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经济范式

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都表明，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基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主要来自研发（R&D）。按此逻辑推理，研发投入越多则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越快。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然。近年来，从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看，美国约为2.7%，欧元区约为2.1%，德国约为2.9%，日本约为3.6%，这基本上是历史上最高的研发支出水平。与此相应，近年来，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约为2%，欧元区约为1.5%，日本约为1%。为什么历史上最高的研发支出水平却伴随着最低的经济增长率呢？是研发没有产生技术进步？还是技术进步没有造成经济增长呢？

研发产生的技术进步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缺乏突破型技术创新。在持续的研发投入推动下，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的技术手段不断进步，人们能够使用更加丰富、更高质量的产品，享受更优质的服务。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技术进步主要是特定公司的专用型技术进步，而特定公司的专用型技术进步只能在更小的范围内被使用，它可以改良产品的生产过程、丰富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但它不能产生具有更高生产率的全新产业，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近的研究发现，美国公司研发投入占其销售收入的比例虽然在逐渐上升，但是其用于公开发表的研发投入比例不断下降，而其在专利性研究上的投入比例不断上升。 说明美国研发投入增长带来的通用型科技进步在相对减少。通用型科技进步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被使用，它可以产生突破型技术创新，甚至可以引发一场技术革命。

一场技术革命可以被定义为一批有强大影响的显而易见的崭新且动态的技术、产品和部门，它们能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变，能推动长期的发展并使之达到高潮。技术革命也可定义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一组技术创新集群，一般包括一种重要的通用的低成本投入品（这种投入品有时是一种能源，有时则是一种原材料），再加上重要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的基础设施。而新的基础设施通常会改进交通和通信的速度与可靠性，并大幅度缩减成本。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技术创新都能对经济产生如此重大的作用。事实上，绝大多数技术或技术创新只能改变生产的一小部分，因而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的发展。只有重要的突破型技术创新才能在短时期内产生新的具有更高生产率的产业，也才能改造传统产业使之生产率提高，并进而使整个经济发展实现根本的改变。只有突破型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相应技术群的出现，才能被称为“技术革命”。每次技术革命都提供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并在实际上促成了所有经济活动的潜在生产率的量子化跃迁。每次技术革命都会使整个生产体系得以现代化和更新，从而每50年左右总的效率水平就会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见图2-1）。

这套同类型的“工具”——包括硬件的、软件的和意识形态的——共同改变了所有人的最佳惯性思维方式的边界。这便是所谓的“技术-经济范式”。“技术-经济范式”就是“经济上的”最佳运行方式，因为每次技术转型都伴随相对价格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引导经济主体密集地采用更强大的新投入品和新技术。这是一种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意义上的“范式”。因为在库恩看来，范式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革命”就是“范式转换”。“技术-经济范式”界定了“正常的”创新实践的模式和界域，并对那些遵循原则的人们许以成功。这些原则会在技术革命的核心产业中体现出来。

因此，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新产品、新行业和新基础设施的爆炸性发展，并逐渐产生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新的范式在其技术的扩散期间，会对企业家、经理、创新者、投资者和消费者在个人决策以及他们的相互作用方面加以引导。

两百年间的三次技术革命

在思考发展问题的时候，西蒙·库兹涅茨探讨了“划时代的创新”（epochal innovations）这一概念。这是指那些能够使增长方向发生重大变化的创新。对此，他在1971年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说中是这样说的，“那些人类知识进步中的重大突破是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它们扩散到了世界上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称为划时代的创新。经济的发展变迁过程或许被划分为经济纪元，划时代的创新以及它们所产生的独特性质的增长则是每一个纪元的特征。”

