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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北方地区人面岩画的研究简史

2.2.1 中国北方人面岩画的调查发现

最早记载人面岩画的是公元5世纪郦道元的《水经注》,文中记载了宜昌附近的人面岩刻。描述了江水经过宜昌的北面,经狼尾滩到人滩,两滩相距二里路,人滩的水流很急,南岸有青石,数十步内的青石上都刻着人面岩画;1915年,黄仲琴对福建华安汰溪仙字潭岩刻进行调查,发现有人面岩画;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内蒙古阴山西段的狼山脚下发现了岩刻,其中有众多的人面岩画。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盖山林先生对内蒙古的岩画做了全面的考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人面岩画; 1970年,一位香港警官在香港岛东南大浪湾海滩的东侧发现一处石刻,后被认定是人面岩画。同年,香港大学的彭祺瑞在香港东湾海滩东侧的长洲岛发现一处人面岩画。之后,香港考古学会的秦威廉对香港已经发现或未经证实的石刻做了后续调查,详细记载了香港发现的人面岩画; 1978年至1984年,高业荣先后四次深入台湾万山实地考察,在孤巴察峨发现了大量人面岩画; 1979年文物普查工作中,发现江苏连云港将军崖人面岩画; 1986年,巴丹吉林地区曼德拉苏木曼德拉山人面岩画首次被发现; 1988年发现大麦地人面岩画; 1989年的文物普查时,桌子山苦菜沟、雀儿沟又发现有人面岩画; 1994年孙继民对克什克腾旗人面岩画做了详细调查; 1995年发现贺兰山白芨沟岩画有人面岩画;2004年,李国庆等在阿拉善左旗银根发现了人面岩画。 2006年北方民族大学又调查了贺兰山驴尾沟岩画,发现了继白芨沟人面岩画后新的人面岩画风格; 2007年吴甲才在内蒙古翁牛特旗白庙子山发现人面岩画; 2009年王晓琨、魏坚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发现有新的人面岩画。

2.2.2 中国北方人面岩画的研究简史

随着人面岩画考察工作的深入,对人面岩画的研究也从记录、描述发展到涉及各个方面的探讨。我们大致可以将国内的研究分为以下几类。

(1)对某些地域的岩画进行综合研究调查时,涉及人面岩画。主要包括对人面岩画的记录、描述,以及对岩画的年代、功能和意义等方面的探索。如盖山林的《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巴丹吉林沙漠岩画》; 盖山林、盖志浩的《内蒙古岩画的文化解读》; 梁振华的《桌子山岩画》; 许成、卫忠的《贺兰山岩画》; 李祥石、朱存世的《贺兰山与北山岩画》;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贺兰山岩画》; 陈兆复的《古代岩画》和《中国岩画发现史》; 王晓琨、张文静的《阴山岩画研究》; 吴甲才的《红山岩画》; 田广林的《内蒙古赤峰市阴河中下游古代岩画的调查》; 张松柏、刘志一的《内蒙古白岔河流域岩画调查报告》; 贺吉德的《贺兰山岩画研究》; 等等。

(2)专门针对人面岩画进行研究。专门针对人面岩画的研究主要涉及人面岩画的图像特征、年代、文化内涵、传播及流向等方面。专门对人面岩画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中国史前神格人面岩画》。 在该书中,作者将全书分为人面岩画的分布范围、图像类型、制作技法、制作年代与制作者族属、传播与演变、性质与功能、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流向何处等几个章节。作者将中国的人面岩画的分布总结为三块带状分布的区域:东分布带、中分布带和北分布带。其中,北分布带起始为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旗,向西经过阴山山脉南麓,到达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西边缘的弱水东流域。这一分布带的最西端到弱水的东岸即终止,从弱水的西岸,再往西到了新疆,在众多的岩画中,则没有出现一幅人面岩画;中分布带为北分布带的南向分岔,它从内蒙古临河地区北部的阴山南麓,溯黄河南下,到达宁夏的贺兰山的最南端。这一区域的人面岩画创作发展到最繁盛成熟的时期,也是在这里,人面岩画的传播却突然中止;东分布带北起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旗,经连云港到达闽南华安与台湾的万山。前两者处在中国北方岩画的系统中。此外,作者认为,中国人面岩画的三大分布带,都是由将军崖岩画为发源地而传播开的:将军崖人面岩画首先是往北传播(内蒙古赤峰白岔河的一幅琼纹人面岩画与之有相似性),到达赤峰后向西传播,在内蒙古的莫勒赫图沟,人面岩画的传播分为两路,一路溯黄河南下,一路继续西进。可以说,这是一部对中国的人面岩画研究较为全面的一部著作,内容涵盖广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人面岩画分布与发展流变的整体轮廓,这为后来的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许多方面值得肯定与借鉴。

