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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的报告对全球化的定义为：全球化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创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高度融合，各国经济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国际资金的流动，以及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有人将全球化定义为，在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国家和其他政治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大大加强。
从历史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它是古代连接中西方的商道，是2000多年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起，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而直抵地中海，并以罗马为终点的全长6440公里的货运通道。因为这条路上主要贩运的是中国丝绸，故被19世纪末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可以说，“丝绸之路”是有记载的最早的全球范围经济交往活动的载体，也可以说是最早的经济全球化。
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又名探索时代或大航海时代。新航路的开辟是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的开端。当时，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
地理大发现对全世界尤其是欧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它让地中海沿岸的经济活动进入了数千年来最活跃的时期。由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率先发现了新航路并进行了环球航行，意大利城邦失去了它们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欧洲的重心转移到伊比利亚半岛。19世纪，北欧的法、英、荷三国开始活跃，他们主导了大西洋的经济活动，其中一部分国家的影响力延续至今。随着远洋探索的展开，跨洋的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海外贸易累积的财富激发了欧洲人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事业，推动了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发展。可以说，地理大发现以后，原先相互分离的区域性市场逐渐连接成世界市场，由此第一次出现了“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全球化的高速发展趋势。
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浪潮，促使英国带头实现了产业革命，并逐步波及全球。其基本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人类自此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18世纪中后期，以英国为先导，在欧美先进国家陆续发生的以蒸汽机为动力、以纺织业为中心的产业革命迅速发展，使机器大工业迅速替代工厂手工业，生产能力得以成百倍的提高。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能力的不断发展，机器大工业不断创造出远远超出本国市场所能容纳的大量商品。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能力迅速扩大的需要，于是“资本一方面……要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跟随奔走于世界各地在海外寻求商品销路的资本家的足迹，大量廉价的过剩的工业产品打破国家的藩篱，涌向世界，推动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世界各大洲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国际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因此，如果说地理大发现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空间基础，那么机器大工业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产业革命就没有机器大工业，没有机器大工业就没有世界市场，没有世界市场就没有经济全球化。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经过工业革命，英国工业产量已远远超过了国内市场的容量。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一半以上的工业品要销往国外，国内生产所需的大部分原料也要靠国外供应。这种情况在英国最大、最主要的棉纺织工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英国所生产的棉织品的绝大部分销往国外，生产所需的棉花则来自美国、印度、巴西、埃及等国家。在这一时期，英国不仅是世界消费品的主要供应者，也是生产资料——机器设备的主要供应者。因此，这一时期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标志着经济全球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的半个世纪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最为显著的时期，也是进展最快的时期。随着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大生产由蒸汽机时代进入电力和电气时代，以纺织工业为中心的产业革命变为以钢铁、石化、电气、机械制造、汽车为代表的重化工业革命，生产力获得了新的大发展。在这一时期，汽车、铁路和铁质轮船成为新的交通运输工具，电话、无线电、电报成为新的通信手段，大大缩短了时空距离，为国际贸易大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在这一时期，新崛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和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共同开拓全球市场、共同瓜分殖民地，世界上几乎已经没有与资本主义生产和世界市场相隔绝的土地和领域了。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在这一阶段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而大幅度增加，标志着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也标志着国际经济关系由商品贸易的外在联系进入生产分工的内在融合。
在这一时期，老牌的经济强国英国仍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重要性已经明显下降，后起之秀德国和美国开始走向前台，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他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奥地利等也都加入其中，共同推动世界市场在广度和深度这两个维度上的大发展。
