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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后援会是日本选举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自从1889年日本颁布第一部选举法、实行选举政治，到如今已有129年。早在大正民主（1912～1926年）时期，政治家的后援会已经出现，并经历了蓬勃发展。战后，日本在“盟军总部”的主导下进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确立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重新颁布了选举法，规定众议院、参议院的议员均由选举产生，政治家后援会再度出现。在战后历次大选中，组织和动员选民进行投票的不仅有各个政党组织，还有政治家后援会活跃的身影。如今，常态化、稳定性强的政治家后援会的大量存在，已经成为日本选举政治的一大特色。
政治家后援会，一般是议员和议员候选人为展开竞选、直接网罗支持者，建立的以政治家个人为中心，以家族为基础，以血缘、地缘的人脉为媒介的培养、维持、扩大票源的组织。
后援会成员之所以支持该政治家、加入后援会，往往不是因为他所属的政党，也不是因为他的政治见解，而是出于对其个人的人品、能力的信任。在选举中，后援会成员不仅将自己的选票投给该政治家，还积极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说服亲朋好友投票给该政治家。后援会将政治家与其支持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政治家改变所属政党甚至是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其后援会成员往往仍旧坚定不移地相信他（她）、支持他（她）、投票给他（她）。那么，在实行自由选举的日本，为什么以政治家个人为中心的后援会组织长期存在并深刻地影响着选民的投票倾向呢？这将是本书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研究日本选举政治中独特的政治家后援会现象，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探讨日本不同政党的政治家后援会的运作情况，并进行比较分析，对我们深入研究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次，对有投票权的众多选民结成的政治家后援会的分析，对于深入研究选举政治中选民的投票动机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同样是实施选举制度，在西方形成的多是以政党、政策为取向的选举，在日本却出现了基于对政治家个人的人品、能力的信任而形成的候选人取向的选举，对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政治现象的分析，对于研究作为东方国度的日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吸收与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与此同时，研究日本选举政治中独特的政治家后援会现象，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在日本的选举政治中，政治家后援会对巩固选民以候选人为中心的投票取向起到了重要作用。政治家后援会一直作为联系候选人与选民的媒介而存在，强化了选民投票行动中的候选人取向。首先，对于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日本政治制度，从而增进中日两国之间的了解，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其次，对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分析，既包括了对不同政党的政治家后援会的比较，又包含了对后援会利弊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政党发展的经验教训。
日本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政治家的后援会现象。其中早期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后援会形成的原因及运作机制的总括性研究。例如松下圭一在《战后民主主义的展望》一书中对自民党的后援会进行了介绍，指出“自民党中典型的后援会是日本型‘现代’政党组织。它是随着选举权扩大、地方实力者名望下降才开始出现的战后组织，并代替了党的正式组织。它绝不是封建组织，而是在封建性组织崩溃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结果”。
为了掌握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总体情况，1976年众议院选举前后，绵贯让治、三宅一郎、蒲岛郁夫等学者为研究“日本人的政治意识与行动”，专门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将“你是否为政治家后援会成员？”、“候选人是否对你本人或家人的就职、入学等活动给予帮助？”
等与政治家后援会相关的问题列入了调查范围。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日本学者对政治家后援会的探讨进入鼎盛期，既有对政治家后援会的基本性质的深入探讨，也有对具体案例的集中分析，还有一些研究开始注意到不同政党政治家后援会的差异。首先，关于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基本性质，日本学者进行了研究。蒲岛郁夫认为，它是“日本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组织”。
升味准之辅指出，后援会的活动，在战前就已经存在。它是以候选人为中心的支持者的团体。但有组织的、稳定的后援会活动广受关注，是从1958年选举中自民党候选人的后援会开始的。
三宅一郎认为，后援会的基本原理是候选人同选民个人的人际关系。候选人和他的家族、朋友、邻居、同事之间的关系是自发的、互相帮助的整体关系。这个网络是一种以候选人为中心，以当选为目标的恩惠式交换关系网。
