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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经验法和生产函数法对广东2017～2035年的GDP和人均GDP进行预测。到2035年，广东GDP将达到26.2万亿元左右（2016年价），人均GDP将达到19.9万元左右（2016年价）。
从中长期来看，实际经济增长率总是围绕着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是经济增长预测的基础和关键。从国内外的研究看，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和预测方法主要有如下四种。
其一，消除趋势法。主要是利用平滑工具将现实产出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其中趋势成分即为潜在产出。消除趋势法包括HP滤波、BK滤波、CF滤波、QT滤波、基于不可观测成分（UC）模型的Harvey-Clark模型和HJ模型，最常用的是HP滤波方法。郭庆旺和贾俊雪（2004）即采用HP滤波方法对我国1978～2002年的潜在产出及产出缺口进行了估算。张连城和韩蓓（2009）结合1952～2007年我国年度产出数据特征，讨论了应用HP滤波方法测算潜在产出时的平滑参数选择问题，以此为基础对全国1952～2007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测算，并对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及适度增长区间做了初步预测。消除趋势法直接从实际产出（通常采用GDP数据）本身入手，操作简便；但由于没有考虑经济因素，无法预测未来的增长率，存在尾值问题。该方法下的估计结果相差不大，区别主要在于平滑参数的选取，之后的研究一般将其估算的结果与其他方法对比分析。
其二，生产函数法。将实际的资本存量、估算的潜在就业和趋势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所谓索洛残差）代入生产函数来估算潜在产出。沈利生（1999）是较早利用生产函数讨论潜在增长率的，这篇文章对我国1978～1998年的潜在增长率进行了估算，并在对资本、劳动力预测的基础上对1999～2010年潜在增长率进行了预测。之后，郭庆旺和贾俊雪（2004）利用该方法估算得到了1978～2002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为9.59%，该研究对各变量的估计和指标的选取更加细致，其对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等数据处理的方法也成为后来利用生产函数法研究的基础。之后的研究主要是在生产函数或数据处理细节上进行改进。如于洪菲和田依民（2013）在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方法的基础上，选取超越生产函数方法对我国潜在产出进行了估算；郭晗和任保平（2014）通过构建结构型时变弹性生产函数，对我国1997～2012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估算；肖宏伟和李辉（2014）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状态空间模型对2014～2030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行了测算；吴国培、王伟斌和张习宁（2015）根据生产函数法，综合考虑了资本、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利用状态空间模型估计得到要素投入的动态产出弹性，对我国1978～2012年的潜在产出进行了测算。中国银行“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研究”课题组（2016）利用滤波法和生产函数法估算了我国1979～2014年的潜在增长率，并在基准、乐观情形下对2015～2025年的潜在增长率进行了预测。生产函数法有较为坚实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基础，更加注重于长期的增长趋势，因而它是在经济长期预测中使用得较多的一种方法。
其三，多变量结构化分解法。这种方法将实际产出的分解同其他方程（如菲利普斯曲线或奥肯定律曲线）相结合，建立多变量系统方程组，联合估计潜在产出。刘斌和张怀清（2001）将菲利普斯曲线作为一个观测方程引入运用卡尔曼滤波方法的状态空间模型中，估计了我国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许召元（2005）将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曲线作为观测方程引入多变量卡尔曼滤波方程，对我国1979～2004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和产出缺口进行了估计，并预测了2005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多变量结构化分解法对产出缺口的估计更加精确，相对来说更适合于短期而非长期的预测，如许召元（2005）即是运用该方法对2005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预测。
其四，DSGE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起源自Kydland和Prescott（1982）倡导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马文涛和魏福成（2011）在国内首次采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基于季度数据对我国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进行了估算。金成晓和卢颖超（2014）构建了新凯恩斯DSGE模型，使用贝叶斯方法估计潜在经济增长率。虽然高度精细化的微观结构设计增强了对现实的刻画，但DSGE模型复杂的结构也降低了模型估计的有效性。