当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正在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一战”后，西欧各国经济陷于严重的混乱，一时难以恢复。美国经济尽管未受影响，仍在快速发展，但到1929年，美国也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萧条，并引发世界经济大危机。此后，又爆发了人类史上涉及范围最广、最持久、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残酷的战争打乱了经济全球化的正常进程和秩序，严重破坏了各国、各地区的经济交往。也是战争让人们更加认识到和平之重要。而要和平，就必须加强国际经济交往。尽管“二战”后世界又处于相当长时间的冷战时期，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未因此而停滞，恰恰相反，经济全球化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更大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调节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三大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简称“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World Bank，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运而生，标志着经济全球化从自发过程开始走向制度化过程。也是在这一时期，以信息通信技术、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入了新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大发展时期，也就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实现了经济的高度现代化。还是在这一时期，国际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国际贸易增长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将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关系推上了一个新高度。世界经济形成了以生产经营跨国化、信息传播全球化、科技与产业梯度扩散为特征的全球化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随之结束，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上。以微电子、生物工程、ICT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跨国公司不仅在数量上、规模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其经营理念和运营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空前提高，使世界市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都大大缩短，为全球性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最为便捷的手段，从而将经济全球化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和前所未有的高度。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国际组织职能、规模的扩大和发展，世界经济运行日益规范化和规则化，实现了物资流、资金流、信息流和知识流的全球畅通。这标志着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已经真正到来。在这一时期，作为世界科技发展“领头羊”和世界经济引领者的美国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同时，美国也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最大的受益方：美国商品、美国公司遍及全球，美国的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持续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均由美国掌控，世界经济规则也由美国主导。基于此，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更加巩固。
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深化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资本积累。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柏拉图（Plato）早在公元前380年就论述了专业化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威廉·配第在17世纪末也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并指出荷兰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商业效率，是因为他们使用专用商船运输不同的货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就阐述了分工的效果：“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马克思也认为，专业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
国际贸易扩大了市场范围，从而促进了生产分工。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水平取决于市场范围。他指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就无法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Allyn Abbott Young）发展了斯密的理论，认为“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显然，在杨格看来，市场范围和分工演进互相促进，导致报酬递增，从而推动经济进步。以杨小凯、张永生（2003）等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分工演进是专业化收益和交易费用两难冲突折中的结果。如果分工收益增加速度超过交易费用增加速度，那么分工演进会越来越快，经济会进入起飞阶段。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
国际贸易突破要素和产业供给约束瓶颈，促进了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要素或中间产品供给不足。国际贸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突破这些供给约束。
首先，正如大卫·李嘉图所言，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随着人口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也将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条件下，工资上涨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进口外国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等初级产品，能够一定程度上减缓本国土地收益递减导致的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保证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其次，生产要素进口可以增加一国要素供给。对大部分国家而言，由于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差异，因而不可能完全拥有生产所需的全部生产要素。这时，生产要素进口对经济增长显得十分重要。对大部分发达国家而言，在其经济起飞过程中，无一例外都曾从欠发达国家通过进口获得稳定而便宜的原料。这些生产要素的大量进口，一方面弥补了国内相关要素的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生产企业的利润率。这对维持国内投资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仅与发达国家一样，需要进口部分国内稀缺的自然资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生产现代机器设备的能力。而从发达国家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不仅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可以使各种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毫无疑问，当一国存在某种资源短缺时，通过进口可以打破经济增长的瓶颈，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得到最大扩展。
