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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选举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日本出现了一种以候选人为中心、随着选举的进程开展选举活动的政治团体——政治家后援会。尽管第一个政治家后援会组织在日本出现的时间现已无迹可查，但可以肯定的是，到20世纪20年代，候选人的后援会组织已经在日本广泛存在。
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帮助候选人赢得大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后援会展开了一系列的收买选票、拉票等活动。
首先，通过后援会的活动收买选票成为候选人规避法律的重要手段。1889年颁布的第一部选举法设置了对选举犯罪活动的处罚条款，到了1925年，为了遏制收买选票的行为，《普通选举法》更是对选举活动的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规定了选举事务所、休息所的数量；禁止在选举日期之前逐户访问；限制第三者从事选举活动；限制文字或图画类的书面宣传；规定了选举活动费用的最高限额等。该法律还首次将“公营选举”法制化，规定选举期间候选人可免费邮寄信件、免费使用学校及其他公共设施等
，将公开的选举宣传活动纳入到了政府监管的范围。
然而，选举法规定的日趋严密，不仅没有消除选举中的收买现象，反而使选举中的钱票（金钱—选票）交易更加猖獗。为了规避法律，候选人采取了更巧妙、更隐蔽的方法。当时，司法省调查课在一份题为《选举犯罪研究》的报告中指出：“第三届（普选以后）大选一开始，便坚决按规定实行普选。因此，有选举权者激增，并对其严格管理，禁止了串户访问……收买方法逐渐变得巧妙了，想方设法摆脱法网的束缚，贿选组织如今变得像党支部一样到处活动……各地纷纷组织起以候选人为中心的政治团体，随着选举的进程开展选举活动，进行收买或组织候选人的后援会，以后援会成立式的名义堂堂设宴招待大家，以逃避法网。”
由于住户访问、口头和书面宣传等直接的选举作战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意图收买选票的候选人就不得不采取迂回的方式网罗选民：先邀请具有选举权的人加入自己的后援会，再通过设宴款待、金钱赠予等方式笼络这些入会成员，最终达到收买选票的目的。这样，组织后援会就变成了候选人规避法律进行收买活动的重要手段。
其次，通过吸收地方有名望的人士加入后援会来扩大政治家的影响力，从而实现拉票的目的，是后援会的另一功能。一般来说，国会议员、地方议员的得票基础，是“各自选区的名望家阶层”，
亦即当地那些具有良好声誉和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人。一旦这样的名望家加入到候选人的后援会，就意味着候选人的品行与能力得到了权威的肯定。因此，邀请名望家担任自己的后援会会长或骨干，利用名望家的影响力进行选举宣传，无疑成为候选人拉选票的有力武器。
尽管目前能够搜集到的关于二战以前日本政治家的后援会的资料非常有限，但我们仍旧能够通过一些资料的碎片，找到一些后援会形成的原因：如众议院议员中选区制、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等。
1925年《普通选举法》导入了日本独特的中选区制，即每个选区选举产生3～5名议员。导入中选区制，与其说是出于理论的原因，不如说是出于现实的需要。1924年日本发生了以实施普选、建立政党内阁为目标的第二次护宪运动，并于当年6月成立了由加藤高明担任首相、由护宪三派（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组成的护宪内阁。《普通选举法》正是在该内阁时期制定并在议会获得通过，兼顾了当时执政的护宪三派的利益。这一点，正如当时内务省地方局事务官所言：“因为是护宪三派内阁，所以无论如何要使三派都觉得自己能够在选区中当选。但是在3人区，就难以做到这一点。也有4人区的地方。例如在鸟取县之类的地方，如果把全县分成两个选区，就只能选出2人。因此，在那些地方采用4人区。再如在岛根县或山梨县，就不得不采用5人区……由于这种缘故，决定采用3人至5人选区制。”
尽管中选区制满足了当时护宪三派的利益，却给日本的政治发展留下了无穷的后患。1925年5月，革新俱乐部发生分裂，犬养毅等人并入政友会，从而使政友会在众议院的议席增加。
众议院中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三足鼎立的局面就此结束。1927年6月，宪政会与政友本党联合，组成立宪民政党，
由此开启了立宪民政党与政友会两大政党长期对立的局面。由于每个选区的议员定额为3～5名，立宪民政党和政友会为了在议会中比对方占有更多的席位，就不能满足于在每个选区只争得1个席位的状况，因而开始在每个选区内支持2名或2名以上的候选人。这样，在一个选区内，出现了同一政党的两位候选人互相竞争的状况。由于从政党处得到的选举资源难分伯仲，候选人为了在选举中脱颖而出，就开始积极组织属于自己的支援团体——个人后援会组织。在众议院议员中选区制下，后援会作为候选人的个人选举资产成为他们赢得选举的重要保障。
在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政体下，中央政府以税收作为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再依据全国的总体情况对各个地方进行财政拨款，
而各个地方所得款项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当选议员在中央的活动能力。