上述研究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政治家后援会的基本性质及其基本关系模式。
其次，日本学者对政治家后援会也开展了一些案例分析。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野雄士《地方议员的集票行动——地区推荐与后援会》、五十岚晓郎的《议员后援会精神方面的组织结构——以越山会为例》和山田真裕的博士学位论文《自民党议员的集票体系：桥本登美三郎后援会、额贺福志郎后援会的事例研究》。北野雄士的文章主要以京都府、岛根县为例，分析了地方议员的后援会和地区组织之间的关系。
五十岚晓郎的文章以田中角荣的后援会“越山会”为中心，通过对越山会的分析，探讨了在众议院议员中选区制度下政治家后援会形成的原因。同时他还指出，正是因为政治家要为后援会活动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金权政治逐渐产生。
最后，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开始注意到不同政党的政治家后援会之间的差异。北野雄士在其研究中指出了公明党、日本共产党的议员与自民党、社会党等其他党派的议员在拥有个人后援会的情况方面存在差异；
形野清贵认为，与自民党不同，对于日本共产党来说，后援会不是议员或者议员候选人的个人组织，而是党的支持组织。
蒲岛郁夫和山田真裕也认为，公明党与日本共产党以党的后援会形式积极开展活动，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三宅一郎则认为，在日本的制度中，投票时候选人是最重要的，其次（或同时）是政党。重视“候选人个人”的投票行动说明政党的地方组织薄弱；
后援会是自民党、民社党政治家的个人集票组织，是公明党、共产党的第二党组织。
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初步涉及了日本政治家后援会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很多日本学者认为战后日本实行的众议院议员中选区制是政治家后援会形成的最直接因素。一方面，后援会对政治家的稳定支持保障了政治家的当选；另一方面，由于后援会组织费用大部分由政治家本人负担，助长了政治腐败，最终导致了自民党长期执政的终结。
21世纪以来，日本学界对于后援会的研究锐减，数量有限的几篇文章也都是对某一地区、某一后援会的专项研究，例如：阿部康久、高木彰彦的《选举制度变革后国会议员的应对与政治组织的空间变化——以长崎县为例》和佐藤慎吾的《后援会的空间组织与选举战略——以众议院富山县第三区为例》。这两篇文章都是从选举地理学的角度，以某一地区为例分析地方议员后援会的空间分布和选举得票率的关系。其中，《选举制度变革后国会议员的应对与政治组织的空间变化——以长崎县为例》一文通过分析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前后后援会组织的变化，得出了“政治家后援会的组织结构并没有随着日本选举制度的改革而发生变化”的结论。
日本的选举政治在中国学界长期以来都备受关注，中国国内对于日本选举政治的研究虽多，但是对于政治家后援会的研究却比较有限。国内的相关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87年中国学者鲁义在学术期刊《现代日本经济》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题为《日本政治家的后援会及其特点》的文章，对日本政治家的后援会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此后，尽管国内一直没有出现研究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专著，但很多学者在对日本政治的研究中逐渐注意到了政治家后援会这一现象，开始探讨其概念、形成原因、功能与影响以及前景等。
首先，关于政治家后援会的概念，王振锁教授在其专著《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中指出，后援会是自民党议员和议员候选人为开展竞选活动而直接网罗支持者的团体。
徐万胜教授认为，后援会是政治家个人为了筹集从事政治活动所必需的资金和选票而组织的支持团体。
其次，关于政治家后援会形成的原因，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家后援会是在战后日本旧有的社会秩序瓦解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旧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不可能再利用传统秩序来间接地控制选民，必须寻求直接组织选民的新方式”，
自民党成员的个人后援会由此产生。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战后初期选举权的扩大、农村传统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使得国会议员和候选人一方面无法得到传统“名门望族”的支持，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依赖新兴的“官职名门望族”的势力，只能寻求新的集票手段和动员方式。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战后日本实施的选举制度导致了后援会的产生。在中选区制下，竞选者除了需要来自政党组织的正式支持，更多地必须依靠自己的个人后援会，
因此，从根本上说，后援会是日本中选区制的产物。
第三，从后援会的性质与功能来看，有学者指出，根据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的规定，“以支持政治家为目的的组织即视为政治团体”，后援会属于政治团体的范畴。但由于政治团体建立后需依法向政府提交书面报告和年度财务报告，很多政治家后援会以“文化团体”的名义出现，到选举时摇身一变，成为政治家的集票组织。
也有学者认为，后援会组织包括两种，一种是“资金后援会”，其功能主要是为有关议员候选人或有关派阀领袖筹集政治资金。这种后援会，并非每个自民党议员都有，只有少部分有影响的议员或派阀领袖才有；另一种后援会则是“选举后援会”。这种后援会基本每个自民党国会议员都有，其功能主要是为有关议员争取选票。