再次，在国内资本品生产能力有限条件下，进口国外资本品可以提高本国投资水平，增加储蓄率，有利于资本积累。在国内投资品供给弹性有限的条件下，提高投资率的一种办法就是进口国外资本品。投资率的提高会增加国民储蓄，从而有利于资本积累。而且，当一国国内投资品供给相对经济增长需求不足时，国内投资品价格一般会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时通过进口国外投资品能够平抑投资品价格，从而提高实际投资水平，提高投资利润率。高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Temple（1998）、J.B.Delong和L.H. Summers（1991）等经济学家认为，设备投资的回报率很高，超过50%。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发展中国家通常在生产资本货物方面缺乏能力。对资本货物的进口实行贸易自由化，会降低资本货物的相对价格，提高资本货物的投资率。而对资本货物实行贸易限制，则不仅会提高资本货物的相对价格，而且会降低国内储蓄，造成实际投资水平的下降。罗德瑞克认为，那些受贸易限制而资本货物投资价格相对较高的国家，通常投资率较低。
最后，在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现代经济社会里，制成品生产通常需要大量中间产品的投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大量中间产品由本国生产不仅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对于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尤其如此。中间品进口不仅可降低中间品的价格，也可提高中间品的产品质量，从而大大提高本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和本国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提高本国的利润水平，增加外汇和资本积累。
国际贸易由于扩大了市场、增加了外部需求，因而有利于资本积累。第一，当一国存在闲置资源时，贸易会使市场范围扩大，一国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需求，把国内剩余的资源投入生产。发达国家往往存在资本过剩，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或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回报，也可以扩大国内生产并通过贸易实现资本增殖。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则是其经济现代化的前提和条件。通过不断吸收剩余劳动力进行出口产品的生产，不仅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可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提高劳动力生产要素报酬，从而增加资本积累。
第二，一国由于国内市场限制，可能会出现剩余产品，而国际贸易能够为一国剩余产品找到出路。这就是亚当·斯密“剩余产品出路论”（Vent for Surplus）的内核。亚当·斯密认为，通过对外贸易扩大本国市场、刺激需求，可以产生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其假定一国在开展对外贸易之前处于不均衡状态，存在闲置资源或剩余产品，当一国转向开放后，对外贸易就可为本国剩余产品提供出路。他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为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它们去提高劳动生产率，竭力增加它们的年产量，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由于出口的是剩余或闲置资源生产的产品，无须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而且出口带来收益及换回本国需求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会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第三，当国内出现需求不足时，增加出口类似增加国内投资，能提高总需求水平，扩大国内就业，成倍地增加国民收入。其机理是：商品劳务出口所获得的货币收入会使出口产业部门收入增加、消费增加，并引起与出口产业部门相关的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增加、就业增多、收入增加。如此反复下去，收入增加量将逐渐达到出口增加量的若干倍。其根据就是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即凯恩斯主义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显然，凯恩斯理论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当一国国内尚未达到充分就业而需要扩大有效需求，同时外部市场又能够吸收本国出口的时候，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是能够实现的。
国际贸易可以提高企业经济规模，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一国的资本积累。众所周知，经济中存在规模经济效应，许多产业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降低成本。国际贸易不仅能够提高企业外部规模经济，更能提高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贸易使市场扩大，而市场扩大则可促进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因此，贸易通过规模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对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和一些最佳产出规模相对于市场而言较大的产业尤为重要。克鲁格曼基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提出的著名的产业内贸易，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出口能够扩大产量，实现企业规模经济，提高企业利润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规律：凡是正在迅速崛起的经济体，一般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以寻找国际市场快速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凡是正在走向衰落的经济体，一般而言都会采用保护主义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弱势产业。1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经济话语权、政治话语权、军事话语权。分别以英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先后积极推进全球化（为此甚至不惜采用战争的手段），获得了大量的利益和话语权。1978年之后，我国抓住了历史机遇，适时提出开放战略，经济开放程度迅猛提高，广泛参与了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贸易、国际技术转让以及国际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自此，“开放”和“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当前，中国更需要经济全球化，创造更大的市场容量，以发展自己的产业。
市场容量是经济发展的客观原动力。市场容量可以自然拉动企业投资和经济发展；没有市场容量，仅依靠企业效率来推动经济增量，蕴藏着经济失调的巨大风险，其发展质量不高。扩大市场容量的方法，对内是城镇化，对外是全球化。城镇化是在国内创造一个规模不断扩大、深度不断加强的市场，全球化则是将国内市场延伸至世界范围。历史上那些率先发展起来的国家无不是城镇化和全球化的主导者，而那些后起之秀也是城镇化、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在实现超越式增长的过程中，就要看谁能创造一个更大的市场，谁能为市场注入新的强大活力，谁能让市场主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只有惠及大众才能成就自我。
[1] Louis Wirth，“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9，49V，P.46～63.
[2] J.V. Henderson， Urbanization ， Economic Geography and Growth ，Brow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2003.
[3] Ray M.Northam， Urban Geography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