本报告的关键是对GDP进行预测，人均GDP预测可以GDP的预测为基础，结合有关专题的预测结果，进行估算。根据上述对有关方法的比较，本报告采用经验法、生产函数法两种方法对广东未来的GDP增长进行预测。
广东与国际上的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增长具有较多相似之处。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包括两类。
一类是欧洲的德国、法国等国。这些国家虽然属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都在二战后的恢复重建期间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另一类包括日本、韩国等几个亚洲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20世纪后半叶陆续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逐步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它们充分发挥低成本模仿的后发优势，实现了一段时期的压缩式高速增长，在人均GDP达到1万～1.1万国际元（1990年价）
左右的发展阶段上，增长率开始下降；之后，又经过一个中速增长阶段，成功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德国、法国均是较早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在1820年时的人均GDP均已超过1000国际元，在一战之前的人均GDP均已超过3000国际元。然而，与英美两国增长速度较为稳定不同，德国、法国在二战之后均经历了明显的高速增长期和震荡下行阶段，之后才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德国在二战之后，经济增长逐步恢复，高速增长期从1947年开始持续至1969年，其间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8%。人均GDP相应地从1947年的2436国际元快速增长至1969年的10440国际元。之后GDP增长率逐步震荡下行，1970～1974年年均GDP增长率降至3.5%，1975～1979年、1980～1984年年均GDP增长率进一步分别降至2.9%和1.2%，之后回升至1985～1989年、1990～1994年的年均2.7%、2.8%，并逐步与英美前沿国家的水平趋同。
图1-31 德国GDP增长率与人均GDP
资料来源：2009年及以前的人均GDP来源于麦迪森（2003）、Bolt和van Zanden（2014），2009年以后的人均GDP来源于课题组测算
；1970年以前的GDP增长率来源于课题组测算，1970年的GDP增长率来源于世界银行；潜在GDP增长率来源于课题组测算。
[1]
法国同样在二战时遭受重创，在二战之后，经济增长逐步恢复，高速增长期从1947年开始，持续至1969年，其间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7%。人均GDP相应地从1947年的4138国际元快速增长至1969年的10886国际元。之后GDP增长率逐步震荡下行，1970～1974年年均GDP增长率降至5.2%，1975～1979年、1980～1984年年均GDP增长率进一步分别降至2.8%和1.6%，之后回升至1985～1989年的年均3.1%，之后降至1990～1994年的年均1.5%。
图1-32 法国GDP增长率与人均GDP
资料来源：同图1-31。
相对于英美以及德国、法国等工业化国家，日本、韩国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其人均GDP在一战前夕仍不足2000国际元。但通过利用二战后各种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较快发展的机会，取得了较快发展。在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左右之后，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中速发展，人均GDP目前均已超过2万国际元。
日本经济在二战期间遭受重创，战后的日本经济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1945年人均GDP只有1940年的一半。此时控制日本的联合国军，以经济的民主和非军事化为目标，重点实施了解散财阀、分散少数企业对经济的控制权以及确立劳动权等三大政策（李善同、刘云中，2012）。在经济环境改善后，美国开始帮助日本重建经济。1947～1969年的日本GDP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8.9%，人均GDP从1946年的1444国际元快速增长至1973年的1.14万国际元。之后，GDP增长率明显下降，经历了20年左右的中速增长期，人均GDP增长至1991年的1.93万国际元，迅速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图1-33 日本GDP增长率与人均GDP
资料来源：同图1-31。
韩国的发展开始于朝鲜战争之后，创造了快速增长的奇迹，在短短几十年里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李善同、刘云中，2012）。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韩国在美国和联合国的帮助下，于1956年完成了经济重建工作。进入20世纪70年代，韩国针对国内外经济条件的变化提出了“各地区均衡发展”、“划时代扩大出口”和“加紧重化工业建设”等目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2%，创造了同时期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长率的最高纪录。
图1-34 韩国GDP增长率与人均GDP
资料来源：同图1-31。
