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2035：发展趋势与战略研究最新章节_蒋斌著

一广东创新发展的历程与成效

改革开放之前，广东作为冷战背景下的一个边防省份，无论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还是科技实力上，都处于全国相对落后的位置。1978年，广东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为22位，工业占比40.9%，人均收入372元（当年价），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出于战备考虑，国家重大科研平台和科技项目也很少布局在广东。改革开放让广东经济实现了快速腾飞，加速了人才集聚、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在短短40年时间里，广东企业从“三来一补”起步，依靠模仿引进和“干中学”不断积累技术能力，最终实现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的根本性跨越。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广东通过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夯实自身的市场优势、开放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以创新构筑发展新动能，正在向打造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重要支撑的战略目标大步迈进。

（一）创新发展历程

作为一个以对外开放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地区，模仿学习和“干中学”在广东创新能力提升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广东并没有止步于低水平的模仿，而是通过不断追求技术进步，以及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成功实现了从模仿学习到自主创新的根本性跨越。

如果以创新为主线来梳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模仿学习主导、自主创新探索和自主创新体系形成三个发展阶段。

1.模仿学习主导阶段

这一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延续到90年代中后期。在这一阶段，广东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来自全球化背景下的模仿学习，这是广东现代创新能力建设的起点。

改革开放后，广东产业结构迅速由农转工。大规模快速工业化不仅需要大量资本投入，还需要迅速普及现代化生产所需的管理知识和技术知识。开始，这些知识主要是伴随着外来资本和设备进入广东，世代从事农业生产的广东农民得以近距离观察、模仿和学习，造就了一大批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这些本地企业像海绵一样，源源不断地吸取外来知识，成就了广东快速的工业化和技术进步。例如顺德的家电产业，在全国率先引入香港的同类产品设计理念，使其在产品功能、产品款式上远远领先于当时内地企业的同类产品，造就了持续10多年的“粤货北伐”风潮。此外，国有企业的技术溢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佛山在20世纪90年代有几百家生产音箱、功放的视听电子企业，向上溯源，其主要管理和技术团队基本上能追溯到佛山地区最早的三家国有无线电厂。图3-1显示了广东制造从80年代开始，在中国工业版图中比重快速加大的历史。

图3-1 广东工业产值在全国占比

在这个阶段，由于创新是以模仿学习为主导，因此技术进步并不完全依靠R&D研发投入。当时在珠三角纺织产业中流传的一句话“产品研发就是剪刀加相机”，准确地反映了那个阶段企业创新基本靠模仿的时代特征。此外，“干中学”也在技术进步和创新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实际上，每一家新企业的设立，都是企业管理知识和生产技术的扩散、实践和改进过程。正如制度经济学大师诺斯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企业数量爆炸式增长，让中国数亿农业人口在最短时间内学习、掌握了工业生产的必备技能，对中国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阶段也是广东以集群为特征的产业组织构建期。在整个珠三角地区，大量中小型制造企业在地理上高度集聚，形成了产业链条完备、弹性专精的生产网络。尽管该时期的产业集群是以低成本竞争为主要模式，但对于创新所必需的知识扩散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广东创新的重要空间载体。

这个阶段的学者和政府已经敏锐意识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位置偏低的问题，鼓励企业加强自主研发。但多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自主研发意愿并不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源于广东当时的禀赋条件，大部分从业人员学历偏低，企业自身缺乏技术积累，不具备自主创新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和当时国内需大于供的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在需方市场时代，只要生产出产品就能轻松赢利，企业通常是不会有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的。尽管如此，模仿学习对广东创新具有重大意义，没有当初的模仿学习，广东就不可能快速完成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可以说，这是符合特定阶段广东禀赋特征的有效选择。

2.自主创新探索阶段

这一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延续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市场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引发企业战略行为变化的导火索。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一批企业开始重视自主研发，由此启动了自主创新的艰难探索。

