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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也称城市化，其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社会过程，且一般来说，这个过程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城镇化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之所以说是“动态”的过程，是因为城镇化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它会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并向前推进。之所以说是“复杂”的过程，是因为城镇化涉及人口问题，但它并不仅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还伴随很多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之所以是“阶段性”过程，是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前，也即工业化之前，不存在城镇化问题，只是在工业革命引发工业化之后，城镇化才得以发生并发展，而且当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城镇化就基本停止了，也就是说不存在永远的城镇化。
城镇化最早始于欧洲，对城镇化的研究也最早兴于欧洲，并受到欧洲学者的密切关注。随着城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进行，对城镇化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同学科的学者往往有各自的视角，如建筑学家会从建筑学的视角考查城镇化，人口学家会从人口变迁的角度考查城镇化，经济学家会从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的视角分析城镇化，而社会学家则更关注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等等，因而对城镇化的定义并不相同。由于这些定义都是局限在一个侧面去考查城镇化，因而都如同盲人摸象，具有片面性。
最早是建筑学家给出了“城市化”的概念，其可以追溯到1867年出版的《城市化原理》。该书是西班牙城市规划设计师赛达（A.Serda）的著作。他从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的视角对城市进行了审视和阐述，并从工程技术的角度使用了“城市化”的概念。他对城市化的理解侧重于城市建筑景观的规划。
人口学家从人口转移的角度对城市化进行了定义。他们强调，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的过程。J.O.Hertzler提出，城市化的核心是人口的流动和集中，即人口从乡村地区流入大城市，即分散的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
经济学家以不同的经济形态来定义城市化。如城市经济学家沃纳·赫希就认为，城市化是农村经济形态转变为城市经济形态的变化过程，即从人口稀疏且分布相对均匀的空间向相对集中且分布不均匀的空间变化的过程，也是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的过程。
由于经济学家将经济划分为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两大部类，因而城市化的定义一般都强调其是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化的过程和机制。
社会学家对城市化的定义则强调城市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过程。如社会学家Louis Wirth在“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1938）一文中对城市化的定义就以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为出发点。他认为，城市化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从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
[1]
社会学家P.Sorokin认为，城市化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转变，还有意识、行动等的转变，因此，他将城市化定义为人们从农村意识、农村行动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意识、城市行动方式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
地理学家对城市化的定义强调人口、产业的空间布局，指出城市化是人口、产业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的过程。如在日本地理学家山鹿城次看来，城市化不仅包括人口的迁移，还包括产业的转移。他认为，现代的城市化概念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原有市街的再组织、再开发；城市地域的扩大和城市关系的形成与变化；大城市地域的形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实践的丰富和各学科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城镇化有了越来越系统的认识，并逐渐形成了一些综合性的定义。
在现有的对城镇化的定义中，美国城市经济学家Vernon Henderson对城镇化的界定是最具代表性的：“人口从乡村（rural）向城市（urban）环境的转移，是典型的短期过程（transitory process），尽管在社会上和文化上会经历镇痛（traumatic）。它是人口从传统的非正式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乡村环境转移到相对匿名（anonymity）和更正式的城市环境中……城市化是国家产出构成从乡村农业转向城市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果。” [2]
既然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产生的，那么，城镇化的动力就与工业化有紧密的联系。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以及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相对不同国家或地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动力存在明显的不同，主要可区分为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动力和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动力。
对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动力，我国城市经济学家高珮义在其著作《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
中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在研究中总结归纳了有关城镇化动力的以下主要观点。一是工业化论和产业革命论。这种观点是对欧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总结。其根据是，在伴随产业革命到来的大工业时代，规模经济产生了，使生产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且一般都集聚在城市里，因此，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或者城镇化便伴随而来。而城镇化的加速又会使更多的人口向城镇转移，从而创造了更多的需求，为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二是农业剩余产品论。这一观点认为，城镇化是农业大发展的产物，即其是由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能创造足够的粮食时，会促进贸易的发展，而贸易的发展正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只有农业剩余产品不断增加，城镇化才能发生、发展。三是劳动分工论。该观点认为，劳动分工是城市经济组织的基础。