在那个特定场合，库兹涅茨主要指的是那些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时代，而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时代。然而，就在同一年，库兹涅茨又指出，“人们很难将一个阶段视为静止的，视为一个过程的部分。在此过程中好像只有该阶段的出现和最终消失才是唯一相关的重大变迁”。也就是说，“在每一个阶段之内时间发生的序列”是“一个完整的阶段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18世纪末开始，世界范围内相继出现了三次技术革命，并伴随出现了三次产业革命，世界经济增长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事实上，产业革命正是以机器的出现和工业时代的来临而命名的。19世纪中叶的人们普遍认为，当时属于蒸汽机和铁路时代；稍后，当钢替代了铁、科学改造了工业，钢铁和电力的时代就到来了；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是在20世纪20年代降临的，而20世纪70年代后，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信息时代或知识社会等说法。表2-1界定了三次技术革命。

每一组革命性的技术都爆发在一个特别的国家，有时甚至在一个特别的地区。事实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起源自某一核心国家，并会形成新的产业革命，使该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引领者。英国领导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德国和美国领导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当然英国和法国也曾参与其中；美国则单独领导了第三次技术革命。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每次技术革命推动的发展高潮在长期内属于世界性的现象，但是技术革命的影响是从核心地区和国家向外围逐渐扩散的。这意味着产业爆发式发展和经济超越式增长出现的时间在所有国家并不相同，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推迟二三十年甚至更久。

每次技术革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一段很久的酝酿期。事实上，很多为技术革命做出贡献的创新很可能已经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使得我们很难为历次技术革命找到某个恰当的开始日期，因而合理的选择在于指向一段宽泛的时期。还有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对于朝向一组新技术急剧转向的社会而言，需要出现一种显而易见的“诱发因素”。这一诱发因素象征着一种全新的潜力，能够点燃一群先锋人物在技术和商业上的想象力。而且其不只是一种技术突破，其如此强有力的原因还有低廉的价格。换言之，诱发因素要能清楚地显示出其将在成本上带给相关创新企业以明显的竞争优势。我们把这一事件定义为带来一场技术革命的“大爆炸”。

1829年，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的“火箭号”蒸汽机车在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上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宣告铁路和蒸汽动力时代的到来。1875年，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高效的酸性转炉钢厂投入生产，开启了钢铁时代。而这些事件之所以在后来才被一一挑选出来，不仅因为当时只有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的狭小圈子知晓这些技术，还因为在一个特定国家，这些技术能否得到广泛的应用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环境因素。以第二次技术革命为例。19世纪70年代，很难看出英国会因为德国和美国的奋进赶超和对新的生产财富潜力的充分挖掘而落后。其中应当确定有两次“大爆炸”事件分别帮助了这两个国家，推动了那次技术革命高潮的到来。其中之一是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1908年推出了第一辆T型车，其显然是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的标志。然而直到1913年，T型车才从完全传动的装配线上被大批量生产出来。但不能否认，正是1908年的第一辆T型车为后来的标准化产品提供了原形。它代表的是未来的生产模式，并预先勾画出成本下降的前景，使大众消费成为可能。而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时代，最早也可以追溯到英特尔公司于1971年生产的第一台处理器——最早的和最简单的“芯片上的计算机”。它可以被看作信息时代诞生的标志，而其基础则在于低成本的微电子工业的魔力。

尽管诱发“大爆炸”的事件从表面上看可能是个渺小而相对孤立的事件，但经历这一事件的先行者由此发现了新的领域，并将其看作新技术对未来的有力宣示。这也是对企业家行为的召唤。

需要指出的是，新技术产生及应用之时，原来的技术并不会很快消亡，旧事物的逻辑和影响仍然会占据统治地位，并会进行顽强的抵抗。在经历一段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后，其潜力才会被最终耗尽。因此，每次技术革命从爆发到全面转向“新事物的逻辑”，需要二三十年由此到彼的动荡的转型过程。在此期间，新的更优越的能力将得以成功施展，从而加快旧事物的衰落。到这一过程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前一次技术革命的时代将告终结。

