罗支伪降……未几，罗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龙族合击之，继迁大败。”
由该则史料可知，六谷部吐蕃与者龙族应该是分开的，但是者龙族归附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应该也是活动在凉州地区一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载，景德元年（1004）六月李德明攻打者龙族，并收买者龙十三族内先自继迁种落“去归者龙族”的党项养迷般嘱和日逋吉罗丹。潘啰支闻讯，“率百余骑急赴，将议合击，遂为二族戕于帐下”。“西凉府既闻啰支遇害，乃率龛谷、兰州、宗哥、觅诺族攻者龙六族，六族悉窜山谷。”
者龙六族投附党项，没有参与叛乱的其余者龙七族仍然与六谷部一同接受北宋的封赐，与西夏作战。
汤开建先生对者龙族的活动区域提出不同观点。他指出，《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凉州府》中有“心山王家、者龙”
的记载，但王家族居地应在水洛城。《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六《筑水洛城》记载：“德顺军生户大王家族亢宁等以水洛城来献。”所以“心山”很可能就在水洛城一带，即在德顺军与秦州交界地
。
另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六“大中祥符九年（1016）四月丙戌”记载：“今规度自永宁寨西掘壕堑至拶啰咙，凡五十一里。”
永宁寨在秦州，“拶啰咙”就在秦州一带。而《宋史》卷四九一《党项传》则记载：“泾原部署言：者龙移卑陵山首领厮敦琶遣使称已集本族骑兵，愿随军讨贼。”
移卑陵山也在泾原一带，者龙族活动于该山。
汤先生认为根据这些材料大约可判断“者龙”之名可能是源于“拶啰咙”，其族有13个部落，大致都活动在秦、渭、泾、原之间，而不在凉州城附近。文献中之所以称其为“西凉府者龙族”，主要是由于者龙属于凉州——六谷部政权指挥
。
窃以为正如兰却加先生所指出的，jag rong在《安多政教史》等后期史料记载中一直是天祝石门寺的名称的一部分，jag rong是今甘肃天祝及其毗邻的永登地区一条山谷的古称。在民国时期天祝扎西秀龙地区（属于天堂寺管辖）仍然居住有嘉戎莫科族（jag rong sngo kho tsho ba，又称前山思鹅科族）
。“拶啰咙”也有可能是“jag rong”的音译。唐五代至宋的者龙族最初当是在凉州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与吐蕃六谷部毗邻而居，后来由于西夏入侵等原因，该部族部分成员逐渐向东迁居，活动于秦、渭、泾、原之间。至于汤先生所举《宋会要辑稿·凉州府》中“心山王家、者龙”的记载也值得重新审视，这个王家族与《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六记载居住在德顺军与秦州交界地的大王家族有一定区别，可能并非同一族，或者二者原为同一族，后来分开各自居住于不同地域，宋代王家、者龙族居住的心山也可能在凉州一带。
另外，宋代凉州、兰州一带吐蕃还有渴龙、暨龙族。《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西凉府》称：“马咸山渴龙”
。马咸山即马衔山，在兰州附近榆中、陇西县一带。
《宋史》卷七《真宗纪》记载：“是岁（1003），西凉府暨龙、野马族、三佛齐、大食国来贡。”
渴龙、暨龙与者龙音近，当系同音异译，他们可能也是者龙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jag rong一词在敦煌吐蕃文文书中也曾出现，年代在10世纪的法藏敦煌文书P.T.1082《甘州回鹘可汗诏书》中提到了当时河西及陇右等地吐蕃部族的活动情况，记载道：“bod gi pho jag rong du yang mchis.（吐蕃使者去了者龙。）”。