引发转折的第一个重要背景是国内市场的结构性转变。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轻重工业结构失衡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仿佛一夜之间，轻工产品市场开始由需方市场转向供方市场，以轻工业为主体的广东民营企业开始感受到来自市场竞争的残酷压力。以佛山西樵纺织面料产业集群为例，1995年，全镇有2000多家纺织企业。到了1998年，仅仅剩下600多家。西樵的例子在广东并不是个案，繁荣一时的广东工业，尤其是轻工业部门当时普遍遇到了类似挑战。随着简单模仿就能有好日子的时代终结，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意识到质量和创新的重要性，企业研发逐步在广东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普及开来。

第二个重要背景是中国加入WTO。加入WTO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拓展海外市场对知识产权的严格要求迫使有雄心“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率先注重自主研发。在广东，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批率先“走出去”的科技企业为打破国际企业在通信领域的专利壁垒，制定了高强度的自主研发战略。以华为为例，常年自主研发投入占企业销售利润的10%以上。高强度的自主研发投入很快得到回报。2007年，华为成为拥有国际专利数位列全球第四的企业集团。2014年，华为成为全球年度专利申请最多的企业。2016年，华为研发投入110亿美元，超过了苹果，在全球企业中位居第五，研发投入强度达到14.6%。目前中国拥有的国际PCT专利中，有两成来自华为和中兴（表3-1）。

表3-1 2016年国际专利申请件数

因应企业创新探索的需要，这个阶段广东省政府出台了与产业发展密切配合的创新扶持政策。在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从“三来一补”向高科技转型的发展战略，并在90年代末引进了产业扶植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国际先进的科技金融工具，选择一批行业龙头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在中山、佛山等传统制造业发达的地区，政府则将创新政策的发力点放到集群创新上。一个标志性做法是由政府资助建设专业镇（集群）创新中心，为集群企业提供迫切的共性技术解决方案。实践证明，这些政策措施成效显著。仍以南海西樵纺织产业集群为例，在经历了90年代中后期发展危机之后，依靠政府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和建立新产品开发中心，企业效益迅速回升，从2001年到2006年，西樵纺织企业人均产值从264.7万元上升到1350万元，增长了4.1倍。

这一阶段是广东企业从模仿学习走向自主创新的重要承上启下阶段。自主创新的激励来自企业对市场竞争压力做出的反应，产业集群作为创新载体的重要性开始凸显。而政府亲近企业、顺应市场的创新激励政策，在最大限度维护市场竞争的同时，有力地弥补了市场失灵，对缓解包括融资在内的企业创新约束发挥了重要作用。

3.自主创新体系形成阶段

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契机，外需市场萎缩倒逼广东经济加速向高端转型。在市场重压之下，广东自主创新能力反而获得快速成长。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直接反映在产业结构的变化上。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由2011年的21.9%上升至2015年的27%，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由2013年的12.4%上升到2015年的16.8%。2011年广东来自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税收为2067.1亿元，2015年达到3792.5亿元，年均增长16.4%；占第二产业税收比重也从2011年的34.4%提高到2015年的50.3%。在第三产业内部，2015年广东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60.4%，比2011年提高了4.1个百分点。广东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初步建成，标志着广东自主创新体系基本成形。

开放的经济体系、良好的市场环境、发达的制造业基础，以及顺应市场的政策扶持是广东构建自主创新体系的四大支柱。开放确保本地企业能够高效获取外部知识和创新要素；市场激发企业创新竞争，并高效重组配置创新要素；发达的制造业基础给广东创新提供了“看中学”、“干中学”的条件，并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各种研发活动形成集聚吸引力。创新政策的功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努力补足广东在创新禀赋上的劣势。

在从模仿学习到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开放一直在广东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广东开放格局已经从早期单纯的技术资本引进转移到高效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上，以此对接国际技术前沿，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引进来方面，广东搭建了包括中新（广州）知识城、中德（揭阳）金属生态城、中以（东莞）国际科技合作产业园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科技合作重大平台，建立了“科技服务国际创新园”“珠三角国际科技园”等国际产学研创新联盟，加快建设国际性创新驱动中心。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联合工程中心等形式，构建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形成国际科技合作创新网络。目前，广东省已同40多个国家建立了科技交流与合作关系，签署了50多项科技合作协议。在“走出去”方面，广东企业参与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的跨国并购300多起，实际交易总额超过50亿美元。华为、中兴、金发科技等高科技企业相继成立了海外研发基地，华大基因、深圳迈瑞、珠海银通等一批企业，通过海外并购等方式，迅速获取了相关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华为在全球布局了47个研发中心，近10年累计研发投入超10亿元，成为世界通信设备领域的引领者。此外，广东充分运用《内地与香港CEPA服务贸易协议》《内地与澳门CEPA服务贸易协议》等政策，大力推动粤港澳科技合作平台建设，逐步形成以“粤港科技创新走廊”为核心的粤港澳协同创新良好格局。