个人后援会体现了日本社会文化中“重视集团”的特征。
第四，从后援会的地位与影响来看，一些学者将后援会视为自民党组织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在自民党的组织结构“党（总部）——国会议员——后援会”之中，“后援会”在党的组织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自民党以候选人的个人后援会网络为依托形成了党外组织。后援会取代党的基层组织成为选举的核心，是日本中选区制下政党选举竞争的一大特点。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指出了后援会的影响。一方面，自民党通过后援会可以广泛吸收各阶层的民意和要求。
由于政治家与后援会成员之间建立了一种稳定的利益交换关系，后援会已经成为自民党候选人竞选时的集票组织，对选举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它与自民党的“利益诱导政策”、派阀等一起被列为自民党长期赢得选举战的三大“利器”。
另一方面，这也造成党内利益调整困难、程序繁杂、过程漫长、制度僵化等弊端。
与此同时，大多数后援会成员的投票主要是出于对特定候选人的利益寄托或情感认同，并非基于对其所属政党的支持，因此导致了政党基层组织的发育不良。
此外，后援会密切了政治家与选民的关系，使政治家的政治资金丑闻并不影响其政治生命，也导致了“二世议员”增加。
第五，对于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发展前景，有学者认为：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原先存在于政治家后援会组织内部、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忠诚与团结取向动摇，在投票中出现了“分散化”和“流动化”的倾向，日本政治结构的最基础单位后援会出现了解体趋势。
日本政治中独特的政治家后援会现象也引起了不少欧美学者的注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71年出版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柯蒂斯（Curtis，Gerald L.）的专著《竞选活动：日本模式》。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实地调查，不仅用丰富的案例详细描述了作为政治家集票组织的后援会在日本战后的形成与发展，还以自民党政治家佐藤文生的后援会“风雪会”为例，阐述了20世纪50～60年代后援会的日常活动对候选人选举得票的重要影响。 [1] 柯蒂斯的研究详细描述了当时后援会的运作情况，开创了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先河，为之后的许多日本本土学者所效仿。这本专著至今仍被日本选举政治的研究者奉为经典。
此后，美国学者斯多克温（J.A.A.Stockwin）也对日本政治家的后援会组织进行了研究，认为“后援会所做的更多是组织社会活动以及构建群体团结的工作”，“它的存在赋予日本选举以鲜明的地方特色”。 [2]
英国学者艾伦·韦尔通过对日本政治的深入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与欧洲民主国家的政党党员的重要性相比，在日本，政党党员的重要性远不如前者。1993年以前自民党党员人数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选举制度激发的党内竞争体制。自民党所有议员候选人都愿意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而不是加强整个政党的组织建设，因为他们彼此要为争夺选票展开竞争。然而，1993年后政党制度的变化以及选举制度改革，可能会使日本政党有更大的动力来强化积极分子这样一种基础。那些曾经在1993～1994年改革前支撑政党派别活动以及候选人自己的支持组织（后援会）存在的因素，在新选举制度出现之后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与此同时，艾伦·韦尔也注意到战后日本的两大主要政党——自民党、社会党的基层组织长期薄弱的情况。以日本社会党为例，在社会党内，阻碍人们加入政党的强大力量来自社会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工会。结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党约有党员65000名，政党“密度”约为0.6%。这仅为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工党党员密度的约1/5，而且，那时候的英国工党的党员数量已经经历了急剧下降。
在艾伦·韦尔看来，战后日本长期实行的众议院议员中选区制导致了自民党、社会党等一些日本政党的组织薄弱；随着新选举制度的出现，日本政治家后援会将有可能逐渐衰落。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首先，从时间维度来看，目前关于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研究大都集中在1945～1994年，缺少对政治家后援会发展历史的系统性梳理——不仅缺少对日本政治家后援会起源的探讨，更缺乏对1994年以来后援会的最新情况的分析，而后者对于我们研究当前日本政治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其次，从研究视角来看，尽管已有一些学者在其研究中提到不同政党的政治家后援会存在差异，也指出了战后自民党政治家后援会的蓬勃发展与社会党“集票组织”的缺失，但对于自民党、公明党、共产党等的政治家后援会情况的比较分析尚不充分。事实上，比较不同政党的政治家后援会的运作情况以及不同政党的政治家后援会与政党组织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分析日本政治家后援会以及日本的选举政治提供新的视角。