正是劳动分工推动了产业发展，尤其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才使得城镇得以发展。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出现，城市才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
四是科技革命论。苏联的一些学者认为，科技进步是城市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尽管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却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动力，它既与发达国家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也有自己显著的特点。相关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理论观点。
一是二元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以农业和农村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和以工业和城市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当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要么经济发展陷于停滞，要么经济出现融合逐步走向一元经济，而走向一元经济的过程也就是城镇化的过程。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和城镇转移，产业尤其是第二、三产业不断在城市获得更大发展，整个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刘易斯（W.Arthur 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拉尼斯-费景汉（John C.H. Fei and Gustav Ranis）模型、托达罗（Michael P.Todaro）的劳动力迁移模型、乔根生（Dale W.Jorgenson）的二元经济模型。这些学者通过数理研究，对二元经济的产生、发展、结果等都做出了精巧的分析，成为解释经济现象、指导经济活动的重要参考。我国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理论传入中国之后，便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反响。同时，中国的很多学者也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发展出了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
二是人口迁移理论。人口迁移理论是由人口学家提出的理论，他们从人口迁移的角度来研究城镇化，用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程度来衡量城镇化水平。19世纪末，莱文斯坦（E.G.Ravenstein）最早提出了“人口迁移法则”。他通过分析人口迁移作用力，得出人口变迁过程中存在推拉力规律的结论。而在推拉力规律中，他着重强调了吸引力（拉力）的主导作用。而后，一些学者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推力-拉力理论、人口移动转变假说、人口迁移引力模型、迁移决策理论等，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推力-拉力理论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力和接受度。1959年，唐纳德·博格（D.J.Burge）发表了有关人口“推力-拉力理论”（push-pull theory）的论文。博格认为，人们在迁移过程中会受到两种力量的作用：既会受到原居住地的推力，也会受到其迁入地的拉力，并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产生迁移。由此，他还归纳了构成推力和拉力的各方面因素。在博格研究的基础上，1966年，埃弗雷特·李（Everret S.Lee）对推力-拉力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给出了更详细的分析。在他的研究中，不仅有推力和拉力两种力量，还增加了原居住地相关因素、目的地相关因素、迁移过程的中间障碍因素和个人因素，且这四个因素都既有推力也有拉力，构成了判断迁移者是否迁移、迁往哪里的依据。1990年，马赛（D.Massey）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推力-拉力理论，指出人口的迁移不仅与推力-拉力相关，还与迁移者获取信息的能力密切相关。Wilbur Zelinsky则认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发展条件、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等，而且这些因素直接决定了人们迁移与否。根据他的研究，他将社会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且在每个阶段，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又都呈现不同的特点，而与之相应的城镇化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人口迁移引力模型则是学者们借鉴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将人口规模大小及与城市距离的远近等因素作为是否迁移的作用因素，而设计出的相应理论模型。1946年，齐夫（Zipf）在其提出的互动假说基础上建立了第一个人口迁移引力模型。随后，在互动假说和人口迁移模型的基础上，索玛梅捷（Sommermeijer）又建立了新的模型——引力模型。他们两人具有几乎相同的研究思路。而劳瑞（Lowry）则另辟蹊径，利用统计模型，用经济和吸引力等解释人口迁移。在他的模型中，经济和吸引力因素包括：失业率、制造业的工资率、用非农劳动力表示的两地区人口数量等。20世纪70年代，在行为科学的影响下又发展出一套迁移决策理论。该理论将研究从经济方面转向了人的行为方面，一系列从个人到家庭层面分析迁移的相关动机与决策的理论逐渐形成。
城镇化既然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那么其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也自然会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R.M.诺瑟姆（Ray M.Northam）通过归纳总结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不断提高）描述成一条被拉长的S型曲线。 [3] 他认为，城镇化不是单一连续的，而是可以划分为不同阶段的，具体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其中，初期阶段城镇化水平较低，发展速度也比较慢；中期阶段城镇化水平提高很快，农村人口迅速向城镇集聚；后期阶段是城镇化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移减缓甚至停滞。由于这三个阶段与拉长的S相似，因此，可以用S型较为形象地描述城镇化的发展过程。这也成为对城镇化发展最为著名的描述（见图4-1）。
图4-1 城市化进程的S型曲线
资料来源：谢文蕙、邓卫，1996。
美国是在新大陆上建立起来的崭新国家，其城镇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几乎同步，因此，其城市化进程经历1个多世纪才得以基本完成。184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经超过10%；但直到196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才达到70%。从城市化的年平均增长率看，美国每年仅提高0.5%，可以说是比较低的，但其发展的轨迹较为清晰，基本呈沿着S型曲线的阶段性上升。
图4-2 日本城市化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今野修平《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整理与对策建议》，2001。
如果说美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较为缓慢，那么，日本则完全相反。日本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率的提高都具有后发国家的特点，即属于追赶型，因此速度较快（见图4-2）。日本学者今野修平根据日本城镇化的特点，将日本城市化历程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市化（Urbanization）；第二阶段，特大城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第三阶段，特大城市群化（Meglopolitanization）。而日本学者山田浩之则将城镇化过程划分为集中型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三个阶段，且每个阶段又分为绝对和相对两个时期。