20世纪80年代，韩国政府提出“稳定、效率、均衡”的发展方针，1982～1986年和1987～1991年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2%、9.3%。1992年，开始实施第七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人均GDP在1993年突破1万国际元大关（1.02万国际元），并于1995年达到1.18万国际元。之后，于1997年10月韩国被卷入亚洲金融危机之中，虽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和改革，但其GDP增长率明显下降。
根据上述追赶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经验，刘世锦、张军扩和侯永志等（2011）在Fatás和Mihov（2009）提出的高收入之墙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1万～1.1万国际元（1990年价）的这一高收入之墙的时间窗口，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增长逐渐回落。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长率下滑不同，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成功翻越高墙之后的增长率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图1-35 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
资料来源：同图1-31。
对上述四个追赶型经济体潜在GDP增长率从高速区间向中速区间回落的阶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四个经济体均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转向了中速增长阶段。在T+1～T+3年
，日本、韩国的潜在GDP增长率下降较为明显，分别降至3.9%、5.4%，分别约相当于T+0年潜在GDP增长率的79.7%、81.2%；德国、法国的下降幅度则较小，分别降为3.6%、4.8%，分别约相当于T+0年潜在GDP增长率的87.7%、88.1%。在第T+4～T+6年，德国、法国的潜在GDP增长率下降较为明显，分别降至2.8%、3.6%，分别约相当于T+0年潜在GDP增长率的67.9%、65.8%，日本、韩国的下降幅度则较小，分别降为4.0%、5.4%，分别约相当于T+0年潜在GDP增长率的82.1%、80.8%。第T+7～T+13年，德国、法国、韩国的潜在GDP增长率下降较为明显，分别降至1.7%、2.0%、3.9%，分别约相当于T+0年潜在GDP增长率的40.5%、37.1%和58.2%；日本则回升至4.7%，约相当于T+0年潜在GDP增长率的96.9%。第T+14～T+20年，日本、韩国的潜在GDP增长率下降较为明显，分别降至2.2%、2.7%，分别约相当于T+0年潜在GDP增长率的44.8%、40.7%；德国、法国潜在GDP增长率则分别回升至3.2%、2.6%，分别约相当于T+0年潜在GDP增长率的78.6%、48.7%。第T+21～T+25年，日本在此期间处于经济持续衰退期，潜在GDP增长率下降明显，但这不是普遍规律；德国、法国、韩国则分别降至T+0年潜在GDP增长率的49.5%、34.4%和43.7%。
图1-36 潜在GDP增长率从高速区间向
注：德国、法国的T+0年均为1969年，日本的T+0年为1973年，韩国的T+0年为1995年。
资料来源：除韩国T+21～T+25年的数据来源于IMF的预测，其余来源于世界银行。
图1-37 以高速增长期末年为基准（T+
资料来源：课题组测算。
综上所述，追赶型经济体人均GDP在跨越1万～1.1万国际元的门槛之后，GDP增长率缓慢下行。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的潜在GDP增长率在10余年内降至高速增长期末年潜在GDP增长率的50%～60%，之后进入中速增长期。广东作为成功追赶型经济发展样本，其经济增长也将基本遵循这一经验规律。因此，可参照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对广东GDP增长率下降的时间进行判断；根据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增长率下降的幅度，对广东GDP增长率在2016～2035年的下降幅度进行预判。在此基础上，结合2016年广东GDP数据，可得出2020～2035年GDP预测值。再结合人口专题中常住人口预测的中方案，计算得出广东人均GDP预测值。
采用生产函数对GDP增长进行估算和预测，首先需要分别构建劳动力、资本和TFP的增长预测模型，对三者未来的变化进行预测，并将其代入生产函数，预测未来的GDP潜在增长率。生产函数法的预测模型包括劳动力增长预测、资本存量增长预测、TFP增长预测、潜在GDP增长预测等四个模块。
受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人口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一定能够同样实现增长。劳动力增长的过程是多层次的，各个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不同，产生效应的先后次序和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一般来说，影响劳动力增长的要素包括：人口数量与增长速度、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具体计算公式是：
L t = P T （ t ） p t r t （1）
其中， L t 为劳动力（即就业人数）， P T （ t ）为 t 年常住人口数， p t 为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两者乘积为劳动年龄人口数， r t 为劳动参与率。因此，若想预测未来的劳动力增长情况，需要首先对常住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劳动参与率分别进行预测。