对于P.T.1082中的藏文地名jag rong具体所指，学界曾有论及，日本学者石川巌认为jag rong是张掖河支流或弱水的溪谷，即在甘州附近地区。而中国学者王尧、陈践先生在对P.T.1082《甘州回鹘可汗诏书》进行汉文译解时并没有注明jag rong是在何地
。本人认为P.T.1082号文书中出现的这个jag rong就在者龙噶丹兴庆寺所在地区，jag rong应当是贯穿今甘肃天祝、永登两县之一大川的古地名。10世纪当地活动着一支重要的吐蕃部族，他们应该就是后来汉文史籍记载的五代北宋时期的者龙族，这也能够证明宋代的者龙族最初就应该活动在凉州一带，后来才有部分成员向东迁徙至秦、泾一带。由于清代石门寺仍然保存有“者龙噶丹（jag rung dgav ldan，rung应当为rong之误——笔者注）”的旧称
，所以吐蕃时期的者龙噶丹兴庆寺也有可能就是今甘肃天祝石门寺的前身，但是这一观点还需要更多史料来佐证。
河西走廊地区在唐前期一直是唐、蕃争夺的前沿地区，横贯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地区的祁连山脉中的一些山谷是吐蕃进出河西走廊的孔道。在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统治时期，赞普曾经两次亲征河西，一次攻入瓜州，一次攻入廓州。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编年史》记载：“及至兔年（727）夏，赞普以政务巡临吐谷浑，途次，韦·松波支被控。攻陷唐之瓜州晋昌。”此次吐蕃军队是从瓜州地区以南的祁连山谷进入河西。“及至蛇年（741）夏，赞普以政务出巡临边。陷唐之城堡达化县。”
达化县属于唐之廓州，敦煌文书P.3885号中的《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赞普》和《前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盖嘉运制[开元]二十九年燕支贼下事》则记载了开元二十九年（741）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率军进攻唐朝河西陇右地区的进军路线：他首先穿越位于甘州附近的祁连山大斗拔谷进犯甘凉地区，见唐朝负责驻防大斗拔谷的大斗军守军有所防备后又从原路撤回青海，最后转移至黄河上游廓州地区进攻唐军，并最终攻克廓州达化县
。
凉州附近地区也是吐蕃军队频繁活动之地。武周圣历二年（699），吐蕃内乱，已经成年的赞普赤都松（khri vdus srong）诛杀长期专权的噶尔家族，大相论钦陵弟论赞婆率所部吐谷浑七千帐内附，武后对赞婆赏赐甚厚，“以为右卫大将军，使将其众守洪源谷”
，让其率领部众防备入侵河西地区的吐蕃，这个洪源谷就在凉州附近。
久视元年（700），吐蕃进攻凉州，“吐蕃大将麹莽布支率骑数万寇凉州，入洪源谷，将围昌松”。“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与战于洪源谷”
。吐蕃再次由洪源谷入寇，今人李并成等认为洪源谷为乌鞘岭北部的古浪峡。吐蕃经洪源谷进攻凉州的行进路线应该是：自今青海省东境，跨越大通河进入今天祝藏族自治县，到达河西走廊地区，再经唐时驻守洪源谷的洪池府到达昌松，再由昌松至凉州
。
武周长安元年（701），凉州都督郭元振有鉴于“凉州南北境不过四百余里，突厥、吐蕃频岁奄至城下”，“始于南境峡口置和戎城”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部分将和戎城置于甘肃古浪县境内，在凉州以南
，可知该地也是吐蕃入侵凉州的重要孔道。
除了和戎城，唐朝河西节度使还在凉州附近设有张掖守捉和乌城守捉，同样与防备吐蕃有关，关于二者具体地理位置史料记载有分歧。《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记载：“张掖守捉，在凉州南二百里，管兵五百人。”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则记载：“凉州武威郡，中都督府。……东南二百里有乌城守捉。南二百里有张掖守捉。”