此外,关于人面岩画的研究多是专题性的研究性文章。比如,在宋耀良的《环北太平洋史前人面形岩画研究》 一文中,作者通过对西伯利亚和中国人面岩画的比较研究,通过西伯利亚与西北美洲的比较研究,做出一个大胆的推论:分布在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人面岩画是从中国传承扩散而来的。他假设具有凿刻人面岩画习俗的史前东亚居民,在离开黑龙江下游出海口,途经阿留申群岛时,可能携带了小型的刻有人面像的卵石或以这种技法在当地制作了图像,因此留下众多的刻纹卵石在一路的岛屿上。当登上在阿拉斯加的美洲西北海岸后,他们恢复了制作人面岩画的传统,在沿着海岸线向南缓慢迁移时,一路留下无数人面岩画,一直到达现美国西海岸的哥伦比亚河流域。而且,就美洲最早居民是从西伯利亚通过白令海峡迁移而来这一观点,宋先生认为目前的论据仅限于对人骨的研究,而真正可以参照比较并具有同一内涵的文化宗教性遗物,还没有找到,但是人面岩画的确实目前所知的唯一系统的分布在两大洲之间,并明确的具有同一内涵的文化性、宗教性、艺术性遗物。这篇文章推论大胆,观点新颖,为人面岩画的研究开拓了思路与视野。

陈兆复在《中国的人面像岩画》 中,介绍了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的人面岩画的造型,同时介绍了中国人面岩画的造型和分布的整体情况,并对人面岩画的年代做了讨论。

龚田夫、张亚莎在《中国人面像岩画文化浅谈》 中,指出中国的人面岩画分布是相互影响的结果,其传播路径为:其源头可能在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并向南向北传播,向南影响到福建、台湾;向北到达内蒙古东部,并由这里向西传播,到达狼山西段和桌子山一带后,形成第一个繁荣期,而后在贺兰山贺兰口又形成第二个繁荣期,最后消失在宁夏中卫县的北山。

安英在《贺兰山西麓大井山人面像岩画研究》 中讨论了大井山人面岩画的造型特点,以及人面岩画与面具的关系。

李祥石在《人面像岩画研究》 中指出人面岩画是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的理解,是第一自我的表现。同时,人面岩画又是对神灵鬼怪、对超自然的认识和理解,是第二自我的表现。人面岩画也是环太平洋广大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具有同祖同源文化属性的特征。

张建国在《贺兰口人面像岩画初探》 中,就贺兰山贺兰口的人面岩画进行讨论,指出了贺兰口人面岩画的分布及特点,并对该区域的人面岩画的起源、构图、文化内涵及发展流变做了探讨。

王毓红、马少波在《贺兰山岩画人面式样结构的建构、功能和意义》 中指出以人面为典型代表的圆圈,尤其是单圆,是贺兰山岩画里最简单的式样结构,它是由简到繁的演变过程。作者认为贺兰山岩画是联结概念和视觉形象的、所能统一的视觉语言符号系统。

李福顺在《贺兰山岩画中的面具神形象》 中指出,贺兰山岩画中,部分岩画代表面具神,并运用民俗学的材料做了对比研究。

陆思贤在《将军崖岩画里的太阳神象和天文图》 中,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的对比研究,指出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的人面形象是太阳神的形象。

刘瑛在《内蒙古区域岩画图腾观念的艺术阐释》 中,指出原始图腾观念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产生,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面像开始到表现氏族部落之间各种关系的动物纹饰,从早期的巫师形象到人的自我神化,在这个过程中,人和动物成为无法分隔的整体。

孙新周在《内蒙岩画所见东夷文化遗存辨析》 中,认为将军崖岩画中人面是商族崇拜的鸟图腾——鸮鹰的形象,通过考辨,指出阴山岩画中的所谓猴面像,正是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鸮图像的一种文化延伸,是东夷少昊裔商族在文化发展进程中,于祖先崇拜时期所表现出的另外一种艺术形式。二者在文化特征上表现出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而且,阴山人面岩画中也存在蛇面图腾,它是北方鬼族的祖先神灵面像,而鬼族也属少昊裔。另外作者以阴山岩画中一幅被认为是磨盘的岩画进行了分析,认为这应当是商族作为太阳神崇拜的一种符号。所以,殷商人来自东部沿海,而且崇拜太阳,他们在阴山地区留下岩画遗迹,在方向特征上一律面向东方,面向他们祖先出发和太阳升起的地方。