活动能力强的众议院议员，通过从中央争取财政资金发展地方的基础设施等方式，给地方带来了切实的福利，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认同。作为报答，民众愿意成为这样的候选人的支持者——在未来的选举中继续投票给该议员，加入他的支援团体，甚至是加入其所在的政党。
地方议员希望在其任期内，通过当地选出的国会议员为当地争取到更多的财政拨款，为自己的连任奠定基础。也就是说，地方议员希望取得当地选出的国会议员的帮助。与此同时，国会议员在当选以后要将一部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国会的事务中去，对维持同家乡选民的关系往往力不从心。对这些国会议员而言，与自己选区内那些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地方议员保持密切关系不仅有利于稳固自己的票田，还对其在下一届大选中获得连任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国会议员逐渐与其选区的地方议员们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其中最直接、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很多地方议员成为国会议员的后援会的骨干力量。
由此可见，在日本近代选举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众议院议员中选区制、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等因素共同催生了政治家的后援会组织，成为近代日本政治家后援会形成的直接原因。
伴随着选举制度在日本的产生与发展，各个政党组织也开始活跃起来。然而，在以天皇为中心、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帝国体制下，尽管选举权不断扩大，法律对候选人和政党活动的管制却也在不断加强，特别是《治安维持法》赋予了政府干预选举事务的权力，使中央政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对选举活动进行干涉。“如果（政府）想让某人落选，就派人尾随他，或者埋伏起来观察他的活动……如果想让谁当选，就放任其竞选工作人员自由行动。”
在这样的体制下，政党要想获得执政权，最关键的不是得到选民的支持，而是得到帝国体系内政党之外的政治势力，也就是藩阀和官僚势力的支持。一些原本主张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政党为了赢得选举而向现实政权妥协，逐渐丧失了其独立的政治个性；左翼的社会主义力量则由于得不到现实政权的支持，无法在选举中脱颖而出。与现实政权相抵触的政治表达受到限制，令国民无法自由地选出其利益的忠实代表者。“民主选举”失去原本的含义，国民对选举的热情逐渐减退。
在这种情况下，候选人如何吸引对选举态度冷漠的选民参与投票呢
？“收买”逐渐成为政党之间、候选人之间争夺选票的一种有效手段。
“收买选票”不仅需要巨额的资金，更需要充足的人力，但薄弱的政党基层组织远远不能满足候选人在选举期间进行宣传、“收买选票”、拉票的需要。当时，相对于日益扩大的选举权来说，政党基层组织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据统计，1925年《普通选举法》颁布后，日本有选举权的人数增加到原来的四倍，各个政党却几乎没有调整支部的组织或加强支部的活动。即使一些政党在这方面有所计划，也没有取得成果。
换言之，为了赢得选举，候选人需要得到几倍于原来的选票数目，而政党却无力从党内划拨更多的人力帮助候选人开展助选活动。为了减少政党基层组织薄弱带来的不便、尽可能多地争取到选票，政治家们除了临时雇用掮客以外，纷纷建立属于自己个人的、相对较为稳定的后援会组织，经营自己的选举地盘。后援会组织也由此逐渐成为政治家与选民之间沟通的渠道。
然而，尽管后援会加强了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联系，但它作为选民政治表达通道的作用却是非常有限的。
如图2-2所示：一方面，作为选举权的主体，国民丧失了通过当选议员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的热情。在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体制下，帝国议会、内阁等机构均从属于天皇。面对国民日益强烈的民主诉求，议会通过修改选举法的方式对选举制度进行调整：一边扩大选举权，一边加强对政党、候选人的管制。与此同时，议会还通过《治安处罚法》等法律赋予政府干预选举的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存在民主选举的形式，国民却无法自由地选出其利益的忠实代表，特别是那些与现实政权相抵触的政治表达受到严格的限制，“民主选举”失去了原本的含义。因此，尽管选举权在不断扩大，国民通过参与投票、选举政治家的方式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热情却在逐渐降低。能调动选民投票热情的不再是候选人的政治主张，而是金钱。
图2-2 近代选举制度下的政治家后援会生态
资料来源：由笔者绘制。