而杜佑《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记载：“河西节度使，理武威郡，……张掖郡守捉，东去理所五百里，管兵六千三百人，马千匹。乌城守捉，武威郡南二百里，管兵五百人。”
这里只提到有张掖郡守捉，设在甘州地区，并无张掖守捉。而且该书记载乌城守捉的位置与《旧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张掖守捉重合。
明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三“凉州卫”则称：“又卫南二百里有乌城守捉；俱唐开元中置，属河西节度使。或谓之张掖守捉城。”
直接将乌城守捉与张掖守捉归为一地。
今人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部分将乌城守捉标注在张掖守捉东南，二者都在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
。史念海先生认为乌城守捉当设于乌逆水畔，在乌鞘岭上。张掖守捉当设于西汉武威郡张掖县的故址，其地应在乌鞘岭西侧。张掖守捉的故地当在昌松县西南、乌逆水之北，为当时凉州和鄯州之间的大道所经过的地方，在姑臧南山之北
。总之，谭、史二位认为二者都是位于凉州南部，为防御吐蕃进攻凉州而设，笔者赞同他们的观点。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还记载凉州昌松县“东北百五十里有白山戍”
，李并成先生认为是在今古浪县城东北方向70公里许的大靖镇北1公里处故城址，今名故城头。由故城头向南穿越大靖峡谷，可直抵松山牧场，进而连通庄浪河谷地，从此亦可进入青海地区，历史上该道每每成为羌、蕃北来的孔道
。
由上可知，凉州南部和东部山区（今属天祝、古浪）在唐代都存有吐蕃等部族进犯凉州的通道，吐蕃在此活动频繁，唐军也曾数次出兵该地进讨，乃至驻兵防御。
开元二十五年（737），唐朝官员孙诲、赵惠琮矫诏令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击吐蕃，“希逸不得已，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两千余里，至青海西，与吐蕃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乞力徐脱身走”
。崔希逸率军自凉州南进入吐蕃境，可能就是经过乌鞘岭北部的古浪峡（洪源谷）或和戎城由今天祝地区进入青海。
随后，唐军继续与吐蕃在河西和青海交兵。开元二十六年（738），“三月，吐蕃寇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击破之”。陇右节度使留后杜希望率众拔吐蕃新城，以其城为威戎军，置兵一千戍之，该军在浩亹水（大通河）之北、祁连山以南
。至此，唐朝凉州与鄯州完全接壤。唐朝此次占领了凉州以南和青海湖以北地区，乌城守捉和张掖守捉应该是在此时设置，此后直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前，唐朝一直控制该地。而吐蕃者龙噶丹兴庆寺应该建于738年之前，者龙噶丹兴庆寺发愿钟的铸造时间同样如此。从赤德祖赞即位（704）到738年之前，吐蕃应该一直占领着今天祝一带，并在此设置了相应的军政机构。崇信佛教的吐蕃贵族还在当地建立寺庙供奉佛祖，并铸钟纪念。吐蕃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应该是在高宗龙朔三年（662），吐蕃击败吐谷浑尽夺其故地之后开始的。史载，总章二年（669）九月，“诏徙吐谷浑部落就凉州南山，议者恐吐蕃侵暴，使不能自存，欲先发兵击吐蕃。右相阎立本以为去岁饥歉，未可兴师。议久不决，竟不果徙”
。此时吐蕃应该已经占领了凉州南山地区，即今天祝、古浪一带，所以在没有唐军支持的情况下，吐谷浑部族无法进驻该地，唐朝最后只能将其北迁，安置在灵州地区。故而吐蕃者龙噶丹兴庆寺大致应该建于704～738年，本文讨论的者龙噶丹兴庆寺钟同样也铸造在这一时段。