三次新产业及其基础设施的集群

每次技术革命均产生于一组协同作用、相互依赖的产业，以及一个或更多的基础设施网络。表2-2列出了三次技术革命对应的产业和基础设施集群。

超越式经济增长绝不仅指突破型技术创新以及新产业的发展，也包括新技术对原产业的改造。因此，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新旧技术会共存，共同发挥作用。现实中，革命的潜力常常是通过新旧力量之间的联系产生的。事实上，许多共同组成的集群产品和产业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它们或是发挥着相对较小的经济作用，或是作为主流产业的重要补充。煤和铁就是如此，在工业革命之前，两者都有着绵长久远的使用历史，但直到出现了蒸汽机它们才转而成为铁路时代的动力。19世纪80年代以后，石油、内燃机和汽车相继问世，但直到形成大规模生产之后，这三者才结合起来，成为一场真正技术革命的组成部分。信息革命也是如此：电子工业在20世纪早期就存在，在20年代的某些方面甚至发挥过重要作用；而晶体管、半导体、计算机和控制器则在60年代甚至比这更早就已经成为重要的技术，但直到1971年，横空出世的微处理器才让人们看到了廉价微电子产品广泛的新潜力——“芯片上的计算机”这一概念照亮了人们的想象力，将上述所有相关技术聚集成信息革命的强大集群。

因此，每次革命都可被看作真正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与其他得到更新的产业和产品的结合。当关键性的技术突破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强大、互动、连贯的商业盈利金光大道，并作用于整个经济之时，它们共同产生的影响才真正变得无所不在。

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而言，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扩张，并由此形成意义重大的质的区别。第一次技术革命的铁轨铁路，建立了一国范围内的铁路运输和电报网络；而第二次技术革命的钢轨铁路则开创了洲际网络，并与钢制蒸汽船以及发向全球的电报一道，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市场的运转。电力、基础电网的建立使电器工业成为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主要增长引擎之一；可以说，在第二次技术革命期间，电力作为一种遍及每家企业和每个家庭的普遍服务，发挥了“公用事业”的巨大作用，成为大规模生产革命得以扩散的关键性基础设施。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每组集群都包含几种技术体系。它们的发展节奏并不一致，发展的顺序经常依赖反馈环路。信息革命肇始于芯片和硬件的研发，两者的增长又带来了软件和通信设备的繁荣，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则紧随其后。每一轮技术开发既得益于之前他人发明的技术和所创造的市场优势，也将惠及其后的技术开发。同样的情形也见于第二次技术革命：廉价的钢铁首先影响了铁路、轮船和民用工程，以后又武装了新的化学和电子工程产业。某些技术体系单独具有的重要性和日后呈现的发展序列，使它们成为孤立的革命，而不是伞状相互依赖的体系。

三种技术-经济范式

一组强大而有活力的新产业崛起，必然会伴随新的产业形成及发展，也需要有基础设施的支撑。这显然会极大地影响当时的工业结构和投资偏好。而旧的组织模式是无法应对这一巨大变化的。因此在整个经济体以及经济领域之外，新的机遇及其条件将使“行事方式”发生深刻的转变。这就是说，每次技术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次范式变迁。

技术-经济范式是一个最佳惯性模式，它由一套通用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构成。这些原则代表这一场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最有效方式，以及利用这场革命重振整个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的最有效方式。其一旦得到普遍采纳，这些原则就成了组织一切活动和构建一切制度的常识基础。

出现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对创新和投资行为的影响之大，可以类比发现一片广阔的新大陆或找到大宝藏。对设计、产品和利润空间的开拓，迅速点燃了工程师、企业家和投资者的想象力。他们以试错法尝试应用新的财富创造的潜力，成功的实践和行为由此产生。新的最佳惯性方式的边界也就逐渐被确定下来。

这些先行者的行动指明了道路，带来了经济外部性的增加和相应条件（包括生产经验和对消费者的训练）。这使其他人越来越容易跟上形势。他们的成功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指出了最有利可图的机遇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新范式最终会成为新的普及性“常识”。它渐渐地嵌入社会实践、立法和其他制度框架的构成因素中，促进了与之相适应的创新，也排除了那些不相适应的创新。

