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容量增加的经济效益

市场的概念，在古代是指在固定时段进行交易的固定场所，亦即买卖双方进行交易的地方。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在工业革命发生后，市场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已不仅指交易场所，而且是交易行为和交易机制的总称。即使仅就交易场所而言，也绝不只是简单的商品交换的场所，还包括股票交易、期货交易场所等。从广义上讲，所有产权发生转移和交换的关系都可以成为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于国家、企业和居民都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市场，社会经济生活就无法进行。同时，由于国家或地区大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也存在差异，势必导致各个国家或地区市场容量存在差别。市场容量大的国家或地区需要进口大量商品，以满足本国或本地区的生产和居民生活的需要，这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生产会起到促进作用；而市场容量小的国家或地区，商品进口的数量自然有限，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所起的作用也就小。

市场容量包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也即所有权发生转移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包括消费行为是否活跃、消费行为是否广泛、消费的层次是否在不断提高等。既然市场是所有权交换的场所，是消费行为的场所，而不论所有权还是消费行为都与人口直接相关，因此一般而言，人口规模大、城市人口多的地方，消费行为就更活跃。因此，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与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66）总结了19世纪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特性。他认为，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生产技术的提高，仅有很小一部分源于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投入要素质量的提高、有用知识的增加、工业组织的改进、体制安排的完善，这些都会带来更为高效的增长效率。与此同时，最终需求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在生产过程中，需求结构的变化既是变化的原因，也是变化的结果。技术进步与需求收入弹性形成了复杂的随机关系，涉及资源在区域内重新分配的流动、劳动力比重在不同部门的变动、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以及劳动国际分工的变化等。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也使得劳动力和产品从小公司和组织向大公司和组织进行明显的快速转移，导致生产单位的平均规模不断扩大，形成更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和规模经济。

事实上，与产业革命相对应的确实是人口的变化。这其中包括两方面内容，即人口数量的变化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产业革命使欧洲的人口数量实现前所未有的增长成为可能。尽管19世纪有数百万欧洲人移居海外殖民地，但到1914年，欧洲大陆的人口已达到1750年的3倍以上。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和医学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产业革命后，农业和工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意味着衣、食、住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等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饥荒逐渐成为历史，即便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粮食歉收，也可通过新的运输工具从其他地区运送过来，保证粮食供给充足。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医学和医疗条件得到提高，采取的许多公共健康措施使公共卫生条件得到显著改善。虽然当时人口的出生率并没有显著的提升，但是由于死亡率的急剧下降，人口急剧增长成为可能。北欧地区的人口死亡率从1800年至少每千人的30%降低到1914年每千人的15%左右。欧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14000万人急剧增加到1800年的18800万人、1850年的26600万人、1900年的40100万人和1914年的46300万人。欧洲人口的这一增长率也比世界其他地区要高得多，以至改变了世界人口的数量对比（见表2-4）。

从理论上讲，在给定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其创新就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二是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美国物理学家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和路易斯·贝特科特（Luis Bettencourt）等人研究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5/4次方，即17.8倍。这种相关性同样存在于教育、工作经验、智商等方面。

在人口数量增加的同时，人口的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伴随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成为城市人口聚集的驱动力。随着人口的这种转移，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大量从事农业的人口以及那些原始生产中的非熟练工人，转向了技术型职业或更高层次的职业。

城市化的内容之一就是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由农民变为工人或服务业从业人员等。史料显示，真正意义上的快速的城市化始于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显著的标志就是世界城市人口的明显增加（见表2-5）。城市化的动力最初来自工业化，在中后期主要来自城市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新兴产业的不断创新。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同时，城市化也为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如劳动力、基础设施、生产要素流通、专业分工协作等。城市化既包括集聚因素也包括分散因素。其中的集聚因素能够通过产业集中节约成本。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或增长极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对区域经济产生积极的外部扩散效应。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内部市场容量扩大的过程，而全球化则是一国市场容量外部扩展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经济通过全球贸易、全球投资等方式和渠道形成全球市场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扩张。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分工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社会流动和进行优化配置，由此可以带来巨大的分工利益，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在技术、资金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在制定贸易、投资和竞争规则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自然就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

虽然国际贸易自古有之，但在产业革命前，国际贸易主要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早期国际贸易的主要功能是互通有无，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十分显著，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人们生活的一种补充，贸易的基础主要也是各国自然资源禀赋和生产技术的差异。地理大发现后，国际贸易开始成为各国有意识的商业活动，但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是和殖民扩张相联系的，是在不断战争和暴力下的殖民贸易，而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公平贸易。殖民掠夺和殖民贸易给各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却使欧洲人攫取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量金银财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此外，殖民贸易还扩大了欧洲的海外市场，特别是美洲市场。而“欧美之间的贸易大大促进了欧美国家以分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经济实力的加强。从 18 世纪 6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先后发生了工业革命”。

1720～1913 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和世界工业增长率基本上是同步的；而19世纪40～70年代，世界贸易增长率超过了世界工业增长率。国际贸易作为商品销售和资本积累的方式，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本身又客观上要求更广大的世界市场和更深入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由于工业化彻底改变了各国和世界的自然经济结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变成了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工业革命后国际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也获得了快速增长。例如，1840～1870年，英国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9%上升到16%，法国和德国也从原来的7%上升到16%。在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将近100年时间里，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1倍多；而进入19世纪后，仅前70年（1800～1870年），世界贸易就增长了6.7倍。如果扣除价格下跌的因素，实际贸易量增长了9.6倍。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虽然除英国外的主要欧美国家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并先后出现了几次经济衰退，但世界出口总额仍然从51.3亿美元增加到184亿美元，增长了将近2.6倍。1870～1913年，世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为1.3%，而 1820～1870年仅为0.5%，再往前的1700～1820 年则只有0.07%（见表2-6）。值得注意的是，1870～1913年，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增长都快于它们的收入增长。

显然，国际贸易和工业化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强化的关系。由于工业化本身就是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层面而言，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是相伴相生、密不可分的。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国家间竞争的利器仍然是生产率，拥有更高生产率的一方往往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在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拥有更高的生产率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先决条件。提高生产率在微观上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在宏观上能快速增加国家的财富。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尤其是突破型技术创新的出现能极大地提高生产率。技术革命往往与产业革命相呼应，突破型的新技术不仅能产生新产业，还能改造原有产业使之焕发新的光辉。在突破型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生产率将得到明显的提高，更加快速地创造大量财富。当然，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市场，市场容量扩大可以带来经济效益提高早已被印证。不断扩大的市场容量能为生产者创造更加广阔的天地。 7yS0vOxAhBsFsljNvkLIccdANWXXC0tFLx/l8HcVzdIScaTqlGll7zwCwcSaHq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