中国银行“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研究”课题组（2016）提出，从各国经验及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看，未来工业比重将继续下降，服务业比重将进一步上升。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意味着未来资本形成增长率将有所下降。该研究把资本存量增长率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进行回归，用于构建我国资本存量增长预测方程。本研究采用相同的方法，首先对1978～2015年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与资本存量增长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总体上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从图1-38还可以看出，2000年之前的资本存量增长率波动较大，虽也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但两者之间相关关系的显著性不强；2000年之后资本存量增长率波动明显放缓，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之间相关关系的显著性明显增强。因而，运用2000～2015年数据
，通过回归找出广东资本存量增长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之间的关系，以此作为资本存量增长预测方程：
图1-38 广东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与资
资料来源：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来自《广东统计年鉴2016》，资本存量增长率为课题组测算。
g K =-11.13109+0.524570 SI
t =（-2.029226）（4.602311） （2）
其中， g K 表示资本存量增长率， SI 表示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由该方程可知，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每下降1个百分点，资本存量增长率将下降约0.52个百分点。
根据TFP影响因素的有关研究（石风光，2012；钟惠波、许培源，2011），科技创新和教育是影响TFP增长的较重要因素。随着这些科技创新和教育进步的加快推进，TFP增长将加快。将发明专利批准量增长率、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与TFP增长率的历史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广东TFP增长率与发明专利批准量、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图1-39 广东TFP增长率与发明专利批
资料来源：发明专利批准量增长率、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均根据《广东统计年鉴》测算，资本存量增长率为课题组测算。
本研究运用2002～2015年数据
，通过回归找出TFP增长率与发明专利批准量增长率、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之间的关系，以此作为TFP增长预测方程：
g A =0.010938 PATENT +0.056237 EDUCATION
t =（1.178264）（2.925994） （3）
其中， g A 表示TFP增长率， PATENT 表示发明专利批准量增长率， EDUCATION 表示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由该方程可知，发明专利批准量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TFP增长率将增加约0.01个百分点；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TFP增长率将增加约0.06个百分点。
采用的函数形式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 = AK α L β （4）
其中， Y 表示GDP， A 表示全要素增长率（TFP）， K 表示资本存量， L 表示劳动力。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如下公式：
ln Y =ln A + α ln K + β ln L （5）
两边微分，得到：
d Y / Y =d A / A + α d K / K + β d L / L （6）
即GDP潜在增长率预测方程：
g Y = g A + αg K + βg L （7）
其中， g Y 为GDP增长率， g A 为TFP增长率， g K 为资本增长率， g L 为就业人口（即劳动）增长率， α 、 β 分别为资本、劳动要素份额。根据该公式，结合劳动、资本、TFP增长率变化预测，对广东潜在GDP增长率进行预测。
根据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广东已于2010年（T+0年）达到了人均GDP1.1万国际元水平（11637国际元），高速增长期在这一年基本结束。广东在1979～2010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年均GDP增长率达到了13.5%，分别比德国、法国、日本、韩国高5.7、7.8、4.6、4.1个百分点。之后，广东于“十二五”期间进入GDP增长率逐步减缓的阶段。在2011～2016年，GDP增长率分别降至10.0%、8.2%、8.5%、7.8%、8.0%、7.5%，潜在GDP增长率分别降为10.1%、9.4%、8.8%、8.5%、7.9%、7.7%。
图1-40 广东GDP增长率与人均GDP
资料来源：GDP增长率来自《广东统计年鉴2016》和2016年广东统计公报；潜在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均来自课题组测算。潜在GDP增长率采用HP滤波法测算。人均GDP的测算方法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报和广东统计年鉴、公报中的全国、广东人均GDP，求取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并结合课题组对全国1990年国际元计价的人均GDP，求取广东以1990年国际元计价的人均GDP。