田若虹在《史前岩画、傩戏与中国前戏剧形态》 中,认为中国史前岩画是中国戏剧的源头之一,是中国艺术文化的先导。戏剧起源于远古时期人类最初的村社的宗教仪式。被称为戏剧发生学的“活化石”的“傩戏”正是脱胎于这种宗教仪式,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戏剧艺术形式。神格的面具化是傩戏艺术的显著特征,而傩戏的源头则追溯到史前神格人面岩画中去。

朱存世的《试论乌兰察布草原类人面岩画》 ,将人面岩画分为两个类型(有面廓和无面廓),通过和阴山、贺兰山、百岔河流域及黑龙江流域人面岩画的比较,指出人面岩画起源于贺兰口至狼山这一区域,经过文化传播,在乌兰察布草原有短暂停留,向东到达百岔河流域,再向东北到达黑龙江流域。认为这两种人面类型实际是一种神灵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动物的保护神。

杨超在《岩画的神话断代法初探——以贺兰山人面像岩画为例》 中通过神话和岩画之间的某种天然的契合,借助神话来为岩画断代,并得出结论,认为贺兰口人面像岩画总体上分为狩猎者的人面岩画,产生时间为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前后,是贺兰口最早出现的人面像岩画;其次为具有“创世神话意义”的人类诞生岩画和表示天体的太阳神岩画,出现时间在新石器时代;最后是表现神灵祖先崇拜的岩画,它是贺兰口最晚的人面像岩画,时间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

冯军胜在《中国岩画神灵母题意象之研究》 中,将人面岩画中的祖先神灵作为人格化神灵的基本形,在神灵人格化的过程中,人面岩画对自然神灵渗透,产生了变化形的人面神灵,在人面岩画的影响下,生殖崇拜神灵人本化,从而产生了简略形人面神灵图像,反映了原始宗教这一复杂的精神现象。同时,在这样的神灵本体的崇拜中,无疑保留了原始思维的特征。

孙晓勇在《作为一种眼睛信仰的岩画——西辽河流域人面岩画探究》 中指出西辽河流域的人面岩画的制作更加突出对眼睛的表达,而这种对眼睛的特殊关照在西辽河流域的远古文化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这类表现眼睛的人面岩画可能是史前人类对眼睛崇拜的独特的艺术表达,是一种表达对眼睛的基本认知的文化现象。

张琰、高圆、李鑫雅在《北方面具岩画中的原始宗教含义的体现》 中,通过对北方面具岩画中典型的太阳神面具、骷髅面具、人面面具岩画等的研究,具体分析了北方先民的灵魂观念、宗教观念、生殖观念。

以上关于人面岩画的著作多数是将重点放在对人面岩画的发现和记录描述上,这些发现为人面岩画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随着考察工作的深入,对人面岩画的研究逐渐深入各个方面,研究角度多集中在美术史、宗教及民俗等领域,主要探讨人面岩画的内在含义和意义,此外涉及对人面岩画的传播和发展流变的研究也较多。但是,我们发现,在专门对一个区域的岩画进行分析时,往往数据分析不够充分,仅通过几幅岩画的相似性来得出两个区域之间的关联性或发展流变,往往不具有代表性。这样,没有大量的数据支持,则略显论据不足,论证单薄,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不具有说服性。而且,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国内对于人面岩画的关注多以发现和著录为主,研究角度上更多地集中在美术史、宗教及民俗等方面,而在史前领域有着突出研究优势的考古学,对岩画基础性研究的介入远远不够,特别是缺乏对岩画材料的考古类型学的系统梳理和分析,因此各个区域人面岩画的整体面貌和特征没有清晰地展现出来,这就使得我们对中国人面岩画的分类、比较研究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目前,岩画的断代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更需要我们首先厘清各个区域的岩画整体的分布情况,进而找出人面岩画的分布规律和特征,为以后的岩画的深入研究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 TI881Bvuuqz7K3aGTA2MUKe1AuX3qj9iEBiH+z8fDETLQQgP3Q8sy9zsKesF+U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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