最后，从研究内容来看，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究竟为何产生，如果说众议院议员中选区制是政治家后援会形成的原因，那么在选举制度改革以后，后援会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与此同时，在日本的选举政治中，政治家的后援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将候选人与普通选民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与日本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后援会究竟与日本的哪些政治现象息息相关，又对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既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充分的回答。
何谓日本政治家的后援会？从国内学者的观点来看：根据王振锁教授的研究：“日本的后援会，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集票为目的，议员或议员候选人直接组织选民的团体；一种是政界以筹集资金为目的而成立的团体，习惯上也称‘后援会’。”前者可称为“选举后援会”，后者可称为“资金后援会”。
徐万胜教授认为，后援会是政治家个人为了筹集从事政治活动所必需的资金和选票而组织的支持团体。
从日本学者的观点来看：根据形野清贵的研究，个人后援会是连接议员和选民的集票组织。
福冈政行进一步指出：政治家后援会是议员和议员候选人在自己的选区（一般是其家乡）为展开竞选、直接网罗支持者而建立的以政治家本人为中心，以家族为基础，以姻亲、近邻集团、同行业工会等血缘、地缘的人脉为媒介的培养、维持、扩大票源的组织。
通过总结政治家后援会的设置地点、组织动机、组织方式等，福冈政行对政治家后援会的概念做出了更为全面的界定。
由此可见，在日本选举政治中，后援会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后援会”既包括“选举后援会”，也包括“资金后援会”；狭义的后援会，只是指“选举后援会”。
由于本书主要关注日本选举政治中政治家如何通过后援会对选民进行选举动员集票，因此采用福冈政行教授对政治家后援会所做的概念界定。书中所述及的“政治家后援会”，亦即王振锁教授所指的“选举后援会”。
尽管既有研究对日本政治家的后援会现象有一定的探讨，但是对于以政治家个人为中心的后援会组织在日本长期存在并深刻地影响着选民的投票倾向的原因并没有深入的分析。本书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运用实地调查取得的资料，系统分析政治家后援会这一日本政治中特有的现象，并探讨政治家后援会在日本选举政治中长期存在的原因。
第一，本书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系统地考察政治家后援会现象：包括战前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起源、战后政治家后援会的再生与发展（1945～1994）以及1994年政治改革以后政治家后援会的变迁。通过考察各个时期后援会的运行情况，分析政治家后援会在日本政治生活中作用的变化。
第二，运用实地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分析和比较不同政党的政治家后援会的运作情况以及不同政党的政治家后援会与政党组织的关系，从而分析后援会对日本政党政治的影响。
第三，本书在分析政治、经济因素的基础上，重点从文化因素角度分析日本政治家后援会长期存在的原因。一个国家政治形态的产生，不仅离不开深厚的政治基础，更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日本的政治家后援会现象，有必要从文化角度入手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
在实行自由选举的日本，为什么以政治家个人为中心的后援会组织长期存在并深刻地影响着选民的投票倾向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书以实地调查为基础，运用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日本政治家的后援会进行研究。
首先，笔者在2007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对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运作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的主要区域包括东京都、大阪府、长野县、埼玉县等，既包括工业较为发达的大都市，又包括了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村地区。在实地调查中，笔者共计采访政治家12人——包括现任及前任国会议员、县议员、市议员，覆盖了自民党、民主党、社民党、公明党、无党派政治家；采访政治家后援会骨干成员共计28人；拜访政治家事务所4个；还观察了2007年7月举行的第21届参议院选举、2009年8月举行的第45届众议院选举、2010年7月举行的第22届参议院选举、2010年8月举行的长野县议员补选、2014年12月第47届众议院选举的过程中，候选人的选举活动以及候选人后援会的助选活动。通过对多位政治家、后援会骨干（包括从事后援会活动几十年的资深会员）的深入个人访谈，不但掌握了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历史嬗变，还了解到不同党派政治家后援会的组织、活动机制的最新情况，掌握了研究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第一手资料。