在随每次“大爆炸”而来的巨大转型中，技术-经济范式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当然，比起技术革命，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艰深得多，也更难以把握。技术-经济范式是选择最佳惯性方式的思维地图，它既包含对同类型技术的实际理解（这些技术具有几乎无所不及的适用性），也包含进入当时文化的一般常识法则——机械化、蒸汽动力、电力、大规模生产、信息和远程通信技术（ICTs）等。至于那些组织原则和指南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尽管在眼下的信息时代，成千上万的咨询人士制作了有关从前和现在的各类表格，试图标明竞争力最佳惯性方式的准确变化方向（见表2-3）。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技术-经济范式既是扩散的推进器，也是一种阻滞的力量。说它是推进器，是因为技术-经济范式提供的模式可以被所有人追随，但它的形成过程需要时间，大约在“大爆炸”发生10年之后或更久。说它是阻滞的力量，是因为每次技术革命的内涵都与前一次不同，因而社会对新的原则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而在学习中则必须要克服先前的范式成功带来的惰性，即前一范式的广泛存在会成为下一次技术革命扩散的主要障碍。这使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转型不会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会渗透政治领域甚至意识形态领域。这进而又会影响技术革命的潜力据以展开的方向。这种技术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其必然性。

革命、范式和发展的高潮

很多人认为，技术创新是通过积累而呈线性不断发展进步的，但实际上技术创新是随机的，而非连续的。这正如库恩所言，科学的历史是由那些极具洞察力的新思想推动的，而不是连续积累的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常态科学”只是在科学首创确立以后的“精湛化”。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技术创新也往往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重大的技术创新要么难以出现，要么会积聚出现而形成技术革命。而人们一旦意识到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的影响，重点就会转向那些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变迁上，一种非常不同的理解就会产生。这样的发展巨潮是通过巨大的跨越或持续约五六十年的高潮而实现的升级过程，每次都会在经济领域和广大的社会领域引发深层次的结构变化。

这里将“发展巨潮”（great surge of development）定义为一次技术革命及其范式在整个经济中得以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会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导致结构变化，而且也会在社会中产生深刻的质的改变。这一过程从不起眼的事物开始，首先发生在有限的部门和地域，并取决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能力，然后逐渐将核心国家的大量活动囊括其中，并扩散到越来越远的外围。

因此，每次巨潮都代表着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更深入人民的生活，在地球上也将得到更大范围的扩张。每次技术革命都将更多层面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纳入市场机制；每次巨潮都扩大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进步相一致的国家集团，使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渗透并延及世界的更多角落，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

此外，技术革命通过随后形成的范式为平均生产率和质量设定了新的更高的标准，且这一标准是普遍都能达到的。发展的巨潮产生于对这一潜力充分的社会吸收，并最终将所有核心国家的经济提高到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上。

需要注意的是，每次技术革命都需要大量地转移投资，金融资本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要使每个新范式结出硕果，就需要在投资模式上、在以效率最大化为目的的组织模式上、在所有社会角色的思维地图和那些对经济及社会进程起调节和驱动作用的制度上，进行大量配套的变革。同时，这也意味着，进步可能还需要在方向上随时做出重要调整：已经积累起来的，可能不时需要进行“解除”；已经导入的，可能又需要被“卸载”。沿着既定的路径推进可能会陷入死胡同，而别人却可能趁机踏上新的轨道而实现超越。学习新事物也许需要忘记许多旧事物。

一次范式的转变为追赶和赶超打开了必要的机遇之窗，技术方向发生变化时也正是新来者难得的学习时期。因此，朝着最有利的方向进行结构性变革的能力，对于实现发展来说，对于在条件和机遇发生变化时维持和增加收益来说，是一项宝贵的社会技能。

