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肖金成
本书作者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士期间,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博士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博士论文与博士后出站报告整合为一本专著——《超越:技术、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历程》。这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也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
作者通过对经济史和科学技术史的梳理,提出超越式经济增长的概念,并指出由突破型技术创新引发的产业革命和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是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的两大力量。超越一词有超过、跨过、跳跃的意思,作者在这里使用超越,含义是经济增长跨过原来的轨迹,进入新的更高的阶段。在广泛掌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作者梳理了英国、德国、美国、法国、苏联和日本的发展历程,提出了几个典型国家发展中的得与失。作者还对技术创新与金融结构的关系、中国城镇化、经济全球化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我认为,这些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理解经济增长甚至指导中国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启发。
经济增长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需要生产工具的改善。作者将突破型技术创新作为实现超越式发展的第一要素。从经济史的角度看,科技发展史的确与经济发展史存在很多重合的方面,我们习惯于把人类历史上的巨大变化称为科技革命,也称为工业革命,但其实质和结果都是经济革命。
作者在书中阐述了技术创新与金融结构的关系。关于金融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理论,有金融促进论、金融无效论、金融中立论。显然,作者支持金融促进论。作者在国家外管局工作多年,对金融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在书中他用两章的篇幅对美国和德国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机制进行了考查,得出了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有利于突破型技术创新,而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有利于渐进型技术创新的结论。我同意他的观点,技术创新需要金融的支持,金融的作用就是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和防控风险,可以说,金融与技术创新紧密结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作者在对德国进行考查后发现,后发国家为了推动工业化进程,尽快赶超发达国家,在资本市场尚不发达,短时间内又难以快速发展并加以完善的情况下,大多会借助银行等金融机构来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然后投资于实体经济。企业的外源融资多依赖大型金融机构的资金,债权融资所占比重大,银企关系相对密切。企业通过举债进行融资,在使金融机构成为企业债权人的同时,也使债权人成为企业的管理者并参与企业的内部治理具备了可能性。这些都为债权治理创造了条件。
作者在对美国进行考查后发现,20世纪末至今,世界经济金融和科技发展呈现一些新的特点,其中金融与技术创新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由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具有更强的激励机制,技术创新中各利益相关参与方可以根据参与技术创新的程度、在技术创新中拥有的自治权限以及享有决策权的方式等情况,相应地获得较为满意的经济收益,从而在激励机制方面不断地促进技术创新,尤其是促进具有突破性的高收益技术创新。
市场容量是作者提出的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的又一个必要条件。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来,市场这个古老的概念便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意义。市场早已不只是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成为商品和服务的交易行为和交易机制的总称。市场容量包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涵盖消费行为是否活跃、消费领域是否广泛、消费层次是否在不断提高等。既然市场是产权交换的场所,是消费行为的场所,而不论是产权交换还是消费行为,都与人口直接相关,一般而言,人口规模大、城市人口占比大的区域,消费行为就活跃。因此,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与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
市场容量(Market Capacity)即市场规模(Market Size),包括目标产品或行业在指定时间内的产量、产值等。决定市场容量或规模的有三个要素:购买者数量、购买力和购买欲望。也就是说,市场容量是市场需求量的测量目标,市场需求预期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企业是否要对该产品进行创新实验和投资。在经济学上,需求反映的是消费者对某一商品或服务在不同价格下需求的集合,而需求量是在某一确定价格下消费者的需求数量。市场需求是市场容量的推动力,两者相辅相成,通过用户确定的标量来反映市场的需求,从而确定市场的容量或规模。
提高市场需求,一方面要提高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要提高投资需求。其中,消费需求提高与否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购买者,以及购买者是否具有足够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这需要相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推进城镇化和全球化。城镇化和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由于它们能有效扩大市场容量,因而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城镇化或曰城市化就是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由农民变为市民,成为工人或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化的动力最初来自工业化,在中后期主要来自城市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产业的不断创新。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同时,城镇化也为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如劳动力、基础设施、生产要素流通、专业分工协作等。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城镇化问题,我认为,80年代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有成效的制度突破。两亿多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和城镇,从内地进入沿海,从中西部进入东部,不仅提高了收入和生活水平、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状态,而且减轻了农村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为工业和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扩大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也就是说扩大了市场容量,其重要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此后,1995年,我研究了农民工问题;1999年,我研究了中国的城市化历程;2007年,我研究了城镇化的载体——城市与城市群。而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则从新的视角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全方位考查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得出了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的重要结论。在本书中,作者用两章的篇幅阐述市场容量和城镇化,比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更加深入。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内部市场容量扩大的过程,而全球化则是一国市场容量外部扩展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通过全球贸易、全球投资等方式和渠道形成全球市场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的扩张。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分工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社会流动并实现优化配置,由此带来巨大的分工利益,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在技术、资金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在制定贸易、投资和竞争规则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自然就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中国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改革开放后,通过引进外资和对外出口获得了快速发展,国力增强了,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提高了。
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已经具备相当的经济规模和科技实力,再加上人口众多(具有劳动力优势和人力资本优势)、产业基础良好(具有完整的产业链)、政治稳定(具有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已经拥有在科技创新方面超越和突破的条件。中国的城镇化也正在积极推进,未来仍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到城市和城镇就业、生活,市场容量仍将继续扩大。同时,中国已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是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者。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中国应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积极推进“人的城镇化”,同时,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大力推进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历史性贡献。
2018年2月21日于江西宜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