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人类社会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利用自然资源获得福利的过程。一个国家要崛起为大国并持久保持大国地位，主要是靠科技创新能力及其主要载体——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不是靠自然资源，更不能靠殖民掠夺。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经是占有大量殖民地的“大国”，但由于缺乏科技创新的支撑，只能“昙花一现”。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但后来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减弱，“一战”后逐步沦为二流国家。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超级大国，关键影响因素正是其具有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

从国际经验看，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跨越式提升，是新兴大国崛起的成功之道。每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都会带来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导致世界各国间国力和地位对比的重大变化。这也为新兴大国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今天，中国正处于重新崛起的伟大历史复兴进程中。从经济总量看，中国已经堪称世界大国；但也必须看到，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大量资源低效消耗和物质资本投入取得的，而非基于科技创新的支撑，因而存在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还要看到，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偏低，又不可能走发达国家掠夺别国资源的老路，因而要实现和平崛起，也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充分激活和发挥十几亿国民巨大的创新潜力。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由之路。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并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形成历史性交会。这为我国后发赶超、实现和平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型国家，通过模仿来实现追赶是必要的。模仿虽可能是一段时期的捷径，却也很容易形成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并会自我强化、自我积累。而这又往往会形成更好发展的巨大阻力——在继承被模仿者成功经验的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地继承其诸多弊端。目前我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增长失速、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但实质上这恰是过度依赖技术引进、外资、廉价劳动力及忽视自主研发带来的后果。如果把中国经济发展置于一个纵深的历史脉络中，中国在“前30年”的主要成就，是在一个一穷二白的传统农业国条件下奠定了近现代工业的基础，用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年的道路；而“后30多年”的主要成就，则是主动融入世界大市场，在人口最多的低收入国家实现了空前广泛的发展。经过60多年的奋斗，中国发展了，但还远没有发达。从中国经济现有的基础和远景目标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才刚刚起步。当然，这一切不会自然而然地到来，它需要我们积极作为。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中国要经历一个以产业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阶段才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或者说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而要真正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中国就必须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经历一个工业生产率高增长的阶段。其内容就是以高强度投资和自主创新为手段，以竞争性企业为主体，以全球市场为舞台，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领域实现广泛突破，来带动基础广泛的产业革命。

中国是个大国。所谓大国，首先是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其次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军事能力强，当然还包括科技发展水平高、文化影响力强等。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并且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我国已经具备了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实现超越式发展的独特优势。一是拥有强大的产业基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产业配套条件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础较好，部分领域处于世界前沿。二是研发人力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我国每年约有700多万名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生毕业，理工科学生占比较高，研发人力资源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三是创新的体制与政策环境不断得到改善。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创新，确定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研发投入持续增长，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企业登记、创新孵化器、风险投资、融资、税收等方面出台了鼓励政策。一些成功的创新型企业形成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各类创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四是国内市场巨大。这有利于分摊研发成本、培育巨型企业，也有利于为创新提供有力的需求支持，并吸引全球企业和创新要素聚集。五是我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中国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其积极的推动者。而经济的全球化有利于我国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自身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拓展海外市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者。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正在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寻求“动能转换”。历史告诉我们，那些能在世界强国之林中独领风骚的国家，无一不是伟大的创新者和市场开拓者。这也是本书的基本观点：只有通过突破型技术创新实现产业革命并不断扩大市场容量，中国经济才能实现超越式增长。换句话说，只有充分发挥我国的创新优势，释放创新潜力与活力，把知识进步和能力成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并始终以全球市场为舞台，主动适应全球化、引领全球化，中国才能真正成为经济强国，“中国梦”才能得以实现，才能为人类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书的特色

本书依靠挖掘科技发展史和经济史的相关史料提炼观点和路径，而不依靠深奥的数学模型和精深的计量分析得出结论。因此，本书主要是描述性的，试图通过梳理历史上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为我国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现有文献中，讨论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当属1929年出版的托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所著的 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书中首次提出了技术决定论。而法国的著名学者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1921～1994）则是技术决定论的典型代表。技术决定论的主要观点是：“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自主的技术”，并会按自己的逻辑引导人和社会做特定的调整；因此，技术因素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决定性因素。尽管技术决定论也受到不少批判，但不可否认，技术决定论恰当地描述了西方近现代文明发展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其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基础的论点。人们习惯于用“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农业时代）—蒸汽机、内燃机时代（工业时代）—计算机时代（信息时代）”来描述时代的发展，而这也恰恰表明，正是科学技术决定了时代的性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从而出现了新时代，进而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这也印证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但本书认为，就经济增长而言，仅仅有技术是不够的。事实上，历史上很多在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前沿的国家并未因此而实现大发展。如古代中国、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荷兰，它们都曾在某些技术创新方面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但由于这些技术并没有太多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仅仅被用于某些特殊的领域或特殊的群体，最终停止了发展的脚步。