当然，一种范式的潜力，无论如何强大，最终都将被耗尽。技术革命和范式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它或多或少地服从任何创新都具有的那类曲线。第一阶段是新产业的爆炸性增长和迅速创新的时期。新产品接踵而至，并揭示了界定其未来轨道的法则。这样，范式就形成了，它的“常识”能够指引技术革命的扩散。第二阶段是一个高速扩散的阶段，它见证新产业、新技术体系和新基础设施伴随强劲的市场投资增长走向繁荣。第三阶段随新范式在生产结构中的充分展开，经济高速增长得以继续。在第四阶段，技术和范式的成熟性受到侵蚀，并在某一时点上技术革命的潜力开始遭到限制。尽管仍然有新产品引进，有新产业诞生，甚至波及整个经济系统，但这些创新的数量锐减而且不再重要。曾经作为增长引擎的核心产业开始遭遇市场饱和、技术创新收益递减的困境。这宣告这些产业接近成熟，整个技术革命的动力逐渐衰竭。

当一种范式的潜力达到极限，它所开拓的空间受到限制的时候，生产率、增长和利润就会受到严重威胁。这样一来，新的解决方案和重大创新的必要性及有效需求就出现了。人们希望从熟悉的路径中走出来。然而，在几十年现有范式成功发展之后，此时环境已经变得过度适应了。不光是企业，连居民甚至整个社会都已全盘接受并采用了现有范式的逻辑，将它作为“常识”的标准。迫近耗竭的范式开始阻碍人们沿着既定的路径向前行进。

在技术革命所形成的核心产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它们在获得规模经济最后一些好处的同时，很可能已被巨额的固定投资所束缚。它们很可能已占据了强大的有利的市场地位（寡头垄断或几乎完全垄断）。这使得这些产业可以找到逃出陷阱的有效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很可能包括产业合并、人口迁移和某些与金融资本有关的非正规行动。然而，相比眼前的利益，重要的是如何开启下一次技术革命的进程。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意愿，即愿意在尝试中发现真正重大的创新。这些创新作为改良可以拓展已有技术的生命周期，或是减少外围活动的成本。

一些重大创新在扩大市场上已有技术的使用范围方面，同样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提高纺织机的生产率，多种粗陋的高压引擎在19世纪早期得到尝试性开发；20世纪初，科学管理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发展了作为大规模生产之核心的对劳动组织的“科学管理”，提高了钢铁厂中运送钢产品的生产率；由于具有便携性，音频产品中的晶体管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辟了巨大的新市场；而20世纪60年代早期，自动化在汽车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数控机器工具则在六七十年代应用于制鞋业和航空业。这一切表明，引入一些真正的新技术可以使处于困境中的成熟工业重获生机。

部门与企业成熟和饱和的情况越严重，多种多样的试错活动就越强烈。正如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型那样，既有范式的限制和危机，将会促进和推动人们去打破原有的趋势，寻找新的方向。当每次技术-经济范式走到尽头的时候，它所遭遇的特殊障碍将会为寻找一套新的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指南。为了技术革命的出现，必须开辟崭新的道路，做出关键性的突破。

尽管重大技术创新的酝酿期可以很长，但它们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由于科学和技术生产的相对自主性，总有不同领域的潜在创新在幕后等待。因此在任何科学时点上，科学上可以构想的技术上可行的空间，总是比经济上使用、社会上认可的空间大得多。因此，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许多种重要技术可能已经存在于经济之中了，只是它们的用途很少或很窄。某些技术只有当它们汇合在一起形成一场革命后，其潜力才会完全显现（其他的技术可能要再等数十年，或是永远不会得到充分开发）。所以，在压力和需求给定的条件下，一组新的重大技术可以在现有的技术开发中一同出现。 OM0eEI2zlW8Y6Vur25gU3m318vHr04DIV1PtIEs4IOLuhkeBxvCj7X2qXF60lj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