者龙噶丹兴庆寺钟铭文中还出现了“赞普王兄”（mced）。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编年史》记载当时赞普之兄名拔布（bal po），704～705年曾短暂担任过吐蕃赞普，在赤德祖赞即位后被迫引退。另外学界还有观点认为这个bal po是指泥婆罗，此处应译为705年赞普兄自泥婆罗王位引退
，但是此人何时去世，目前尚未见有明确记载，所以并不能以此人出现的时间作为确定铜钟铸造时间的依据。
此后，唐、蕃仍然在河西和青海湖北部地区频繁交兵。《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记载，天宝元年（742）十二月“庚子，河西节度使王倕奏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
。
《全唐文》卷三五二《河西破蕃贼露布》云：
朝议大夫守左散骑侍郎河西节度经略使……臣某破蕃贼露布事……以今月初六日戒严，引高牙而出，十二月会于大斗之南……乃遣都知兵马使左羽林大将军安波主帅之……臣自以马步三千，于大斗、建康、三水、张掖等五大贼路为应接，……波主等将辞，臣戒之曰……尔须自大斗南山来入，取建康西路而归……十二日至新城南，吐蕃已烧尽野草……十五日至青海北界……十六日，进至鱼海军……斩鱼海军大使。
此文为樊衡替时任河西节度使的王倕所作。此次行军路线为：由河西地区出兵，穿越祁连山各山口（即所谓五大贼路），十二月会于大斗拔谷，是月十二日军至新城，十五日至青海湖北岸，十六日进至吐蕃鱼海军，大破敌军。“张掖”指张掖守捉，位于凉州以南，地处吐蕃进出凉州的孔道，由文中所记张掖贼路可知，当时吐蕃在天祝一带仍然进行着军事活动，并未在唐军的打击与压迫下销声匿迹。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记载，天宝七载（748）哥舒翰大破吐蕃于青海湖一带，在湖中龙驹岛上筑城，将青海湖北部地区加以控制。“哥舒翰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翰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龙驹岛，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
。
次年（749）六月，吐蕃又进行反击，攻陷龙驹岛：“（哥舒）翰遣兵于赤岭西开屯田，以谪卒二千戍龙驹岛。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尽没。”
此时吐蕃总体上已经被唐军压制，所以当时凉州南部祁连山脉一带的天祝、古浪地区应该已为唐军所控制，吐蕃无力进击。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守军东调平叛，河西防务空虚，吐蕃再次进攻凉州。乾元元年（758），吐蕃将领论·墀桑（blon khri bzang）与思结卜藏悉挪囊（skyes bzang stag snang）等领兵又向凉州（khar tsan）发动了进攻
，此时天祝、古浪一带应该再次落入吐蕃手中。
兰却加先生认为，铜钟铭文中的比丘僧人“曲真”（chos prin）是“曲吉真”（chos kyi sprin）或者“曲吉成力”（chos kyi sprin las，法业）的缩写，铭文没有标明是其他民族，说明当时吐蕃边疆地区也有深谙冶炼金属技术的本族工匠。关于造钟者是一个出家比丘僧人这一说明，更加有力地挑战了桑耶寺修建和“七试人”出家以前吐蕃没有供奉佛、法、僧三宝的寺院和剃度僧人的论断
。
佛教在松赞干布之时开始进入吐蕃，赤德祖赞执政时期佛教已经在吐蕃得到一定的传播与发展。刻石于赤德松赞时期（798～815年）的《噶迥寺建寺碑》记载佛教在吐蕃传播情况，赤德祖赞曾经在本土建瓜州寺等神殿数座：