广东T+1～T+6年的潜在GDP增长率分别相当于T+0年潜在GDP增长率的93.1%、86.6%、81.1%、78.3%、72.8%、71.0%。根据德法日韩经验，广东GDP增长率在2017～2022年年均的下降将较为明显，从2017年的7.8%下降至2022年的6.4%，年均下降0.28个百分点。2023～2028年GDP增长率相对稳定，在6.3%和6.4%之间波动。2029年下降0.2个百分点，降至6.1%。之后，GDP增长率将在6%上下波动。
图1-41 基于德法日韩经验的广东
注：相对于广东来说，T+7～T+25年分别为2017～2035年。以T+0年的GDP增长率指数为100。
图1-42 基于德法日韩经验的广东
注：相对于广东来说，T+7～T+25年分别为2017～2035年。
）大关，在2027年比2016年翻一番，在2035年达到26.2万亿元
在基于德法日韩经验进行广东GDP增长率预测的基础上，结合2016年广东GDP，测算出2017～2035年的GDP。可以发现，广东GDP将在202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达到10.6万亿元；将在2027年达到16.3万亿元，比2016年翻一番；在2031年突破20万亿元大关，达到20.7万亿元；在2035年达到26.2万亿元，约为2016年的3.3倍。
图1-43 基于德法日韩经验的广东GDP预测
在基于德法日韩经验的广东GDP预测的基础上，结合人口专题常住人口预测的中方案，计算得出广东人均GDP预测值。可以发现，广东GDP将在2022年突破10万元大关，达到10.0万元；将在2030年比2016年翻一番，达到15.2万元；将在2035年达到19.9万元，约为2016年的2.7倍。
图1-44 基于德法日韩经验的广东人均
未来的常住人口数和适龄人口所占比例，均可从人口专题中获得。常住人口数采用该专题的高、中、低方案；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采用该专题的中方案预测结果，该专题给出了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预测值，假设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变化幅度保持基本稳定，将2017～2035年每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补齐。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假设维持基本稳定，设定为前十年的平均值（76%）。
表1-11 广东常住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劳动参与率预判
将广东常住人口的高、中、低预测值，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劳动参与率未来变化预测值，代入劳动力预测方程，即可求出广东未来的就业人口数及其增长率的预测值。可以发现，广东劳动力增长率2017～2030年总体上将处于下降态势，降至2030年的0.269%左右，这是因为这段时期常住人口增长率和劳动人口占比均呈现下降趋势；之后劳动力增长率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相应的，劳动力人数将在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分别达到6602.92万人、6809.37万人、6931.22万人、7133.57万人。
表1-12 广东就业人数及其增长率预测
根据资本存量增长预测方程，资本存量增长受到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影响。根据广东“十三五”规划纲要，2020年广东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将降至40%，2017～2020年年均下降0.8个百分点。2020年广东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将相当于1976年的日本（40.3%）、1999年的韩国（40.24%）。日本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在之后的五年内下降了3.1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62个百分点；在第二个五年下降了2.25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45个百分点。韩国在之后的五年内下降了2.1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42个百分点；在第二个五年下降了1.4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29个百分点。假设广东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降至40%后的两个五年内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下降幅度为日本、韩国在相应阶段下降幅度的平均值，即广东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在2021～2025年、2026～2030年分别年均下降0.52、0.37个百分点；假设2021～2025年比2017～2020年、2026～2030年比2021～2025年、2031～2035年比2026～2030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降幅呈等差数列关系，则2031～2035年广东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将年均下降0.24个百分点。此外，将上述2017～2020年、2021～2025年、2026～2030年、2030～2035年的年均下降幅度进行±0.05个百分点的调整，作为广东第二产业占GDP比重预判的高、中、低方案。
图1-45 广东第二产业占GDP比重预判