另一方面，对于候选人来说，选举成功的决定因素不是他能否提出获得选民支持的政策主张，而是能否获得政党和财阀的支持。日本政治家、曾在加藤高明内阁担任农林大臣的冈崎邦辅在《宪政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进行大规模的收买，且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始自大隈内阁的大选（1915年）……无论见识如何卓越的政治家，或者人格多么高尚的人，也不能空手参加竞选。而在筹集资金时，又可能不量力而行。”
由于直接或间接收买选票成为选举活动的主要手段，候选人要赢得选举，仅仅依靠自己的资金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政党和财界的大量资金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在为候选人提供政治资金的同时，还经常通过与藩阀、官僚势力的关系，令官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该候选人的选举活动的监督，从而保证候选人能够顺利完成对选民的“收买”活动。
因此，在日本近代政治体制下，无论选民还是政治家都丧失了在议员选举中忠实表达国民政治诉求的兴趣，尽管后援会成功建立起了政治家与选民之间沟通的渠道，但它作为国民政治表达通道的作用却是非常有限的。
后援会的存在，使候选人得到了更多的人力资源从事“收买”选民的活动，解决了选举活动中人手不足的问题。借助后援会，一些候选人将“收买”活动冠之以社团活动的名义，令“收买”活动更加具有隐蔽性。就这样，在近代日本选举政治中，后援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家的拉票组织。
前面已经提及，在日本近代选举制度中，决定候选人当选的最重要因素是获得政党和财阀的支持。图2-3简要勾勒了财阀、政党、政治家、选民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财阀一般握有大量资金，它所支持的对象，既包括政党，也包括政治家个人。
图2-3 近代日本选举政治中的“金—权关系”
资料来源：由笔者绘制，图中序号表示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从政党层面看，一旦财阀所支持的政党成为执政党或是在议会中占有相对多数席位，就能通过推动有利于财阀的政策实现对财阀的利益回报。在近代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在立宪政友会与三井财阀之间、立宪民政党与三菱财阀之间就长期存在着这样的权钱交易关系。
从政治家层面看，政治家要在选举中获胜，就必须得到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一部分来自政治家所属的政党，还有一部分来自财阀。图2-3中的序号表明了财阀、政治家、选民之间利益交换发生的顺序。①政治家从政党、财阀手中得到资金。②政治家组织后援会；③政治家利用后援会的组织优势广泛地“收买”选民。④用金钱换取选举中选民对政治家的投票。⑤一旦政治家成功当选，就积极在议会中推动有利于财阀的政策，从而实现对财阀的利益回馈。
从本质上看，财阀与政党、政治家的利益交换是“金”—“权”政治，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利益交换也是一种“金”（金钱）—“权”（选举权）政治。可见，在近代日本选举政治，已经出现了“金—权政治”的雏形。
政治家的后援会组织恰恰助长了这种“金—权”政治的发展。作为联系普通选民与政治家之间的渠道，后援会的存在大大便利了政治家对选民的收买行为。政治家与选民之间“钱”（金钱）、“票”（选票）交易越顺畅，政治家对金钱的渴求就越迫切。对此，1930年2月7日《东京日日》报纸上的新闻社论曾经描述道：“事实上，整个选区里没有受到收买行为影响的选民简直屈指可数。选民尽想着占候选人便宜，而候选人则因花费甚巨，当选后自然不会仅仅搞些空虚的政治参与，目标直奔‘利权’而去。于是，个人也罢、政党也罢，发生震惊社会的贪污渎职事件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近代日本的选举政治中，政治家后援会已经成为“金权政治”的一环。后援会作为政治家拉票组织广泛存在，严重地助长了政治腐败。
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体制并没有在日本建立起来。在“天皇权力高于一切”的君主立宪政体下，三权分立严重失衡，尽管民众的选举权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不断扩大，但议会政治、民选众议院始终被置于天皇的绝对权力之下。由于“天皇绝对权力”与“国民自由选举权”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选举法的修改只是权力主体释放国内群众民主诉求和社会压力的阀门，无法真正实现政治民主化。在国民选举权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众议院议员中选区制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控制共同催生了以候选人为中心的后援会组织。后援会成为候选人的拉票组织，严重助长了近代日本政治中的腐败现象。
[1] A.Campbell，G.Gurin，and W.E.Miller， The Voter Decides ，Westport，C.T.：Greenwood，1954.
[2] Bruce Cain，John Ferejohn，and Morris Fiorina， The Personal Vote：Constituency Service and Electoral Independ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