1776年，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了其鸿篇巨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即《国富论》）。此书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之一。其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会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和数量。自此，“市场”的概念逐渐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市场，本是古时人类在固定时段进行交易的固定场所，到了近现代，市场的概念也包括所有的交易行为。因此，当人们谈论市场大小时，并不仅指交易场所的大小，还包括消费活动是否活跃。衡量市场大小的概念是市场容量或市场规模。市场容量是由使用价值需求总量和可支配货币总量两大因素构成的。一般的看法是，以下三个要素决定市场的容量和规模：购买者、购买力和购买欲望。

市场容量，是国家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没有市场容量的商品生产，是不能实现最终交易的生产。而不能实现交易的生产，就无利润可言，企业的发展也就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样，对于国家而言，没有市场容量的GDP指标也只是未来才能实现交易平衡的经济增量，其质量不高，因而蕴藏着经济失调的巨大风险。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市场容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容易形成市场的割裂和两极分化，并最终导致社会的分裂。

有鉴于此，本书认为，技术创新尤其是突破型的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观原动力，而市场容量则是经济增长的客观原动力。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本书的安排

把握经济增长这个宏观经济问题，本身就是很难的，更何况笔者所能掌握和理解的历史资料也很有限。因此，笔者并不期望能非常准确地描述超越式经济增长及其决定因素（或许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更不奢望能以此指导中国经济的发展（笔者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而只希望能通过本书的梳理和分析，从浩瀚的史料中发掘出一些自认为正确的东西，进而形成自己的思路和观点，为关心和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多提供一个视角。

本书的内容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共15章。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九章，主要是提出问题以及对相关经济史进行梳理，并在历史中寻找相关答案；第二部分从第十章到第十五章，主要是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并结合国际经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各章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问题的提出。讨论了什么是超越式经济增长，以及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否存在过超越式经济增长。

第二章，明确了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相对于历史上的超越式经济增长，现实中的超越式经济增长取决于哪些因素。

第三章，分析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重点分析了突破型技术创新。它不仅能够创造出新的生产率更高的产业，还能改造传统产业，使之更具竞争力。

第四章，分析了市场容量对超越式经济增长的作用。市场容量为商品生产提供了舞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市场容量的大小直接关系能否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而市场容量又可分为国内市场容量和国际市场容量。

第五章，回溯了英国如何通过第一次技术革命和第一次产业革命，从一个欧洲相对边缘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化的领导者，成为“日不落帝国”。

第六章，回顾了德国如何抓住第二次技术革命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浪潮，后来居上，成为第二个现代科技中心，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并引领世界科技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七章，分析了作为早期殖民地的美国如何在独立后抓住第二次技术革命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遇，在引进、消化、吸收欧洲先进技术的同时，通过不断创新促使世界技术中心逐渐从欧洲转向美国；又如何通过大量的科技产业化，在很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先进的强大的工业国。

第八章，进一步分析了“二战”后美国继续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原因。“二战”中，美国并没有受战争的影响而衰落，反而一跃成为世界科技和世界经济的霸主，并延续至今。

第九章，从一个侧面描述了追随者与创新者的不同。法国、苏联和日本都曾经有过辉煌的发展史，都曾通过科技上的引进、消化及在某些方面做出非凡创新，而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出现惊人的增长，但都在辉煌后出现问题，甚至出现灾难性问题，探讨其原因何在。

第十章，讨论了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关键性作用。技术创新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往的研究大多将投资与技术创新（或生产率的提高）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而事实上，技术创新离不开投资，技术的产业化更离不开投资。

第十一章，以美国的投融资结构为例，分析了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实践证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更有利于原创型的技术创新，对突破型技术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因素。

第十二章，以德国的投融资结构为例，分析了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集中力量办大事”一直是一个较好的选项。德国的发展表明，结合本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选择合适的投融资方式也能不断促进技术创新，包括实现突破型技术创新。

第十三章，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如何构建有利于技术创新的金融结构。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需要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而对构建适合中国技术创新的金融结构以推动创新和创业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机会。

第十四章，讨论了国内市场容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中国正在推进的城镇化，是人口的迁移与集聚，更是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城镇化在总人口数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可以迅速扩大市场容量。

第十五章，讨论了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性。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拓展海外市场，也有利于加速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升级产业结构。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生物、新能源与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领域。这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等重大瓶颈问题。为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我国应加快实施“双轮”+“双引擎”创新战略，既要重视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提升，形成经济转型升级的“双轮”；也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着力打造科技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双引擎”。

中国正处在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时期，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创造更加广阔的国内市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真正的大国崛起，不能靠封闭，而要靠开放。继续扩大国际交往，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既是国际社会的需要，也是中国自身的需要。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积极、深度地参与和推进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创造”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不断扩大市场容量，最终形成技术创新、市场扩大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只要我们创新发展思路、优化发展路径、抓住战略机遇、发扬真抓实干的作风，就能够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中国梦”就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