为适应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加快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广东政府的创新扶持力度持续加大。针对约束创新活动的融资问题，广东政府先后出台《关于广东金融业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广东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指导意见》等文件，在金融创新领域实施多个“全国第一”的举措，如创建全国第一个“互联网+”众创金融示范区、成立国内首家省级国有科技金融集团，形成了包括创业投资、证券交易所、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和“互联网+金融”在内的多元化多层次创新融资体系。同时，政府还致力完善创新服务支撑体系，大力发展质量检测、知识产权、信息网络、信用评价等社会服务，为创新提供更加便捷和专业化的服务平台。此外，广东政府还启动了高水平大学建设、高科技企业培育等一系列重要工程，以补齐基础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持续强化广东科技成果产业化优势。

（二）创新发展主要成效

广东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经济大省。自1989年以来，广东已经连续28年经济总量位居全国首位。但是，由于在科技能力储备上的先天不足，加之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采用了“三来一补”发展模式，广东长期不被视为科技大省和创新大省。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依靠科技成果产业化和自主创新，在企业端和产业段发力，广东迅速成为中国的科技产业创新前沿。2015年9月，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复，成为全国第二个以城市群为单位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2014年获批的深圳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道，形成“1+1+7”的自主创新示范区城市分工格局。深圳更是因为集聚了一大批高科技创新型企业，正在崛起，成为全球科技产业创新之都。

广东创新发展的成效首先体现在持续攀升的研发投入上。从2003年开始，广东R&D投入开始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3-2。2016年，全省研发（R&D）投入突破1980亿元，占GDP比重提高到2.52%，达到创新型国家（地区）水平；研发人员突破70万，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广东研发投入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企业是研发的主体。早在2013年，珠三角9市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就达到了1.1%，超出全国60家经济强市0.9%的平均水平。作为广东创新龙头的深圳，当年企业研发强度高达2.4%，是北京和上海1.1%水平的一倍以上。现在，全省88%的科技人才在企业，近90%的研发经费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创新活动在企业开展。强烈的企业创新意识和充沛的创新投入，不仅培育出诸如华为、比亚迪、大疆、格力、美的等一批具有全球技术竞争力的知名企业，还在珠三角产业集群中培育出一大批在细分行业市场不显山露水的单打冠军。

图3-2 R&D投入强度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

广东创新能力的飞速成长更突出反映在产出端的创新绩效指标上。在直接反映创新能力的专利指标上，广东遥遥领先。从2010年开始，广东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已经取得全国七连冠。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数量占全国比重超过50%，连续15年保持全国第一。新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级数量也位居全国首位。广东人均拥有发明专利数虽然低于江苏，但是以企业计算的人均发明专利数远远超过江苏，显示了广东创新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强大产业化能力，参见图3-3。

图3-3 全国、江苏、浙江、广东每万人有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自主研发能力提升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快速优化。近年来，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2012～2016年，广东高新技术企业从6699家增加到19857家，总量居全国第一，年均增长31.2%。2010～2015年，全省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分别从2.11万亿元和4850.60亿元增长到3.47万亿元和7537.34亿元。年平均增速分别达到10.4%和9.2%，约高于同期工业增速2.7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2016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超过5.3万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9%。目前，广东沿珠江两岸已形成以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四大高技术领域为主的高技术产业带。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快速优化提升了广东的贸易结构。图3-4对比了广东、江苏、浙江三省以百万美元衡量的高科技产业出口贸易额。2009年，以出口交货值衡量的广东高科技产业出口规模是浙江的13.9倍、江苏的1.5倍。到2015年，广东与江苏的规模差距扩大到1.77倍。

图3-4 2009～2015年江苏、浙江