圣神赞普先祖赤松赞（khri srong brtsan）之世，始行圆觉正法，建逻些大昭寺（ra savi gtsug lag khang）及诸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dkon mchog gsum gyi rten btsugs pa dang）。祖赤都松（khri vdus srong）之世，于林之赤孜（gling gi khri rtse）诸处建神殿（gtsug lag khang），立三宝之所依处。祖赤德祖赞（khri lde gtsug brtsan）之世，于札玛（brag dmar）建瓜州寺（kwa cu gtsug lag khang），于琛浦（mching phur）建神殿（gtsug lag khang）等，立三宝之所依处。
传世藏文史籍对赤德祖赞时期佛教在吐蕃传播情况也有所记载，成书于元代的《汉藏史集》则记载：“在赭面吐蕃的七代国王之时，奉行佛法。”吐蕃一位来自汉地的公主王妃（即金城公主）曾将一批来自于阗等地的僧人安置在寺庙中供养了三四年
。赤德祖赞则“派人去请桑杰桑哇（佛密）、桑杰希哇（佛寂），又派人请来许多大乘显密经典，并为放置这些经典兴建了札玛郑桑、札玛噶曲、青浦、南热、玛萨贡等五座佛寺。又由汉人格谢哇翻译了《金光明经》、《业缘智慧经》”
。
敦煌藏文写卷P.T.960《于阗教法史》同样记载了一位原本来自汉地的公主（rgya kong jo）王妃曾将一批来自于阗等地的僧人安置在吐蕃寺庙中供养了12年。据考证，这位公主应该就是金城公主
，与《汉藏史集》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
五世达赖喇嘛所著《西藏王臣记》明确记载，在赤德祖赞之时迎请于阗僧人在吐蕃传法，但吐蕃还没有自己本族的出家人
。《青史》也有相同记载
。《贤者喜宴》还记载金城公主入藏后将佛教七期荐亡之俗传入吐蕃
。从这些史料可知赤德祖赞时期来自唐朝、天竺、于阗等地的佛教在吐蕃进一步传播，赞普等人也开始信奉佛教
，吐蕃境内建有若干寺院，但是并无吐蕃人出家为僧，在吐蕃境内活动的都是来自唐朝、天竺、于阗的僧人。
笔者同意噶丹兴庆寺发愿钟铭文中出现的僧人“曲真”（chos prin）是“曲吉真”（chos kyi sprin）或者“曲吉成力”（chos kyi sprin las，法业）的缩写的观点，但是由于铭文没有标明该僧人属于哪个民族，故而笔者认为僧人曲真也有可能是来自唐朝统治下河西等地的汉族僧人。前面提到藏文史籍记载赤德祖赞时期唐朝僧人已经进入吐蕃传法译经，当时天祝等地紧靠凉州，彼此关系密切，来自凉州等地的汉族僧人进入相邻的吐蕃辖区弘法完全可能。汉文史料记载了727年吐蕃进攻唐朝瓜州等地，曾经俘获瓜州僧人，并将他们放归凉州传信，对之有所优待：
九月，丙子，吐蕃大将悉诺罗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河西节度使王君之父，进攻玉门军，纵所虏僧使归凉州，谓君曰：“将军常以忠勇许国，何不一战！”君登城望而泣，竟不敢出兵。
所以，僧人曲真完全有可能是来自唐朝的汉族僧人，在吐蕃控制区传播佛法，负责铸造噶丹兴庆寺发愿铜钟。但汉族僧人不识古藏文，古藏文铭文由吐蕃人吉贡（lcags kong）□□书写，情况与赤松德赞时期铸造的桑耶寺钟和昌珠寺钟相同（根据这两座铜钟的铭文及形制，学界认为它们都是由汉僧负责铸造，古藏文铭文则由吐蕃人书写，两钟形状也与噶丹兴庆寺发愿钟相似，都呈六瓣莲花状）
。而噶丹兴庆寺发愿钟六瓣莲花状钟体和钟身的云纹都是唐代铜钟流行的式样，也表明唐朝统治地区的铸钟技术此时已经开始传入吐蕃。噶丹兴庆寺则是当时吐蕃在天祝地区建立的一所寺院（gtsug lag khang，神殿），由汉族等非吐蕃族僧人住持，信众中有停驻于当地的吐蕃外戚，其性质与当时吐蕃境内其他寺院一样，并无吐蕃本族僧人在内停居。吐蕃第一座真正意义上供奉佛、法、僧三宝和剃度吐蕃本族僧人的寺院仍然应该是赤松德赞时期修建的桑耶寺。
噶丹兴庆寺发愿钟及铭文反映了8世纪前期佛教在吐蕃占领的凉州以南天祝等地传播的情况，以及来自中原等地的工艺技术和宗教文化对吐蕃的影响。而且该钟铭文年代在8世纪前期，应该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吐蕃王朝金石碑铭
，所以对吐蕃佛教史和唐、蕃关系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