将计算得出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高、低方案，代入资本存量增长预测方程，并用2015年的估算误差进行调整，可预测未来资本存量及其增长率。可以发现，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影响下，广东资本存量增长率不断下降，分别降为2020年的9.04%、2025年的7.78%、2030年的6.89%和2035年的6.32%；相应的，资本存量将达到2020年的5.79万亿元、2025年的8.61万亿元、2030年的12.22万亿元和2035年的16.78万亿元。
表1-13 广东资本存量及其增长率预测
根据TFP增长预测方程，TFP增长预测要以发明专利批准量增长率、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的预判为基础。根据“十三五”规划，2020年广东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批准量达到12件，相当于“十三五”期间发明专利批准量年均增长45%，假设未来广东发明专利批准量以45%±0.5%这个速度继续增长。根据《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20年广东各级财政教育拨款占财政总支出比例达到25%以上，相当于“十二五”期间年均增加0.5个百分点，假设未来以0.5±0.05个百分点这个速度继续提升。
表1-14 广东发明专利批准量增长率、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预判
表1-15 广东TFP增长率预测
将发明专利批准量增长率、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代入TFP增长预测方程，并用2015年的估算误差进行调整，可预测未来TFP增长率。可以发现，广东TFP增长率将稳步提升，在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分别达到2.02%、2.17%、2.31%和2.46%，年均增加0.03个百分点，创新驱动战略的效应将逐渐得以发挥。
根据GDP增长预测方程，除前述劳动力、资本、TFP增长率之外，还需对资本、劳动要素份额进行预判。1978～2015年广东资本、劳动要素份额在0.5上下波动，且逐渐向0.5收敛。因而设定2017～2035年的资本和劳动要素份额均稳定在0.5。
图1-46 1978～2015年广东资本
资料来源：课题组估算。
将劳动力、资本、TFP增长率以及资本、劳动要素份额代入GDP潜在增长预测方程，可得出GDP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值。在此基础上，结合2016年广东GDP数据，可得出GDP预测值（2016年价）。可以发现，广东GDP增长率在2017～2025年将逐年下降，分别在2020年、2025年下降至7.3%左右、6.3%左右；究其原因，广东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下降是主要因素。之后，广东GDP增长率将逐步稳定在6%左右，进入中高速增长期。相应的，广东GDP将在202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达到10.63万亿元左右；将在2027年实现比2016年翻一番，达到16.5万亿元；在2031年突破20万亿元大关，达到20.8万亿元左右；在2035年达到26.2万亿元左右，约为2016年的3.29倍。
表1-16 广东GDP及其增长率预测
运用上述GDP预测的高、中、低方案和人口专题中常住人口预测的中方案，计算得出广东人均GDP预测的高、中、低方案。可以发现，广东人均GDP将在2022年突破十万元大关，达到10.1万元左右；将在2030年实现比2016年翻一番，达到15.3万元左右；将在2035年达到19.9万元左右，约相当于2016年的2.73倍。
表1-17 广东人均GDP预测
将经验法和生产函数法的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除少数年份外，两种方法对GDP及其增长率、人均GDP的预测结果基本吻合。对于GDP增长率的预测结果，2017～2019年、2021年、2024～2035年的经验法预测结果均在生产函数法预测结果所在区间内；2020年的经验法预测结果仅比生产函数法预测结果的低方案低0.2个百分点；2022～2023年的经验法预测结果均比生产函数法预测结果的低方案低0.1个百分点。对于GDP的预测结果，经验法预测结果均在生产函数法预测结果所在区间内。对于人均GDP的预测结果，除了2020年的经验法预测结果比生产函数法预测结果的低方案低0.01万元之外，其余年份的经验法预测结果均在生产函数法预测结果所在区间内。本报告采用生产函数法的预测结果。
根据生产函数法中方案的预测结果，广东人均GDP在2016～2018年的人均GDP分别比当年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低0.11万、0.07万、0.01万美元
，两者的差距逐步缩小。至2019年，广东人均GDP将达到1.36万美元，比高收入经济体门槛高0.04万美元，进入高收入经济地区。之后，广东人均GDP超出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幅度将逐年加大。至2035年，广东人均GDP将达到3.15万美元，比高收入经济体门槛高1.5万美元。
表1-18 广东经济增长的经验法和生产函数法预测结果比较
图1-47 广东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预判
资料来源：课题组估算。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预测方法为，首先，从世界银行查找2015年高收入经济体的收入门槛及高收入经济体的名单（共79个）；之后，从IMF查找这些高收入经济体中有2015～2022年预测的经济体（共58个），估算出这58个高收入经济体2016～2035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并将其平均值作为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增长率；最后，结合2015年高收入经济体的收入门槛，估算2016～2035年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