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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
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是两个经济发展周期或阶段的过渡和转换期的叠加，一是世界经济发展第五长波周期向第六长波周期的过渡与转换；二是中国经济发展由前三十年的“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转向后三十年的“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的阶段性过渡或转换。第一个过渡预示着世界经济繁荣周期的阶段性中断和下一个繁荣周期的来临；第二个过渡预示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经济发展主体、发展方向、发展水平、发展结构、发展动力、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变革和转换。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已经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正在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引擎。“全球制造”和“全球生产”成为大趋势，贸易体系和规则也正在重塑。全球资源要素流动的加快表现为经济主体间高度的渗透性和互补性，信息流、知识流等约束减少，成本减少，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再工业化”战略，深陷债务泥潭的欧洲也在努力走出“欧洲僵化症”，建设“创新型欧盟”。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纷纷提出了本国的创新发展战略，“创新”正在成为各国博弈的战略抓手。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也迎来向创新要动力的转型战略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建设的主线。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工业追赶，在完成工业文明阶段后，2035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路线将与先发国家基本并轨进入创新驱动的智能文明的经济主形态，“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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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在科技创新突破和新科技革命前夜，全球将掀起人类科学技术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浪潮。在技术以指数级进步的推动下，以低碳化、技术复合化、人本化为方向的三种技术趋势将继续强化
，“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正在开辟新前沿新方向，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带动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术变革，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使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社会生产力将再次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再次大飞跃”
。这些技术变革将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将彻底颠覆我们的生活、工作和互相关联的方式，现有的商业模式将被颠覆，生产、消费、运输与交付体系将被重塑。
展望未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将大大推动世界各地的科技创新。目前，不仅技术重心已经开始从西方国家向东方和南方国家转移，而且发达国家的企业、企业家、新创意和资本向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流动也将持续增加。更多技术活动可能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中专注于快速增长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或其他迅速获得国际竞争力的新经济部门。
863计划实施以来已经得到长期积累的中国科技也将迎来爆发，深空、深海、深地、深蓝是中国科技研发的主要方向，空间站、火星探测、天地一体化信息系统、深海空间站、能源资源的勘探开发、国家网络空间安全、量子通信、智能制造与机器人、脑科学等领域将是突破的重点。通过“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新一代无线宽带移动通信，先进制造领域的高档数控机床和基础制造技术、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新材料，能源环境领域的大型油气田、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智能电网、煤炭清洁利用等领域将取得世界领先地位。
到2035年，世界人口将会接近85亿（以2012年71亿起计算）。届时人口与城市化将呈现四大趋势：一是老龄化遍及西方国家与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二是年轻国家基数虽大，但数量却日益下降；三是移民引发跨国纠纷；四是城镇化既拉动经济增长，又会加剧食物与水资源紧缺。根据联合国报告，到2035年，全球约有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其中，中国城市人口将增加2.76亿，印度则增加2.18亿，这两个国家新增的城市人口加起来占全球新增城市人口总量的37%。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贫困逐渐减少，教育更加普及、医疗条件改善，中产阶级得到进一步壮大，将在大多数国家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亚洲将是中产阶级增长最快的区域。与此同时，老龄化将席卷全球，中国也不例外。预计全球老年人口每年增长2%，比整体人口增长率高0.3个百分点，至2035年全球老年人口将达到11亿，占全球总人口的12%。翟振武、李龙和陈佳鞠研究发现，中国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人口总量峰值，之后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总人口规模在2025年时达到峰值，约为14.15亿人，2030年以后，“人口红利期”将消失，超过65岁的老人将超过2.3亿人，退休和医疗改革将面临巨大挑战。
由于全球化、贫富国家之间的年龄结构差异、地区和国家收入不平衡、国家之间移民网络的发展等，全球人员交流、旅游不断增多，移民潮风起云涌。仅中国目前国内内部移民的人数就已经接近2.5亿，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深化，这个数量仍将增加。技术的发展将增进国家控制移民准入的能力，但信息的快速传播也使人们能迅速看到国内外的就业商机，国际移民和跨国就业将越来越普遍。而2035年的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向现代化强国迈进，“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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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加速，对粮食、水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大幅增长，气候变化问题将进一步恶化。按照目前的人均消耗来计算，到2035年，全球对粮食的需求将上升37%，全球水资源年均需求到2035年将达到7.1万亿立方米，这比目前水资源供给量高出41%。OECD预计，到2035年，全球将有近一半的人口面临严峻水资源压力。中国和印度的粮食生产面临水资源缺失、土壤恶化、气候变化、城市化致耕地减少等问题，人口压力和环境制约或将迫使两国增加粮食进口。到21世纪3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将带动全球对能源的需求上涨50%，但同时，全球能源产量也在增加，大部分是来自在北美开发的非常规石油和天然气。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作业两项普及的技术带动了能源的激增。到2035年，能代替煤炭的廉价能源无疑有利于减少碳排放。尽管如此，全球推动清洁能源发展的动力不足，包括水利、风能和太阳能。可替代燃料的增长在整体能源需求中所占比率较小。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中国的城市未来对电力的需求将是目前需求水平的2倍多，约占全球能源消耗量的20%，碳排放到2035年也将翻倍。为此，中国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当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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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和“冷战”结束之后，人类文明发生巨大飞跃，其显著标志是，通过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人类实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的局面，这是人类从根本上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模式的一个伟大的开端，客观上也需要一个全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在目前的全球治理框架下，存在三大难题：一是如何消除“全球治理赤字”。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全球治理供给却严重不足。二是如何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全球治理长期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不能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三是如何解决“发展缺位”问题。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保证所有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获得发展的机会，同时也不能保证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群体获得同等受益机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治理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新兴经济体在现有多边治理机制（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与话语权有所提升。二是20国集团G20取代8国集团（G8）成为大国经济政策交流对话与协调的新平台，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明显提高。三是发达国家加速推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围绕利益分配和规则制定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体系框架，促进各国共同建设开放世界、共同勾画发展愿景、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维护公平正义、共同深化伙伴关系。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国之一，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