除了在理论上的划分外，一些学者还试图建立模型来分析城镇化过程。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型是差异城市化理论（Theory of Differential Urbanization）模型和城市发展阶段（Stages of Urban Development）模型。
这两个模型都假定城市具有发展的周期性。1933年，盖伊尔和康图利（H.S.Geryer and T.M.Kontuly）共同提出了差异城市化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前提假设是，大、中、小城市的人口净迁移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大城市阶段、过渡阶段和逆城市化阶段。
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驱动现代化的两个“轮子”，而且，这两个“轮子”必须协调发展才能成功实现现代化。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都既是工业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也是逐步提高城镇化率的过程。未来，世界范围内城镇化率还会有显著提高。根据2012年4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14）》所做的预测，2011～2050年，世界范围内生活在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将会从36.3亿人增加到62.5亿人；与此相应，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化率将由2011年的52.08%提高到2050年的67.13%。其中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率也将提高到64.08%。
对城镇化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城镇化的载体——城市与城镇，于是，城镇化的研究也就延伸到城市的形成、规模、发展等，并形成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区位理论。区位理论解释了城市和城市体系中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原理，揭示了城市发展在空间上的基本规律。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城市区位论和行为区位论。城市区位论是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在冯·杜能（J.H. Von Thunen）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Alfred Weber）的工业区位论基础上提出的中心地理论。
城市区位论的观点可概述为四点：（1）一个区域会有中心及中心地带；（2）各区域之间会以各自中心为节点结成网状；（3）各个中心发挥着不同的功能；（4）相同等级的城市间的距离最近。
行为区位论则否定了传统理论所坚持的“经济人”假设，强调区位选择行为的目标不是最佳化，而是奉行“最小努力原则”。美国地理经济学家史密斯（D.M. Smith）、普雷德（A.Pred）等学者都从“行为人”出发对区位选择决策做了深入的研究。
城市最佳规模理论。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以集聚经济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最佳城市规模（Optimal city size）
，包括最小成本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等。1964年，W.Alonso建立了集聚经济与人口规模间的二次函数模型来度量最佳城市规模。1976年，巴顿（K.J.Button）从城市行政管理、私人成本与效益、最佳城市工业人口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了城市规模的成本和收益，并依此探讨最佳城市规模。苏联的霍列夫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提出决定城市规模的首要因素是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职能，可以通过对城市职能的分类来确定最佳的城市规模。1974年，J.V.Henderson提出，“城市规模的不同是由于他们专业化生产不同的贸易产品，那么城市的规模大小就会因不同的两个城市能支持不同水平的交通成本和拥挤成本而不同”。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城市规模变化不是以人口为基础的静态过程，而是以城市网络为基础的动态过程，并建立了城市网络理论（Urban Network Theory）。2000年，卡皮娄（Roberta Capello）和卡马格尼（Roberto Camagni）结合城市网络理论提出了有效规模理论（Efficient City Size）。该理论认为，仅对城市的规模进行单方面的有效评价而不进行网络规模评价是不够的，因此，在评价城市最优规模时，既要考查城市的专业化水平，也要考查城市体系的网络整合程度，而且二者同样重要。其结论是，对城市规模的考查必须从“最佳规模”转变为“有效规模”。
城市规模分布理论。城市发展不仅有规模问题，还有不同规模城市的分布问题。西方城市经济学家对此也有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围绕城市规模的首位分布和序列分布两个经验法则展开，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马克·杰斐逊（Mark Jefferson）的城市首位率，用来解释一个国家大量人口集聚于首位城市的发展趋势；奥尔巴克的序列分布法则以及齐夫法则，主要反映城市等级和城市规模之间的经验关系。后者的研究尽管缺乏严格的存在性证明，但作为序列分布方面的典型代表，其经验总结则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对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克鲁格曼（1996）指出，“城市等级和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最不可忽视的实证规律之一”。
可持续视角的城市理论。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学者们高度关注的发展理念，在城市化理论方面也不例外。在可持续发展的指引下，城市化理论可分为生态学派的城市化理论和新城市化理论。生态学派的城市化理论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其所著《明日的田园城市》（
Garden City of Tomorrow
）一书中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畅想了一个兼具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美国学者帕克（R.Park）等学者根据生态学理论，认为城市是一种生态秩序，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共同决定了城市的空间结构。美国建筑学家伊利尔·沙里宁（E.Saarinen）在他的《城市：它的生长、衰退和将来》（1942）一书中提出了有机疏散的城市结构观点。他认为，城市是个有机体，其内部秩序和有机体的内部秩序一致。20世纪下半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一些学者据此提出了“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zation）的理念，并成为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重要的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他们的宗旨是：尊重城市社区的地方文化特色，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在城市建设、发展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英国城市规划专家汤普森更明确地指出，新城市主义是要在城市化过程中保留风貌、保护生活、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