与此同时，笔者还先后前往日本国会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学习院大学图书馆、长野县图书馆，搜集到了关于日本政治家后援会情况的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与数据，其中包括相关的历史档案、媒体报道、政治家个人回忆录等。实地考察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与搜集到的第二手资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其次，本研究将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政治家后援会的具体运作情况。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实际生态，本书将以原首相田中角荣、两度担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原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原新进党与原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等政治家的后援会，以及笔者实地调查的东京都公明党政治家、长野县无党派政治家的后援会为典型案例，对政治家后援会的成立目的、组织结构、主要活动、运作效果等多个方面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政治家后援会成功运作的原因与影响。
最后，本研究还将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一是通过对不同时期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比较，分析日本政治家后援会作用的历史变化；二是通过对日本不同政党的政治家后援会的比较，分析政治家后援会对不同政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政治家后援会在日本选举政治中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本书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为导论，包括研究问题的提出和意义、文献回顾、概念界定、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结构安排等内容。
第二章回顾了日本近代选举制度确立及政治家后援会的产生。这一章的研究重点是追溯近代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起源。在“天皇权力高于一切”的君主立宪政体下，“天皇绝对权力”与“国民自由选举权”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选举法的不断修改只是权力主体释放国内群众民主诉求和社会压力的阀门，无法真正实现政治民主化。在国民选举权有限扩大的过程中，众议院议员中选区制与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共同催生了以候选人为中心的后援会组织。后援会成为候选人的拉票组织，严重助长了近代日本政治中的腐败现象。
第三章探讨了战后（1945～1994年）日本政治家后援会的再生与发展，并以田中角荣的个人后援会——越山会为例，深入分析了政治家后援会的成立目的、组织结构、主要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后援会的运作与影响。战后日本经过“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改革，确立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在经济高速增长、政治制度变迁的情况下，候选人为了确保竞选成功，纷纷组建后援会。后援会通过利益与情感双重纽带，将政治家与其支持者牢固地联系起来，确保了稳固的票源。后援会促进了选民的意愿表达，但也给日本政治发展带来了种种弊端。
第四章分析了1994年日本政治改革后政治家后援会的变迁。为了实现以政党、政策为中心的选举，整治政治腐败现象，1994年日本进行了政治改革，将原来的众议院议员中选区制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并加强了对政治资金的管理。然而，日本政治中的后援会组织却没有如制度设计者所预想的那样被削弱甚至消除，而是保持了长期的发展。政治家为了维系后援会，更加重视后援会在选举间歇期的活动，加强同后援会成员们之间的私人感情。本章还以安倍晋三后援会为例，论证了在政治制度变革、法律管制加强的情况下，后援会作为政治家的集票组织的功能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凸显。
第五章着重分析了日本选举政治中政治家后援会长期存在的文化原因，并以田中角荣、小渊优子、小泽一郎等政治家的后援会为例进行了论证。随着众议院议员中选区制被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所取代和地方财政的逐渐健全，战后日本政治家后援会再生的制度性因素发生了改变，但各个政党的政治家后援会组织仍旧活跃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传统的集团主义文化。在传统的集团主义文化影响下，保持经常的感情联络、依靠集团保障成员利益是维系集团的重要方式。进入现代社会，日本确立了选举制度，尽管政党、政策等因素也会对选民的投票造成影响，但以个人情感关系与利益交换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家后援会仍是维系政治家与选民关系的重要纽带。传统的集团主义是日本政治家后援会长期存在的文化根源。
第六章从政党发展、国家政治发展两个维度分析了政治家后援会的“利”与“弊”。从政党发展的维度来看，一方面，政治家后援会的广泛存在在组织、动员民众参与投票方面弥补了政党基层组织薄弱造成的不足；另一方面，为近年来日本政党的频繁分化重组带来了可能。从国家政治发展维度看，政治家后援会在中央政府与选民之间建立起了上通下达的渠道，有助于民众的意愿得到更充分的表达。与此同时，政治家后援会也令部分国会议员将地方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助长了金权政治、派阀政治、世袭政治等现象。
[1] Curtis，Gerald L.， Election Campaigning Japanese Styl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2] J.A.A.Stockwin，“Japan：The leader-Follower Relationship in Parties，” in Alan Ware（ed.）， Political Parties：Electoral Change and Structural Response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